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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過去，那些關于國家領袖的謠言也該過去了吧

點擊：3394  作者：環球人物雜志    來源：環球人物雜志  發布時間:2016-09-09 10:53:54

 

 9月9日，是什么日子？

你記不記得有位偉人已經離開我們40年？

你記不記得他來時的滿目蒼痍，他走時的國泰民安？

這位改變了中國的偉人，

人們紀念他，追憶他，敬仰他，

但40年來，卻也有了一些真假難辨的流言和誤讀。

▼

2016年9月9日，在毛爺爺逝世40周年之際，小編想帶你聽聽謠言背后的故事，來聽聽衛士周福明，管家吳連登，警衛孟進鴻、王明富，保健醫生王鶴濱……作為跟隨毛爺爺多年的“身邊人”，他們告訴我們的真實的故事。

▼——為何偏愛菊香書屋？

——因為環境很像韶山老家

1965 年毛澤東在杭州賞花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從西柏坡進京后，毛澤東先是住進了香山雙清別墅，8月23日搬入中南海。此后，他先后在豐澤園菊香書屋和游泳池居住了很長時間。坊間有猜測，是不是這兩個地方有什么特別神秘之處？作為貼身衛士，周福明了解毛澤東的許多生活細節，他向記者講述了真實情況。

主席從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直到1966年8月搬走，他的全部活動幾乎都在菊香書屋的北房紫云軒進行。主席喜歡那里的原因之一，是菊香書屋有北京內城的最后一塊耕地，主席覺得整個環境很像他韶山老家。

1966年上半年，中央辦公廳趁主席離京外出考察期間，對紫云軒進行了一次維修。主席回國后發現園內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大為不悅，一段時間后便搬到旁邊游泳池的更衣室，再也不肯回來了。更衣室很狹小，條件差，并不適合作起居室，主席卻說：“太小了怕什么，只要能擺個床鋪，有張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最后，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只好將游泳池的小傳達室布置成主席的臥室，將休息大廳改成書房兼會客室。游泳池沒有廚房，飯菜仍在菊香書屋做，再給他端過來。

主席在豐澤園的生活非常簡單，除了睡覺、吃飯就是看書、批閱文件。他看書的姿勢大多是躺在床上用手舉著看。厚厚的一本書舉在手里，經常一舉就十幾個小時，他的確是累得受不了。后來，主席授意我把超過200頁的書分裝成冊，這樣拿著看容易些。

幫主席理發也是我的工作之一，每次我都是用熱毛巾敷、用篦子篦。除了理發，我還負責幫主席擦澡。主席不喜歡泡澡堂子，也不喜歡淋浴，最喜歡用毛巾擦澡。

▼——常在人民大會堂辦舞會？

——只在中南海辦過，“文革”后取消

雖然每天工作強度大，外加煙不離手，但在晚年患病前，毛澤東的身體素質還是很不錯的。身邊工作人員說，這是毛澤東年輕時鍛煉身體打下的好基礎，尤其是他愛游泳的習慣，一直保持到晚年。這給周福明留下深刻印象。

起初，主席到外面的游泳池去游泳。每天晚上出去時，他還要戴個口罩，算是化裝，這顯然不太方便。后來，中央警衛局在中海西側、紫光閣往北很近的地方修建了一個露天游泳池。當時，不少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南海機關工作人員都去游泳，主席一有空也會去游。主席游完經常說：“游泳最大的好處是可以不想事，讓大腦很好地休息。吃安眠藥、散步、看戲、跳舞都不行，只有游泳可以做到，因為一想事就會下沉，就會喝水。”

毛澤東的另一項娛樂活動就是偶爾舉辦舞會。然而這被外界謠傳為“常在人民大會堂辦舞會”，并視為“生活奢靡”的“佐證”。孟進鴻對這種不負責任的謠言十分痛心。

主席沒在人民大會堂辦過舞會。1961年以后我都跟著他，跳舞就在中南海，我也經常參加。因為來跳舞的女同志多，男同志少，上級就要求我們這些男工作人員必須參加。最早是請一個文工隊來伴奏，后來就改為放錄音帶了，省得一幫子人來。

另一名警衛王明富也多次負責舞會的安保工作，對內情十分了解。

中南海的舞會不是主席一個人的舞會，朱老總、少奇同志、周總理等一些中央領導都會參加。這些領導平時工作特別忙，整天開會、搞調查。辦舞會就是為了給他們一個放松精神、愉悅身心的機會。少奇同志和周總理都跳得很好，朱老總就是扭秧歌一樣地走。有時會請一些外面的文工團來參加舞會，每次來人都要做嚴格的審查。我們負責在門口搞警衛，過程費時費力。這時就有人提議，中南海搞個自己的文工隊。于是從各地挑了一些吹拉彈唱的和跳舞的文藝工作者，住在中南海東邊的萬壽殿。舞會上一起唱唱歌、跳跳舞。挑人的標準首先是政治好、思想好、作風好。至于相貌倒是其次，至少我沒見到有美女。

后來，因為有人提意見，這個文工隊被解散了。據吳連登回憶，“文革”開始后，因為“破四舊”，舞會也被取消了。

▼——頓頓離不開紅燒肉？

——其實偏愛“粗菜淡飯”

吳連登還記得，前些年，韶山傳出一份菜譜，列著毛澤東在上世紀60年代吃過的西餐，有牛排、羅宋湯、煎大蝦等。后來，這就被人傳成了“毛澤東在困難時期吃西餐，不與人民共甘苦”。

這個謠傳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實際情況是，主席出訪俄羅斯等國后，想了解西方的飲食文化與中國有什么不同，看哪種飲食比較科學，我們就偶爾把四菜一湯中的一個菜換成西餐。主席說，西方人很有錢，有的東西是好，但對身體沒好處，高油、高蛋白。他的食譜，我們是要參考主席的活動和出訪安排，還有身體和季節情況來確定的，并不是外面捕風捉影的那樣。

我們有個習慣，就是把主席的東西都留著。主席去世后，中南海對外開放，經中央辦公廳同意，主席的一些生活用品也給了湖南韶山的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其中就有這張西餐單。這張菜單后來不知怎么被傳了出去，成了“主席在最困難時期還在吃西餐”。

也曾有大量文章提出毛澤東頓頓飯都離不開紅燒肉，于是有了“毛氏紅燒肉”一說，一些飯店還打出“毛氏紅燒肉”的招牌。吳連登說，這是對毛澤東飲食的誤解。

我們每個月一般安排主席吃兩三次紅燒肉。平時他吃雜糧、青菜比較多，幾乎每天要吃一個紅薯，一個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個地窖，每年會存放這些東西，我就是從那里買回來的，一年四季不斷。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湯，一個葷菜，一個魚，一個半葷半素，一個全素。每天的食譜、菜品采購都由我來定。他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么。有時我們說：“主席，加點菜吧。”他卻說：“吃這個很好了，很多人還吃不飽飯哩。中國不缺我毛澤東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國家的錢，部長們、省長們、村長們都可以拿。”

作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兼生活秘書，王鶴濱經常陪毛澤東吃飯。

我曾向主席建議要少吃動物油和肥肉。我見到他吃豬肉，通常的吃法是肉絲炒竹筍、肉絲炒青菜、清燉肘子等。在主席身邊幾年，我從沒看到他吃任何保健品和補品，都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樣吃粗米。他覺得飲食就要“粗菜淡飯”，所以不吃細米。我現在整整90歲了，身體不錯，很多飲食習慣就是受到主席的影響。

主食方面，主席吃大米飯多一些，幾乎每頓都有，有時加點白面花卷、燒麥，但只能說是點心。他愛吃的，準確地說是每餐都有的，是帶辣味的腐乳，還有炒的或炸的尖辣椒；炒菜中常有苦瓜、青蒿、空心菜、芹菜，多是些纖維多的、帶特殊味道的青菜。除此之外，他吃得多的通常都是飯桌上擺得比較近的“門前菜”，擺得遠一點的菜就吃得少，隨意性比較大。

王鶴濱回憶說，毛澤東吃飯不像常人那樣按時、按頓很有規律，常常是被值班衛士提醒或催著才吃一頓，要保證他在24小時以內吃上三頓飯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為了避免飯菜在等候中涼得太快，吳連登專門訂做了保溫效果好點的瓷碗。“沒想到近些年市場上開始炒作毛主席的相關文物，還出現了‘毛瓷’的說法。其實主席就是吃飯用了個瓷碗，卻給了民間這么大的想象空間。”

▼——1個月伙食開支600元？

——每月100元左右，出公差也要自己掏飯錢

現在回想起來，吳連登覺得給毛澤東當“管家”時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很多人不信，國家主席還這么緊張？”他甚至聽到一種說法——1961年時，毛澤東一個月的伙食費開支是654.82元，相當于50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伙食費。“這都是胡說！”

我記得，毛主席原本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每月610元。1958年之后，國家遇到了困難，他就帶頭把自己的工資從一級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前，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

這404.80元里面，每月的固定開銷就有200多元：黨費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訥）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后來隨著物價的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個姐姐也住在這里，每月生活費30元；還有冬天的取暖費30多元。

除此以外，主席還有幾大開支：

一是吃飯，全家人每月在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有時請一些民主黨派的朋友吃飯，比如黃炎培、章士釗等，也是主席自己掏錢。甚至去外地出差，不少人覺得能請主席吃頓飯是莫大的榮幸，但我過后都會把飯錢補上。這是主席的硬規定，沒人敢違反。他說，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賬，下面的人誰也不敢吃飯不付賬。

二是煙和茶，煙每個月要花將近100元，茶要花幾十元。主席在外面開會，我總要帶著茶葉去。如果沒帶，就算是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喝一杯茶，臨走前也要付給他們2角錢。

江青的工資也是我管，每個月243元，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主席的賬我叫一號賬，江青的賬我叫二號賬，他們都是各花各的錢，也就是現在說的AA制，這是主席交代的。所有的采購花銷由我來辦，晚上回來記賬，從牙膏、手紙到菜錢，每一樣都要詳細記錄。原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每個月要在這些賬本上簽字，然后定期拿給主席看。

記者想了解毛澤東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補貼收入，吳連登很干脆地回答：“沒有。”他說，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員出差、加班倒有補貼，“但主席除了工資，沒有任何一點額外收入，他說他不能開這個頭”。這一點，有時讓吳連登這個“管家”頗感為難。

每次錢不夠用時，我只能拿著賬本去找主席，逐一向他匯報這個月的開銷。主席一看我這架勢，就會問，“錢又不夠用了？”然后我得打一份報告，并在后面附上詳細賬單，請主席簽上字，才能到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以下簡稱中辦特會室）去領主席的稿費。不過，總不能月月如此吧？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職了。所以我說，這個家不好當。

▼——稿費1億多？

——真實數字是124萬，只存在中辦特會室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休息廳看報

有段時間，關于“毛澤東稿費高達1億3千多萬元”的消息在一些報刊上傳得沸沸揚揚。為核實此事，吳連登特意拜訪過中央辦公廳原主任汪東興、原中辦特會室會計鄭長秋。當時，兩位老人雖然精神很好，記憶力也很準確，但畢竟年事已高，不能頻頻出面澄清，便委托吳連登將他們了解的真相轉述給記者。

鄭長秋生前一直負責主席稿費的收入、支出賬目，對此事最有發言權。

到毛主席1976年9月逝世，他的稿費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這個數字肯定是準確無誤的。到1983年底，因為存款利息上調，稿費比原來多出33萬元，變成157萬元。但怎么可能變成1億多？這謠一定要辟！

主席在世時，汪東興對稿費管理得非常嚴格，每次稿費的收入和支出都由他簽發，從來沒有亂批過一分錢。關于稿費的使用情況，他每半年要向主席書面匯報一次。

當年，主席的稿費主要用于資助黨外民主人士和特殊開支。每年，他會從中撥給章士釗、王季范（教育家）各2000元。遠在湖南老家的親屬偶爾來京看望主席或看病，食、住、行等費用都由主席個人負責；偶爾主席工資不夠，才從稿費中開支。還有就是不定地給老家親戚寄點錢，數額非常少，僅作解決臨時溫飽之需。

至于有媒體說，“1976年12月底，汪東興在清理毛澤東私人財產時發現，毛澤東存放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稿酬累計存款為7582萬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黨小組’的名義開戶的”，以及“毛澤東以個人姓名在中國人民銀行中南海支行開設的戶頭，賬上通常存有八九十萬元”，汪東興對此進行了強烈的批駁。

毛主席放稿費的地方，既不是什么“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黨小組”，也不是在什么中國人民銀行“中南海支行”開設的戶頭。黨小組怎么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費？講不通嘛！中南海什么時候有銀行了？這些人真會無中生有。他的稿費實際上只存放在一個地方，那就是中辦特會室。

記得有一次，我到主席那里辦事，談起稿費問題。我說：“您的稿費不能總存在特會室名下。”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稿費是黨的稿費，老百姓的稿費，不是我毛澤東的稿費。”我說：“那將來孩子們怎么辦？”主席說：“孩子們長大了，他們為人民服務，人民給了他們一定的待遇和報酬，能自己養活自己。”

1974年，經毛澤東批示，工作人員共從稿費中取出3.2萬元，分成4份，交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作為生活補貼之用。這或許是唯一一次拿稿費補貼家用。吳連登向記者講述了整件事情的經過。

這件事的起因，是李訥在1972年生下兒子效芝后，要靠每月幾十元的工資維持家庭生活，還要請保姆、買奶粉，生活非常困難。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了，她找到張耀祠求助。張耀祠覺得李訥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寫了張條子請主席批準。主席后來也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說：“這回李訥開銷小不了，給個幾千塊吧。”主席這才同意從稿費中支取8000元給她。

當時，我擔心李訥萬一用過了頭，再開口要就難了，所以以她的名義往銀行存了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給她本人。李訥當時感激得連聲說“謝謝”。之后，出于對親屬的一視同仁，主席又分別給了賀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

▼——擁有十來塊金表？

——都交給中南海禮品庫，只“借”過兩個月

重慶談判期間郭沫若贈給毛澤東的歐米茄手表

吳連登“管家”的范圍，還包括管理毛澤東的禮品。

給主席送禮的人，有世界各個國家的元首，還有國際友人。比如金日成主席，幾乎每年都會給毛主席送來幾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蘋果、梨和無籽西瓜，大的西瓜重達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適，他就讓秘書開一個名單，將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領導人。還有些禮品，比如珍珠瑪瑙、金銀翡翠，不管多珍貴，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禮品庫登記、備案，從不據為己有。他總說：“這些東西不是送給我的，是送給中國人民的，如果你吳連登在這個位置上，人家也會送給你的。”

有時候，我會趁著主席晚上在院子里散步，把禮品擺在藤椅上，逐個給主席匯報、對賬。吃的東西，如果數量多，主席一般讓拿到食堂去賣，再把錢寄還給送禮的人；數量少，就送給司機班或別的人。沒有一次說給李敏、李訥的。

在禮品庫中，僅金表就有10塊，都是外賓來訪贈送的瑞士表、羅馬表等高級貨，毛澤東都沒要。陪伴他走過30多年的，是郭沫若送的一塊歐米茄手表。對這塊表的來龍去脈，吳連登很清楚。

1945年以前，主席沒有手表。重慶談判時，他一下飛機，郭沫若就發現了這一點。為了讓主席掌握好談判時間，他就把自己的表從手腕上摘下來，主席也欣然接受。這之后，主席一直戴著它。直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主席說：“我這個表要拿去修修了。”我才向禮品庫借了一塊金表給主席暫用。主席說：“借東西要打個借條，我的表修好了就把金表還回去。”金表借用了兩個月，我就還回去了。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亞掀起了迫害我僑胞的浪潮，我國政府義不容辭地出面保護他們。為表達感激之情，僑胞們給主席送來31.5公斤燕窩。那種極品燕窩，就是在當時，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現在更是難得一見。但主席毫不猶豫地指示：“把它們全部送到人民大會堂招待外國人。”

1975年，我看到年邁的毛主席行動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衰竭，就向張耀祠提出給主席增加營養，最好能弄點燕窩燉湯。張耀祠找到人民大會堂的黨委書記，發現當年的燕窩還有7兩。經汪東興批準，我打了收條把它們取回中南海，每次瞞著主席在湯里加一點。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窩中的7兩。

▼——百十人警衛貼身保衛？

——警衛團其實是“調查組”

1966年10月1日， 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天安門金水橋上席地而坐觀煙花

曾經有人對毛澤東身邊有百十人的貼身警衛提出意見，認為他“搞特殊化”。對此，警衛團成員、毛澤東警衛王明富非常無奈，他告訴我們，設立警衛團絕非僅僅為了保護毛澤東，還承擔了更重要的使命。

其實，保衛主席安全只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項主要任務是回各自的老家搞調查，成為聯系群眾的橋梁。這樣主席就能及時、全面掌握全國各地的經濟建設情況。調查一般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派誰走，什么時候走，都按主席的安排執行。有時候是大部分人都撒出去，到全國各地調查，只留少部分人在家當警衛。調查的內容是走親訪友，了解家里有沒有吃的，公社化搞得怎么樣，對干部有什么意見等，了解情況后回來寫一份報告，隨時等待被主席叫去匯報。

有一次，主席去廣州開中南局會議，于是讓長江以南的同志回家調查。我是江蘇人，也回去了。我們回來后，主席開完會，晚上9點多了，召集我們去匯報。當時一位回湖北的同志說：“主席，我們老家社員對一年口糧300斤有意見，不夠吃！”主席問他：“那你覺得多少夠吃呢？”“最少也得400斤。”那位同志理直氣壯地回答。主席笑著點點頭說：“你這個人啊，蠻會為農民說話的。”

黃建新是全國毛澤東紀念館聯誼會秘書長，他與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接觸多年，了解到安全保衛方面的許多真實情況。

大家總以為領導人身邊都是壁壘森嚴。其實，警衛部署是有的，但主席本人并不喜歡。他最高興的時候就是和人民群眾在一起的時候。

我曾經到河北邯鄲成安縣，聽一位老生產隊長講了一件事。主席1959年到那兒視察，在會議室里和棉農交談，突然聽到外面一片嘈雜，就站起身自個兒走到門口查看情況。只見門口站著一個農民，手里拿著把刀，身邊還圍了一大群農民。警衛員見狀，趕緊擋在主席身前，主席卻擠過去問：“老鄉，是怎么回事？”原來，拿刀的就是生產隊長，大家給主席準備了西瓜，但沒有刀切不了，他就回去取了把刀想送進來。這位生產隊長至今回想起來，還很感慨：主席喜歡和群眾走在一起，不喜歡被隔離開來。

1966年10月1日的國慶典禮上，有一張照片，是警衛員孟進鴻蹲在毛主席身邊。我問他：“你干嗎蹲著呢？”他說：“萬一出現情況我要是坐著就爬不起來啊。蹲著是為了隨時跳起來保衛毛主席安全。”警衛員這么緊張，但主席自己并不在意，那次慶典上，他突然只身走下天安門城樓，席地而坐，與人民群眾親切交談。對主席來說，站在城樓上揮手，不如站在群眾中間開心。

吳連登認為，毛澤東的這個特點，讓保衛工作很難做。

尤其到了晚年，主席像孩子，想法很多，出行很隨意，給保衛帶來很大難度。“文革”期間的一次國慶節，傍晚吃完飯，主席突然要去天安門廣場上看放煙花。他說，平時都是在天安門城樓上看，很好奇那個紙筒子怎么能放出那么高、那么好看的煙花。天安門廣場當晚人山人海，全是百姓。但主席不管，說走就走。

到了廣場，主席剛一下車，百姓就看到了，“呼啦”一下圍上來，我瞬間就和主席擠散了。大家都緊張壞了，陪同的周恩來總理急得一身汗。汪東興趕緊組織人把主席送上另一輛車才解圍。

▼晚年瑣事：

病痛中，看美國電影轉移注意力

從1970年開始，繁重的工作令毛澤東的身體情況急轉直下，肺炎、心血管疾病纏上了他，但他每天都在病痛的折磨中堅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至今回憶起來，周福明仍十分心疼。

主席特別難受的時候，坐那看書，臉上的汗就直往外冒，這說明他心臟或者哪里已經很不舒服了。我們就問他：“主席，是不是讓大夫給您看看？”他說：“不用，沒事，看看電影。”我們工作人員就趕快架機器。美國有個電影叫《出水芙蓉》，主席非常喜歡那個片子。這樣一轉移了注意力，他就可以喝口水、抽口煙，跟邊上的人聊聊天了，身體也舒服些。

1976年6月，主席因心肌梗塞已被搶救過一次，雖然脫離了生命危險，但病情一直不見好轉。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凌晨時分，大地突然顫動起來，泳池臥室的門窗玻璃“嘩啦啦”地響個不停，地下也有拖拉機般轟轟的響聲，主席的病榻搖晃不止。工作人員沖進主席的房間，找到一個大被單，幾個人拉住四角，罩在主席的床鋪上面。我沖到床前，抱著主席的頭，弓下身擋住，以防止掉下東西砸著他。天亮后，我們發現中南海東八所的幾段院墻和圍繞中南海的大墻多處震倒，少數房子被震塌。經醫生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把主席用擔架轉移到抗震能力很強的202別墅。

搬進202別墅的當晚下大雨，又有較強的余震，但室內幾乎沒什么感覺。主席醒來執意要回泳池的老住所，但得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后，他顯得無可奈何，用含糊不清的聲音說：“既然是常委們的決定，只好如此。”43天后，毛澤東于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在202別墅病逝。

主席去世后幾個小時，我接到通知，最后一次為主席理發，整理遺容。這是我最艱難的一次經歷，整個人被掏空了，流不出淚來。來到主席身旁，老人家那么安詳，好像就是在休息。我跪下來給他理鬢角的頭發，然后平躺在他身旁，為他修剪耳后和后腦勺的頭發。我最后一次給主席精心地刮了胡子，擦了臉，老人家看上去又精神很多。

那天，房間外面站滿了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雖然知道主席生前的愿望是火化，但大家還是對第一副主席華國鋒及其他常委表示：“能不能把主席留下來，讓全國人民再看看主席？”華國鋒專門在屋里組織開會，進行商議，最后決定對主席遺體采取防腐措施。在我的記憶中，主席永遠是我最后一次理完發“在休息”的安詳模樣。

40年過去，我們依然記得您，依然懷念你。

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逝世4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