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茍壩會議是繼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四渡赤水期間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是毛澤東由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到取代周恩來指揮軍事的一個重大轉折。同時也是毛澤東的軍事思想路線斗爭完全取得勝利和統帥地位與領袖地位確立的一次重要會議。以往對這次會議的研究和重視明顯不夠。

一、茍壩會議產生的歷史背景

毛澤東二渡赤水的東進軍事戰略：中央紅軍一渡赤水進入扎西后，由于這一帶地脊民貧，補給困難，加上這里地處川滇邊鄰地區，中央紅軍進駐這里，必然威協到川、滇兩省軍閥的利益，拼死抵抗。而川、滇兩省軍隊有地利之便，以逸迨勞，中央紅軍顯然不利于與之作戰而在此地創建根據地。相比較而言，貴州軍閥王家烈部在西南三省中戰斗力較弱。而國民黨中央軍的追剿部隊雖然進入貴州，但他們長途追剿，已是疲憊不勘，不僅與中央紅軍一樣人地生疏，而且經過湘江戰役后傷亡也很大，軍隊編制不足，加上是中央紅軍的老對手，雙方戰法彼此了解，有利于與之作戰。打敗中央軍，還能有好的武器和彈藥補給。再有，遵義是貴州首富之區，四面有長江、烏江和赤水為屏障，東又與二、六軍團相鄰，是創建臨時根據地的理想之地。于是，毛澤東決定揮師東進，再占遵義。為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毛澤東決定先攻取黔北軍事要塞婁山關，把它作為控制黔北和攻占遵義的關鍵一步。為此，毛澤東采取由北向南大迂回的行軍作戰路線，以便把川軍向北和向東牽引，進而快速揮師南移奪取遵義，然后借助婁山關和烏江，北阻川敵，南拒中央軍吳奇偉部，以便孤立和尋殲遵義西部的周渾元縱隊。作戰計劃擬定后， 2月10日，中革軍委向全軍發出東進作戰命令：“…我野戰軍目前…應迅速脫離川敵與滇敵之側擊，決于明十一日起轉移到雪山關及其以西地域，爭取渡河先機，并準備與薛岳兵團及黔敵為主要作戰目標…(1)”據吳奇偉部參謀魏鑒賢后來講：薛岳指揮的兩個追剿縱隊人馬實力因沿途逃亡、落伍和疾病已減員大半，兩個縱隊共計不足五萬人。魏鑒賢看到吳奇偉部士氣非常低落，悲觀厭戰的情緒很農厚，每連多者七、八十人，少者四、五十人，編制嚴重不足。從隨后的“遵義大捷”一事證明，毛澤東決定東進與薛岳兵團作戰的戰略決策是英明而正確的(2)。

中央紅軍再占遵義后，刺痛了蔣介 石的神經和剿共決心。3月3日，蔣介石到貴陽親自部署在遵義一帶圍殲中央紅軍的作戰計劃。

3月3日，奉命守衛婁山關的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緊急電告中革軍委：由于川敵一路由婁山關東面繞道向板橋進逼，擬切斷九軍團的退路，而五軍團又過早地撤離與九軍團接應的防線，向遵義方向轉移，致使九軍團處于遠距離孤軍作戰的不利境地，中革軍委只得同意羅炳輝的請求，放棄婁山關(3)。3月4日，為打破蔣介石新的圍殲圖謀，中革軍委成立了以毛澤東為政委，朱德為司令員的前敵司令部，指揮紅軍進行反圍剿作戰(4)。

3月4日，蔣介石電令駐重慶行營（參謀團）主任賀國光，要求上官云相部限其3月8日前進至桐梓，同時命令川軍郭勛祺率所部三個旅并指揮桐梓的黔軍限6日集結后即向遵義開進，周渾元率部并指揮黔西的何知重師由西向東限6日進抵楓香至鴨溪地域，吳奇偉部在烏江防堵，并派出一部向鴨溪、楓香與周渾元部聯絡，準備無論紅軍朝何方移動，都要“不失時機取直徑堵截”(5)。

婁山關的失守，遵義北面大門被敝開，從而牽動中央紅軍的整個戰略布局，毛澤東不得不于3月5日放棄遵義城，指揮中央紅軍向鴨溪地域轉移。以尋求先與東進的周渾元部作戰（2月1日，薛岳已任命周渾元為追剿軍前敵總指揮）。蔣介石的圍剿計劃是以周渾元縱隊固守赤水河上游東岸的仁懷一帶，吳奇偉縱隊和川黔軍為游動策應的作戰策略。中央紅軍若要想在黔北站穩腳根，就必須拔掉周渾元這個蔣介石安插在黔北的釘子。為此，為配合毛澤東“擒賊先擒王”的戰略部署，拔掉周渾元這個剿共“前敵總指揮”的釘子，以打亂蔣介石的圍殲圖謀，紅軍總政治部發布了一道《動員全體紅色政治工作人員爭取新的勝利命令》，向全軍指戰員講明了消滅周渾元部的目的和意義：“在王家烈、吳奇偉慘敗之后，蔣介石又用周渾元縱隊與黔軍配合（即：周渾元為前敵總指揮指揮黔軍）向我進攻，企圖包圍和消滅我們，現在我們必須爭取勝利，消滅周渾元（這個前敵總指揮）來徹底粉碎敵人的追剿，這是一個決戰，或者是我們勝利，站定腳根，消滅敵人，赤化貴州；或者是我們不能勝利，則不但不能保持遵義的勝利，而且將逼迫再要轉移方向，我們無論如何要把蔣介石的主力周渾元縱隊消滅，取得比遵義戰斗更大的勝利！”關于對周渾元部作戰的有利條件，命令指出：“周渾元縱隊尾追我們數千里，比吳奇偉縱隊更疲勞，只要我們堅決勇敢，勝利一定是我們的(6)。”這個動員令體現了毛澤東從戰略高度來設定的一個新的反圍剿戰術。

3月5日晚，當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轉移到鴨溪地域后，蔣介石又一次調整其圍剿方案，要求所有參與此次圍剿的國民黨軍“暫取攻勢防御”，“秘其行動”，待掌握紅軍的具體意圖和動向后再作行動，并指令各軍：“如匪果向西竄，則吳縱隊主力用最快行動，星夜兼程，即向黔西西南地區挺進，不得延誤片刻；若匪果與我周縱隊在楓香園附近接觸或對峙時，我吳縱隊亦用最速方法，渡江北岸猛進，尋匪側背圍剿之。”為防止周渾元部冒進被紅軍消滅，蔣介石命令周渾元部在長干山一帶構筑碉堡工事，并指出：“如匪不敢向我進攻，仍在楓香園附近停止，則我軍可逐步前進，先誘其來攻，然后雙方夾擊之…”3月9日，蔣介石又電告各軍：“據本日飛機報告，匪主力似仍在遵義西南鴨溪、白臘坎、風香壩一帶…是匪尚欲盤據遵義西南地區，或不與我決戰。刻正我聚殄該匪良機。我軍吳、周、孫、郭縱隊應對此匪分進合擊，務將該匪聚殲于遵義西南地區。郭縱隊即由桐梓（以南）向遵義攻擊前進；吳、周兩縱隊即在原地集中；著令孫縱隊即赴西安寨、平橋壩集結待命，限12日以前到達具報。(7)”

就在敵我雙方都在慎密部署，尋找對方弱點進行消滅對方的關鍵時刻，3月10日，林彪和聶榮臻二人電告中革軍委，要求由他們提頭打一次仗，其攻擊的對象是位于打鼓新場的黔軍猶禹九旅。為此，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召集紅軍高層二十多人在鴨溪茍壩開會。在會上，為了擴大遵義戰役戰果，大家都同意打這一仗，唯獨毛澤東不贊同，其理由是：毛澤東已察覺猶禹九部明顯是蔣介石設下的誘餌（如上所述，蔣介石3月5日晚已有“誘其來攻”，然后一舉圍殲中央紅軍的命令），紅軍要兩天后才能調集兵力，到那時敵人在我們外圍的包圍圈已完成，而猶部目前正處于蔣介石新設置的包圍圈中心，明顯是一步險棋。林、聶提出的消滅猶禹九旅的作戰報告，明顯是《遵義會議決議》曾經批判的：“只看見消滅小部黔敵以及消滅所謂土匪”比較容易，借以擴大遵義戰役戰果，而忽略了猴場會議就決定的：“中央紅軍到川黔邊是為了轉入反攻消滅蔣介石追剿部隊的任務。”并且3月5日總政治部發布的動員作戰《命令》是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一致通過的，《命令》對周敵作戰的有利條件已經講得很清楚，怎么能不顧大局輕易否定這個《命令》，而去走冒險的一步棋呢。因此會議上大家的意見遭到毛澤東的堅決反對和抵制。但大家不聽毛澤東的這個正確的勸解，一致要打打鼓新場的黔軍猶禹九旅，并且爭吵得不可開交，嚴重干擾了毛澤東的整個作戰部暑(8)。

二、茍壩會議的爭論所反映出來的兩個核心交點問題

1、李德軍事思想路線的回光反照 關于茍壩會議上的這場軍事思想路線斗爭，其爭論的焦點之一是按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打運動戰，還是按李德那套打陣地戰。并且誰才是當時應當打擊的對象，也是會議爭論的焦點。關于李德軍事思想路線在茍壩會議上的回光反照一事，聶榮臻曾回憶說：“遵義會議以后，（以凱豐為代表的）宗派教條主義者并不服氣，暗中還有不少活動…(9)”因此當毛澤東在茍壩會議上提出放棄攻打打鼓新場，重點對付周渾元部；若其不然，就發揚紅軍特長打運動戰，再渡一次赤水河，到四川繞一個圈，然后在調動敵人的過程中尋機殲滅周敵時，卻遭到大家的強烈反對。這件事周恩來曾在回憶中說：“遵義會議開了以后，要繼續前進，這個時候爭論又起來了，打仗如何打法引起了爭論”。“我們應該（照毛主席的辦法）在運動中去消滅敵人嘛(10)”。這就是周恩來在后來的茍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成立三人軍事小組，由毛澤東來全權指揮紅軍打運動戰的真實原因。關于茍壩會議大家愿意打黔軍而不愿打中央軍的理由，黃克誠在反對打魯班場一戰時向中央的寫信中談到了這個問題。說：“老根據地已被敵人摧殘殆盡，主力紅軍又受到重大打擊，剩下來的部隊已經不多了。當前應保存實力，盡量避免與敵人打硬打，為中國革命保存火種和骨干。” 在黃克誠看來，打黔軍容易，打中央軍困難。而黃克誠忽略了一個問題，當遇到生死存亡時，黔軍的戰斗力并不亞于中央軍和川軍，如婁山關南坡的戰斗，黔軍就展現了很強的戰斗力，致使三軍團十二團受到很大阻力和傷亡。況且猶禹九旅是處在蔣介石設置的包圍圈中心部位，一但沾上了，周圍的川、滇軍和中央軍合圍攏來，那時就危險了。但是大家不聽毛澤東的意見，甚至爭吵到了會場秩序失控的程度。茍壩會議這場不應有的爭論，反映出毛澤東的戰略思維和洞察力和大家不在一個層次上，這就難免受到大家的誤解和反對。

2、最高軍事指揮者的“獨斷專行”問題 按照毛澤東“三灣改編”和“古田會議”的建軍思想，“黨對軍隊有絕對領導權”，因此政委的職權比司令員大，是“關鍵時刻對重大問題做最后決定”的人，故在紅軍內部習摜上稱“總指揮”（周恩來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到遵義會議后的一、二渡赤水期間都是擔任“總指揮”一職）。毛澤東的這一科學而行之有效的建軍思想在茍壩會議上卻遭到嚴重的挑戰和抵制。張聞天夫人劉英在論及茍壩會議時說：“…大家主張攻打打鼓新場，毛主席不贊成，甚至以不當前敵總指揮之職來力爭。聞天主持會議，鑒于以前負責人專斷不好，他看大家爭得不可開交，也不表態，就來了個民主表決，少數服從多數，將毛主席前敵總指揮的職務表決掉了…(11)”在這里，劉英對張聞天批評毛澤東堅持意見是固執己見和獨斷專行一事的措詞是十分婉轉的，實際上是在回避真實問題。不過，從楊尚昆的回憶中，我們還是能看出事實的真相。楊尚昆認為“總指揮”的作用和威信是不能否定的。因此，他對茍壩會議評價說：“最后，中央采納了毛主席的意見，避免一次損失。戰場指揮，有時確要機斷專行，捕捉戰機”，不應讓許多人坐在那里扯皮，耽誤大事。茍壩會議的第二天，張聞天“也認識到（免除毛澤東總指揮由彭德懷代替）這件事處理失當。由此更覺得軍事領導要改變辦法。戰場情況瞬息萬變，必須臨機決斷，靠開中央會議來決定會貽誤戰機，而且他自已對打仗也不熟悉，自認是外行，覺得過多地參與軍事指揮不合適，所以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議，決定成立軍事三人小組統一指揮。這個三人小組的成員是：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劉英自述》）(12)。從劉英的這段敘述中，同樣能看出張聞天曾批評過毛澤東獨斷專行問題，并且第二天張聞天就改正其觀點，承認在非常時期最高軍事“總指揮”的“獨斷專行”是必要的。周恩來在回憶中也曾說：“那個時候困難啰，八萬人剩下三萬多人，每一個部隊里都減員，傷員病號都不少，的確困難。在那種關頭，只有（讓毛主席來指揮）堅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13)”在這里，周恩來也是肯定“總指揮”的權力和威信以及在非常時期最高軍事指揮者的獨斷專行是完全必要的。

三、茍壩會議爭論的結果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勝利和領袖與統帥地位的確立

關于茍壩會議，毛澤東是這樣說的：“茍壩會議，我先有三票，后頭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對打打鼓新場，要（再渡赤水）到四川繞一個圈，全場都反對我。那個時候我不動搖。我說：‘要么聽我的…接受我的這個建議。如果你們不聽，我服從，沒有辦法。’散會后，我同恩來講，我說：‘不行，危險！’他們就動搖了，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開會，聽我的了(14)。”這件事在周恩來的回憶中說出了事件的詳情：“遵義會議開了以后，要繼續前進，這個時候爭論又起來了，打仗如何打法引起了爭論。”茍壩會議雖是在一場激烈的爭執后結束了，“但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里提著馬燈又到我那里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這樣，毛主席才說：‘既然如此，不能像過去那么多人集體指揮（據毛遠新講：解放后毛主席曾對他講，長征時的“土城戰役”，由于是集體參與指揮，因此他指揮起來不很順暢，出現了一些問題），還是成立一個幾個人的小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組指揮作戰(15)。”關于毛澤東半夜里提著馬燈去見周恩來而成立新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一事，袁慢慢在《毛澤東是如何評價周恩來的》一文中披露了一個從未公布的真實內幕。說解放后毛澤東曾對毛遠新談到他同周恩來之間長征時在遵義鴨溪的一件往事。毛澤東說：“…后來紅軍到了鴨溪（茍壩）…（鑒于張聞天的領導決策方式和大家在這種領導方式下的激烈爭執）總理專門找了我，總理說：‘再這樣下去不行了！’ 我也說：‘是不行了！怎么辦呢？’總理說：‘還是你來吧！我不行。’ 我說：‘要我來可以，你得給我全權，就是全部的權力。’總理說：‘就給你全權！’我說：‘那別人不服怎么辦？’總理拍了拍胸脯說：‘我去做彭德懷和林彪的工作。’(16)”毛澤東由此從周恩來手中接過了軍事指揮權。周恩來也如他所說，做了彭德懷和林彪的工作。因此周恩來說：茍壩會議后是“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組指揮作戰”。

關于茍壩會議上毛澤東領袖和統帥地位的確立，楊尚昆是這樣說的：“遵義會議后，全黨的領導核心實際上已是毛主席了。”張聞天在1943年談及遵義會議的意義時也說：“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毛、朱、周三人）中央的建立17。” 伍修權在回憶中也說：茍壩會議上“成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有周恩來、王稼祥同志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作為最高統帥部，負責指揮全軍行動。全黨信服毛澤東同志，把當時最有決定意義的、關系到我黨我軍生死存亡的軍事指揮大權托付給他，從而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對于毛澤東的這次軍事思想路線斗爭勝利，毛澤東在1959年曾對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里時談到：“大多數人也可以搞錯的…比如茍壩會議…”

綜上所述，茍壩會議的內涵是豐冨而復雜的，它不只是一場簡單的軍事思想路線斗爭，而且還參雜著十分激烈的宗派教條主義路線斗爭，這個問題在聶榮臻和李徳兩人的回憶文章以及田豐叛變后的供詞中都有所提及。茍壩會議這場矛盾和斗爭的結果，最終以毛澤東的軍事思想路線獲得勝利，從而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和全軍的領袖和統帥地位。

注釋：(1)、(4)吳德坤主編：《遵義會議前后紅軍軍事電文選編》；

(2)、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國民黨將士話長征》；

(3)、羅魯安：《羅炳輝文集》；

(5)、(7)王樹增：《長征》、貴州省檔案館編：《紅軍轉戰貴州》——舊政權檔案史料選編等；

(6)、1935年3月5日《紅星報》；

(8)、(9)、(11)、(12)、(13)、(17)楊勝群、陳晉主編：《紅軍長征重大決策見證錄》；

(10)、(15)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著：《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全史》（一）；

(14)、吳東峰、朱繼紅編著：《細節決定歷史》；

(16)、袁慢慢：《毛澤東是如何評價周恩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