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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今天我們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所以很多信奉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就把1980年代美國總統里根信奉的供給經濟學和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跟“供給側改革”劃了等號，說中國搞供給側改革就要學習里根。聲音大得連習總都知道了，在給省級干部的講話里面還專門辟謠，說供給側改革和供給經濟學是兩回事.

 

那么，被新自由主義大力宣傳的里根供給經濟學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從醫療保險改革談起

羅斯福新政以后，美國逐步建立了現代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醫療保險。

 

所謂醫療保險，就是個人、企業、政府各出一部分，建立一個醫療保險基金。交了錢的個人，萬一生了病或者受了傷，去看醫生，費用可以報銷很大一部分。這個社會上大部分人身體都很健康，特別是年輕人，可能很長時間都不去看一次病，這些人交的錢，就白交了，享受不到。

 

但是，得病或者受傷這種事兒，誰也預料不到，誰碰到誰倒霉。一下子就要花很大一筆錢，有的人拿不出來，可能就破產了。醫療保險，就相當于社會上的所有人平均分擔生病或者意外受傷的費用，花比較少的一點錢，買個平安、放心，萬一出了事兒有辦法。

 

全美國人交的保險金，是很大一筆錢。私人保險公司看中了這筆錢，想從中撈一筆。保險公司等利益團體，就去游說國會，讓他們搞個法案出來，把醫療保險私有化。

 

當然，他們不能公開說：我想從保險基金里面撈一筆。而是打著“市場經濟”的旗號來辦事，說: “醫療保險屬于政府壟斷，很沒有效率。政府管理這筆基金，可能浪費嚴重，有貪污腐敗，使用不當等等。由于沒有競爭、沒有比較，這種浪費很難消除。只有市場競爭才有效率。所以，最好是搞很多個醫療保險公司，彼此競爭，誰的服務好大家就去買他們家的保險。這樣有利于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

 

政府醫療保險基金管理不善、使用效率低下的問題，確實存在。醫療保險開支，也確實是政府財政的一個很大的負擔，如果把它交給私人管理，政府可以節約一筆費用。這樣兩全其美的事情，何樂而不為呢？

 

他們用這一套說辭去游說國會議員，再加上慷慨的“政治獻金”、“獨立廣告資助”等各種利益輸送，就得到了很多議員的支持。這些議員里面，有些真的相信市場經濟萬能；有的則是“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類型。無論出于何種動機，這些議員聯合起來，削減政府福利支出和醫療保險私有化的法案通過了。

 

私人保險公司之間互相競爭，管理效率確實很高。工作人員想要上班偷懶、貪污挪用，就很難了。因為有老板天天盯著——盯住的都是老板自己的錢。但是，利潤全部歸私有保險公司的老板，不會拿去給窮人發醫療救助。其實就是把以前被貪污和浪費的，變成了企業利潤。對投保人來說，最終效果一樣。

 

更嚴重的是，私營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想方設法把那些“危險群體”排除出去。比如老年人或者在化工廠工作的工人，容易生病，想要去買醫療保險，保險公司就會想盡辦法刁難，收很高的保險費，讓你買不起或者得不償失。反之，如果是年輕人、運動員，經檢查身體健康，未來很多年基本都不會生病，保險公司就很歡迎他們來買保險。

 

對于多病的老年人或者特殊職業群體，保險公司則告訴他們：“我們是私營企業，不是慈善機構，要為股東的利益服務。如果你實在看不起病，請找政府。”

 

于是，醫療保險的私有化就變味了。

 

私營保險公司把最賺錢的那個部分搶走，花錢的那個部分最后還是要政府負責。年輕人交的保險金，本來應該轉移支付給現在的老年人；等這些年輕人老了，政府的醫療保險基金又會從新一代年輕人交的保險金那里那一部分出來給他們支付醫療費用。這樣才能把帳做平。

 

私有化以后，不看病的年輕人交的保險金被私營企業拿走了，最需要看病的人扔給政府。所以，政府管理的醫療保險基金，雖然總額大大下降，涉及的人數大大減少，資金缺口反而更大。

 

政府想要借此來削減財政赤字，結果卻發現赤字越削減越多。

 

所以，從里根時代開始，政府的社會保障支出占總支出的40%，經過幾十年持續不斷的削減和私有化，這部分支出反而占了財政支出的57%。“里根革命”以來的20多年，醫療保險的保費上漲速度遠遠高于通貨膨脹，政府的醫療保險開支不斷上升。但是，沒有享受醫療保險的人的數量卻在不斷增加。

 

2006年，美國共有4500萬人沒有參加任何醫療保險，有8500萬人（占美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不能連續參加醫療保險。2010年6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布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美國人均醫療支出是其他發達國家的兩倍，但醫療服務質量和效率卻遠遜于其他發達國家，人均壽命在發達國家中處于墊底的位置。

 

這是一個很矛盾的事情：人民的醫療福利被削減了，醫療服務質量還不如花錢少的國家。那么，政府在醫療上多出來的開支被用到哪里去了？

 

大部分成了私有化的醫療保險公司的“利潤”。

 

二、什么樣的制度讓母親向自己的孩子舉起了槍？

 

醫療費用削減沒有成功，政府的財政赤字增加了，怎么辦？向有錢人征稅，保守派把持的國會不會同意。只能再次削減社會保障開支。醫療保險削減了，不是還有其它福利么？這個也應該削減。

 

因為醫療保險公司很賺錢，而政府養老醫療等福利開支巨大，所以新自由主義就用這個來繼續證明：政府是無能的、低效的，而私有化的保險公司才是高效的。要解決問題就是進一步削減政府在福利方面的開支。

 

利益集團不會直接說：不該給底層人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他們的理由是：“有人渾水摸魚，冒領低保資金，造成浪費。需要嚴格審查領低保的人資格。”

 

這個理由看起來十分正當。但審查程序不可能絕對公正，總會有所疏漏，要么偏嚴、要么偏松。

 

比如，一個國家總共有1000萬人真的需要領取最低生活保障。偏松一點，總共發出去了1200萬份低保。有200萬人占了便宜，浪費了20%。但是，真正需要的1000萬最窮的人也得了實惠。偏緊一點，就會讓800萬人享受到，還有200萬應該享受的人享受不到。

 

偏緊的辦法是嚴格審查程序。官僚機構的辦事方式眾所周知。程序嚴格就意味著有很多很多的申請表格要填、各種證明材料要交，填的不對或資料不足就通不過審查。所以，這個“嚴格審查程序”最后淘汰掉的那200萬，往往是不怎么會填表寫材料的文盲半文盲。這些人，又正是最窮困最需要救助的群體。

 

2011年12月，一名德州的婦女幾個月以來都無法合格申請食品券。她最后在一州政府福利部門拔槍與警方進行了長達7個小時的對峙，并最終以槍擊她的2個孩子并舉槍自盡結束了這一事件。據美聯社報道，她的2個孩子分別是一名10歲的男孩和一名12歲的女孩。據福利部門介紹，她是因為申報材料不合格而被拒絕。

 

那個因為領不到給窮人的食品券而舉槍自殺的婦女，沒有文化、沒有工作、沒有收入，還要養活兩個孩子。她就屬于社會最底層。她不會填表，資料老是審查不通過。這種中年、文盲、多子的家庭婦女，面對公事公辦、講究正規程序官僚機構，溝通十分困難。不管怎么說，政府官員依法辦事：申請表格不合格就不能給你錢。這也沒什么錯。

 

最后，她只能用槍擊自己的孩子和舉槍自殺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美國政府的福利開支，因此也就又削減了一筆。

 

三、里根給美國經濟“開掛”

 

給富人減稅，政府收入減少了；醫療保險私有化，支出缺口越削減越多；壓縮低保，也省不出多少錢來。正因為如此，1980年里根總統上臺后，前兩年的日子很難過——政府收入減少，經濟發展緩慢。要是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再過兩年，他就只能下臺。

 

里根的白宮預算局局長斯托克曼在他的回憶錄里面講了這么一件事：1981年8月3號，里根上臺快兩年的時候，把斯托克曼叫過來問：“你不是說什么根據供給學派、拉弗曲線的原理，減稅會導致政府收入增加么？怎么現在反而大大減少了？”

 

所謂供給學派、拉弗曲線，基本意思就是：政府減稅可以增加企業的收入，企業增加了收入就會拿去投資，結果就是經濟增長，由于總量增加了，所以雖然稅率比以前低一些，政府的總稅收收入反而會增加。

 

比如：原來的GDP是一年1000億美元，政府的平均稅率是20%，每年稅收就是200億美元。現在，政府將稅率降低到15%，年收入降低到150億美元。但是，由于企業家少交稅了，可以更多的投資，一年后，GDP增加為1500億美元，結果政府的收入就成了1500×15%=225億美元。所以，政府收入反而會增加。

 

斯托格曼告訴里根：“不好意思，拉弗曲線只是在理論上正確……拉弗曲線并不是新的理論——關于政府稅收和經濟增長的最佳比例，以前已經有無數經濟理論研究過了。減稅和政府收入的關系，取決于實際情況。只有在政府稅收很高的時候，減稅才能增加政府收入。如果稅率本身不夠高，減稅就不可能增加政府收入。當前的情況，政府對大企業的稅率并沒有高到讓它們不夠投資再生產的。所以，減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很小，彌補不了政府稅收的損失。我們以前計算錯了。”

 

里根當時就暈了，問：“這也能算錯……你原來是怎么計算的？”

 

斯托格曼說： “原來計算的時候，忘了把通貨膨脹的影響排除出去了。

 

比如，原來個人所得稅是1000美元起征，1000美元以上5%的稅率，一個月掙5000美元的人，需要交的稅是（5000-1000）×5%=200美元。現在提高為2000美元起征，5%的稅率。按照我們原來的設想，一個月掙5000美元的人，需要交的稅是（5000-2000）×5%=150美元。這樣就給他減了50美元的稅。

 

但是由于我們通貨膨脹很高，年年都在印鈔票，如果物價上漲一倍，人們的工資收入也上漲一倍，原來掙5000的，現在可以掙10000了。但是，由于所有的東西價格都上漲了一倍，所以現在的10000的實際購買力跟原來的5000美元一樣。而他需要交的稅是（10000-2000）×5%=400美元，比原來1000美元起征5%的稅率下交的稅多了一倍。這樣，實際上他交的稅并沒有減，反而增減了。政府稅收也就跟著增加了。

 

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減稅才能同時增加政府收入。如果不考慮通貨膨脹，減稅肯定會降低稅收收入。”

 

里根一聽，明白了：自己被忽悠了。[1]

 

現在該怎么辦？

 

有一個很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讓斯托格曼的“錯誤”變成現實：多印鈔票，搞通貨膨脹。這樣，政府馬上就有錢了，經濟也會看起來很繁榮。也不用加稅，也不用壓縮福利開支。

 

真的要這樣嗎？

 

里根知道：自己能夠在大選中戰勝吉米·卡特，成功上位，靠的是攻擊卡特管不住物價上漲，人民群眾意見很大。所以，靠搞通貨膨脹來增加政府收入，有點得不償失。他想到了一個更高明的點子——出售國有資產。 美國政府手里有一些資產，比如土地、房子、有價證券等等。把這些資產賣掉，可以一次性的獲得一大筆錢。

 

所謂資產，就是可以賺錢的東西。別人愿意掏錢來買，是因為它在將來可以源源不斷的創造現金流的回報。里根總統把它們賣掉，就好比一個人賣掉祖祖輩輩遺傳下來的房屋土地一樣：一下子可以賺一筆，但賣完以后，將來這種細水長流的收入就沒有了。

 

由于美國總統只能連任兩屆，里根只要在1984年競選的時候保證經濟繁榮即可，至于以后的收入，和他個人利益關系不大。此外，以前美國政府也為小企業提供一些信貸補貼，里根也打算一并削減。

 

——小企業主的情況比普通勞動者強不了不少，市場一波動就可能破產，拿不出多少錢來“資助”國會議員。削減給他們的補貼，國會表示毫無意見。

 

這樣減來減去，也沒有減出多少錢來。

 

而且，所有這些措施，都只能是治標不治本。僅靠壓縮各種開支，很難在短期內拉動經濟增長。人民的福利既然已被削減，如果就業情況不能好轉，他們就會生活不下去。

 

窮盡所有常規辦法后，里根祭出了終極武器：戰爭。

 

戰爭，是拉動經濟增長見效最快的辦法。戰端一起，政府立即大規模訂購武器，軍工企業立即雇傭大量勞動力，并帶動鋼材、橡膠、能源、交通等各行各業欣欣向榮，就業和GDP馬上就上去了。

 

里根采用了一種比戰爭更高明的辦法：軍備競賽。戰爭總是要死人，戰士們的家屬即使不漲工資、被工廠解雇，也不愿意自己的兒子丈夫去上戰場。而軍備競賽，只是宣揚一種戰爭威脅，并不真的開戰。借口這種威脅，就可以拼命增加軍火訂單和武器研發。假象中的敵人造了一艘軍艦，我就造兩艘；你搞導彈系統，我就搞反導彈系統；你搞反導彈系統，我就搞反反導彈系統……搞軍備競賽跟打仗一樣，花錢如流水。這些錢從哪里來？政府沒有多余的錢，只能借。

 

在前6年的任期中，里根積累的債務就達到了驚人的10326億美元，超過了1981年以前歷屆總統的總和——9143億美元[2]。這些債務，用不著里根還，而是留給了以后的美國政府。

 

還有外債。里根執政期間，美國從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一躍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債務國。美國政府的海外資產從正的1362億美元的海外凈資產變成了負的4210億美元。

 

現在有一個十分流行的詞語，叫做“開掛”。表示游戲玩家在玩網絡游戲的時候，用外掛軟件作弊。里根以軍備競賽擴大政府開支、增加赤字來刺激經濟增長的方法，也可稱為“開掛”。這種外掛作弊軟件，有三種：第一種，用未來的稅收做抵押借債進行軍備競賽；第二種，用以前積累的資產一次性出售獲得資金來解決一時的財政困難；第三種，用外部債務來發展國內的經濟。 ——還有第四種，是增發貨幣，但里根沒有用。

 

這些外掛作弊軟件可以歸納為：“花未來的錢，賣祖宗的田，欠鄰居的債，發自己的財。”在里根總統強力“開掛”的政策攻勢下，美國經濟終于開始恢復增長，由于國際石油危機結束，國內物價穩定，各大工廠開足馬力生產政府軍事訂單，帶動著相關行業和消費也隨之增長。

 

——富豪們很滿意，因為他們交的稅更少了，而且可以拿到更多的政府訂單；

 

——小企業主很滿意，沾了大企業開足馬力生產的光，他們也能從大企業手中拿到更多的外包業務；

 

——人民群眾很滿意，雖然福利被削減了，但就業崗位迅速增加，只要有工作，福利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且物價也很穩定，大家感到對未來的生活心里有底。

 

貧富差距繼續擴大，但整個社會各個階層，都對里根總統的政策感到滿意。雖然財政赤字颼颼的往上漲，但普通人并不關心。里根總統以高票獲得連任，“開掛”成功。

 

四、里根“供給側改革”的后遺癥

 

里根的供給經濟學和國有企業私有化也就跟著名聲大噪，被奉為美國戰后最偉大的總統。但是他留給美國的巨額債務問題在他離任后也越來越嚴重，直到今天已經累計到了16萬億美元之巨。

 

里根“開掛式”經濟政策的成功，主要是依靠擴大政府開支刺激經濟增長。更糟糕的是，這種財政開支不是用于社會民生，而是用于軍備競賽。它在短期內制造繁榮，卻留下一大堆政府債務，并極大的擴大了社會貧富差距。盡管如此，在其任期內，全美國人的生活狀況實實在在的改善了。他還克制了自己利用通貨膨脹來刺激經濟的欲望，創造了一個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并存的良好局面。

 

此外，通過公用事業的私有化，放松政府在多方面的管制，雖然有一些弊端。但同時也讓航空、通訊等行業進行更為充分的市場競爭，極大的提升了這些行業的競爭力，成為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里根“革命”帶來的種種弊端，并不是不可克服的。他離任的時候，美國社會的基尼系數突破了0.4，政府債臺高筑。那么，下一屆政府，就應該努力增加對富豪階層的稅收，加強對底層人民的轉移支付來縮小貧富差距和減少政府債務。特別是1989年美國最大的對手——蘇聯解體以后，國際環境對美國非常有利，它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糾正這些問題。畢竟，基尼系數突破0.4，只是一個警戒線，還沒有超過美國社會經濟的承受能力。

 

所以，真正值得反思的是：為什么美國政府沒有這樣做？反而在繼續推動私有化和擴大貧富差距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直到基尼系數突破1929年以來的最高點，并誘發了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并不是沒有人想改變這種現狀。有兩位重量級的人物，獲得了改變的機遇，也很努力的去做，卻看不到效果。一個是克林頓（1993-2000美國總統），一個是奧巴馬（2009年起任美國總統）。

 

克林頓上臺后，努力推動對富人增加稅收的法案，但國會通不過。相反，國會通過了繼續削減社會福利的法案，讓克林頓簽署。克林頓不簽，國會就斃掉了他的政府預算案作為報復，導致美國政府關門歇業了一周。到了1996年，國會又通過削減社會福利的法案讓他簽。這一年是美國總統大選年，克林頓要謀求連任。如果克林頓再不簽，國會就可能再給他的政府“停電”，讓他什么事兒也干不成。在這種情況下，他的連任競選就可能失敗。就像1976年的吉米·卡特總統一樣——他是一個很積極的改革者，但什么改革措施到了國會都通不過，最后被評為“最差勁的美國總統”。所以，主張改善底層人民福利的總統，卻簽署了一個繼續壓縮福利開支的法案。

 

到了2009年，民主黨人奧巴馬上臺。這是一個比克林頓更“左”的總統。在當總統以前，奧巴馬出了很多書，里面始終圍繞一個主題：“美國的中產階級為何消亡？”所謂“中產階級消亡”，就是中等收入的那部分人減少了，一小部分成了富豪，大部分淪為貧困——這是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兩極分化的表現形式。奧巴馬認為是政府干預太少，社會福利削減太多，金融資本坐大等等。所以，他的競選口號就是“我們需要改革（We need change）”，特別是醫療制度改革和加強金融監管。但是，奧巴馬真的當上了總統，對自己主張的改革措施，卻難以實現。

 

應該說，奧巴馬當總統的時機很好，正好趕上金融危機。他可以因此而大力推動改革，讓既得利益集團無話可說——因為他們把事情搞砸了，把美國經濟推到了危險的境地。這有點像當年羅斯福總統上臺時候的環境。但是，我們再看前面的那則新聞報道：美國國會議員的財產在經濟危機期間逆勢上漲，成了這一段時期資產增加最快的社會群體。我們就可以理解，國會對經濟改革，并不感冒。

 

奧巴馬的醫療改革法案，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國會斃掉。他的金融監管法案，剛開始提出的時候很嚴厲，有點恢復當年羅斯福“新政”的意思。但國會通不過。國會有一些議員說：你這是在搞“階級斗爭”，這個加強對金融行業監管的法案，就是讓窮人對富人進行專政……給他扣上“社會主義者”的帽子。最后通過的東西，基本上就是沒有什么實際意義的空洞條文。在去年，美國民眾發動“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時候，奧巴馬發表了聲明，說他站在上街的民眾這一邊。

 

這條新聞啊，我個人看了，覺得很悲哀。

 

同一時期，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住斯蒂格利茨也上街，站在了美國民眾這邊。他上街去抗議，沒什么問題。但奧巴馬發表這個聲明，就有很大的問題。

 

——他是美國總統，是全民授權的國家元首，掌握了巨大的權力。如果他站在上街的民眾這邊，那么他需要做的不是像斯蒂格利茨一樣發表言論，而是立即行動起來，利用憲法賦予的權力來解決讓民眾上街的經濟問題，改變造成這些經濟問題的法律制度。

 

有新聞媒體評論說：奧巴馬這樣的表態，是在“作秀”，是為了選舉做宣傳，并非出自真心。我看過奧巴馬寫的書，他內心應該是真的站在上街民眾這一邊的，即使是為自己做宣傳，也是通過說真話來做宣傳。

 

但是，他也只能說說而已。這就是美國政治制度的悲哀。

 

五、簡明美國百年經濟史與美國政治經濟制度的根本性問題

 

至此，我們可以對這次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做一個比較全面的概括。美國是世界經濟的領頭羊，它出了大問題，全世界也就跟著出問題。

 

要理解美國的經濟危機，由淺入深，分別有了四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金融投機的層面。也即把它看成一次投機過度造成的金融危機。這是最膚淺的層面。從這個層面，看不出這次危機和2001年的新經濟泡沫、1987年的股市崩盤、1970年代的滯漲、1960年代的房地產泡沫有什么區別。也不能理解，為什么政府花了那么多錢去救那些金融機構，美國經濟始終不能復蘇，反而出現了美國人民的“占領華爾街”運動。

 

第二個層面，是從社會經濟結構的層面，也即過去一百年的基尼系數變動所表現的美國社會兩極分化的嚴重程度。很多人都想知道2007年以來的經濟危機跟以前有什么不同？為什么它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不是像1987年股市大崩盤、2001年“新經濟”泡沫破滅那樣，很快就沒事了？

 

基尼系數大家都知道，是用來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越大，貧富差距就越大。國際上有一種流行的說法：0.4是一條警戒線，突破0.4就說明貧富差距太大了，要想辦法降下來。如果突破0.45，就可能要出大問題。

 

這個警戒線不一定準確，因為每個國家的社會制度、文化傳統不一樣，對貧富差距的承受能力也不一樣。基尼系數很低的國家，也可能發生社會動亂；基尼系數高的，也可能不發生社會動亂。不過，這個東西可不是統計規律，而是社會規律。沒有那一種社會，可能容忍貧富差距永無止境的擴大。0.4不出事，0.45可能出事；0.45不出事，到了0.5就可能出事……總之它有個極限。突破這個極限，底層人民活不下去了，就要發生社會動亂。

 

1947年以前，沒有權威統計數據，主要是一些學者自己的研究。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庫茲涅茨做了計算，差不多在1929年——也就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大蕭條”爆發前，基尼系數在0.45左右。在1929年以前，基尼系數不斷上升。1929年以后，特別是1933年羅斯福新政以后，打擊金融投機、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對富人征稅等等，基尼系數不斷縮小。這個數據的估計具體多少，不同的學者估出來不一樣。但這個趨勢基本上都沒啥爭議：大蕭條以前不斷上升，羅斯福新政后不斷下降。所以我按照這個趨勢對1947年以前的數據做了平滑處理，整個過去一百年美國的貧富差距變化狀況就是這樣了。

 

在2007年以前，美國經濟在20世紀60年代出現過房地產投機泡沫，在70年代出現過“滯漲”，1987年出現過歷史上最嚴重的單日股市暴跌（比1929年還嚴重），出現過2001年的新經濟泡沫……這些事情的鬧動靜，都不比所謂的“次貸危機”小。但是，最后還是沒出什么大事，鬧騰了一段，經濟很快就恢復繁榮了。

 

為什么？

 

每一次房地產泡沫、股市泡沫、通貨膨脹……都是一部分掌握貨幣發行和流通權力的人對社會大眾的財富進行掠奪的過程，它會不斷的擴大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但是，整個美國的經濟畢竟還在發展，人民群眾還能生活得下去，富有富過法、窮有窮過法。少部分投機者一夜暴富也好、傾家蕩產也好，這么龐大一個經濟體，承受得住。所以，大家放松了警惕：經濟波動嘛，很正常，洗洗更健康。西方的經濟學家，像薩繆爾森啊、弗里德曼啊，就搞出來一些很牛X的理論，雖然推理過程不一樣，但最后的結論一樣：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資本主義經濟將在周期性的波動中不斷前進，永遠勝利，直到解放全人類，千秋萬代、一統江湖。

 

然而，每一次經濟危機平安度過的背后，卻隱藏著貧富差距一點一點的擴大，整個經濟社會對金融掠奪的承受能力，正在一步一步趨向極限。一鬧經濟危機，政府就趕緊救市，中央銀行趕緊放松銀根，讓那些投機者的損失不至于太大。于是，金融也及其相關產業的高層經營，不斷的有恃無恐的對整個社會的財富進行掠奪。基尼系數的變化速度很慢，但整個趨勢不可逆轉，直奔1929年創造的0.45的紀錄而去。

 

到2007年，這個紀錄被突破了……

 

讓美國的基尼系數發生根本性逆轉的人是誰呢？就是1981年到1989年在任的里根總統了。他的供給經濟學改革，通過大規模的私有化和國家債務來刺激經濟，造成了社會貧富差距的迅速拉大。所以，習總今天一再強調我們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跟西方的供給經濟學等同起來，就是出于這樣的原因。

 

1929-1932年的“大蕭條”，它的根源也是貧富差距造成的。當時，很多人靠從垃圾里面尋找食物來維持生存。1932年，美國經濟最發達的紐約，官方報告說餓死了29個人，因為饑餓而得病死的更多。全美國餓死多少，不知道。整個美國社會已經處在了爆發革命的邊緣。

 

1932年，羅斯福當選總統，力挽狂瀾，緊急制定了一系列保護工人權利和遏制資本權力的改革措施。包括禁止使用童工、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改善勞動環境、支持工人組織工會來罷工和集體談判，還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同時，對金融市場嚴加監管，將水、電、氣等公用事業單位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實際上就是國有化），對富人加稅以增加政府收入等等。

 

有了這些制度以后，美國的基尼系數從大蕭條一直到1970年代，一直在下降。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70年代這二十多年，是美國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沒有之一）、人民生活最好的一段時期。政府開支比較大，但政府稅收的增加主要是對富人征稅，然后通過各種社會保障制度轉移到底層人民手里。這段時間，政府的財政赤字很小，通貨膨脹率也不高。后來改變世界的電腦（1946）、互聯網（1969）和手機（1973）就是這段時期被創造出來的。喬布斯的蘋果公司（1974）和比爾·蓋茨的微軟公司（1975），也在這段時間成立。

 

總之，這是美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但這個美好的世界終于還是被毀滅了。從1970年代中后期開始，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重新開始擴大，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從這個層面，可以知道這次危機和以前幾次的不同之處。美國的底層民眾已經非常窮困了，沒錢消費了，用我們經常聽到的話來說，就是“內需不足”。所以，社會生產力水平再高，生產出來的東西賣不出去，沒有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已經嚴重失衡了。

 

現在美國的情況和1929年-1932年這段時間非常相似，它光靠往金融體系里面扔錢，搞什么“量化擴張”，不可能讓美國經濟走出泥潭。調整經濟結構比印鈔票要慢得多。所以，眼下的美國經濟，沒有個十年二十年，不可能全面復蘇，反而有很大的可能會繼續惡化。

 

第三個層面，是從經濟政策的層面，可以找到它基尼系數從1974年以來不斷擴大的原因。其間原因是：政府放棄了自己的基本職責，大搞公共事業私有化，社會保障事業私有化，壓縮社會福利開支，放松對金融投機的監管，而且不斷給富人減稅。這種政策之下，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的實際權利必然會出現失衡，也即“實際權利=法律權利+經濟權利”。勞動者在經濟權利上天然處于弱勢的一方，政府和法律不去保護他們，資本家手里掌握的經濟破壞力就要去參與分配，就要不斷壓縮勞動者的生存空間，從他們應得的工資里面拿走一分，讓他們自己掏錢買醫療保險等等。這是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破壞力要素參與分配”。

 

其次，是政府不斷放松金融監管，讓金融業變成了一個可以肆意利用金融杠桿來對全社會進行貨幣掠奪的行業。這是金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破壞力要素參與分配”。不僅如此，政府還利用納稅人的資金通過軍備競賽、對外戰爭等方式給大工業資本家提供訂單，在金融投機泡沫破滅之后通過放松銀根、發放救市貸款等方式，向富人直接進行利益輸送。這是政治權力與資本權力合流的“破壞力要素參與分配”。于是，貧富差距就不可逆轉的擴大，整個社會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也即奧巴馬在競選總統時高喊的：“美國的中產階級正在消亡！”普通的工薪階層從中等收入階層一步一步被壓入收入的底層。

 

第四個層面，是從政治制度的層面，可以找到美國政府連續幾十年不斷推出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窮人的政策的原因。

 

因為這個政府很大程度上被資本拉攏和腐蝕了，富豪階層可以聯合起來組成“政治行動委員會”公開的向立法者“行賄”，而且擁有了影響立法者地位的能力——可以打廣告給他拉票，也可以花錢在媒體上抹黑他，還可以組織游說公司對國會進行游說，可以雇傭退休的國會議員當游說公司的顧問，雇傭議員們的親戚，甚至某些政府大佬在當選以前本身就是華爾街投行的老板——比如在金融危機期間的財政部長保爾森就是高盛公司的前任董事長。國會成了保守派的政治陣地，建立了一個單向閘門：不管哪個黨在國會占優勢，哪個黨的人當選總統，凡是不利于富人的政策就通不過，凡是不利于窮人的政策就很容易通過。

 

“一個人犯一次錯誤容易，難得的是犯一輩子錯誤”。美國政府連續幾十年，始終朝著保守派指引的方向前進，并非偶然，而是必然。

 

把這四個層面反過來一看，我們對這次經濟危機的理解就通了：由于資本權力拉攏和腐蝕了政治權力，政治權力對資本權力的制約被大大弱化了。美國不是一個傳說中的“小政府大社會”的世外桃源，而形成了一個“小政府、大資本、小社會”的畸形結構。政府不斷出臺政策，減少對勞動者權利的保護而增加對富豪階層的保護，執行有利于金融投機的政策，不斷削弱羅斯福新政以來的金融監管力度，從而導致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在貧富差距突破1929年的紀錄以后，投機泡沫暫時掩蓋了問題，一旦它破滅，美國經濟也就立刻陷入了1929年以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且一直到今天也沒有能夠真正走出這場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