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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4月15日上午，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提出，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這是習主席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并首次系統提出“11種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

中國的國土面積接近歐洲總和，人口總數將近歐洲2倍。這樣一個巨型國家，要想不生變、不生亂，保持政治穩定、經濟發展，還要有所作為，走出去積極塑造國際秩序，就必須首先保證自己的上述安全。否則，連自己的家務事都料理不好，談什么復興，談什么重塑國際秩序？

而一切安全的根本，很大程度上就取決于中國能否建立起一個獨立自主的科研、工業體系，只有這樣才能自力更生，不被別人卡脖子。可以說，獨立自主的科研、工業體系，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根本依靠和命根子。所以，科技安全和經濟安全的極端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今天這個時代，科技研發可大致分為基礎科學研究和產業研發。基礎科學領域的創新，代表著人類對客觀世界認知的突破，卻不一定有，至少短期內不一定有商業價值。比如2014年6月，清華大學醫學院顏寧教授的研究組在世界上首次解析了人源葡萄糖轉運蛋白GLUT1的晶體結構，意味著人類終于搞清楚這個轉運蛋白的晶體結構，是人類認知上的突破。

但是，基礎科研成果要想惠及普通人，就需要應用這種科研成果開發出具有商業用途的產品投放市場。比如，一般認為顏寧團隊成果的應用意義在于，弄清楚轉運蛋白的晶體結構，就有可能人工干預，甚至掐斷癌細胞的能量供應，從而“餓死癌細胞”，因此可以應用該成果研發新型抗癌藥物。這就需要先應用這種成果開發出樣品，然后不斷改善工藝、降低成本、擴大生產規模，最終形成一種成熟的量產商品。當然，顏寧團隊的研究成果離真正做到“餓死癌細胞”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更不用說研發出可以產業化量產的藥物了。這也從反面說明了基礎科研與產業研發的區別。

簡言之，基礎科學創新是對事物原理和客觀規律的研究和發現，是原始創新的基礎、自主創新的源泉；產業創新則是將基礎科學研究成果轉化成具有實用價值的產品，造福于人類。

對照習主席提出的“11種安全”，可見，產業研發實際上更多屬于經濟安全領域，本文將主要談一下科技安全，兼及經濟安全。根據以上的論述，顯而易見的是，本文所說的“科技安全”，更多地是基礎科研領域的安全。

當今時代是科技研發的“大科學時代”。“大科學時代”是愛因斯坦提出的概念，指現代科學技術研究越來越需要眾多研究者的合作，一個項目所需的人員、資金、設備越來越多，相應地就更需要高度的組織協調能力和大規模資金支持，二戰前曾經是科研主流的靠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小組就能得到重要成果的可能性越來越低。體現在工業領域，大科學時代的影響就是產品的集成度越來越高，一個最終產品往往是幾百項甚至成千上萬項專利、技術的集成。英語中經常把這種高度復雜的合作項目稱為“大象”（elephant）。

在這種情況下，一國的基礎科學創新和產業創新能力，就都取決于具備扎實專業知識的科技人才的培養、資金投入的強度以及科研項目的組織、管理、協調能力，同時取決于一國的工業生態（這關系一國的制造能力），而不是個人英雄主義似的“想象力”和“創新思維”——個人的想法再妙，沒有組織、資金、人員和設備，也難出成果。由此也就特別需要國家在其中扮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因為只有國家，才擁有足夠的資金物質人才資源，才擁有強大的動員協調能力，才擁有治國理政、經略天下的眼光。用我們常用的話說，就是國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

事實上，大科學時代本身就起源于二戰中美國政府把各個領域的技術人員召集在一起協同解決戰爭所提出的問題。制造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被認為是大科學的發軔。

不過產生了更大影響也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控制論的誕生。二戰之前，工程學只是在老死不相往來的分散領域中各自蹣跚前行：為了解決服伺機構問題，機械工程師主要是在時間域中發展了理論，把受控工廠當作動態機構來處理；為了解決放大器問題，通信工程師主要是在頻率域中發展了理論，解決了信號增益與穩定性問題。大戰的爆發使他們不期而遇，特別是在開發防空火炮瞄準控制器時，他們必須攜手攻關。當不同的想法發生碰撞，他們發現時間域與頻率域兩種表達方式不但不沖突，反而是互補的。這樣控制論誕生，為日后的計算機、無線通信、航天、自動化、互聯網等幾乎所有戰后高增長領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可見，今天的基礎科研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因而需要具有自主性和政治眼光的國家的主導，這個道理不光放中國是如此，國外也是一樣，而且這本來就是首先為國外的科研實踐證明了的道理。中國的例子比如“兩彈一星”、“神天對接”、“蛟龍”下海、中國“天眼”——世界最大單口徑射電望遠鏡，即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等等。外國的例子，除了曼哈頓計劃，再比如阿波羅登月項目、互聯網項目、“希格斯-玻色子”的發現等等。

更重要的是，由于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如果中國國家不掌握科技研發的自主權，為科技研發設置議題、提供資金，而走所謂的“私有化”路線，就會導致這樣的結果：由于私人資本是追逐利潤的，他們不會去做那些雖然有戰略意義、國防價值、社會效益，而自己卻無利潤可賺的研究。更壞的情況是，私人資本由于缺乏“治國理政”、“經略天下”的政治眼光，甚至可能與外國政府合作，把自己的科研主導權拱手讓人。我們這樣大的一個國家，科技研發的主導權被別人抓住，是不能想象的。

經過建國以來幾代人的奮斗，今天的中國好不容易建立起了獨立的科研和工業體系，這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命根子和物質基礎，我們當然要倍加珍惜，并精心維護中國的科技和經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