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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士們在進行整風學習

1942年2月27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整風運動開始。其具體方法是：在學習文件的基礎上，檢查自己的工作、思想，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找出錯誤產生的根源及克服錯誤的方法。黨的高級干部還著重學習并討論了黨史。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延安整風，原因很復雜，但是歸根到底，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他曾經非常明確地告訴大家：“我黨近年的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些不好的東西，就正是為了使中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

為糾正“左”傾教條主義

延安整風之前，中共黨內曾經先后發生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傾錯誤。其中，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是理論形態最完備、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

1931年1月17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秘密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在會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把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擔任副校長時的得意門生王明推上了臺。在此之前，王明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卻一下子進了政治局，成了政治局委員。這一年王明只有27歲，是政治局里最年輕的一位。米夫對王明的評價很高，認為他是一個天才的領導者，搞中國革命沒有他是不行的。在這種情況下，王明自然就成了能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路線的唯一代表，從而掌握了中央實權。

六屆四中全會后不久，當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經歷了一次嚴重危機，幾乎遭到滅頂之災，那就是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幸好當時打入中統內部的錢壯飛及時把顧順章叛變的情報通報給中央，周恩來馬上組織中央轉移。此后，總書記向忠發也被捕變節。這一系列突發事件的發生，迫使上海中央采取緊急疏散措施，當時決定王明去莫斯科，周恩來去江西蘇區。臨走前，他們決定在上海成立一個臨時中央來維持工作，主要由那些剛剛從蘇聯留學回國、顧順章還不大認得的人組成，認為這樣便于開展工作，其中為首的就是博古和張聞天。博古當時才24歲，從事實際工作經驗很少，也不是中央委員，卻一下子成了總負責，可以說是一步登天。而王明之所以選中博古，也主要是看中博古的思想跟他比較一致，能忠實地貫徹共產國際路線。

后來，由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這個臨時中央也很快移到中央蘇區，從而使中央蘇區也開始直接受到“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這種危害主要有兩點：一是在軍事上實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左”傾冒險主義，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與國民黨軍隊大打正規戰、陣地戰，搞“短促突擊”，跟敵人拼消耗；二是在政治上實行共產國際的“左”傾關門主義，把所有的地主和資產階級都看成革命的敵人，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并拒絕與發動“福建事變”的十九路軍合作。這一系列“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直接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喪失，紅軍被迫長征，全國紅軍從30萬人減少到3萬人，黨員從30萬人減少到4萬人，白區的黨組織也幾乎損失殆盡。

關于“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危害，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期間曾寫了9篇筆記，有5萬多字。毛澤東嚴厲批評了以臨時中央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召開了遵義會議。在這次會上，博古“左”傾中央的統治宣告結束，毛澤東重新回到了領導崗位，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也是毛澤東個人命運的一次重大轉折。毛澤東后來曾經回憶說：在此之前，“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個孤家寡人。我說，有一個菩薩，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來，在長征中間，我們舉行了一次會議，叫遵義會議，我這個臭的菩薩，才開始香了起來。”但由于環境和條件的限制，遵義會議只是解決了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與組織問題，并未觸及思想上、政治上的問題。張聞天在代表中央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中仍然肯定地說：“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的是正確的”。

此后，毛澤東曾經努力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他在1940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遵義會議決議只是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但由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思想基礎依舊根深蒂固，一些同志不同意說蘇維埃后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因此會議沒有就此作出結論。這件事讓毛澤東認識到，只有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一次整風運動，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擺脫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一定要整頓三風，來一個徹底的思想轉變”，“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

為克服右傾錯誤

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除了犯 “左”的錯誤之外，還犯過右的錯誤。

如前所述，王明最初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執行的是共產國際的“左”傾關門主義，拒絕與任何黨派開展合作。但隨著共產國際政策的調整，他的觀點也發生了轉變。他開始發表一系列文章，主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名義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到包括國民黨內的愛國分子，這個政策的轉變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反響，促進和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所以在此問題上，王明是有功的，這個歷史功績是不容抹殺的。毛澤東后來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曾評價說：“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 ”但是，同時也應該看到，王明的所有這些主張都是建立在共產國際指示的基礎上，幾乎是亦步亦趨，完全沒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其實這也正是教條主義的表現。

1937年11月，全面抗戰爆發后不久，王明回國了。他和陳云、康生一起乘坐蘇聯專機抵達延安，受到了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熱烈歡迎。毛澤東還在機場舉行的歡迎大會上發表了一個熱情洋溢的題為《飲水思源》的講話，把王明比喻為昆侖山上下來的神仙，是“喜從天降”，是“馬克思給我們送來了天兵天將”。應該說，毛澤東對王明回國是熱烈歡迎的。

王明在回國前擔任過一系列重要職務：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共產國際書記處候補書記、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地位相當高，負責指導東方國家的革命。他這次回國，感覺也非常好，把自己當做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所以一回到延安就到處發號施令。張國燾曾回憶說：“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伙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 ”王明這次回國后，又教條地搬用共產國際指示，提出了“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極力抹殺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原則分歧和本質區別，主張對國民黨讓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他還一再反對洛川會議以來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路線、方針、政策，并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他說：“我們黨雖然沒有人破壞國共合作，但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要使人家一到特區，便感覺特區是中華民國的組成部分”。

當時，毛澤東雖然贊成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但他認為不能過分相信國民黨，必須時刻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靠自己的發展壯大來鞏固統一戰線，只有我們自己壯大了，國民黨才不敢破壞統一戰線；同時也只有我們自己壯大了，也才能真正團結小資產階級，擴大統一戰線。從后來的事實來看，毛澤東的這種主張無疑是正確的，但在當時卻受到王明的批評。由于王明手握共產國際指示的尚方寶劍，因此他的這種右傾思想一度在黨內占了上風。這就給全黨帶來了很大的思想混亂，一些黨的高級干部也深受其影響，導致毛澤東的一些正確主張未能得到貫徹。后來在延安整風時，毛澤東說：“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做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

十二月會議后，王明到武漢領導中共長江局，負責與國民黨的統戰工作。這一時期，他一再地與中央鬧獨立。他剛到武漢，沒有經過中央批準，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于1937年12月25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1938年2月9日，他未經毛澤東同意，就以毛澤東的名義發表對記者的公開談話；3月24日，又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遞交了 《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在此期間，王明還試圖與延安分庭抗禮，甚至公然否認延安中央書記處的權威性，要求把書記處搬到武漢，并且指責毛澤東、張聞天不應該再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布指示和文件，儼然要使長江局成為與中央對立的第二政治局。

在實踐中，王明的這種右傾思想和宗派主義行為給中共在抗戰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一些不良影響，束縛了其發展壯大的手腳，使黨未能抓住時機在華中敵后廣泛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和創建抗日根據地，影響了新四軍在大江南北的發展。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正是因為王明有共產國際指示這道“圣旨”，而黨內又彌漫著濃厚的教條主義氣氛所造成的。所以，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克服右傾錯誤，就必須通過整風運動，肅清教條主義的影響，徹底打破對共產國際的盲目迷信。

為擺脫共產國際的干預

皖南事變的發生，促使毛澤東思考如何盡快改變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系，這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導火線。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遭到慘重損失。而在事變前，毛澤東就對國民黨存有戒心，曾經制訂過一個大膽的先發制人的計劃，打算派15萬精兵打到國民黨后方去，但是這個計劃被共產國際否定了。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重大意見分歧，同時也強烈刺激了毛澤東。他認為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系起來”，“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了解經過10年反共的蔣介石”。他并由此加深了對蘇維埃后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戰初期右傾錯誤的認識，指出：“左”和右看似兩個極端，實際“兩極相通”，都根源于一個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國具體實際或不能揭示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的主觀主義。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決心盡快改變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從實質上擺脫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干預。皖南事變發生不久，毛澤東就提醒周恩來，今后對蘇聯人的話，“不可不聽，又不可盡聽”。但他認為只向周恩來一個人交代還不夠，還必須在全黨范圍內開展整風，使全黨在思想根源上破除將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和教條化的氛圍。毛澤東后來就解釋說：“整風實際上是整蘇聯的風，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錯誤。 ”

總之，在延安整風前，中國共產黨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時還不夠成熟，時常犯“左”傾或右傾錯誤，使革命屢屢遭到挫折。而無論是“左”還是右，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產國際指示的結果，都是教條主義的表現。這就說明中共還沒有完全擺脫對共產國際的迷信，還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很好地結合起來，因此，如何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而延安整風，正是毛澤東試圖解決這一問題而發動的。

摘自《黨史細節：中國共產黨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