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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劉志丹與馬錫五在平定川倒水灣進行整編

1931年9月，劉志丹等共產黨人在甘肅省合水縣平定川倒水灣，對當時活動于合水、南梁一帶，由楊培盛、趙連璧、賈生財率領的三支農民武裝進行整編，創建了隴東第一支由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武裝——“南梁游擊隊”，從此而拉開了陜甘邊游擊戰爭的序幕，這次事件，史稱“倒水灣整編”。

1927年“7·15”反革命政變以后，劉志丹、謝子長等共產黨人為了堅持革命，先后領導了清澗、渭華等武裝暴動，以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野蠻屠殺，但是這些暴動最后均遭失敗。在嚴酷的現實面前，劉志丹、謝子長等清醒地分析了形勢，認識到要同國民黨反動派斗爭，就必須擁有一支堅強的革命武裝。此后，劉志丹、謝子長進行了艱辛的探索。

1929年初，中共陜北特委作出決定，派一批黨團員和革命同志打入軍閥部隊，從事“兵運”工作，創造革命武裝。當時擔任陜北特委軍委書記的劉志丹和軍委委員謝子長在陜甘邊區從事了一系列的“兵運”工作。1929年春，他們先后派人在軍閥高志清、楊庚武等部開展工作。同年秋，劉志丹回到家鄉保安，在當地黨組織的配合下，利用關系當上了保安縣民團團總，并將保安民團改造成為共產黨掌握下的武裝。1930年春，劉志丹、謝子長打入寧夏蘇雨生部從事兵運活動。接著，他們又在隴東民團軍譚世麟部掛名建軍。此時，他們利用公開的身份聚集了散落各地的黨團員和革命同志，在陜甘邊區秘密開展革命活動。同年夏，由于在“三道川事件”中部隊遭到慣匪張廷芝的襲擊，這次兵運遭到嚴重的挫折。

1930年10月，劉志丹經過認真周密的準備，仍舊使用隴東民團軍譚世麟部騎兵第六營的番號，率領20余名騎兵奇襲合水縣太白鎮，消滅譚世麟部二十四營，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裝。1931年1月，起義部隊在寧縣戰斗中失利，部隊遭到很大損失，這時，劉志丹決定暫時利用軍閥蘇雨生部來保存革命武裝。經過談判聯系，劉志丹的隊伍被編為蘇雨生補充團，劉志丹任團長。

1931年春，劉志丹在陜西旬邑職田鎮利用補充團名義積極開展革命活動，被蘇雨生誘捕，革命武裝受到破壞瓦解。后經陜西進步人士杜斌丞先生營救，劉志丹獲釋。同年夏，根據陜西省委指示，劉志丹來到隴東，在軍閥陳珪璋部從事“兵運”活動。陳珪璋任命劉志丹為第十一旅旅長，駐防寧縣早勝鎮。劉志丹到寧縣后，很快又集合了失散的革命同志約200余人。8月，由于軍閥之間發生沖突，劉志丹部遭到襲擊，部隊被打散，劉志丹、馬錫五等人脫離險情進入子午嶺山區。陜甘邊的“兵運”工作再次遭到嚴重挫折。

一次又一次挫折的沉痛教訓，使劉志丹深刻認識到，在陜甘邊開展革命斗爭，必須走獨立自主發展革命武裝的道路，陜甘武裝斗爭才會有光明的前途。劉志丹在總結“兵運”工作教訓時指出：陜甘邊“兵運”失敗的“最根本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革命根據地”。在吸取兵運工作的深刻教訓基礎上，劉志丹決心創建一支由共產黨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

倒水灣舊址

1931年9月，劉志丹來到合水縣平定川倒水灣楊培盛的農民武裝駐地，集合趙連璧，楊培盛，賈生財三支農民武裝和失散的“兵運”工作骨干，對部隊進行了整編。整編后共400余人，下轄三個大隊：第一大隊隊長趙連璧，副大隊長劉景范；第二大隊隊長楊培盛，副大隊長白冠五；第三大隊隊長賈生財。劉志丹任總指揮，馬錫五任軍需。從此，一支由共產黨領導的獨立的革命武裝——南梁游擊隊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中終于誕生了，由此開創了陜甘邊游擊戰爭的新階段。因此，倒水灣整編是共產黨在陜甘邊的革命斗爭從“兵運”階段過度到武裝斗爭階段的重要標志。

倒水灣整編，是中國共產黨在陜甘邊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一次重要嘗試。如何在從未受到大革命風暴洗禮的陜甘邊界偏僻山區，將舊式的、成分復雜的、作風松懈紀律渙散的武裝，改造成為黨領導下的完全新型的無產階級的人民軍隊，這是在倒水灣整編前后劉志丹認真考慮并逐步解決的重大問題。幾年的“兵運”工作挫折使劉志丹認識到，能否建立一支具有堅定的政治覺悟和嚴格的紀律觀念的人民軍隊，是武裝斗爭成敗的關鍵。因此，在倒水灣整編期間及其前后，劉志丹著重從三個方面進行了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工作。

首先，要保證黨對軍隊的統一領導，使南梁游擊隊成為執行革命任務的武裝力量。劉志丹非常重視黨對部隊的領導工作。1931年8月“早勝事件”后，劉志丹不顧個人安危及時地保護了黨的組織和從事“兵運”的黨員干部。他在合水脫險前，委托同情革命的陳珪璋部警衛團長劉寶堂對從事“兵運”工作的同志加以保護，并安排張秀山負責黨的工作，魏佑民負責行政工作。這樣不但避免了黨的組織干部遭受損失，而且保持了與上級黨委——中共陜西省委的聯系。由于劉志丹的精心安排，在三年“兵運”工作中鍛煉成長起來的一批堅強的黨的軍政干部在倒水灣整編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經過倒水灣整編，在南梁游擊隊中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保證了黨在組織上對部隊的政治領導，同時還使一批黨員骨干擔任了各級領導職務，這些干部在后來的陜甘邊革命斗爭乃至西北游擊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加強對農民武裝的教育改造工作，使其在政治素質上得到提高。1930年10月，“太白奪槍”時，趙連璧、賈生財、楊培盛等人就參加了劉志丹領導的部隊。1931年2月，部隊在張皮原被打散后，趙連璧、賈生財、楊培盛等人返回南梁、合水一帶拉起了三支農民武裝共約300余人。他們聚集在子午嶺梢林，殺富濟貧，反抗國民黨反動官府及豪紳的壓迫。8月，劉志丹奔走于三支農民武裝之間，做了大量耐心細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使賈生財、趙連璧、楊培盛等人提高了思想認識，樹立了革命信念。緊跟其后，瓦缸川桿子隊的首領唐清山，也聞訊趕往倒水灣，被劉志丹臨時擴編為第四大隊。當時，軍閥陳珪璋曾以營長頭銜來誘騙收編趙連璧的隊伍，趙斬釘截鐵地說：“我寧愿跟劉志丹當兵，也不跟陳珪璋當營長”。劉志丹這些改造農民武裝的工作，為倒水灣整編創造了有利條件，保證了倒水灣整編的順利進行。經過整編以后，這四支農民武裝力量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被整編為一支由共產黨領導的，獨立的人民武裝——南梁游擊隊，為陜甘邊正規紅軍的創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徹底拋棄軍閥部隊的番號，向公開“打紅旗”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倒水灣整編中建立起來的隊伍盡管沒有正式命名（因游擊隊經常活動于南梁一帶，當地群眾約定俗稱“南梁游擊隊”，陜西省委則稱之為“陜甘邊游擊隊”），沒有公開打出紅旗，但它畢竟是黨領導的革命武裝，一方面它與黨在寧夏蘇雨生部，隴東譚世麟部、陳珪璋部從事“兵運”工作時掌握的武裝力量根本不同，它不是在軍閥部隊的軀殼中發展起來的，而是完全由共產黨領導獨立創建的。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與劉志丹領導的“太白奪槍”前的部隊也存在根本上的區別，因為“太白奪槍”的部隊仍然使用了軍閥譚世麟部的番號，后來又在部隊受挫后編入軍閥蘇雨生部，造成了最終部隊被敵瓦解的后果。而倒水灣整編則是黨在陜甘邊第一次拋棄了一切反動軍閥番號的建軍行動。它向公開地“打紅旗”邁出重要的一步，其意義是極為深遠的。

平定川林場

倒水灣整編后，南梁游擊隊依托南梁一帶子午嶺山區開展了機動靈活的游擊戰爭，它的影響迅速地在陜甘兩省傳播開來，使反動統治者極為震驚，慌忙調來軍隊向南梁游擊隊發起進攻。1931年10月，慣匪張廷芝的一個騎兵連，由北向南直撲南梁二將川，與此相呼應，隴東軍閥陳珪璋部的一個營及合水地主民團也乘機由南向北進犯南梁大鳳川。敵人企圖用南北夾擊的戰術，陰謀將剛誕生的紅色武裝扼殺在搖籃之中。面對嚴重的敵情，劉志丹決心利用南梁一帶的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眾基礎，給敵人以狠狠地打擊，他命令第一大隊北上二將川誘殲張廷芝的騎兵連；第二、三大隊迎擊南線進犯之敵陳珪璋部及合水李鴻軒之反動保安團。

在劉志丹的周密部署下，趙連璧率領的第一大隊出其不意，首戰二將川，旗開得勝，一舉消滅了張廷芝部騎兵連，繳槍20余支，戰馬40余匹。不久奮戰在南線的二、三大隊協同作戰，徹底打垮了合水保安團的進攻，并迫使陳珪璋部退出南梁地區。經過這次反“圍剿”戰斗，南梁游擊隊不僅在軍事上站穩了腳跟，打開了游擊戰爭的新局面，使部隊迅速擴大到400余人，而且還在政治上擴大了在陜甘邊的影響，從此，陜甘邊的武裝斗爭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時期。

1931年10月下旬，晉西和陜北的游擊支隊（由晉西游擊隊和幾支煙商的保運武裝合編）轉戰來到南梁一帶。劉志丹聞訊立即派人迎接，10月底，終于在南梁的林錦廟勝利會師。從此，紅色力量進一步擴大。1932年1月初，這兩支革命武裝在正寧柴橋子村被合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謝子長、劉志丹分別擔任正、副總指揮，楊仲遠任參謀長，部隊黨委書記謝子長、委員劉志丹、榮子青。全軍下轄兩個支隊，共700余人。2月初，部隊移駐正寧縣三嘉原。2月12日，根據陜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反帝同盟軍公開打出紅旗，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謝子長任總指揮，李杰夫任政委，楊仲遠任參謀長。從此，由倒水灣整編發展起來的紅色武裝，匯成了一股不可阻擋的鐵流，開始了為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頑強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