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越南戰爭是一場非對稱戰爭,也是一場以濫用藥物著稱的戰爭。隨著興奮劑成為美軍士兵的必備之物,藥理學與有組織暴力聯手,其后續影響數十載難消。
一部分歷史學家稱越南戰爭為“最后一場現代戰爭”,另外一部分學者將其定義為“第一場后現代戰爭”。無論采用哪種分類,越南戰爭首先是一場不對稱戰爭。換言之,它不是一場有前線、有后方、有敵人調動部隊發動攻擊或攻克并占領陣地的傳統戰爭,相反,在東南亞叢林中,以往的戰略和戰術準則統統不適用。越共游擊隊用出乎意料、迷惑性極強的方式消耗美軍的力量,然后抓住后者暴露出的弱點,實施規模不大卻致命的打擊。
這場戰爭明顯突破了人們的認知水平。除了曠日持久,更少為外界所了解的是,它還被專業人士視為史上第一場“藥物戰爭”,因為“美國立國以來,參與越戰的軍人服用的‘精神作用性物質’的水平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波蘭國際政治學者盧卡什·卡明斯基(Lukasz Kamienski)所述,越南戰爭是“藥理學與暴力的決定性交點”。
軍人“嗑藥”獲官方支持
以人們耳熟能詳的安非他命為例。卡明斯基在上個月面世的新書《嗑藥:藥物與戰爭簡史》中指出,二戰后,幾乎沒有權威研究詳細論述此類藥物如何對士兵的表現產生影響,美軍卻毫不猶豫地將這種俗稱“快快”的非處方藥物送往越南。典型的例子是,“苯異丙胺丸”通常會被發放給那些執行遠程偵察和伏擊任務的部隊。
美軍對神經類藥物的使用一直有內部標準:在準備戰斗的48小時內只能服用20毫克安非他命,但這項標準很少被落實。一名老兵告訴卡明斯基,軍方發放安非他命就像給小孩發糖那樣,從不理會政府機構推薦的用藥量和頻率。《嗑藥:藥物與戰爭簡史》一書還援引了1971年美國眾議院特別犯罪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提醒讀者:1966年至1969年,美軍共使用了2.25億片興奮類藥物,包括安非他命的各種衍生品,比二戰時期增長了1倍有余。彼時,美國海軍每人每年平均服用21.1片興奮劑,空軍每人每年是17.5片,陸軍“僅有”13.8片。
埃爾頓·曼祖恩(Elton Manzione)曾是一名偵察兵,他說:“我們得到安非他命很方便,正宗的政府渠道供應。”他記得,同僚曾饒有興趣地向他解釋:“這種藥可以讓你變得勇敢,任何景象和聲音都會被它大大強化,你將感到精力充沛,有時候真覺得自己是刀槍不入的。”
據《嗑藥:藥物與戰爭簡史》披露,戰爭期間,美軍派往老撾執行秘密任務的士兵會得到一個醫療包,里面除了其他物品,還有12片達爾豐(一種鎮痛藥)、24片可待因(從鴉片中提取的止痛劑),外加6丸安非他命。進行遠距離且艱苦的行軍時,特種部隊的士兵還會注射類固醇針劑。
興奮劑成為常規軍需品
當時有研究顯示,被派駐越南的士兵中,大約每30人中就有一人服藥過量。還有人試圖將統計數字提高到5.2%。簡而言之,美國軍方對興奮劑濫用持默許態度,無論這可能誘發何種結果。事實上,老兵們普遍意識到,安非他命會強化人的攻擊性和戒備心。一些人記得,每當“快快”的效果消失,他們就會焦躁,感覺自己像“在大街上開槍掃射那樣”。
精神刺激類藥物不僅能增強戰士的戰斗力,還有助于降低連續戰斗對參戰者情緒造成的不良影響,避免士兵因心理壓力而當場崩潰——五角大樓很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正如以色列作家、和平主義者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所言:“越南戰爭是第一場現代藥理學的力量被直接用于控制士兵的戰爭。”諸如葛蘭素史克公司生產的氯丙嗪(一種治療精神病的處方藥)等化學品,第一次被作為日常軍需物資,投放戰場。
據此,卡明斯基在其專著中指出,如此大規模地使用精神類藥物,加上大量征用心理醫生等因素,有助于解釋為何在越南戰爭中,美國軍人遭遇“戰斗創傷”的幾率如此低:二戰時,美國士兵的精神崩潰率高達10%(每千人中有101例),朝鮮戰爭時期的精神崩潰率是4%(千人37例),而到了越南,這個比例只有1%(千人12例)。
以藥代醫如同飲鴆止渴
如果你為這樣的數字而欣喜,那無疑是目光短淺的。抗精神病類藥物和興奮劑的效果是迅速且短暫的,若不輔以適當的心理治療,則過量服藥只能減輕或一時半會兒壓制問題,讓問題牢牢“嵌入”當事人心靈深處。幾年以后,戰地綜合征會以幾倍的力量爆發。
多數精神類藥物并不能根除導致壓力的原因,就像用胰島素治療糖尿病一樣,可以緩解癥狀,但疾病還在。明確了這點,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與之前的戰爭相比,越戰中很少有士兵因為在前線精神失常而被后送治療;另一方面,越戰老兵在戰后卻被規模空前的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困擾——很大程度上,這是將矛盾往后拖延的必然結果。
《嗑藥:藥物與戰爭簡史》一書提到,遭受創傷后應激障礙困擾的越戰老兵的確切數量目前仍不得而知,但有民間統計者認為,數量在40萬至150萬人之間。1990年發布的《全國越戰老兵再調整研究報告》稱,在東南亞地區經歷過作戰行動的士兵中,有15.2%遭受創傷后應激障礙折磨。
究其原理,如果人體在經受刺激時獲得藥物安慰,體內原本起效的對抗機能就會受到抑制或被取代,從而導致外部壓力帶來更加長久的傷害。從道德層面上講,在越戰中發生的一切,就好比對一個受了傷的士兵施加催眠術,然后再把他送回槍林彈雨中那樣。
來源: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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