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1979年金如柏故地重游,不愛照相的他,一定要在紅軍攻克漳州紀念館前留影。這是金如柏生前最喜歡的一張照片。本報資料照片
我們的故事從國共兩位將軍說起:
1984年3月27日,軍事戰略家金一南少將的父親金如柏去世,終年75歲。金如柏是開國將軍。
同年9月,鄧小平在京接見一位名叫陳樹柏的美籍華人時,夸贊陳父陳濟棠“治粵八年確有建樹”。陳濟棠是當年的廣東新軍閥,在臺灣和海外被視作“反共英雄”。鄧小平對陳濟棠的評價令輿論一時嘩然。
時光倒流80年,在同一片歷史的天空下,金如柏和陳濟棠一“紅”一“白”,本是死敵。金如柏所在的紅六軍團作為先遣隊為中央紅軍長征探路,陳濟棠麾下的粵軍作為蔣介石的一粒棋子實施對中央紅軍的攔截任務。蔣介石連設四道封鎖線,前三道,與紅軍暗中達成協議的陳濟棠關照手下人“不受襲擊,不準出擊”,為紅軍留出前進通道。
直接參與協議的人,數十年間均守口如瓶。1982年,這一秘密在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何長工的回憶錄 《難忘的歲月》 中被首次披露,因時過境遷而復沉史海。直至1986年,香港《大公報》發表《陳濟棠讓路記》,真相才大白天下,真相連通了鄧小平夸贊陳濟棠的另一層深意。
而此時,金如柏卻再也無法看到自己所親歷的這一歷史細節。他的兒子金一南,將今天這一代人有緣看到的更多歷史細節,一一呈現在《苦難輝煌》《心勝》 等著作中。金一南年逾九旬的老母親感慨:“你父親要是在,能看到這書就好了。”
旋動時空的鏡頭審視歷史,猶如退后幾步鑒賞油畫,占據眼睛的不只是一抹抹油彩,而是這些油彩互為關聯,讓整幅畫面凸顯明暗、縱深、主次。就比如前面說到的那個秘密,紅軍戰士在行軍途中看得清密林,卻看不見密林背后敵軍按兵不動的指令。唯有把歷史交給時間,時間才會做出讓后人豁然又唏噓的裁定———當年出于 自保的陳濟棠無意間順應了時代潮流;當年紅軍的戰略轉移終在“苦難”中千錘百煉鑄就“輝煌”。
然而也有人獨具慧眼,即使湊近歷史的畫布,也能看出油彩流動之“勢”,甚至由他自 己來揮動如椽大筆,將這股“勢”導向心中的圖畫。這樣的人是偉人。
在偉人毛澤東眼里,陳濟棠所為不僅是歷史偶然更是歷史必然。紅軍之所以剿不滅、封不死、絕處逢生、浴血涅槃,不取決于出了個讓路的陳濟棠,而是幾股白色政權角力而生的罅隙自動為紅色種子提供了生存之基,中國共產黨對民眾力量的深刻認識并深耕細作終令這粒種子長成大樹,拓成森林。
正是出于這樣的理性和自覺,1930年,毛澤東在“南瓜、紅米、幾桿槍”的井岡山上,發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預言;1938年,毛澤東又在蔣介石不敢對日本正式宣戰、擔心軍火只能支持6個月 的情況下,發出 《論持久戰》 的檄文。
這種底氣,金一南將軍認為是“心勝”,即首先在心中戰勝對手,它是邁向勝利的第一步。繼2013年7月推出 《心勝》之后,他又在今年再推 《心勝Ⅱ》。
在《心勝Ⅱ》“唯有真人能自覺”的章節中,金一南認為中國革命“最大的幸運”,就是擁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一大批極富歷史自覺的領導者,“當隊伍丟了魂的時候,他們就是隊伍之魂”。金一南又在“生命的本色”章節中緬懷父親,指出父親那代人是“不折不扣的真人”,父親的“幸運”,是趕上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狂飆突進時代,“在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關鍵時刻,父親成為參與創造歷史的奴隸中的一人”。金一南寫給自己 的章節是“讓暴風雨來得更加猛烈”,他并未說自 己“幸運”,但他說:“時間給予我們最嚴峻的磨練,也給予我們最高的獎賞。”
當紅色歷史在眼前鋪陳,當紅色基因在血脈中流淌,當“做真人”的紅色家風在胸中激蕩,當紅色情懷在著述中或講臺上噴薄,當紅色課堂開赴高原、海島、邊防、崗哨,當紅色傳統像種子一樣撒進你我心田,這不正是金一南的使命和幸運么?我們隨著他看到父輩在苦難中釀成的堅忍、激情、光輝,到歷史中“獲取熔巖一般運行奔騰的地火”,進而化成當下依然需要的精神力量,這不也是我們的幸運么?
偉人的智慧和勇氣
再回到前面提到的那個歷史細節,陳濟棠為什么要給紅軍讓路?
陳濟棠并不是蔣介石的嫡系。紅軍和蔣軍,是陳濟棠長期畏懼的力量。在對紅軍進行第五次“圍剿”時,蔣介石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輕,意欲將紅軍壓入粵境,使紅軍腹背受敵,同時又削弱粵軍,可謂一石二鳥。瞧出端倪的陳濟棠采用了兩面做法,一面假意配合蔣軍攔截紅軍,一面暗中建立與紅軍的通信聯系。1934年7月,陳濟棠與紅軍達成停戰協議。
陳濟棠“讓路”之后,便是白崇禧“讓路”,前者尚與紅軍有秘密協議,后者則純屬白崇禧對個人利益的精心謀劃。1934年11月中旬,蔣介石在湘江給紅軍設下第四道封鎖線,廣西軍閥白崇禧部隊由南向北,湖南軍閥何健部隊由北向南,形成夾擊之勢。坐等捷報的蔣介石哪里料到,白崇禧竟以平復廣西為借口,擅將南北戰線調整為東西戰線,為紅軍渡江留出一道60至80公里寬的大口子。
白崇禧為什么這么做? 金一南援引了后來解密的桂系資料,里頭有一段白崇禧在廣西高級軍事會議上的發言:老蔣恨我們比恨朱毛更甚,我如果把紅軍完全堵住,朱毛過不了湘江,必然掉頭南下進入我廣西,老蔣的中央軍就要跟進廣西,在解決朱毛的同時,把我廣西也解決了,不如留著朱毛,我們戰略回旋余地還大些。
關于白色政權之間的算計和爭斗,毛澤東早在1928年的井岡山上就完成了俯瞰。他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 一文中指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著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并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
鄧小平后來說,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小平同志為什么這樣講? 因為他知道,毛澤東第一個解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的關鍵命題。”金一南說,“請注意,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沒有提到馬克思主義,沒有提到黨的領導,沒有提到人民群眾的擁護,而是立足中國大地,分析中國國情,他找到的是一般規律之外的特殊規律。”
陳濟棠“讓路”、白崇禧“讓路”直至后來的西安事變,正是這條特殊規律的一次又一次佐證。金一南在《心勝Ⅱ》中寫道:“紅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三位一體,中國整個局面大改。這不是白色政權之間的分裂和戰爭嗎? 中國共產黨人真正認識到這一條,才認識到中國社會的縫隙,才能像庖丁解牛一樣,游刃有余地從這縫隙中把刀切進去,
把牛分解了。”蔣介石卻認識不到,他看到的只是30萬紅軍到陜北只剩下區區2萬多人。西安事變令蔣方寸大亂、痛心疾首,他在日記中留下綿綿遺恨:“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于二星期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毀)于一旦。”毛澤東的先知先覺與蔣介石的后知后覺,在西安事變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但毛澤東不是神。在1956年中國共產黨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自己講:“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長征時候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臺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毛澤東提到的四次敗仗中,有兩次發生在“四渡赤水”。《長征組歌》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與其說出奇制勝、神機妙算,不如說實事求是,靈活機動。正如陳毅的一句評價,“毛澤東最偉大之處,就在于他‘不二過’。”偉人從來不是不犯錯誤的人,而是犯了錯誤及時糾正的人。土城失利后,毛澤東立即放棄北上渡江計劃改為西渡赤水,在古藺、敘永一代受阻后又采納彭德懷、楊尚昆建議,改取川滇黔邊境,“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所以,毛澤東并不是一尊萬無一失的神,而是位完整的偉人。”金一南說,“沒有偉人就沒有偉業,沒有真人就沒有真理。什么是真人?說真話,辦真事,信真理。發現真理,需要智慧;追隨真理,則需要勇氣。”
但我們今天,似乎把追隨真理的過程描述得過于歡欣鼓舞。“由勝利走向勝利”,一談到遵義會議,便常常會用到這句話。“我們掩蓋了會議之后的大量艱辛探索,把中國共產黨的勝利看得太簡單,把領袖的磨難看得太簡單。”這是金一南的隱憂。
伴隨必勝之信念的,必定是必死之決心。
伴隨一路號角一路旌旗的,必定是一路硝煙一路犧牲。
父輩的生命色彩
那一雙腳板,是踩著一路硝煙一路犧牲走過來的———那是父親的腳板。
1983年,金如柏將軍去世的前一年。
病房里,金一南生平第一次給父親洗腳,那雙腳板讓他呆住了。一塊塊老皮,洗起來硌手。他不明白,父親這樣的干部,進出辦公室有地毯,上下班有紅旗車,腳上怎么這么粗糙?
父親的回答令金一南心潮難平。“他告訴我,紅軍長征時期,有一段連草鞋都沒得穿,腳板上磨出厚厚一層老繭。行軍下來,抬腳一看,厚繭中又嵌進許多沙粒、尖刺。剛開始還往外摳一摳,時間一長也顧不上了。最困難的一段是被分配到機槍連,不但要光腳行軍,還要扛沉重的馬克沁重機槍,走小路或爬無路的山。直到紅六軍團與紅二軍團會合,二軍團的同志才給了草鞋穿。”
金一南一面給父親洗腳,一面抬起頭驚訝地望住他。“該怎樣把當年那個赤腳行軍、赤腳沖鋒、赤腳扛馬克沁重機槍的他,與眼前這個被各種現代化醫療設備包圍的他相聯系? 該怎么將現在扶著拐杖才能走路的父親,與當年那個闖過圍追堵截、走過萬水千山的父親相對照?”
對父親的疑問還遠不止那雙腳板。這個當年在江西永豐的農家子弟,為什么要離開家鄉鬧革命? 這個在“文革”中含冤的“三反分子”“賀龍分子”,為什么不改對黨的忠誠而留下“遺書”———“我死不瞑目,我相信黨組織”?這個在革命年代和“文革”期間患上多種疾病,醫生建議每天頂多工作半天的“老病號”,為什么要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像上足發條的機器一樣緊張工作?
父親仿佛成了金一南熟悉的陌生人。金一南感慨:“我對父親的真正認識,是在他逝去之后。”
父親去世后,金一南第一次回老家。綿綿陰雨中,他呆立在江西永豐金家村一間黑暗潮濕破舊的土坯房里。1930年,紅軍攻克永豐,父親毅然從這間屋子走出去,加入了紅三軍。在后來的自傳中,父親寫道:“自己斗爭很激烈,鬧革命就沒有家。我這樣的家是不容易離開的,主要對母親有留戀,我走后家一定會垮。可憐我母親從小養大我這個孤子是來養老的。”
金一南常想,如果沒有“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沒有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如果沒有“八一南昌起義”,沒有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如果沒有五次反“圍剿”,沒有二萬五千里長征,父親他們這些人的命運又會怎樣?“他可能終生務農,也可能靠著上過幾年私塾,當個小學教員,做個孝子,在家鄉給奶奶養老送終。但是有了這一切,于是一切都不一樣了。”
“鬧革命就沒有家”,父親再也無法守著祖母做孝子。解放后,父親把祖母接到身邊。祖母雙目幾近失明,難以辨認思念多年的兒子了。數年后的1972年,親人難以相認的一幕竟再次發生———金一南隨家人去探望“文革”中被關5年的父親,父親指著金一南兄弟問母親:“那兩個是誰?”那5年,金一南從15歲長到20歲,弟弟從13歲長到18歲。
但即便是經歷這樣的人生至痛,金如柏對黨和軍隊的感情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忠誠。這樣的忠誠,被金一南描述為“一真到底,貫穿始終,無二心,無異志,打掉牙齒和血吞,撞了南墻也不回頭”,“是一種在極致狀態下誕生的極致品格,類似石墨在高溫高壓下變成金剛石”。
金一南一直記得1979年隨父親南下考察的情景,一路上,父親反復念叨“漳州、漳州”,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在等著他。漳州到了,父親不顧舟車勞頓,一下車就去找一個廣場。在一處綠蔭環繞的露天會場,他停了下來,眼睛里晶瑩閃亮,“就是這個地方!變樣了,都變樣了!”1932年,紅軍打下漳州,他在這里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第一次聆聽了毛澤東講話。47年過去,父親百感交集,站在紅軍攻克漳州紀念館前,摸摸領章,正正軍帽,像當年的紅軍戰士一樣并攏雙腿,挺起胸膛。“在這個地方留個影。”他叮囑道,“一定要照好。”
軍旅作家朱蘇進在為 《開國將軍軼事》一書作序時,曾詮釋過這種不折不扣的忠誠:“那個時代的所有將軍們,差不多都是被苦難所逼,被迫扯起戰旗,投奔共產黨鬧革命,他們是別無選擇而后成大器。也就是說,他們是為了求生,而不是出于對軍人職業的嗜愛、不是為了出仕為將才慨然從戎的。這就使他們的戎馬生涯帶有以命相搏、置死地而后生的徹底性。”
今天幸福起來、安逸起來的我們,能夠理解父輩這種感情嗎? 我們是否仍然贊同他們不折不扣的奉獻和至死不渝的忠貞?金一南自問自答:“我們可以嘲笑他們的不富足、不充裕、不美滿、不寬容、不現代、不開放、不懂得追求個人幸福和安逸,卻無法嘲笑他們的光榮與夢想,他們的熱血和犧牲,他們在奮斗中表現出的那種超越個人生死的大無畏。”
“什么是他生命的顏色?”呆立在江西永豐金家村那間土坯房里,金一南曾試圖通過走進父親過去的空間,把父親看得更清楚些。32年過去,今年出版的《心勝Ⅱ》中,他留下這樣的文字———
“他們都不是完人,都有缺點,有錯誤。他們奮斗過,也挫折過;勝利過,也失敗過。挨過整,也整過人;曾經過五關斬六將,也曾經敗走麥城。他們的優長和他們的缺陷、他們的風采和他們的灰塵、他們的堅定和他們的頑固是這樣令后人百思不得其解地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種我們今天既難分解開來,更難描述清楚的精神內涵和生命色彩。
“這是一批不折不扣的真人。”
分外燦爛的星空
父親的戰場在戎馬倥傯的最前線;兒子的戰場在血性噴薄的著述中或課堂上。
金一南說過兩個“一輩子”:當兵不一定能當一輩子,對這個黨、這支軍隊要認識一輩子。
這樣的認識最初被一個個問號牽引———黨和領袖真有這么偉大嗎? 他們當年鬧革命為什么能夠成功?“文革”中,父親一夜之間被打倒,金一南成了“黑幫子女”,初中畢業被分到一家街道小廠燒制裝阿司匹林的小藥瓶。在經歷種種不如意和看到許多陰暗面之后,他帶著一個個問號翻開了《毛澤東選集》《魯迅全集》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建黨時才50多名黨員,28年后卻能奪取政權;南昌起義時只剩800名軍人,22年后卻能解放全中國,絕非天意,只能是民心!在迷亂的“文革”時期叩問民心,金一南一方面看到了黨深厚的群眾根基,同時內心中有一種希望,又有一種確信———黨有自我糾偏能力。
1971年,林彪墜機事件讓很多人的命運出現轉機。次年,金一南如愿參軍。
入伍第一年,金一南表現突出,領導決定給他提前提干。金一南寫信給父母報喜,父親在回信中異常干脆:“好好當兵,從基層干起。”很快,父親的第二封信又到了,這次是自我檢討:“讓你回基層,從主觀上看我也犯了錯誤,只想到讓自己兒子經受鍛煉,沒有考慮到你首先是組織的人。”金一南感慨:“父親那代人就是這樣,他不是把你提起來,而是把你摁下去。就連后悔,都不是對不住孩子,而是對不住組織。”父親1984年去世時,金一南還只是個營職干部。從營職到團職到師職,他都是勉強趕上“末班車”。如今,他完全理解了父親:“革命改變了他的命運,他心里只有黨,絕不會把家庭利益放在第一位。父親那代人是無法復制的。”
父親的骨灰,今天靜靜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一室。
他雖然已經無法知道自己經歷歷史的更多細節,也無法知道他的兒子在他走后為他描摹的生命色彩,還無法知道這個并沒有受過他庇蔭的兒子在2008年被授予少將軍銜,但他把“做真人”家風傳給了兒子,兒子又將一個又一個真人寫進 《苦難輝煌》《心勝》《浴血榮光》《魂兮歸來》……
金一南的父親和千千萬萬逝去的戰友,已經走進史冊———那一片分外燦爛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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