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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世界發展的漫長歷史，大國、強國對于國際秩序的塑造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二戰以后直至上世紀80年代初期，冷戰思維、霸權主義主導國際秩序，造成了巨大的財富和文明的消耗;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和平發展成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認同的主題，經濟全球化加快推進，多邊共同利益顯著增加，但世界并不那么太平。

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之后，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日益鞏固，成為名副其實的領導國家。美國憑借獨一無二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對全球事務實施干預，在客觀上發揮了一定的勢力平衡作用。不過，盡管美國政治團隊也不斷有變化和更替，但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冷戰思維殘存和霸權主義思維的左右。對世界多樣化的文明、不同的發展和治理模式缺乏必要的尊重，抱有美國模式放之四海皆準的心態。對他國政局實施干預已是美國政治團隊的家常便飯。而他們實施對外干預，多數情況下并不是靠經濟力量和武力手段，而更多的是依靠他們手中的那只大喇叭，靠的是謊言和謠言。

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向全世界推銷其價值觀和發展模式，奪取精神優勢，無可厚非。但如果這種行為太自負，不尊重他國固有文明和治理模式的現實性，甚至搞強買強賣，理所當然地就要遭到反對和抵制。近年，美國憑借軍事強力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國搞“民主輸出”，目前已過去多年，卻只見災難，不見成效。當年蘇聯解體時，美國建議搞“休克療法”，結果是只見休克，未見療法。當過美國多年殖民地的菲律賓，受其文化浸潤算是深厚了，但其經濟社會發展，至今乏善可陳。可見，美國一面高唱民主自由，大搞美國模式的圖騰崇拜;一面為滿足自己的霸權訴求，不惜對主權國家動用武力。而在所有武力干預之前和干預之中，優先動用的利器還是他們掌握的那只大喇叭。人們看到，這只大喇叭傳布謠言和謊言，并沒有給世界帶來文明進步，而是增添了死傷和混亂。

一、為了油桶的謊言和謠言

2003年3月，時任美國總統喬治·沃克·布什發表國情咨文，向全世界聲稱：伊拉克正在研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支持恐怖主義。他并且信誓旦旦地說，美國已經掌握了的確鑿證據，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擁有足夠“殺害好幾百萬人”的炭疽菌，足以使“數百萬人死于呼吸衰竭”的肉毒桿菌，以及足以“殺害成千上萬人”的化學武器，對美國等國家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憑借這些謊言，當年4月9日，布什在沒有獲得聯合國支持，在大部分國家反對的情況下，公然命令美軍從空中和地面向伊拉克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導彈飛機把伊拉克許多城市，包括首都巴格達的軍用和民用基礎設施，包括供水、供電系統等，炸得稀巴爛。美國主導的媒體則不停地向全世界實時轉播攻打伊拉克的“美國大片”。

當美英聯軍占領伊拉克，伊拉克成為砧板上的魚肉之后，就到了“謠言止于占領”的時刻。由于其最初宣布的攻打理由早已天下皆知，此時不有所交待也不行，但美國政治團隊的交代卻讓全世界大跌眼鏡。2004年布什總統再次發表國情咨文時，宣布美國武檢人員在伊拉克搜尋了數月，并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2005年1月12日，美國白宮發言人再次宣布，美國在伊拉克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尋找活動告一段落。到2006年5月，布什總統和英國首相布萊爾公開承認，做出大規模軍事進攻伊拉克的情報是錯誤的，伊拉克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在較早的2004年10月，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一份報告中總結道，“伊拉克在1991年單方面銷毀了它未公開的化學武器庫”，并發現“沒有可靠的跡象說明巴格達又重新恢復生產。”一位未透露姓名的CIA官員后來說，“布什一點也不關心這些情報。他已下定了開戰的決心。”

令人驚訝的場面是，盡管布什政府使用了謊言和謠言，但美國政客們從不為此臉紅心跳。布什堅持說，入侵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仍然是正確的。不過入侵的理由改變成了：薩達姆是“獨裁者”，是欺壓伊拉克人民的“罪人”。所以，美國出兵是為了解放受壓迫的伊拉克人民，要給伊拉克人民“民主、自由和幸福。”

而全世界和美國人似乎都明白，布什執意要攻打伊拉克的真實意圖是什么。海灣地區是世界大油桶，沙特已探明的石油儲量占世界石油總儲量的22%，伊朗占11%，伊拉克占10%，科威特占8%，四國合計占世界石油總儲量的51%。顯然，美國把自己的一只腳插入伊拉克，就可以憑借強大軍事優勢控制海灣地區，控制全球的石油定價權和其背后的利益。還可以借此樹立樣板，向伊斯蘭國家推銷美國的價值觀，改造伊斯蘭世界。

伊拉克戰爭，只是美國重新布局中東版圖的一個起點，而不是結束。2011年初，利比亞街頭發生大規模抗議示威，要求政府下臺。美國馬上斷絕了和卡扎菲政權的官方聯系。隨后，在美法兩國主導下，西方媒體夜以繼日、連篇累牘地播報利比亞反對派的活動和主張，而淡化甚至封堵利比亞政府的聲音，為武力干預做準備。

利比亞與美國在伊戰后曾經保持的短暫“蜜月期”宣告結束。彼時，美國為了獎勵利比亞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于2006年5月宣布將利比亞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上刪除，2008年起兩國官員熱絡互訪，2009年9月首肯卡扎菲到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長篇講話。時過境遷，15個月之后，美國政治團隊手中的“中東劇本”已由“獎勵聽話者”換成“拔釘子”了。

為攻打利比亞并促成政權更迭，美國等西方國家及媒體再次使用謊言和謠言戰術。美歐領導人一方面說，“不要出動地面部隊”，“不準備對卡扎菲斬首”，“戰爭不是首選”，“戰爭領導權未定”，“為了保護利比亞平民”;另一方面，戰爭有條不紊地推進，領導權也行使得很好，平民頻遭傷害甚至死亡，卡扎菲更是死無葬身之地，至于地面部隊，更是有說不清楚的謎團。為了欺騙世人，美國把軍事干預包裝成“人道主義行動”，說參與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是因為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要滿足國際上的意愿;說美軍干預行動是為制止卡扎菲對他的人民進行武力鎮壓。這些言辭被西方媒體不斷重復，讓公眾不得不信。

美國除了運用報刊電視等媒體實施信息轟炸，還利用“推特”和“臉譜”等互聯網工具的優勢，為中東一些國家的反對派充當“放大器”，為街頭騷亂火上加油。突尼斯、埃及、巴林、敘利亞和利比亞的騷亂，都有美國政界的暗中推動。

二、為了美元霸主的謊言和謠言

歐洲時間2011年10月31日，20國集團國家領導人齊聚法國戛納商議解決歐債危機;美國時間的同一天，在美國上市的全球曼氏金融控股公司(MF Global，世界最大的期貨交易商)申請破產。而破產的誘因，是評級公司穆迪、標普和惠譽同時將曼氏公司的評級降至“垃圾級”。

眾所周知，三家評級公司都有著深厚的華爾街背景，除惠譽在紐約和倫敦設立雙總部外，穆迪、標普的總部都設于紐約。三大評級公司在美國監管體系維護下，形成全球壟斷，以“經濟溫度計”的名義給全球的公司、機構甚至國家打分評級。三大評級機構其實具有了對外干預的超媒體力量。

2008年肇始于美國次貸危機的西方金融危機，不斷向歐洲轉移，三大評級機構可謂發揮了很大作用。從冰島到希臘，再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都因三大評級公司的打分而加重危機、不可自拔;甚至連英國也受到標普將其列入負面信用名單的沖擊。事實上，美國評級機構長期壓低中國的信用評級，從而增加了中國的海外融資成本。

對于金融危機中三大評級公司的火上澆油、不負責任的做法，美國本土的一些有良知的人士也提出了批評。在2008年10月22日的聽證會上，部分國會議員們指責三大評級機構是盲目跟隨華爾街“發狂的暴徒”，“是制造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三大評級機構也被迫承認他們長期在犯“道德錯誤”，并承認向市場提供了虛假的評級信息。

由于曼氏共擁有63億美元的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葡萄牙以及愛爾蘭債券，占總資產410.5億美元的15%，它的突然死亡，直接打擊歐盟挽救經濟的努力。而曼氏倒閉，受美國政界影響的評級公司起了落井下石的作用。歐洲要想擺脫危機，就必須認清美國的真實面目，丟棄對美國的依附關系，有自己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這里有必要說明的是，對待評級，美國同樣持雙重標準：三大評級公司若對美國以外的國家主權債務降級，美國往往樂觀其成;在評級機構此輪對歐洲債務的攻勢中正是如此。而當評級機構傷及美國自身利益時，哪怕是評級機構被迫做做樣子，美國政界也是不允許的。美國時間2011年8月2日，惠譽、穆迪先后宣布，維持美國的3A主權信用評級不變，但將美國的前景展望定為“負面”;8月5日，標準普爾將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由“AAA”降至“AA+”。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隨即對標普進行指責，稱標普的計算方法“令人震驚地缺乏常識”，且作出了完全錯誤的結論。隨后，美國證監會啟動對了對標普的大范圍調查。

2011年六七月間，美國朝野兩黨聯合主演了一場“國債違約大戲”。奧巴馬總統先是向世界吹風即將發生債務違約，然后約見兩黨領袖商談，之后宣布兩黨達成提高債務上限協議;再之后眾議院、參議院表決通過提高債務上限的協議，使違約風險瞬時化解。其實，美國聲稱要違約完全是謊言煙幕彈，一為引起世界關注，借機提升美元地位;二為實施“隱性違約”。在其表演化解“顯性違約”假戲之時，其“隱性違約”已經開始了：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不斷推行弱勢美元戰略，實行量化寬松政策，本質上是“隱性違約”。換言之，美國舉債時，從債權人那里足斤足兩地拿走錢;當美國還錢時，卻通過大肆貶值，缺斤短兩地還。美國通過制定和實施不同時期的美元戰略，利用壟斷評級機構和金融輿論工具的優勢，實施美元匯率操縱;美國政要為了美元地位和利益，不惜制造謊言，上演謊言肥皂劇。而美國之外的美元持有者，別無他法，只好被動接受。

針對人民幣國際地位和國際責任，美國更是謊話連篇。2012年1月，在第42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再次指責人民幣低估。他煞有介事地說，“中國由政府主導的貿易體系對全球貿易系統構成威脅”;“中國對國有行業實施補貼等貿易行為損害了貿易伙伴的利益”;“人民幣雖然有所升值，但仍處于低估狀態，并且低于幾乎所有的基本面標準”;“人民幣不僅應該對美元升值，還應該對歐元和日元升值”。

蓋特納如此舍棄邏輯、不著邊際的指責中國，并不是因為看不到中國政府大力推進貿易自由化、均等化的現實，更不是他體會不到中國對外貿易給美國等發達國家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利益，也不是他聽不到中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政策表態;根子在于，美國一些政界人士霸權主義思維當先，當其自身經濟出現體制性問題時，習慣性地找別人替罪，編織謊言和謠言實施栽贓。

所謂的“中國操縱匯率”，就是其竭力編織的謊言。在2010年，美國政客們就利用這一謊言演出過多幕“雙簧戲”。是年3月中下旬，130名美國國會議員還聯名致信其財政部，要求將中國認定為“匯率操縱國”。美國財政部則煞有介事地把相關報告審來審去，然后向中國喊話施壓。隨后，美財政部相繼在4月15日和10月15日兩次推遲發布包含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的所謂“匯率政策報告”。這貌似的妥協，其實是事先設置談判程序、對中國彈性施壓的戲法之一。他們準備好了一頂“匯率操縱國”的帽子，不時威脅要給中國戴到頭上，其目的就是把匯率爭端作為一種工具，為其本國經濟調控服務。而所謂“匯率操縱”的帽子，完全是由謊言編織起來的。

三、為了海洋霸權的謊言和謠言

2012年4月以來，菲律賓挑起黃巖島事件;越南緊隨其后，聲稱對西沙群島、南沙群島擁有主權，還邀請印度與其一起開發南海油氣田。這些鬧劇的背后支持者正是美國。

近兩年來，為策應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美國政要不斷拿中國南海“自由通航權”做文章，干擾世界的視聽。去年7月，希拉里稱南海對全球貿易至關重要，美國支持航行自由和無阻礙商務。她還強調美國作為一個太平洋國家，在南海航行自由、維持南海和平與穩定及各方遵守國際法方面具有“國家利益”。

美國放任和支持個別國家說謊造謠，并且拿這些謊言謠言作為擴大南海爭端、從中漁利的工具。近期，在美國力量的介入下，南海問題被逐漸炒熱，大有紛爭不斷之勢。其實，中國不僅無意阻礙南海自由通航，也從未拿自由通航權當作牌來打，而是長期致力于維護南海區域的和平穩定。

“南海本無事，美國強擾之”，用這十個字描述美國近期的中國南海政策，是很貼切的。眾所周知，南海是東北亞三國中國、日本、韓國通往能源地區中東及歐洲市場的咽喉要道。南海發生問題，影響的不僅是南海周邊國家，中國、日本、韓國都將身受其害。顯然，最希望南海有事的不是中國。同時，扼守南海航行交通要道的是馬六甲海峽，管轄這一地區的不是新加坡，而是有軍艦駐守在新加坡的美國。控制南海出海口印度洋的不是別人，而是印度海軍。因此真正有能力妨礙南海自由通行的，不是中國，不是越南、更不是菲律賓，而是美國和印度。

美國沒事找事地挑起南海爭端，靠的就是制造所謂中國軍力增強、會威脅南海周邊各國安全的謊言和謠言。現在，美國藉由黃巖島事件，可以順理成章地以仲裁者的身份進入東亞與南亞;通過菲律賓大唱中國威脅論，有效制衡中國的軍事力量通過第一島鏈;借機向中國周邊國家銷售武器;向其它盟友展示“美國有辦法制衡中國”。

今年7月舉行的東盟外長會議、東盟與中日韓(10+3)外長會、第二屆東亞峰會(EAS)外長會和第19屆東盟地區論壇(ARF)外長會等系列會議，南海問題已成焦點議題。在參加于緬甸召開的東盟外長會議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先到訪了阿富汗、日本、蒙古、越南、老撾，這似乎是一次“環華游”。在越南，希拉里稱，她對南海局勢感到擔憂，美國堅決支持沿海國家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的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擁有權利。

可見，為了介入中國南海權益，美國可謂煞費苦心。不知為達到目的，美國還將制造什么謊言，還將如何利用這些謊言

四、為了“顏色革命”的謊言和謠言

2003年以后，一場名為“顏色革命”的運動席卷獨聯體國家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顏色革命”的第一波是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11月，反對黨領袖薩卡什維利取代了時任總統謝瓦爾德納澤。

玫瑰革命以及其后的一系列“顏色革命”，其實是美國打開的潘多拉魔匣。為了鼓動支持顏色革命，美國使用的手段包括：由其國務院國際開發署撥款資助，并派人在目標國建立網絡，指導反對派活動;以非暴力的宣傳、動員、集會抗議、輿論施壓為主要手段;通過策劃選舉運動來達到政權更替的目的。

美國政府用來調制“顏色革命”的調色板，是無處不在、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其中政府倚重的組織主要有國際共和黨協會、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和平協會，在獨聯體活動頻繁的則有“自由之家”，以及大名鼎鼎的億萬富翁索羅斯旗下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美國民主基金會官員公開宣稱，僅2003年和2004年，美國就花費6500萬美元資助烏克蘭的反對派。

今年6月13日，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麥克福爾在莫斯科政治研究學院發表演講時表示，美國前政府的確曾在俄搞過顏色革命，但本屆政府與此毫無瓜葛。自麥克福爾任駐俄大使以來，有關俄反對派接受境外資金援助的說法便開始廣為流傳。麥克福爾對此加以否認，稱“這不是真的”，繼而解釋說，“我們的確在幫助俄羅斯境內的公民團體，它們皆為非營利組織，并非政治反對派。”

在美國推行顏色革命的過程中，有一個臭名昭著、異常活躍的基金會，它就是“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NED)。它在世界上很多地區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在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都留下它的“民主烙印”。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曾多次直接指責“NED是美國政府干涉委內瑞拉的一種武器”。這個號稱民間組織的機構，在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時，就是依靠美國國會大量撥款生存的。

2010年2月19日，政治流亡者、分裂分子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圖書館領取了一份“民主服務獎”。該獎也是由美國民主基金會頒發的。經《環球時報》記者調查，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中國的項目多達50項，僅次于伊拉克的52項。

由分裂主義分子熱比婭·卡德爾擔任主席的“世維會”，也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座上賓。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只是美國支持中國分裂勢力的馬前卒，美國政界人物也往往走上前臺，美國中央情報局則是暗地里的支持者。2007年6月，熱比婭在捷克與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會面，被小布什稱為反抗暴政的民主斗士。世維會還一直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央情報局就與一些維吾爾族獨立組織展開合作。后來中情局吸納埃爾金·阿爾普泰金成為一名特工，并在2004年世維會成立時扶持其擔任首任主席，此人極力譴責中國人搞“領土殖民化”。

今年6月，德國《南德意志報》披露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達賴喇嘛獲得美國中央情報局金錢資助的事實。達賴的密使于1951年通過美國駐新德里使館和駐加爾各答領館同美方進行首次接觸，要求軍事和資金援助。達賴的一個哥哥也參加了會面。同年，美國國防部致函達賴同意為西藏“抵抗運動”提供“輕武器”，并許諾給予資金援助，而達賴本人每年也從中情局獲得18萬美元的資助。1956年，美國中情局制定了代號“圣塞克斯”的行動計劃，內容包括在美國訓練藏人游擊隊，訓練內容有殺人、射擊、布雷和制造炸彈等，美國為其提供了數以噸計的武器。

視野再放寬一點，為了美國的霸權利益，美國人曾經通過中央情報局以及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了多國的伊斯蘭恐怖主義組織，從圣戰組織到塔利班，再到“基地”組織和高加索地區的車臣游擊隊。華盛頓也為在伊朗活動的恐怖組織提供包括資金在內的各種幫助。

據《環球時報》披露，目前，僅在中國就有1000多家美國的非政府組織，盡管絕大多數從事生態保護和社會活動，但也有一些拿非政府組織做幌子在中國從事各種活動。2012年3月，媒體報道說，此前在烏魯木齊附近的昌吉回族自治州，一名美國人因在軍事設施周邊進行非法測繪工作被捕。

美國的對外干預政策有時也會遇到矛盾，比如，美國在阿富汗逮捕了來自新疆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分子，并關押在關塔那摩監獄，這恰好證明了中國政府指控的維吾爾族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的真實性。但中國提出引渡該部分恐怖分子，卻被奧巴馬政府拒絕。

不僅如此，奧巴馬政府還暗中支持土耳其對中國施壓。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曾公開譴責中國政府“鎮壓”2009年7月新疆爆發的騷亂，并試圖通過外交途徑將此事拿到聯合國安理會討論，使這個問題國際化。但這種努力遭到了中國阻止。

美國還對2012年俄羅斯總統大選施加干預。3月1日，俄羅斯偵查委員會表示，反對派自導自演“大選舞弊”鬧劇，“提前”錄制總統大選日投票站違法的虛假視頻，試圖散播以抹黑俄羅斯總統選舉。3月4日，俄外長拉夫羅夫說：“我們對影響俄羅斯政治與選舉進程的企圖做出強硬反擊，包括通過資助公民社會體系的途徑。”他進一步指出：“美國伙伴對此(俄方立場)一清二楚，但我們仍能感覺到華盛頓舊有立場和固有觀念的慣性。開門見山的講，這個因素影響相互間的信任與理解，阻礙雙方的實際合作。”

五、為了“獨占聯合國”的謊言和謠言

今年以來，美歐試圖推動在聯合國通過對敘利亞動武的決議，遭到中國和俄羅斯反對。于是，美國把敘利亞危機遲遲不能解決的責任栽贓給中俄兩國。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多次批評中國和俄羅斯。她稱,俄羅斯和中國始終認為不會為支持巴沙爾政權付出任何代價，與會各國應直接而迫切地向俄、中表明，兩國舉動令人無法容忍，將為阻礙解決敘利亞問題付出代價。針對上述言論,俄羅斯副外長加季洛夫回應說，希拉里言論“不恰當”，讓俄方最擔憂的是“言論違背日內瓦會議的最后公報”，而這份公報“正是在美國國務卿與會情況下達成的共識”。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回應說，美方的言論是完全無法接受的。中國不僅不是解決敘利亞問題的障礙，恰恰相反，中國為維護《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維護敘利亞人民根本利益，推動敘利亞問題的政治解決做出了重要貢獻。

美國在指責中國、俄羅斯“不配合”的同時，早已悄悄開展軍事行動準備。今年6月，美國《紐約時報》報道，為達到通過軍事手段推翻巴沙爾政府的目的，美國中央情報局一個小分隊幾周前抵達了土耳其南部。權威消息人士說，“中央情報局已與敘利亞境內的反對派建立了聯絡渠道，并從敘境內反對派中招募了一些情報人員，要求他們搜集情報;美國向敘反對派提供的武器主要是自動武器、手雷、彈藥以及反坦克導彈，大部分武器是通過土耳其領土和一些秘密渠道偷運到敘利亞反對派手中，而實施偷運武器的是秘密中間人，其中包括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報道還引用美國多位高級官員的話說，“美國向敘利亞反對派提供武器，真正出錢購買武器的是沙特、卡塔爾和土耳其。”

為了混淆視聽，美國等西方國家還制造釋放對中國、俄羅斯的謠言。比如，美國媒體以俄羅斯準備動用一切力量來支持“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阿薩德政權”為主題報道稱，俄已派遣2艘滿載特種部隊和海軍陸戰隊官兵的大型登陸艦前往敘利亞。但該消息很快遭到俄方駁斥。俄羅斯網友上傳到《軍事觀察》網的照片也顯示，這兩艘軍艦并未離開黑海駐地。

美國的某些中東盟友也極力呼應，迪拜阿拉伯電視臺就在6月發布了一條更加離奇的新聞：在未來幾周內，來自俄羅斯、中國、敘利亞和伊朗的部隊將在敘利亞舉行人數多達9萬人的超級大軍演。其中，俄羅斯海軍將派出潛艇、驅逐艦，以及“庫茲涅佐夫”號航母，而中國也將派出12艘軍艦。報道甚至言之鑿鑿地宣稱，中國海軍艦艇已經獲得埃及通過蘇伊士運河的許可，將于6月底抵達敘利亞海岸。

上述謠言很快遭到中俄兩國的駁斥。俄國防部6月19日對此發表評論說：“最近一周，一些知名媒體援引各類所謂的消息人士透露的信息和衛星圖片資料來散布種種謠言，目的是引發敘利亞緊張局勢升級，但這些報道完全不符合事實。”6月2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有關報道是毫無根據的。

六、為了互聯網霸權的謊言和謠言

所謂互聯網自由，是美國借以干預他國內政的新式武器。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上任后，兩次發表鼓吹開放互聯網的演講，可見互聯網已是其外交工具、推銷美國模式的工具。希拉里也多次指責中國政府限制互聯網“信息自由流動”。而美國谷歌公司創始人之一謝爾蓋·布林則表示，中國是互聯網自由的敵人，他懊惱“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審查已經被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效仿”。

事實上，中國自從引入互聯網以來，始終堅持開放政策，支持信息自由流動，網絡參與者十分活躍。截至2012年6月底，中國網民已經超過5億，有3億博主，域名總數接近800萬。互聯網在政務、商務、信息傳播和公民個人表達等多個層面，不僅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正成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的習慣。適應世界潮流，推動互聯網發展是中國一貫的政策。同時，中國根據具體國情和文化傳統對互聯網依法管理。

對互聯網依法實施管理，是世界各國通行的做法。比如，常常指責別國限制互聯網自由的美國，已在立法層面對互聯網自由進行限制。2010年6月24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國家安全與政府事務委員會通過對2002年國土安全法案的修正案——《將保護網絡作為國家資產法案》，規定聯邦政府在緊急狀況下，擁有絕對的權力來關閉互聯網。在日本，網上論壇實行實名制，客觀上將網絡評論的社會影響程度降到最低。意大利政府去年已經立法要求包括YouTube在內的互聯網網站上傳的視頻都需要受審核。

美國散布中國限制網絡自由的謊言，根本目的是希望中國對美國模式俯首稱臣，甚至放棄自己的文化和政治模式，放棄自己的發展道路，即“改變顏色”。美國為了推銷美國模式，讓別國大門無限制敞開，直至放棄公共管理弱化主權意識，但它對于自己不喜歡的互聯網傳播，卻是毫不留情地加以處置。一個典型案例是，在維基解密網站揭露美國政府隱私、黑幕之后，美國動用多種力量對其全球追殺：該網站創始人遭通緝，美國政府還通過各種手段脅迫美國公司不為“維基解密”提供接入服務。

美國的互聯網自由，還包括憑借本國互聯網企業的技術優勢，獲取他國情報。據美國科技網站ZDNet2011年8月11日報道，谷歌公司已承認，它根據美國“愛國者法案”的規定，把歐洲資料中心的信息交給了美國情報機構。在此之前，谷歌公司遵照美國法律，已經許多次接受這樣的要求。微軟也承認將歐洲的資料交給美國執法單位。之前據美國雜志《連線》網站報道，美國中央情報局下屬的投資機構與谷歌共同為一家名為Recorded Future的互聯網實時監控企業進行投資，Recorded Future公司可以利用互聯網中公布的大量信息預測某一事件的發展趨勢，從而為中情局提供情報。Keyhole(現在的谷歌地球)則是軍事情報機構的主要投資對象。

谷歌等美國網絡公司作為準情報機構，已是美國政府部分職能的延伸。它們不僅為中央情報局收集他國情報，散布危害別國政局穩定的虛假信息，而且，還直接為美國政府輸送人才。如前公共政策主管安德魯麥克勞克林，現在擔任白宮副首席技術官。美國政府重視互聯網職能的另一個佐證是，2010年以來政府官員與網絡公司密會頻頻，希拉里曾夜宴包括谷歌首席執行官施密特在內的十余名互聯網大鱷，美國國務院官員多次參加谷歌公司內部會議。

可見，美國所極力倡導的所謂“信息自由流動”，其實是“信息單向自由流動”，即把美國的價值觀單向流動到它所希望的目的地。而一旦別國依據法律加以管理，它就出面指責不自由。為了實現他們的自由，美國國務院的“推特”信息計劃推出中文、俄文與印尼文的“推特”信息，以“致力于持續與全球民眾對話”。而希拉里津津樂道宣稱的“已經向技術人員和活躍分子獎勵了2000多萬美元用于尋找途徑突破網絡壓制，今年將再投入2500萬美元”，其實是赤裸裸的黑客行為，目的依然是對外干涉。

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特權思維，這種不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不尊重他國治理模式的強權政治，這種只顧推銷美國模式、遇到阻礙就遷怒于人的霸權行徑，遭到正義人士和主權國家的反對，是十分自然的合乎情理的。

縱觀30多年來美國對外干預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每隔四五年，美國就會導演一出大戲，以顯示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其為了達到獨霸全球制高點的目的，不惜干擾甚至顛覆他國政局。而使用手中的大喇叭散布謠言謊言，是其慣用的手法。并且，美國使用大喇叭很會擇時，如果它所關注的國家局面穩定，則喇叭聲音自然調低;一旦有不穩定因素出現，喇叭聲音就會迅速調高。

不過，對于不利于美國獨霸全球制高點的消息，哪怕是真實無誤的，它也要竭力封殺;而每當此時，美國所控制的大喇叭就會立即一致地集體噤聲。可見，看似熱鬧非凡、“公正客觀”的美式新聞傳播，其真實面目是美式假民主、真霸權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