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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高度重視情報工作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志愿軍的情報工作手段，主要有無線電監聽、破譯和派遣人員搜集及審問俘虜等手段。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2日至26日，毛澤東與中央軍委其他領導連日在中南海開會，研究朝鮮局勢，其中一項主要內容就是聽取情報介紹。隨后，軍委情報部門、新成立的東北邊防軍及東北軍區的無線電偵察已經轉向朝鮮半島，他們日夜開機，用以熟悉敵人及朝鮮的電臺信號，掌握作戰動向。朝鮮戰爭爆發后，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立即命令展開對南朝鮮的情報搜集工作，并向漢城派出了情報人員王以倫、丁升烈等。

7月13日，中央軍委未雨綢繆，作出了《關于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7月下旬，東北邊防軍所屬的第四十二軍軍長吳瑞林奉命率兩名偵察參謀，化裝成火車司機，進入朝鮮境內勘察地形，了解民情。此事被朝鮮內務部察覺后報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據報告中的描述，發現其中年紀較大者為他的老戰友吳瑞林，于是交代朝鮮內務部人員，不要打擾中國軍隊的情報人員。

隨著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直接出兵干涉，朝鮮半島戰局急轉直下，中國直接出兵參戰迫在眉睫。此前，1950年6月30日深夜，西南軍區暨第二野戰軍情報處原處長柴成文被叫醒，外交部工作人員告訴他，周恩來要找他談話。他原被中央組織部選中要去中國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交使團工作，周恩來說：你不要去柏林了，聶老總（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建議你去平壤……

據柴成文回憶，他到達平壤后，金日成給予了很高的禮遇。金日成指定由朝鮮人民軍總政治局副局長徐輝每天向中國駐朝鮮大使館武官介紹戰場情況。但不久中國使館發現，徐輝所談的情況，絕大多數都是朝鮮當晚對外廣播的戰報。對于中國使館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軍部隊“參觀學習”的請求，朝鮮方面則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員的接觸中，柴成文感到軍事情報完全不夠用。與此同時，中國軍隊擬派往朝鮮了解情況的參謀團，也遭到朝方的推脫婉拒。

周恩來對此十分不滿。1950年9月20日，莫斯科答復，朝鮮方面沒有向北京提供軍事情報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們沒有經驗。在蘇聯的協調下，中朝雙方軍隊加強和改善了情報交流和互換機制。中朝在情報交流互換上開始了“磨合期”。中國方面在重視和使用情報方面，遠比朝方有經驗。

美軍情報機構的局限性

二戰結束后，美國的情報機構還沒有完成轉型，目標主要在歐洲。美國情報機構對中國及中國軍隊的了解，還處于初級階段。

1950年10月，美國總統杜魯門不斷收到來自各方面判斷中國可能要出兵的情報。這些情報有的估計“中共在滿洲已集結30萬人的兵力”，有的估計“中共約有45萬人的軍隊正在滿洲集結”。這些情報使美國總統杜魯門對中國出兵朝鮮的可能性日益擔心。麥克阿瑟向杜魯門保證：“朝鮮戰局是贏定了。中國共產黨人不會進攻，我認為到感恩節，抵抗在整個朝鮮就會終止。”美國當年的感恩節是11月23日，距離當天也就剩30多天。根據各種情報，美國國防部忙碌在五角大樓的主要官員也認為“蘇聯和中國出兵干涉的時機已過”。

2007年，美國著名戰地記者大衛·哈伯斯塔姆在《最寒冷的冬天——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以下簡稱《最寒冷的冬天》）一書中，詳細披露了朝鮮戰爭初期，美國和美國軍隊如何被一系列錯判情報拖入一場并不想投入的戰爭的情況。

美軍在仁川登陸后，中國政府通過公開聲明和外交渠道多次向美國表態：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絕不會坐視不管。這是警告，也是最后通牒。但美方情報部門沒有準確地判斷中國的公開信息，沒有及時地提供給最高層較準確的情報。1950年10月1日，美軍越過三八線，10月19日占領平壤。同日，中國軍隊秘密進入朝鮮。在此期間，指揮朝鮮戰爭的東京司令部和朝鮮前線的美軍情報機構，本應可以根據第一線情報作出正確判斷，但相反，他們對已經明確無誤的中方動態閉目塞聽，一錯再錯。

哈伯斯塔姆在《最寒冷的冬天》一書中說：這位連總統都不放在眼里的五星上將麥克阿瑟，自大、傲慢、固執，仁川登陸后更成為不可一世的“遠東救星”。他不相信中國敢于出兵朝鮮，他根本看不起中國軍隊。而更要命的是，他的唯命是從的下屬，了解了他的心理和愿望，竟然將情報工作納入迎合統帥胃口的軌道。麥克阿瑟有兩個最受信任的下屬：盟軍參謀長兼第十軍軍長阿爾蒙德少將、盟軍司令部情報部部長威洛比準將。不幸的是，這兩個人都是馬屁精。對于遠東最高司令麥克阿瑟來說，軍情部門的惟一工作與第一要務，就是要證明他的決策有多么英明。

在接下來的日子里，不斷有類似的確鑿情報源源而來，甚至美軍已經和中國軍隊正面交鋒，而美軍情報部門主管竟然完全相信他們面對的敵人只是朝鮮的散兵游勇。11月3日，美國國內從遠東軍司令部情報部部長威洛比那里獲得的情報是：中國軍隊只有16500人到34500人之間……實際上，入朝的中國軍隊已達30萬人。就在威洛比向華盛頓上交不實數字的情報時，美第十軍海軍陸戰隊一部遭到志愿軍的又一次襲擊。接連兩次遭遇戰，應當使美軍警醒，這已經不需要情報來驗證了。

公開情報的巧妙利用

1950年11月初，抗美援朝戰爭第一次戰役打過后，朝鮮戰場出現了大戰前的寧靜。毛澤東預見到一場新的惡戰不可避免，正在籌劃第二次戰役。此時，周恩來、聶榮臻等人來到毛澤東的住處。

毛澤東問聶榮臻：那個消息廣播后，有情況嗎？

毛澤東說的“那個消息”，實際上是一份公開情報。第一次戰役是遭遇戰，非常倉促。11月2日，經毛澤東親自修改，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第一次報道了中國軍隊在朝鮮參戰的消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是這樣播的：志愿軍在保護鴨綠江邊的中國的水力發電地區。言外之意，前幾天參戰的不是中國正規軍隊，規模也很有限。

美軍遠東司令部情報部部長威洛比也不相信中國軍隊敢于大規模地與美軍交戰，中國的廣播“印證”了他的判斷。他在給華盛頓的電報中是這樣說的：“在滿洲地區共有正規的中國軍隊三十一萬六千人，非正規部隊或者公安部隊二十七萬四千人，大部分正規軍集結在鴨綠江沿岸的許多渡口附近。”他的情報結論是：中國的正規軍隊沒有赴朝鮮參戰。

實際上，志愿軍第一批部隊已經入朝參戰，共4個主力軍和3個炮兵師，計25萬人。第二批3個軍13萬人也正在日夜行軍奔赴朝鮮戰場。

軍史專家后來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消息，是毛澤東利用公開情報實施的瞞天過海之計。

此外，志愿軍還大量地使用了電子欺騙戰術，在志愿軍秘密入朝的同時，原本在東北的電臺依然在大量工作。而在此后，志愿軍還會經常更換各軍的電臺代碼，使得美軍對于志愿軍的規模和位置發生誤判。

第一次戰役勝利后，毛澤東指示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采用了示弱的欺敵戰略，放棄了第一次戰役的戰役成果而撤退，美軍對志愿軍的誤判被進一步地加深了。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各國情報部門競相搜集和分析中國在朝鮮半島情報成功的背后秘密。西方國家的一致結論是：中國對其情報來源的方法保持沉默，這可能意味著中國實際上很少從朝鮮軍方獲得情報，而是從相對獨立的自己的渠道獲得消息來源。

美軍在無線電監聽方面有一定優勢

麥克阿瑟被免職后，李奇微接替他擔任“聯合國軍”司令，他充分吸取了血的教訓，對情報重視程度尤為加強。美軍主要通過監聽志愿軍的無線電通信發現進攻的征兆，并通過對收發報關系的分析，整理出在朝鮮的志愿軍的戰斗序列。

1950年11月上旬，美國中央情報局從截獲的中國民用無線電通信電報中，發現中國政府在上海訂購3萬張朝鮮地圖，發貨到中國東北的部隊。美軍情報部門認為這些地圖夠30個師使用。恰好在12月前后發起的圣誕節攻勢中，中國出動了30個師（第四野戰軍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五十軍和華北軍區第六十六軍，共18個師；第三野戰軍第二十、二十六、二十七軍共12個師）。這引起美國政府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高度重視。

美軍空軍的監聽站通過對蘇、中、朝空軍地面指揮員和空中飛行員通話的監聽，得到了對手活動的實時情報。1951年7月，美軍從截獲破譯的朝鮮人民軍密碼電報中，預先得知了朝鮮人民軍方面參加開城談判的人員名單，之后還從這些來往密碼電報中，知道了每次談判后的情況匯報和準備的聲明稿內容，從而取得了一些談判的主動權。

1953年3月和7月，在志愿軍進攻老禿山和豬排山的前幾天，“聯合國軍”的監聽站發現志愿軍正向這兩個高地運動和集結。戰斗打響前5分鐘，監聽站向守衛這兩個高地的美軍及時發出了警告。戰斗的整個過程中，美軍的監聽站一直為戰地指揮官提供實時的無線電戰術情報，使得守軍有所準備，并提前炮擊。

在1953年7月的金城戰役前，美軍通過無線電監聽，發現了志愿軍的戰役進攻意圖，并出動了大量飛機進行轟炸，給志愿軍以殺傷。

來源：摘自《黨史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