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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漢連續數日的嚴重霧霾天氣之后，再來閱讀徐俊忠教授的文章——《中國農村集體經濟失敗的原因究竟何在?》，就有很多不同的感慨。如果不是徹底剝奪農村工業化的前景，應該不至于那么多的工業和人口密集地擁擠在城市，帶來工業和交通方面各種無法擴散空間的嚴重污染。更為嚴重的不足在于，今天人們喜歡談論如何治理污染，而不是改變工業化的模式，這意味著我們在反思自己處境方面，即便不是完全陷入無能，至少也是不那么明智的。

　　徐俊忠教授仔細梳理了毛時代關于鄉村工業化的政策辯論，發現在共產黨高層中間，始終有人要剝奪農民辦工業的權利，讓農民永世當農民。這等同于取消了農村的在地工業化的發展前景，同時也阻斷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的非農空間。結果，當然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無法掙脫人地關系緊張的制約，始終無法突破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的困境。

　　在農村集體經濟無法通過興辦工商業來增進收入的同時，工商業過度集中于城市則開啟了另外一條迥然有別的工業化道路。這將會導致人財物流出農村地區的趨勢，持續很長時間，結果是城市的野蠻生長和鄉村的過度衰敗，這當然意味著城鄉對立和工農對立，這恰好是費孝通曾經在蘇南社隊企業身上寄托的中國有可能走出西方工業化早期道路弊端的期待。

　　一、陳云的小算盤和農村的失工業化

　　在“改開搞“(改革、開放、搞活的簡稱)三十年來，工業集中的趨勢有增無減。就總的趨勢看，是內地工業破敗然后向沿海地區集中，鄉村和中小城市工業破敗然后向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中。僅僅只是在一代人的生命期間，我們親眼看到省會城市和超大城市象攤大餅一樣，越攤越大。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間，鄉村工業化的模式和方案首次得到大規模實踐，幾千年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通過公社干部的工業化沖動，首次在自己的身邊看見并參與了工業化的實踐。囿于基層官場的“投資饑渴癥”，大量地平調了社隊或者社員私人的財產用于辦工業，這一點受到毛澤東的尖銳批評，后來安排了財政資金進行退賠。但實現鄉村的在地工業化，則是毛澤東的一貫思路。

　　根據陳云的堅持，對于農業貸款的清查及事后的處置方案，結果是銀行退出農村和農業，與此緊密相關，“經濟核算”這樣一種監管財政支出的手段也就相應地退出政府支農資金項目了，很多人喜歡強調說陳云和劉少奇主張以經濟核算的方法管理經濟，其實，經濟核算的方法作為一種不同于行政管理的方法，是由特殊的部門按照其行業慣習去組織實施的，就如很難指望政府職能部門關注經濟核算一樣，經濟核算方法的退場其實是與銀行退出農村一起實現的，而銀行退出農村和農業則是因為1950年代支農資金“壞賬過多”引發的針對性政策，而這個政策恰好是陳云在劉少奇支持下設計和實施的：因為農村貸款的風險過大，因此此后近乎禁止銀行辦理農業和農村工業的貸款業務。

　　據《當代中國的金融事業》一書記載：“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國務院財貿辦公室、農林辦公室批轉了《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清理歷年農業貸款的辦法》。這個《辦法》規定，人民公社所欠的貸款，哪一級欠的由哪一級清還，同時強調農業貸款一定要堅持‘有借有還，按期歸還’的原則，清理舊貸時一定要實事求是，該收的收，該緩的緩，該免的免，決不能籠統地廢債。一九六五年，銀行對歷年的農業貸款工作進行了一次系統的檢查，對國家豁免的45億元農業貸款的情況進行了具體分析：(1)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發放的農貸，社隊用于舉辦各項事業(包括大煉鋼鐵)，花錢沒有收益的有16.4億元;(2)集體和社員個人遭受嚴重自然災害或其他事故，無力償還的8.8億元;(3)歷年來因為體制變動，債務不能落實，收不回來的5.8億元;(4)基本核算單位改為生產隊以后，生產隊不愿承擔的9億元;(5)貧農合作基金貸款5億元。根據歷年來發放農業貸款的經驗教訓和造成大量農貸豁免的原因，中國人民銀行擬定了《關于加強農業貸款工作的幾項規定》，對農業貸款資金的分配、應當執行的原則、與財政資金的統籌安排，以及加強貸款檢查、嚴格財經紀律等方面，都作出了具體的規定。”【尚明主編《當代中國的金融事業》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三章第三節】

　　非預期后果的重要性及其影響，即便沒有超過設計政策所期待的后果，至少也不弱于它。正是從陳云所要求的銀行資金要滿足風險和收益的核算要求出發，導致銀行退出農村并把此后的財政支農資金完全委之于政府官員之手，脫離銀行對于資金使用進行經濟核算的慣習。

　　更為重要的是，陳云等人在劉少奇的支持之下，通過對銀行資金使用效益和風險核算之后，發現在農村興辦工業是一個完全不合算的事情，由此形成一種堅硬的經驗：禁止農村社隊興辦工業。財政和金融資金也逐步地撤離農村工業領域，此后，農業工業資金只能夠依賴窮困的農民從零開始進行艱難的積累過程。毛時代農村工業發展速度不快，原因不是別的，而是自1962年陳云主持整頓之后確立了新的規則：財政和信貸資金絕對不容許投入鄉村工業。

　　我們應該承認，陳云等人所力推的企業效益核算原則，是有著一定程度合理性的，但是，把局部核算原則絕對化則是十分錯誤和有害的。我們有了今天的經驗，再回顧停止資金下鄉所導致工業密集于城市，所帶來的負面后果：不僅有污染和地租無節制拉高的問題，而且，還直接導致稅收支持下的政府工程的效益低下。北京是全國市政工程投資最多的城市之一，但是，依然背負著“首堵”(全中國堵車第一)的惡名，成千上萬億財政資金就這樣低效地密集地投放在市政投資效益最差的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后一個核算更為重要，在局部核算原則之外，還要兼顧全局的核算原則，陳云等人的錯誤在于把局部核算原則看做是全部，不承認全局核算原則的合理存在。非常可惜的是，改開搞年代的工業布局和密集化過程，就是從屬于這種小算盤的合理性思路。用小算盤反對和排斥大算盤，應該是改開搞年代思維方法的顯著特點。

　　二、改開搞年代，農村再失工業化

　　人口和工商業等密集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帶來了廣泛的社會和環境問題。在霧霾深鎖的中國，再談論大城市的野蠻生長和惡性膨脹，肯定不再是一件特別值得炫耀的事情了，尤其是對于那些還必須在大城市求生活的人群來說。

　　上周五在武漢見到張文木教授，我們在一起聊天，強大的霧霾左右了我們的話題。自然地說到大城市工業過度集中，人口過多與人均交通工具高碳化選擇，導致霧霾到處蔓延。張教授回顧自己1970年代在北京郊縣當公社書記的往事，說當時幾乎每個公社都要與市內好幾個工業局相互聯系，目的是相互協商公社怎樣來服務于城市工廠加工環節的分包，并以此促進鄉村的工業化和發展。他說就自己親眼所見，北京郊縣的農村與城市中間的工廠進行聯合是非常普遍的，自己公社所辦工廠里頭就有兩個城市工廠派來的技術員幫助把關，城鄉協作發展工業是一個顯著的現象。

　　去年與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張建成老師聊天，他是上海郊區羅店公社人，他說到改開搞前夕，羅店公社的工業已經非常壯大了，上千萬產值的工廠不止一家。張老師還感嘆，可惜那個趨勢后來被人為地放棄了，導致了今天大城市發展的困局。高房價癌癥是因為人口過度集中之后，才讓“三頭分利同盟”(地方政府、銀行和地產商)獲得野蠻生長的絕佳機會，同時交通堵塞和霧霾擴散方面的困局，也一樣是因為與人口集中相關的產業和交通工具集中帶來的。

　　張老師還說，當時計劃經濟時代，國企擴產的沖動還是很強烈的，但是，國企想要在大城市中間獲得高額投資和地皮的難度卻不小，這個時候，作為計劃經濟“投資管理僵化和權力過于集中”的一個“非預期后果”是：城市中間的國企不得不尋找一種不增加投資、工人數量和廠房規模的產能擴張路徑。最后的選擇是：城市的國企把低技術的加工環節向農村公社轉移，結果是在不增加工人、廠房設備和投資的情況下，產量成倍地擴大。

　　國企對公社的分包業務，其實也預示著一種分散型的工業化道路。要是這個趨勢發展下去的話，城市不需要那么多的開發區和工業區，大城市的工廠會逐步地向蘋果、耐克這樣的公司模式轉型：演化為保留技術設計、市場和品牌營銷、關鍵技術環節的產能等管理型公司，而大量的實際生產過程通過協作方式向農村分散，而農民則可以就地參與費孝通非常期待的那種“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進程。這種大城市工業向農村地區分散化的趨勢，其實也是國企自身轉型和升級的一條快車道，同時也是被“投資管理僵化”的“舊體制”硬性“憋”出來的創新之路。

　　恰好，在經過二十多年的集體農業之后，鄉村社會的水利事業在1970年代趨于尾聲，大量的勞動力在尋找出路;同時，鄉村三級政權的存在及其動員能力，很方便地就與國企擴產的沖動順利地對接起來了。而且，鄉村社會中間，一直是計劃經濟覆蓋較為薄弱的地域，人財物在工農業之間的流動，可以由基層政權自主地決策，這一點點自由權恰好與國企更強的計劃性進行互補，這才是那種“投資權力過度集中”的“非預期后果”產生的條件和內在邏輯。

　　在這一輪的鄉村工業化中間，鄉村工業依托城市國企的技術和成熟市場，作為國企的聯營車間來發展的趨勢，是極為顯著的特點，這個鄉村的工業化進程較為平滑地承接了國企所積累的技術優勢，而國企則依托充足而廉價的鄉村勞動力和土地實現了低投資甚至是無投資的產能擴張。以自行車行業為例：“上海自行車行業，從一九六三年開始，重新按專業化協作原則組織生產，先后組成了鏈條、飛輪、鋼珠、螺絲、輻條、鞍座、冷軋帶鋼、腳蹬、內三飛和漲閘等9個專業廠，加強了行業內部配套，產量由一九六三年的83萬輛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318萬輛。以后，上海自行車行業又在郊區建立了一批零件專業加工生產點，進一步挖掘了生產的潛力，促進了產量的持續上升。”【王毅之主編：《當地中國的輕工業》，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二十七章】

　　但改開搞年代一開始，這一切都變了，城市工業獲得地皮和投資的機會猛增，以傳統的小農思想辦工業的思路——“大而全”“小而全”的辦工業模式，獲得了空前優越的條件，從此又開始占據主流和上風，工業區和開發區熱的惡性膨脹是一個長期的問題，到最后中央也無力“鎮壓”，大城市和工業的野蠻生長就這樣同步開始了。

　　改開搞年代唯一的政策想象力就是學習美國，這在朱镕基身上表現得最為典型，硬要要把中國的經濟結構發展的跟美國差不多，公開宣稱要把房地產和汽車作為支柱產業來扶持。

　　三、治霾需要反思工業化模式、需要想象力

　　毛時代的城市工業化道路中間，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工人居住地與上班地的平均距離非常短。一方面是單位給多數職工就近提供住房，另外一個方面城市對工業的聚集力度也遠小于今天，這導致城市規模多數不大，這兩個條件使得絕大多數人選擇以自行車作為主要的交通工具。

　　加拿大學者左翼學者達拉斯·斯邁思，于1971年至1972年間造訪中國之后，提出一個隱喻性的關鍵問題，中國人在自行車之后將會選擇什么，趙月枝教授等根據改開搞年代的經驗做了幫助選擇了答案：“對于‘自行車之后是什么?’這個有關中國發展道路的寓言性問題，中國過去三十年實踐給出了答案：當然是汽車(以及私人汽車所寓言的一切消費資本主義社會關系)!”

　　此外，斯邁斯認為：“技術從來不是獨立和自主的存在。從技術研發到應用，是一個政治的過程，即社會權力參與其中為實現自身的意圖展開斗爭的過程。”“技術既非現代化社會問題的‘替罪羊’，亦非解決問題的‘萬靈藥’(千禧主義)。真正原因是應用技術背后具體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資本主義之維系仰仗其技術路線和消費關系的發展(個人化、商品化、消費文化)。社會主義不能也不應重蹈覆轍，而要創造另類的技術文化路線(公共服務、群眾路線、無產階級政治)，否則就有走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危險，因此必須進行‘文化甄別’。”“斯邁思使用代表中國社會主義技術路線和大眾消費的‘自行車’作標題，隱喻其問題意識。他希望中國解決溫飽問題后能把社會發展之重點放在公共產品和集體消費上，而不要走資本主義式個人消費的老路。”【趙月枝、王洪喆等譯，達拉斯·斯邁思(Dallas Smythe)：《自行車之后是什么?——技術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屬性》，載《開放時代》2014年第4期】

　　今天，城市特別是大城市人們的人均上班距離的急劇延長，這一方面是與城市攤大餅的惡性膨脹趨勢有關，更為重要的是與恢復雇傭勞動制相關的居住空間制度的變革——今天已經很少有人居住在由單位提供住房的上班地附近了。準此，人們不僅有了選擇小汽車的愿望，還有了必須選擇小汽車的不得已——上班距離太遠已經不適合騎自行車上班了。

　　就這樣，全球人口最多的大城市，大多數都密集地在中國，這不僅導致集中的工業化道路所必然帶來的污染擴散難題，還疊加了人均交通費用上升所必然帶來的碳排放以及污染擴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中國不出現全球最嚴重的霧霾的話，那還有什么天理和自然科學規律可言。

　　人們今天依然缺乏對于過度集中的工業化模式的反思，而且熱衷于談論如何治理霧霾問題，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和想象力，在最好的情況下也是：我們支付了越來越多的交通費用之后，還得追加一筆治理霧霾的支出。這樣一來，我們在忍受了沒有凈福利增加條件下的在途時間劇增之后，還得在現有的低水平凈福利中間，再減去治理污染的支出。從而把很低的人均資源水平下的凈福利掙得比例，繼續減去一些百分點(作為霧霾治理費用)，這看起來就是我們今天能夠設想的命定出路。

　　對于人均資源不足的中國來說，恢復這樣一種想象力是至關重要的：我們能不能設想一種減少上班在途時間和資源耗費的制度模式?能不能設想一種耗費更少霧霾治理費用就能夠獲得潔凈空氣的工業化道路?拒絕了想象力本身，實際上就拒絕了一切可能的改進空間，今天比任何都更需要這樣一個口號：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