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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文的回憶錄：李兆麟將軍的戰友、妻子

點擊：作者：金伯文來源：卓婭新浪博客發布時間:2016-10-18 11:28:31

李兆麟將軍的戰友、妻子——金伯文的回憶錄

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4冊中，李兆麟在1942年9月10日寫的《張壽錢獨立活動經過（履歷自傳）》中的最后一段是這樣寫的：

我在農民生活中，曾娶過一個妻子，我參加革命運動以后，與家族完全斷絕一切關系。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與韓國女同志中國共產黨員金貞順（又名金伯文）結婚，省委批準我倆婚約。金伯文現在本旅學習無線電報員，她工作積極，對黨忠實，但仍保留一些封建落后觀點，現在沒有小孩子。

金伯文是一個朝鮮族女性，她是為數不多從兒童團、少先隊、共青團、直至參加東北抗日聯軍，經歷了十四年抗擊日寇侵華戰爭的全過程而幸存下來的女戰士。在她身上充分地體現里中國女性的溫柔、樸實、勤奮、堅忍不拔。她一生所經歷的磨難是常人不能想象的。她是戰爭的幸存者，2005年3月2日在全身臟器衰竭的情況下心臟停止了跳動，享年87歲。她臨終時留下這樣的遺言；“我的一生，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對得起所有犧牲的親人、對得起我的孩子們。我沒有什么遺產留給你，留下的只是歷史。我將告訴你：我一生追隨共產黨不后悔：一生信仰共產主義不改變！”這段話讓我吃驚！她的文化并不高，卻能說出如此精辟而有哲理的話。她的一生是平凡中孕育著偉大！她的回憶錄寫的即生動又感人，值得一讀。

現將金伯文的回憶錄及照片附上。

李兆麟將軍與妻子金伯文和兒子立克在蘇聯88旅合影

金伯文抱著女兒照片

李兆麟將軍墓碑落成金伯文獨自坐在墓前的照片

李兆麟將軍犧牲后金伯文帶立克和卓婭照片

棺木沒有下葬前守靈照。抱著立克的是李兆麟將軍的警衛員李桂林

金伯文帶著立克、卓婭為李兆麟將軍守靈

金伯文回憶錄

一, 投身革命

一九一O年，朝鮮淪陷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統治和瘋狂鎮壓，一些朝鮮人不得不背井離鄉，偷渡鴨綠江、圖們江逃到中國謀生。就在這時，我父親帶著我母親和哥哥，隨祖父、祖母和三個叔叔也由朝鮮咸境北道富寧郡遷居到了中國東北的汪清縣蛤蟆塘鄉原大房子村落了戶。蛤蟆塘的東、南、北三面是丘陵，西面是原始森林，是一個美麗而又富饒的山村。這里人煙稀少，當時只有幾家漢族農戶在此居住。我們一家遷到了那里后，便搭起窩棚，租了漢民的一片荒地，以開墾種植為生。后來，又在山上伐木蓋了幾間房，生活還能維持。一九一八年，我就出生在這個村，取名為金貞順。

我父親金善極早年已參加了朝鮮獨立軍。他一直從事反對日本統治的革命活動。到了東北后，他仍從事革命活動，當時的主要活動是募捐錢、衣、物等物資支援朝鮮獨立軍的抗日活動。在我三歲那年，父親為了躲避鬼子的查抄，一個多月沒回家，躲到村外一個漢族老鄉家里。有一天，父親和兩個同志回家換衣服，因天色已晚就住下了。第二天清晨，霧特別大，父親準備離家時被鬼子發現，我父親和另外兩個同志被抓住了。鬼子在我父親身上搜出了搞募捐的賬本。之后，在離我們家十幾里以外的河套里用刺刀捅死了我父親和那兩個同志（其中一個是蛤蟆塘上村張德春的父親，另一個也是上村姓樸的同志），并砍下了他們的頭，血流滿地。當天，幾個漢族老鄉送來了我父親犧牲的消息。家中得信后，就套上一輛牛車把父親的尸體拉回來埋了。父親在家是長子，他這一死，祖父又氣又恨，不到一個月也離開了人世。我母親把父親的血衣和被刺刀扎破帶血的賬本收藏了起來，并經常拿出父親留下的這些遺物邊哭邊對我和哥哥講述父親犧牲的悲慘故事，讓我們別忘了這深仇大恨，一定要給父親報仇。

在父親和祖父相繼離開人世后，整個家由二叔做主，奶奶很封建，我母親李福善帶著我們在大家庭里是沒有絲毫地位的，母親終年勞動不得溫飽，受盡了人們的冷落。記得我十幾歲時的一個中秋節（這個節日朝鮮人是很重視的），人們都穿著新衣裳，小姑娘扎著緞帶去過節。我也是一個女孩子，因此，吵著跟媽媽要一條緞帶。媽媽掉著淚，那時她哪里有錢給我買緞帶呀！我不懂事，不停地哭鬧，揪著母親的心。她那黃連苦水向誰訴說，只能往肚子里咽。就在這時，姑姑家的表哥俞成洛路過這里，知道這件事情后，給我買了一條橫絲的緞帶才算解了圍。其實這條緞帶值不了幾個錢，可是，當時因家里窮，確實買不起。東北的冬天冰天雪地，十分寒冷，我和母親卻從沒穿過囫圇的衣裳，棉衣也只是用舊棉花撕一撕絮薄薄一層，一年三季光腳，冬天有一雙草鞋穿就挺知足了，那時的貧窮是現在人很難想象的！

我哥哥叫金銀植，參加革命后叫金光植，比我大八、九歲。父親活著時，就供他上了蛤蟆塘的普信小學，后來又到龍井上了大成中學。他在小學時就參加了革命活動，砸教堂，毀經書，撒專單什么都干。

我很喜歡哥哥，他很聰明，長得又出眾，多讀了幾年書，在我們村也算得上是知書達理的人，他在村里威信是很高的，在家里也是說話算數的。當時組織上需要錢用，哥哥回家后，主持賣了家里的幾間房，作為革命的經費。后來因為鬼子常來抄家，怕牽連大家，在他的建議下，把家分了。從那時起，我和母親、哥哥從大家庭里分開單獨過起了日子。

我母親是一個久經風霜、勤勞善良的農村婦女。她懂得愛什么，恨什么。他愛哥哥，也愛所有到家里來開會或路過的革命同志。他不辭辛苦地給革命同志放哨、送信、洗衣、做飯、偵察敵情，正因為這樣，我們家成了革命同志常來常往的可靠的聯絡點，我母親成了同志們信賴的好母親。

一九三O年的秋天，我黨準備在我們這里組織秋收暴動。有一天，接到了上山開會的通知。全村的人們，男的手拿著鐮刀，假裝著上山砍柴，女的拿著籃子，假裝著上山采葡萄、蘑菇的樣子，都陸續離開村子。記得當時哥哥也參加了這次會議的組織工作，就連我嫂子崔信浩（一九三二年參加革命工作）也背著孩子去參加了會議。在會上，確定了暴動的時間、地點和行動方案。散會時，有經驗的人都繞道返回村子：我和一群兒童團的孩子們沒有經驗，連唱帶跳，心里有說不出的自在，因為暴動也有我們兒童團的任務。于是，我們順著上山時的小道返回村子。可是誰能想到，這次開預備會的消息被村里的保安隊（地主武裝）知道了，據說是村里的保甲長金吉松告的密。他們埋伏在下山的小路上，等我們一到，就把我們一起抓了去。這次共抓了十八人，其中有三個男的，十五個女的。他們把我們帶到了山根底下的一個朝鮮族的院子里，把我們每個人按在地上，用大棒子打了一頓，拷問開會的情況，我們誰也沒說。打完之后，把我們這十幾個女孩子的辮子用一根繩子串起來押到了保安隊。這時天已黑了，到了保安隊后，我們每天挨大捧打，其中有兩個稍大點的女同志還灌了辣椒水。后來，其中一個名叫韓仁淑的少先隊員，因為經受不住敵人的拷打，供出了開會的情況。到了第九天，我因發高燒，我母親來照顧我一夜，仍不行，就找了保人放了出來。過了幾天，另外幾個女孩也都陸續放了出來。那三個男同志因這件事，被判了三年徒刑，才算完了這件事。我出來后躺在家里，黨組織派韓永浩（我們那里地下黨的負責人）來了解抓人的情況，我如實地反映了村里的情況。這樣，秋收暴動未能進行。

冬季，我哥哥金銀植和縣委部分領導人回到了村里，住在我三叔家的倉庫里。這是專門為他們挖的一個地窖，里面鋪有稻草。他們住在那里，吃在那里，每天還在里面開會、刻鋼板、印傳單。他們把送文件、散傳單的任務交給我和一個叫崔賢淑的女同志。當時能把這種任務交給我，對于我這年僅十幾歲的小姑娘那真是無尚光榮。我很認真地每日除了把文件準時送到外，還組織兒童團把傳單散到各處。到了地主家，我們避開地主家看門的大狗和打更人，把傳單拴在石頭上扔進地主家的院子里。記得有一次，讓地主家的狗發現后追我們，我們拼命地跑，被地主家周圍長著的蒺藜草把腿腳都拉得鮮血直流，就這樣仍很高興。在這段時間里，使我得以每日見到哥哥了，我很喜歡他，他沉著而又活潑，能講許多革命道理，并教會我很多流行的革命歌曲。他還會拉一手很好的小提琴，我又敬重他，又愛他。哥哥身體不好．長期在地窖里，臉色蒼白，我真心疼他。于是，每當媽媽用雞蛋去換錢，買些鹽和針線時，我就跟在后面要幾個小錢，把這點錢攢起來，買點線繩子給哥哥織了一個腰圍子，用以防寒。哥哥也很愛我，常常對母親說，一定要妹妹參加革命工作，不要阻攔她。

同年十二月，汪清縣游擊隊準備襲擊村保安隊。戰斗前夕，我哥哥組織了一些可靠的青年人到我家做土手榴彈，并組織教唱了革命歌曲．準備勝利時唱（現在汪清有些老人逢喜慶日子里聚在一起仍用朝鮮語唱這支歌）。

受剝削的無產大眾們，

奔赴那革命的前線，

農民扛起鎬和鋤，

工人扛著大錘子，

飛馳在滅敵的軌道上……

一天深夜，從山上下來三十幾名游擊隊員和襯里的人一起襲擊了保安隊。由于敵強我弱，敵守我打，打了幾個小時未能攻下來。在天亮前，游擊隊被迫撤離了村子。住在我家的縣委同志也隨游擊隊撤走了。

他們撤走后，百草溝日本領事館的馬隊經常來村里搜捕。有一天，日本鬼子到了我們家，要抓我哥哥。他們讓我母親交出哥哥．我母親說不知道。為此，日本鬼子就毒打我母親，頓時打得她鼻孔流血，母親倒在地上，我撲向母親抱著她哭。母親讓我快跑，暗示我救人要緊。我會意地拔腿就跑，一口氣跑了一里多路，到了耶穌教堂村（現在后河村）的河南邊的一個叫黃斌的家里。這時正值中午，黃斌同志在吃飯，我說：“快跑，日本人搜捕來了”。說完扭頭又跑向河北村和上村，分別將這個消息通知給了黨員高日和張得春。通知完了后，我躲在臨近老鄉家里。等日本鬼子的馬隊到時，這三個同志都已經安全轉移。事后，同志們見面就夸我說：“敵人的馬隊沒跑過你這十幾歲的小姑娘。”這件事傳到哥哥的耳朵里，哥哥很高興，他為有這樣一個革命的好媽媽和一個爭氣的小妹妹自豪。從此，我和母親就更為同志們所信賴。記得有一次，一個同志住到我家，閑時教我們唱了一首革命歌曲。當時我們年紀小，不懂事，一聽說學革命歌曲，勁頭就來了，一會兒就學會了。然而母親聽了卻在一旁流淚，可我們怎能懂得母親的苦心呢？

就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一個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一直與我們共同戰斗的已任中共汪清縣委第二任書記金相和同志被捕遇害。

我是通過我哥哥與金相和相識的。金相和，又名金在鳳，朝鮮族，一九00年二月生于延吉縣（今龍井市）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10歲入小學讀書，后因交不起學費被趕出校門。金相和生長在窮苦家庭里，又為長子，貧困的生活使他從小就懂得關心和幫助別人。

一九二四年，金相和遷居蛤蟆塘。在當地進步知識分子的影響下，他的思想覺悟也很快得到提高。一九二七年，他積極參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不久，他加入了朝鮮共產黨。一九二八年，金相和同其他幾位革命者一起，在蛤蟆塘組織了“互助同盟”、“青年會”、“少年團”等群眾團體，并以辦夜校等各種名義召集群眾，宣傳蘇聯十月革命的意義。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使金相和經受住了鍛煉和考驗，政治上也更加成熟。

一九三O年七月，根據共產國際一國一黨的原則，中共延和中心縣委組織部長馬駿同志到了蛤蟆塘，宣布朝共黨各派解體，金相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遵照中共延和中心縣委的指示，在南蛤蟆塘和北蛤蟆塘積極參加籌建中國共產黨的基層支部工作。九月，正式成立了中共蛤蟆塘區委，金相和任區委書記。十月，中共汪清縣委建立后．原屬延和中心縣委的蛤蟆塘區委歸屬汪清縣委。在此其間，金相和領導農民赤衛隊和縣委書記金勛領導的游擊隊密切配合，鏟除了漢奸金藝松、殺死了保衛團的翻譯金東吾、懲治了反動的耶穌教主教，為貧苦入民除了害。

南哈蟆塘有個大地主，名叫潘光友，人稱“潘老四”，是個大漢奸。平時在村里橫行霸道，欺壓百姓。一天，金相和、金勛率領赤衛隊和游擊隊，悄悄地來到了南蛤蟆塘，在潘光友家附近埋伏好。他們和潘家的長工里應外合，先解除了哨兵，然后沖進院子打死了潘光友，使這里的人民得以揚眉吐氣。他們還夜襲了保衛團，狠狠地打擊了親日勢力。

革命形勢的發展，使敵人驚恐不安，他們妄圖撲滅革命的烈火，大肆捕殺革命者。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縣委書記金勛同志不幸被鋪，剛建立不久的縣委遭到破壞。在這關鍵時刻，金相和繼任了中共汪清縣委書記的職務。

金相和任縣委書記后，革命形勢更加不利．汪清縣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國民黨東北至駐敦化第七團團長王樹堂同以南大官、權守正為首的反動武裝勾結在一起，竄擾延邊各地．并在汪清進行野蠻的“討伐”。金相和等同志不得不轉移到山里，更加秘密地進行活動。

二月一日這天晚上，金相和為了擴大赤衛隊的武裝力量，秘密下山，他先到永安屯的妹妹金玉順家，在她家的倉房里吃了飯，然后，趁著夜幕．向大房子村走去。

二月二日凌晨，600多名討伐隊突然包圍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戶地進行搜查。當時，金相和正在大房子四戶洞的金德范家和中共北蛤蟆塘支部書記韓永浩研究如何擴大赤衛隊的武裝力量問題，當他們發現敵人時，已來不及轉移，便隱蔽在天棚上，不幸被敵人逮捕。

敵人把大房子村全部搜查完，就把全村的老百姓趕到保衛團的院子里。然后，先釋放出耶穌教和天主教徒，后又放出婦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壯年押到地主具大有家，一個一個地進行審訊。第一個被審的就是金相和。

敵人問：

“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沉默。

“經常和你在一起的還有誰？” ∶

沉默。

敵人提高了聲音問：

“赤衛隊在什么地方？”

仍然是沉默。

敵人發怒了，氣急敗壞地吼叫起來：

“說！還有誰是共產黨？”

金相和輕蔑地注視著敵人。

敵人氣急了，用鐵環套住金相和的兩個拇指，把他吊起來毒打。頓時，金相和遍體鱗傷，兩個母指被鐵環勒得露出了骨頭，鮮血直流，但他還是一聲不吭。當敵人審訊北蛤蟆塘支部書記韓永浩時，韓永浩經受不住重刑拷問，說出了文件扣在碗里和五支手槍藏在牛槽子底下，還說出了有十二支槍交給了金相和。

這使敵人更加兇狠地折磨金相和，追問十二支槍的下落。灌辣椒水，用竹簽釘手指甲，他們用盡了刑罰，金相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但他仍然是一聲不吭。

夜里，金相和從昏迷中醒來，他擔心韓永浩明天經受不住敵人更加殘酷的折磨，會暴露出黨組織。于是，提出和韓永浩一起自殺。為了使黨組織任何秘密不再泄露出去，韓永浩同意了金相和的決定，他接過金相和遞給他的刮臉刀片，朝自己脖子割去……隨后金相和也用同樣的方法割開了自己的脖子。

當討伐隊的頭目權守正聽到消息趕來查看時．韓永浩已經停止了呼吸，金相和也已經說不出話來，他用手勢讓敵人拿來筆墨，他在紙上寫道：“我和韓永浩是共產黨員，其余的人都是無辜的百姓，你們應該釋放他們。革命終將成功！”

敵人絕望了，他們決定槍殺金相和：三月五日，敵人把金相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車后，金相和推開上前扶他的敵人，艱難地邁著步子，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

那年，金相和同志僅31歲。

金相和犧牲后，殘忍的敵人為了威脅群眾，用鍘刀鍘下金相和和韓永浩的頭，裝在麻袋里背著，在村中轉一圈后又掛在村中的榆樹上。但是，這里的群眾并沒有被敵人所嚇倒，他們含著眼淚為金相和舉行了追悼會，并傳唱著歌頌金相和的《十進歌》：

……

唱五進，五湖四海齊歡唱，齊歡唱呀，汪清縣委書記，金相和、金相和。

唱六進，六月乘二十二月，十二月呀，烈士的鮮血，流成河、流成河。

唱七進，七嘴八舌在議論，在議論呀，死保秘密的，金相和、金相和。

縣委書記金相和的英勇就義。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更加堅定了為革命獻身的堅強信念。

一九三一年夏天，地下黨給我一個任務。讓我了解清楚我們村里的保甲長金吉松每日睡覺的時間和位置，準備懲治這個作惡多端的偽保長。于是，我利用和他的女兒（年歲跟我相仿）一塊玩得機會，了解這方面的情況，向地下黨組織做了匯報。不久的一天夜晚，地下黨派了一個外村的同志摸到了保甲長睡覺的門邊，用槍干掉了他的狗命。等保甲長得老婆嚇醒了喊救命時，地下黨的那個同志早已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同年秋天，我們兒童團有接受了了解保衛隊朝鮮翻譯活動情況的任務。他的老婆住在保衛隊外邊的村子里，每日三餐起居在家，其他時間在在保衛隊。我們把他每日活動的時間弄清后，向地下黨組織做了匯報。有一天中午，正值這個朝鮮族翻譯回家吃飯時，地下黨派了一個同志，摸進來，神不知鬼不覺地用槍干掉了這個作惡多端的壞蛋后，向南山跑了，當保衛隊聽到槍聲追到上邊時，那個同志已進山了。

這兩件事都是我們兒童團配合地下黨干的，為當地老百姓除掉了兩個大害。

一九三一年秋天，我黨為了爭取一切抗日力量，就把我哥哥和其他幾個同志派到了抗日救國軍內工作，據說是當連長。有一天，哥哥隨同抗日救國軍住到了上村，婦女會組織洗衣隊為戰士洗衣裳，還組織婦女將繡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革命口號字樣的手絹送給戰士們，兒童團則組織唱歌等活動，慰勞自己的隊伍。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攻中國，我的家鄉正處在中國的大門口。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極為野蠻兇殘，黨的組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不得不轉入地下。這時，我們村的地下黨的負責人崔勝燁也叛變了，敵人經常來我們村，不是抓人，就是抄家，弄得雞犬不得安寧。

斗爭越來越殘酷，環境越來越惡劣。為了我的安全，母親趁天黑把我送到離我們村五里以外的一個朝鮮族金大爺家。有一天晚上，我跟母親睡在金大爺家坑上，突然靖安軍又來搜查，問金大爺炕上躺的是誰？金大爺說：“這是親戚帶孩子來串門的”。我裝著依偎在母親懷里．才算混了過去。第二天，天還沒亮，我就離開了母親和金大爺，走了五十里路到西崴子，找到了縣委。這時我已是共青團員了。縣委把我派到簸箕溝做兒童團工作。半年后，又轉到了牡丹池做兒童團工作。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我到西崴子開完會和一個女同志搭伴返回牡丹池路經東崴子時，碰到了崔嶺和張振寧同志。當提到了我哥哥時，我感到他們的神色不對頭，后來我再三追問，那個女同志才告訴我哥哥犧牲的消息。說救國軍的頭目因受日本領事館派進軍內特務的挑唆，污蔑我哥哥等五位黨派進救國軍的同志，利用十一月七日召開慶祝蘇聯十月革命節，搞宣傳活動是陰謀：為此，將這五位同志抓起來，在十一月九日。把這五位同志捆在深山頂上的大樹上，槍殺了。這個消息是從這五個人之中一個叫金河日的口中得知的。當時，射向他的一槍打在了他胳臂的捆繩上，繩斷人也就順勢滾下山坡。他爬了出來，把這個消息告訴了組織，但他本人雙手雙腳都凍壞了。我實在按捺不住，兩淚縱橫，沒聽同志們的勸阻，獨自邊走邊哭走了五十多里路，天黑時到了自家的后院。當時，沒敢馬上進屋，扒在窗上聽動靜，只聽屋里人挺多，他們已得知哥哥犧牲的消息，我祖母和我母親都在哭。等人們走后，我才進屋，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返回牡丹池。事后在當地還流傳了我哥哥等四位同志犧牲的追悼歌。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我嫂子崔信浩將我哥哥的尸體找到，并由母親和叔叔給運回家，與我父親、祖父葬在一起。

二、離家從戎我在牡丹池做兒童團工作時，牡丹池的黨組織還處的半公開的狀態，農會、婦女會、兒童團仍是公開的。我當時任務主要是組織兒童團散傳單、貼標語、送信、站崗、教唱革命歌曲，還定期進行必要的訓練。開始我由組織安排住在一個老鄉家里，我把這家女主人叫“姑姑”。到后來，因環境惡化，我們也不能住在屋里了，晚上住進高粱地和玉米地里，白天幫助老鄉秋收。有一天，我正在幫老鄉收割谷子，碰上了自衛隊，他們由西崴子和東崴子已經抓了六、七個人。又到牡丹池來抓人。當時，我因無準備就和一個做婦女工作的金東姬一塊兒被捕了。自衛隊押著我們到了牡丹峰又抓子幾個人。這次共抓了十六名同志，其中有四、五名女同志。敵人這次是有目的的抓人，據說是縣里的一個叫崔浩的人叛變造成的。這幫自衛隊，押著我們路經萬里溝的一個朝鮮族老倆口家里休息了片刻（這是我們的一個地下交通站），就又把我們押到了雙河鎮。到了雙河鎮，把我和金東姬關在自衛隊家屬的房子里。在關押期間，先是來了一個日本翻譯向我們求婚，說和他結婚可以享盡榮華富貴。我們回絕了他之后，他又翻臉罵我們，威脅說要送我們到日本領事館去問罪判刑。幾天后，敵人把這次同抓的一個原在三區婦委工作的名叫金正淑（金正淑實叫金貞淑）的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帶到我們面前，說地已說了真話，得到了他們的優待（看來金正淑已經叛變了）。見此情景，不僅沒有使我們動搖，只能增加我們對敵人的仇，對叛徒的恨。我們仍然不張口。有一天早上，自衛隊長李萬書進來說：“今天要出差到蛤蟆塘，帶你們一塊兒去，跟老人們見個面”。這個人我認識，他當時因自己村里沒有小學，就住在我二叔家，在我們村里學校上學，跟我哥哥是同學。因此，我們就半信半疑地跟著他走了出來。出自衛隊大門時，正巧看見了母親，只見她手里抱著自己親手織的白麻布。因為得知我被捕消息后，又不知我的死活，這次她來，本意是來為我收尸的。她的丈夫和心愛的兒子相繼被敵人殺害，就剩下我這么唯一的女兒了。苦難的折磨使這位老人對這些兇狠的敵人，已不存在任何幻想了。因此，一見到我，她驚喜萬分。她湊近我，跟我們一塊兒往蛤蟆塘走。邊走我邊悄悄地對母親說，此次李萬書帶自衛隊去蛤蟆塘，讓二叔和當時村上的保甲長李千福（他兒子李英春也是被敵人殺害的）出面請他們喝酒，灌醉后想辦法幫我們逃出去。到了蛤蟆塘的第一天，我們住到蛤蟆塘自衛隊里。第二天，叔叔和保甲長果然請自衛隊長吃飯。于是，自衛隊長帶著我們兩個人到了我家。當天快黑時，他們已喝得酩酊大醉，自衛隊長準備要走，李千福對自衛隊長說：“就留這兩個孩子在家住一夜吧”。自衛隊長醉熏熏地答應了。之后，李千福陪他回到了自衛隊。夜里，母親用棉被擋住窗戶，一針一線地給我趕制棉衣，又給我做米面餅。因為第二天。就是陰歷八月十三了，正是我的生日。清晨，天還沒亮，我和金東姬就爬起來，每人拿個小籃子作偽裝，媽媽送我們到村邊，真是難舍難分。然而，日寇和漢奸已逼得我這十幾歲的小姑娘走投無路。殺了我父親，害死了我哥哥，這階級仇、民族恨，我怎能不報。豺狼當道，國破家亡，我還留戀什么？我告別了可憐的母親，頭也沒回，身上只帶了一盒火柴就毅然上路了。

我們倆一口氣跑了三十多里山路，到了萬里溝山頂上。這時正值中午，我們倆不敢下山，只蹲在山上看動靜。到太陽快下山時，我們才下山，來到了我們被抓時曾路過的萬里溝交通站。進了院子，只見老大娘一個人正在簸東西，她打量著我們倆，問我們從哪兒來的。我們先是說從山那邊采葡萄過來的，我們向她打聽這里最近的情況怎樣？她說前些時抓了不少人路過這去雙河鎮。這時，我們才說出我倆就是那次被抓后，現在逃出來的。老大娘聽我們這么—說，頓時緊張起來，趕緊把我們藏到山上去。到了晚上，老大娘喊我們下山吃飯。這時，交通站的那個老大爺也回來了，他連夜把我們倆送到了牡丹峰，交給了崔嶺同志。崔嶺同志是三區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我與他在一九三一年左右就認識。他當時在三區負責農會方面的工作，經常和哥哥他們出入在蛤蟆塘地區活動，也常因工作在我家落腳，因此說還是比較熟悉的。

當時牡丹峰的黨組織已轉入地下，我們在那里逗留了幾天，崔嶺同志處理完了一些事情后，就帶我們到大荒崴去了。大荒崴位于蛤蟆塘以西的一個深山里，山溝里人煙稀少，只有稀稀落落的幾戶人家，其中有戶姓白的朝鮮族人家是我們的聯絡站。由于這里地處深山老林，敵人還沒到這里。因此，常有些地下黨組織遭敵人破壞，一時無法隱蔽的同志到這里暫住。我們到這里以后，正趕上秋收，每天就幫助老鄉們掰玉米棒子、割黃豆。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極為瘋狂，為了撲滅我黨領導的抗日活動，切斷革命武裝與廣大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除了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外，又采取了并屯制，對老百姓嚴加控制，切斷我黨與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進而消滅共產黨、撲滅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達到徹底奴役中國人民的目的。所以，我們到大荒崴沒幾天，日本鬼子的討伐隊就進了山。他們燒了老百姓的房子．把幾戶漢族人家都趕下了山，姓白的朝鮮族老鄉，也跟我們一塊兒上山隱蔽起來了。

一九三三年底，二軍軍長王德泰和一些黨的負責同志到了我們這里，決定在這里建立大荒崴游擊特區。當時，不愿當亡國奴的一些老百姓也轉移到這里。

一九三四年春，崔賢同志曾帶游擊隊到大荒崴看了這里的情況，并同意在這里成立游擊特區。組織上決定由我和幾個同志隨崔賢同志一塊兒去大荒葳游擊區做動員組織工作。東滿（延邊）各游擊區曾多次遭到鬼子“三光”政策的燒殺搶掠，人民吃了不少的苦，這一決定得到東滿游擊區廣大人民擁護。因此，我們僅用半個月時間，順利地組織原東滿游擊區老老少少幾百口人，到了大荒崴。

到大荒崴后，我們組織老百姓白手起家，重建家園，蓋起了不少房子，并成立了區黨委、區團委和人民政府。四個屯子下設區分支行政機構，約有三、四百人。我們在這里建立了學校，人民的正常生活很快恢復了。抗聯二軍還派一個團駐守在這里，擔負保衛游擊區的任務。那個團在大荒崴建起了兵工廠、被服廠、醫院、印刷廠等。當時，我在區團委工作，負責生產自救，組織青年運輸隊，隨部隊打仗運糧、運布匹等。

有一次，部隊攻打東寧城，當時，我們也隨部隊行動了。這是一個漆黑的夜晚，部隊摸進了東寧，戰斗打得很順利，天亮前就拿下了東寧，繳獲了不少槍支彈藥及糧食布匹等。我們運輸隊很快協同部隊將戰利品運回游擊區。又過了些時候，部隊又準備攻打哈蟆塘。因為我是當地的人，就派我和區團委的金泰日同志一塊兒先到蛤蟆塘偵察敵情。我們先后去了兩次。第一次，我們先摸到了上村張得春家，張得春也參加了工作隊，不在家，家中只有他母親。我對他母親說我想看一看我母親，又不敢直接去，讓她轉告我母親，我們在村外河套子里等她，讓她第二天想辦法和我見一面。當晚我們沒敢住在村里，就摸到河套子附近藏了起來。那天夜里下了大雨，我們冒雨一直等到天亮。母親果真跟我啞吧叔叔套著車，裝著去種地的樣子來了。我對母親說了需要了解的情況，讓她盡快地了解，過幾天我再來。于是，我倆返回了游擊區。幾天后，我們又第二次下山，仍通過張得春的母親，又見到了我母親。母親將了解到的情況告訴了我們后，我們就返回了游擊區，把偵察到的情況向組織上做了匯報。等部隊行動的那天，是我帶的路，到了蛤蟆塘后，大部隊主要攻打日本人的集團部落。當時我的任務是領幾個人抓漢奸。這場戰斗，雖說沒有攻克集團部落，但是糧食、布匹等弄到了不少，運回了游擊區。在這次戰斗中，我們部隊犧牲了一個政委，當時就地埋葬后，部隊就撤回了游擊區。

在這之后，我生了一場大病，每日咳喘不止，肚子也浮腫了，當時病得挺重，已經臥床不起了。因為游擊區醫療條件很差，只得用當地朝鮮族老鄉常用的土辦法，順著我前身正中，由喉嚨往下，一直到肚臍，用針加上艾草燒了十六處，皮肉都燒爛了，就這樣，病才逐漸地好轉。當時，大荒崴游擊區雖說成立了，但是經常受到日本鬼子的騷擾。敵人討伐隊來了，毀了我們種的莊稼，我們就組織群眾再種，燒毀了我們的住房，待敵人走后，我們就再搭，因為我們心中始終堅信，革命一定會勝利。

一九三四年的秋天，鬼子開始了大規模的掃蕩。有一天，我們得到了情報，敵人將進山掃蕩，就先組織群眾上了山。當時我正在生病，拄著棍子也隨著上了山。等敵人到村子時撲了空，他們把我們的房子全燒了就走了。天黑了，我們又同群眾一起下了山，就地臨時把房子搭了起來，暫時住下。這天晚上，天氣很冷，還下著雪。我住在離二屯一里路的區團委駐地，有一個軍屬老大娘帶著小姑娘，因無力搭房，沒處住也和我們住在一塊兒。后半夜正值夜深人靜，人們因一天的奔波、驚嚇和勞累都睡得很沉。突然老大娘把我們推醒，由于過度緊張只是喊，說不出話來。等出門看時，二屯方向傳來了殺人的慘叫聲，我們知道不好了，就往山上跑。等我們跑出團區委沒一會兒，敵人的槍聲響了，敵人打了一陣槍，在一屯、三屯沒找到人也就撤走了。

天亮了，區黨委組織部分年輕力壯的人協同部隊下山到二屯。當時那種情景，真是慘不忍睹。東北的深秋，下了點雪，死人凍得都膀了起來，我原住的那家有個三十來歲的女同志，孩子正在她懷里吃著奶時，就被日本鬼子用刺刀一塊兒捅死了。此情此景更增添了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在區委的組織下，群眾舉行了簡單的悼念儀式后，挖了幾個大坑，把慘死的老鄉埋了。經部隊在周圍搜尋，發現了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她是二屯的唯一幸存者，她被鬼子用刺刀扎了九處，但因沒扎到要害處，在鬼子離去時爬出了村子。不久，敵人再次掃蕩了三屯，又殺了些人。從此，群眾不敢住在屯子里，上了山。這時已進入了冬季，由于敵人采取了掃蕩、討伐、并屯等辦法，斷絕了我們與外界的聯系，糧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無法弄到。這百十口子人光靠扒樹皮、揀葡萄葉、挖草根維持已不是長久之計。為了游擊區剩余群眾的生存，組織上決定將這部分人分散到敦化和松里溝落戶，剩余部分仍留在大荒崴深山溝里。當時，我是由組織上決定隨部分群眾一起轉移到敦化縣深山里去了，部隊也轉移走了。這樣一來，游擊區特區也就名存實亡了。

決定去敦化縣深山的原因是那里有鬼子的伐木點，有工棚和不少的伐木工人，工人們對革命是支持的。我們就靠他們弄點糧食，再在山里揀些葡萄葉和扒樹皮等維生。

到一九三五年的春天，雪剛化，由崔賢同志帶領的游擊隊到了我們這里。他們聯合山林隊（即當時的地方武裝土匪）準備在哈爾巴嶺到南溝的鐵路線上的新系線上（現在改叫長圖線），打劫敵人的火車，我們也配合部隊做運輸工作。他們先是拆了鐵軌上的鑼釘．留下－個先不拆，等開道的小火車一過就將剩下的一個鑼釘取了，主體火車到時就翻了軌。這次劫車，除了弄到一些布匹、衣物、大煙外，還抓了二十一個日本鬼子，其中還有一個日本女人。事后，游擊隊給群眾分了戰利品后，帶著這二十一個俘虜撤到了深山里一個種大煙的小屋里去了。有一天，由于山林隊的人覺悟不高，看守松懈，那個日本女人把捆繩解開了。并乘夜深看守不防時，把這二十一個日本鬼子都松了綁，他們殺死了全部守衛后逃跑了。其中有一個鬼子在逃跑的途中碰上游擊隊被打死了，其余都跑掉了。這一事件后，日本鬼子為了報復，每日派飛機轟炸我們這里。鬼子的討伐隊也進山殺死很多伐木工人，把工棚也燒了，這樣也斷了我們的糧食來源。這時，上級組織派來了一個叫文伯的同志正式宣布解散游擊區，讓群眾自找出路。老百姓那里肯去，死也不下山。當時我們六、七個女同志湊在一起商量要去找部隊，其中還有一個年齡稍大有孩子的女同志，背著孩子也同我們一塊兒走了。

我們幾個女同志在深山里一連走了幾天才到了大荒崴附近的一個交通站。在那里又等了幾天，才等到了路過這里的交通員，他帶我們往腰營溝方向走。在路經蛤蟆塘附近的深山時，碰到了一位住在我家附近的姓施的朝鮮族老大爺。他在深山里搭著棚子狩獵。他對我說，自那次攻打蛤蟆塘后，我母親給部隊送信的事情被鬼子知道了，他們把我母親抓了去，用盡了嚴刑拷打。灌涼水不行，又灌辣椒水，逼著她說出游擊隊活動的情況，但母親什么都沒說。鬼子無奈，關了幾個月后，就又把她放了。老人幾經折騰，耳朵也打聾了，身體也垮了。由于聽不到同志們的消息，鬼子又不讓她安寧，在村里實在住不下去，她就搬到朝鮮的姥姥家去了。聽到這些，我心里真有說不出的難受。鬼子把我家弄得家破人亡，把我這唯一的親人，久經風霜的母親趕得無家可歸，死活還不知道。這時，正值端午節，一路上，遠遠地看著那山村，我多想進去看一看，多想穿上漂亮的衣裙和姑娘們一塊兒打秋千，盡情歡樂。然而，這一切在當時只能是夢想。日本鬼子漢奸蹂躪著祖國大好河山，殘殺著我的父兄同胞，使我家破人亡，有家難歸，此仇不報我怎肯罷休。為了革命，我擦干了眼淚，又隨交通員上了路。走了幾天，我們到了腰營溝游擊區的一個團部。可是不巧，團部剛剛遭到敵人的破壞，煙火還沒滅，見此情景，知道部隊離這不會太遠。于是我們又趕緊繼續上路去找部隊，在深山里走了多日，終于在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一天，找到了抗聯二軍，從此我正式參加了抗聯部隊。

我參加部隊時，正值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的侵略，瘋狂鎮壓抗日救國運動。我們這個地區的地下黨和游擊區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不愿做亡國奴，鐵心抗日的人們都四處投奔了抗日隊伍。我到了二軍軍團部的時候，有很多象我這樣的姑娘和抗日家屬都到了這里，其中結過婚的女同志都陸續轉移到了愛人活動的地區和部隊里去了。我也在這里等待著分配。

由于長時間的奔波，弄得我們幾個人筋疲力盡。一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突然聽到有人叫我．我睜眼一看，是個男同志，他說的是漢語，我聽不大懂．只知是叫我的名字。后來他又說：“你認識我嗎？”我搖頭，接著他用不流利的朝鮮語說：我就是六年前把老父親送到你們家后逃跑參加革命的表哥李光林。“聽他這么一說，我才恍然大悟地笑了起來，話也多了。聽他說，他現在在五軍（當時他已是二師政治部主任）工作，到這里來執行任務。他說現在五軍特別需要女同志，讓我去五軍，我同意了。經過和二軍交涉，幾天以后，李光林同志就帶我跟部隊一起到了寧安。

寧安地區當時敵我沖突還不算太緊張，我在隨李光林部隊活動時，還時常可以住在老百姓家里。一次，部隊到了二道溝，在一個老鄉院子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金日成同志。他是因東滿部隊遭敵人破壞后，準備經寧安到長白山一帶去活動的。金日成的部隊走后，韓玉峰也隨部隊來了。她是我同村的小伙伴，我們一塊兒在村里的蛤蟆塘普信小學讀了三年書，又一塊兒從事兒童團工作，經常一起散發傳單、貼標語，晚上回來又一起鉆進媽媽的被窩里睡覺，真稱得上是風雨同舟的姐妹。我在一九三二年入團時，我的入團介紹人一個是黃成龍，另一個就是韓玉峰。自三二年分開后，在此時此刻又能重逢，真是使我喜出望外。我們在一起住了兩天，憶過去，看現在，撞憬未來，真有說不盡的知心話。第三天清晨，部隊就要出發了，我們兩個患難的小姐妹，真是難舍又難分，這次分手不知何時還能再相見。臨別時，韓玉峰把離家時她母親送給她的一只銀戒指摘下來送給了我，我們又各自把自己辮子上的頭發剪下來。送給對方留作紀念，這次我們一別就再沒見過面。

后來，我又繼續隨李光林部隊在這一帶活動。一天，在二道溝附近活動時，巧遇了五軍軍部周保中同志的警衛部隊。李光林同志向他們說明情況后，就把我交給了他們。九月份的一天晚上，部隊在一個山村住下。這個村子的后面是座山，村前不遠是一條小河。到了后半夜，輪到我站崗，深夜天氣比較冷，凌晨下崗后，我急急忙忙地跑回住宿的老鄉家，剛鉆進暖熱的被窩，就聽到槍聲響了。對于戰士槍響就是信號，敵人來了。當時我們立刻爬了起來，帶好東西準備突圍。敵人是從后山上下來的，還沒等我們走出老鄉家，院子里已經是子彈橫飛，密密麻麻的象雨點一樣，火光四射，打得院子里的石頭直冒煙。我們都是戰士，怎能躲在屋里等死，于是，我們乘著天還沒大亮，都一個個爬出了院子，到了村前面的河套子里又和敵人打了一陣后，就邊打邊撤，撤到了一座山上，戰斗持續了整整半天。部隊在山上休整查點人數，又整裝準備出發，這時才發現一個叫崔正淑的女同志的腿受了傷，痛得站也站不起來。于是，部隊派人到附近山林找了一匹馬，讓她坐了上去，又讓我和其他幾個同志跟崔正淑同志一塊兒到牡丹江邊的深山密林里建立后方去了。

我們到那里不久，部隊又陸續往這里派來了十幾名女同志，從那時起我們成立了一個班，班長是一個姓李的漢族女同志，副班長就是那次負傷的崔正淑同志。不久軍部又弄來了一臺縫紉機，這樣，我們又擔負起了制作軍衣的任務。天氣冷了，我們便自己伐木蓋起了簡易的棚子，一個后方就算建立起來了。＾

十二月份，周保中同志（當時五軍軍長）帶副官王效明和部隊到了我們這里。這樣，我們的任務又加重了，做飯、洗衣服等后勤雜務工作，也全由我們包了下來。有一天，周保中同志派人來通知我到他那去一趟，我當時以為又要分配我什么新任務呢？因此，高高興興地到了周保中同志那里，哪知道他很嚴肅、沉痛地告訴我說我表哥李光林同志，在一次帶部隊活動時，被敵人包圍，打了一天一夜，后遭敵人殺害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真使我愕然，一個活生生的表哥送我到五軍來剛幾天，又讓敵人給殺害了，頓時我淚流滿面，這筆筆血債何時才能報！

三、艱苦征程一九三六年春節到了，周保中同志和我們后方的同志們一塊兒過的年，大家一塊兒吃餃子、喝酒，一塊兒聯歡，真熱鬧。多年來的壓抑、艱難困苦，頓時一掃而光，當時，真有說不出的痛快。春節一過，周保中同志把我送到了五軍四團，讓我隨四團參加遠征。當時，我被編入四團二連二排，排長的是金光霞同志。崔嶺同志當時是我所在二連的指導員。周保中同志作了遠征前的動員，他說：“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開辟新的根據地，牽制和消耗日本鬼子的實力，組織上決定由四團來完成這次遠征任務”。當時，群情激奮，斗志昂揚。就在這種情況下，部隊進行了遠征前的準備工作。記得當時每個人都各有衣物、盆子、斧子、鋸、松樹明子、火柴，還有一小口袋鹽和糧食等，加上槍支，每個人負重就是幾十斤。這一切都準備就續后，部隊就出發了。

春節后的雪下得很大，在沒有人煙的深山老林里行軍，雪齊過了腰，走起來那是很艱難的。為了加快行軍速度，部隊每天都找幾個身強力壯的年輕戰士，輪流在隊伍的前面趟雪開道，其他的同志跟在后面。白天行軍不能攏火怕敵人發現，所以同志們只能用一口炒面一口雪來充饑。到了晚上，在雪地里宿營，同志們用盆子把一米多深的雪推到一旁，然后把鋸下來的樹段搭起來，用干樹枝把火攏著。這時，同志們都圍在熊熊的篝火旁，女同志開始用盆子化雪下米做稀飯。當時吃飯是定量的，就這樣，吃到最后也只能喝米湯充饑了。吃完了飯，同志們有的唱著歌，有的講著故事。當時雖說生活艱苦，但精神卻是很振奮的。這真是與天奮斗其樂無窮啊！經過一天的行軍，同志們腳上都打起了泡，就用雪化水洗腳，然后用針穿上線挑泡，用火烘干了鞋，用包腳布和烏拉草包腳再穿上，迎接明日的行軍。在密林里行軍時，一天下來，衣服都被樹技刮破了，同志們就迎著篝火照亮，互相縫補軍衣，沒有線，就從每個人發的一塊帆布上抽布絲當線用。長年在深山里行軍，每個人身上都長滿了虱子，有的人實在咬得受不了時，就把棉衣脫下來往火上一抖，只聽噼噼啪啪虱子落到火里燒死的聲音；有的就把內衣脫了用開水燙。因當時每人都是這樣，也就不足為奇了。女同志困難就更多了，每當趕上來月經，那可遭罪了。根本沒有衛生紙和脫脂棉，只能用破布墊。走一路，大腿兩側都磨破了。白天不能換布只能等到晚上換下來，洗凈烤干后再用。等到這些事情都處理完以后，同志們就圍在篝火邊，鋪上樹技躺下，那真是“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后寒。”就這樣，我們走了兩個多月，才從寧安路經密山到達勃利。此時天氣轉暖了，糧食也吃盡了，衣服也破得無法再穿了。就在這時，部隊領導通過地方黨組織和當地的伐木工人，弄到了糧食和大批的白布，還弄來了一臺手搖縫紉機，于是，部隊決定就在勃利的深山密林里，一邊就地休整，一邊趕制單軍衣。當時部隊在四面放了崗哨，發動戰士剝黃菠蘿樹和柞樹皮，用水煮后，把成匹的白布染成黃色，然后都栽成軍服發給每個戰士，分頭保存。當遇到敵人的突然襲擊，隨時都可以轉移，而使部隊的糧食、布匹不受損失。我們用這唯一的一臺縫紉機不停地轉，同志們縫的縫，釘扣的釘扣，軍裝很快地全部做好了，使同志們換下了遠征時穿的破爛不堪的棉裝。在這期間，部隊只碰上敵人的一次襲擊，出擊迎戰后就轉移了，部隊沒有什么損失。我在這個期間由于經受黨的多年考驗，遠征中又能吃苦耐勞，經當時的連指導員崔嶺同志和黨小組長肖班長（漢族同志）介紹，由青年團員直接轉為正式黨員。不久，部隊又繼續遠征了。

在離開勃利往伊蘭開拔時，部隊在路上遇到鬼子的討伐隊。當時，已經換了單裝的朝鮮族女同志都穿著黃色軍裙，還都扎著一條長辮子。鬼子發現部隊里有不少女的，就喊，誰抓住就是誰的。這下可惹出了麻煩，這群如禽獸般鬼子拼命地追了過來。部隊邊打邊走，鬼子還是糾纏不放，最后好不容易才把這幫鬼子甩掉。事后，團部下命令，女同志一律把辮子剪掉，不許再穿裙子。當時，我們這些朝鮮族姑娘都哭了，祖祖輩輩的風俗習慣，這回為了革命也只好聽從命令，剪掉辮子，脫掉裙子穿褲子。這雖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但回想起來也是挺有趣的。

天變暖后，鬼子常出來活動。為了避開鬼子，部隊每天改為夜間行軍，白天便到山村老鄉家住下，戰士們穿著便衣站崗。有一天，走到伊蘭刁翎地區的一個村莊時，天已經亮了，迫不得以，在這個村莊住下。老百姓給我們煮的包米揸子還沒熟，崗哨就來報告，敵人的騎兵上來了，部隊馬上決定撤出村子。這個村子的地形很不好，村后面是一個光禿禿的山，根本無法隱蔽。為了占領制高點，部隊就迅速上山，到了山上一看，密密麻麻的敵人已經從三面包圍了我們，只有一面沒有發現敵人，而且下面還有不少的樹和荒草。于是，部隊決定從這一面突圍。當部隊撤到山洼里時，敵人的機槍響了，子彈像雨點似的落下來，原來敵人早已埋伏在這一片草叢樹林里。同志們邊打邊撤，一會兒部隊就被敵人打散了。當時，我們三個女同志，帶著一個由寧安游擊區帶來的一個十一、二歲的小男孩，脫離了大部隊，一時無法突圍，就趴在草棵里，一動也不動地挺著，等到天黑再想辦法。我們趴在那里，看見敵人的馬隊走來走去，看見敵人在村里燒殺搶掠。直到黃昏時，敵人才算全離去。那天正是陰歷六月十四日，到了夜晚，月亮格外的圓，青色的月光照得大地更顯凄慘。這人生地不熟的到哪里去找部隊呢？我們幾個人商量后決定，還是先回村子，找老鄉再說。我們從草棵里爬了起來，找到了老鄉家。當時，一位老大娘端出包米楂子粥讓我們吃。我們打了一天仗，同志們都打散了，那里吃得下去呀！后來為了安全，老大娘讓我們先到屋外菜園子里躲著。等到半夜，一個老大爺才把我們送到了幾里外的一戶人家，據說他是當地地下黨組織的同志。他把我們送到了附近的高粱地里，那里已經有了不少同志。于是，白天我們躲在高糧地里。到了黃昏時，就派部分同志到陣地去把打散的同志都找了回來。到了第三天，天剛黑，團領導帶領同志們向死難的戰友告了別，就又繼續遠征了。這次同敵人遭遇，犧牲了六、七個同志，我們的連指導員崔嶺同志也在這次戰斗中犧牲了，張連長也負了傷。

當我們將走到伊蘭界邊的一天，天亮了也沒趕上村子，只看到一戶漢族老鄉家。他住的房子周圍都是稻田地，稻子剛剛抽穗。這時部隊又被迫就地在這戶老鄉家里住下了。接近中午時，敵人由稻田地里摸了上來，敵人用機槍封鎖了老鄉的家門。為了突圍，我們也架起了機槍，掩護部隊往外沖。我們順著稻田地，邊走邊和敵人硬拼，殺出一條血路來。這次交鋒，敵人死傷不少，而我團除了一個機槍班長犧牲和一個指導員負傷外，別無其他傷亡。離開這里后，就再也沒有遇到什么大的戰斗，順利地到達了湯原縣湯莉川，與趙尚志同志率領的三軍會合了。這時已到了八月左右。至此，這次我隨五軍四團長達半年多時間的遠征就算結束了。

就在會合后這暫短的時間里，使我得以見到三軍軍長趙尚志同志。他個子不高，長得瘦小，皮膚曬得很黑。當時已是秋天，可是他仍穿著一身單衣。他一身農民打份，上身穿著白色土布的大襟衣服，一只袖子還少了半截；下身穿著已退了色的黑色便服褲子，可兩條褲腿也都少了半截，露著毛邊長短還不齊。在他的身邊，常有二、三十人的教導隊。平時常看見教導隊的幾個小戰士跟他鬧著玩。有一天挖戰壕時，只見幾個小戰士把他裝進了麻袋后，扔進了戰壕，然后再用麥秸給他蓋上就都跑了。一會兒，他自己再從里面爬了出來，還不生氣。平時他很少洗臉，當戰士把水端來讓他洗臉時，他總說：“國都沒有了，還要什么臉。”他吃飯很少用筷子，常用手抓，時間長了，手背是黑的，手掌因常用來抓飯卻是白的。平時，他睡覺也沒個準地方，隨便往哪個人堆里一鉆就睡覺。就這樣他要是往人堆里一站，誰能知道他就是三軍的軍長呢？可是，我們看得出來，戰士們鬧是鬧、玩是玩，碰到情況就是拼了性命也要保全他們的指揮員，因為他們真心實意地尊敬和愛戴著他。

會合后，我們遠征隊開始了就地整頓，并弄些糧食和為部隊準備冬裝。不久，五軍四團遠征隊又同三軍一師一塊兒往鐵力開始了西征。正在這時，三軍要成立被服廠，因缺少女同志，組織上決定把我和另外一位朝鮮族女同志留下來，沒有繼續隨五軍四團遠征。

被服廠的組成，除了我們兩個女同志外，還有三軍的陳大姐、于桂珍、于秀珍、于顏秀、王正平五個同志。后來，又從通河調來了金碧榮、洪明淑、樸景淑、金玉善等同志，總共約有十四、五人。當時，由陳大姐擔任廠長，我擔任黨支部書記。等人員到齊后，我們到了離三軍軍部幾十里外的深山里。那里有間小房，住著一個姓閆的老鄉，人們都叫他閆把頭。他長年和另一個年歲比他小的三十幾歲的小把頭住在這裊無人煙的深山老林里，自己圈一塊山地，種些苞米、南瓜、土豆之類的農作物，靠打獵、狩獵為生。我們到這里后，用木材搭起了一個簡易的房子，這就成了被服廠的廠址了。當時部隊把弄到的布匹、棉花、糧食藏在了離我們被服廠二、三十里以外的地方。這時正值八、九月份，我們這十幾個人必須趕在冬季下雪之前，把部隊留下來的東西全部運到被服廠。不然待下了雪，一來搬運起來更加艱難，二來就會在雪地上留下足跡，給敵人引了路，留下隱患。為此，我們這十幾個人每天往返一趟，老同志每人一次扛一袋糧或幾匹布，新來的小同志就扛不了這么多了。時間長了，同志們的肩膀都壓腫了，腳上都打起了血泡，可是誰都沒叫過一聲苦。經過同志們的團結協作和努力，終于在落初雪之前，把這些東西全部扛到了被服廠。于是，我們在這位于深山的被服廠里為戰士們趕制棉裝，緊張地工作著。

離我們被服廠七、八十里路有三軍的一個留守處，那里常駐有四、五個同志，我們與上級聯系，都是通過那里傳遞的。記得一九三七年剛過完春節的一天，留守處的一個同志送來了一封信。一聽說有信，我們就一齊湊了過去，打開信，只見上面寫著密密麻麻的漢字，我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都不知道上面寫的什么。原來我們這里的朝鮮族同志都不識漢字，漢族同志又都不識字，轉身問送信來的同志這上寫的是什么，弄了半天他也是斗大的字不識一個。這下可難壞我們，怎么辦呢？后來，我們又仔細地看了看條子，發現上面寫著不少名字，因為每個人都認識自己的名字。于是我和陳大姐想出了一個笨法子，決定在這張條上誰認出有自己名子，就跟著送信的同志到留守處走一趟，因為那里有識字的人，就可以弄個明白。結果，由于我們不識漢字都是睜眼瞎，付出了走七、八十里路的代價，才算把上級的指示弄了個明白。原來，組織上決定除留一部分同志仍在這里外，調動了幾個同志的工作，其中把我調到了鐵力后方，準備在那里新成立一個被服廠。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下決心，一定要利用戰斗的空隙抓緊學習，摘下這文盲的帽子。

四、患難真情二月的東北，冰天雪地，我隨劉升同志（交通員）趟著齊腰的深雪，在沒有人煙的原始森林里，白天趕路。晚上就在荒山野嶺里露宿。遠征時雖說跟這次一樣艱苦，但當時部隊人多勢眾，不像兩個人長途跋涉那么冷落。冬季在深山里趕路要算天剛亮的這一刻最難熬。清晨，西北風一刮，我戴的狗皮帽子上都是霜，臉蛋都凍起了像雞蛋大的兩個大泡，難怪當地老百姓說這是鬼呲牙的時候。我們走了近一個月時，在路經鐵力不遠的一個深山的小屋里，遇到了一個叫于桂珍的女同志，于是我們帶上了她，又繼續向鐵力方向走去。這一路還算順利。

到了目的地后，才知道遠征部隊沒有打下鐵力。當時大部隊已經撤走了，把不少傷員留在了鐵力附近的深山里。組織上決定讓我和于桂珍住到了離傷員住處只有一、二里遠的一個原來給胡子隊種大煙的老大爺的小房子里。這個老大爺當時已有六十多歲，病的很重，已經臥床不起了，每日咳喘不停。我們倆到了這后，跟老大爺住在一個火炕上，于桂珍因為剛由家出來不久，膽子又小，每天夜里起來解手都得喊我陪她同去。有一天晚上，我們倆解手回屋，發現老大爺已經不行了，他眼睛睜得老大，舌頭也伸了出來。這深更半夜的，又在這荒山野嶺上，確實挺嚇人的。一看這種情況，于桂珍說什么也不肯進屋了，一定要我陪她到傷員住的那里去。可是一想到在去傷員住處的路上，有一個被我們抓來的鬼子吊死在樹上，又不敢去。這時我就勸她還是進屋對付到天亮再說吧！于是我們又硬著頭皮進了屋。等躺到炕上時，于桂珍緊貼著我，只覺得她的心跳得嘣嘣的，這樣一來我們倆都睡不下去了。要知道我們都是十七、八歲的人，哪見過這種場面。于是我們倆又爬了起來，繞山道來到傷員住的地方，去喊人來為老大爺辦理后事。這個老大爺在第二天的中午才最后咽了氣，同志們用雪把老大爺埋了起來。這天晚上，我們倆又回到這間小屋來住，這一夜本想好好睡一覺，可是深夜，野獸們趴開雪爭吃死尸的叫聲不斷，又是一夜不安寧。這以后，部隊又派一個老同志帶著槍來到小屋和我們做伴，說是給我們壯膽的。結果這個老同志半夜總鬧騰，非說這間小屋鬧鬼，夜里還不時地跑出去亂放槍為自己壯膽。我雖說已參加部隊多年，打鬼子沒有害怕過。可是說起鬼來，我還是真有點怕。正在此時．李兆麟同志來到了我們這里。

在我還沒見到李兆麟（抗戰時叫張壽錢）同志之前，他先是和傷員們住在一起，只聽說一個姓張的政治部主任要到我們這里來。沒想到幾天后，他穿著同戰士一樣的棉軍衣，背上背著一個背兜來到了我和小于住的這間小屋。當時李兆麟同志雖說只有二十七歲，但是因長年在深山老林里風吹雨淋，加上沒經修整的頭發和滿臉的連毛胡須，猛的一看特顯老成，當時若說他有三、四十歲，我想也會有人相信的。只是他兩道濃眉下的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給人以威嚴而又剛毅的感覺。他到了我們這里以后，因為要趕寫一份材料，所以平時話也不多。他時而埋頭寫著，時而還哼上幾句京劇小調。我當時因為漢話說不了，因此平時也不多說話，只是默默地觀察這個極為嚴肅的指揮員的一舉一動。于桂珍原來就見過李兆麟同志，所以見面后，李兆麟同志就問她我是哪里來的新同志。于桂珍便一一向他做了介紹。這時，李兆麟同志對我說三軍也有不少朝鮮族同志。當他聽說我們這里前幾天死過人、鬧過鬼，我們都害怕時，他笑了。頓時他那嚴肅的表情也沒有了，他告訴我們他小的時候也怕鬼。有一次路過一片墳地，下著雨，天又黑，螢火蟲一亮一亮的，當時他嚇得直跑，頭都不敢回，只覺得背后鬼在追他，嚇出一身冷汗。后來想想誰都怕鬼，也不知到底有沒有鬼。于是壯壯膽猛地回頭一看，什么都沒有。他說，其實世間根本沒有鬼，都是自己嚇唬自己。他講起故事來有聲有色的，特別生動吸引人，我們聽了后都笑了。我雖說離家參加革命多年，在深山老林里同敵人周旋，無論是行軍打仗，還是建立后方，生活再艱苦，我也從未退縮過，為的是要報仇。這次聽李兆麟同志深入淺出地講“無神論”，對于我來說還是頭一次。這時，我才第一次感覺到原來革命者除了要不怕死外，還需要懂得許多革命的道理。而李兆麟同志的肚子里卻裝著無窮無盡的革命道理，我們在他面前反而顯得單純和無知。

過了幾天，通訊員來報告說，敵人要進山討伐了。當時我們的糧食不多了，于是李兆麟同志立即趕到了傷員的住處，他當機立斷，先把自己唯一的一匹戰馬殺了，給傷員每人分了幾塊馬肉，其余人員帶上很少的一點口糧以便應付緊急情況。他先讓這二十幾個傷員連同護送的戰士先向伊春方向轉移。為了使傷員能穩妥地撤離這個地方，李兆麟同志不顧個人的安危，把我和于桂珍留下來和他一塊觀察敵人的動靜。在傷員離開后的第二天，我們才離開這個地方。為了挽救這二十幾個傷員，盡快地找到部隊，好讓他們帶上糧食來接應傷員，于是李兆麟同志帶著我們倆日夜兼程，在深山雪地里急行軍。

這時正值一九三七年春節期間，雪下得很大。在沒人煙的深山老林里行軍，深雪沒過了腰，走起來很艱難。隨大部隊在漫天雪地里行軍，還可以找到幾個身強力壯的年輕戰士輪流在隊伍的前面趟雪開道，而其他同志只需要跟在后面行軍，而這次隨李兆麟同志傷員困難就更大了。在雪地里趟雪爬山，道路坎坷不平，李兆麟同志領著我們兩個女同志行軍，他用隨身帶著的羅盤辨別方向，在前面趟雪開道，還主動扶著我們越過難攀得山路。白天不能攏火，怕引來敵人。我們就用炒面和雪水來充饑。到了晚上，我們就在雪地里宿營。我們先用盆子把雪堆到一旁，清理出一小塊地方，然后用鋸放樹，并把樹鋸成段堆成柴堆，用樹枝把柴堆點著，不多時，火熊熊地燃了起來。這時我開始用盆子化雪作了點稀米湯充饑，吃了飯，我又用盆子化雪洗腳，然后用針穿上了線挑腳上的泡，再用火烘干了鞋、包腳布和鞋里絮的烏拉草，然后再穿上。遇上鞋壞了，就要用帆布縫套子當鞋用。除此之外，還要迎著火把一天行軍刮破的衣服用針線縫好。于桂珍同志是一個剛參軍沒多久的新同志，一天急行軍能走下來對她來說都是極不容易了。因此到了這時，我就主動承擔了這些瑣碎的雜務工作。待到這些事情都處理完后，我們都各自在火堆旁鋪好的干樹枝上，用背兜當枕頭，穿著衣服合身躺下。這時已到了后半夜。一天的緊張和疲勞，使我們也顧不上那凜冽的西北風的呼叫和天上飄落的鵝毛雪，一躺下就睡著了。而李兆麟同志一路上總是象兄長似的照顧著我們，他把自己唯一的一條毛毯給小于蓋上。夜間睡覺時。我們都要輪流值班，為的是觀察周圍有無敵情，還要時常給火添柴和防止風吹火星燒壞衣裳。然而，為了讓我們倆能多睡會兒覺，李兆麟同志值班時間總是長于我們。就這樣等一覺醒來時，胸前被火烤得很暖，而身子的背后卻結滿了冰霜。經過一夜休息，一身的疲勞都一消而盡，于是我們又整裝出發了。沒幾天我們就趕上了前面的二十幾人傷員的隊伍。在這種冰天雪地里爬山越嶺行軍，好人都受不了，更何況這些流血負傷、體質極差的戰士。他們互相攙挾，艱難地在深雪中掙扎著，再加上口糧不足，一路上連餓帶凍，傷員隊伍可真夠慘的。這時李兆麟同志一面鼓勵傷員讓他們一定要堅持到底，部隊很快就會來接他們；一面對我們說，不能看著傷員流血犧牲，他們沒能死于敵人的槍口幸存下來，也絕不能讓他們死在這轉移的路上。為了加快行軍的速度，李兆麟同志決定將于桂珍留下和傷員同志們一塊行動，他便獨自帶著我又繼續上路了。想起這二十幾個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傷員，我們心如火燎，加快了行軍的速度。幾天后，我們到了伊春軍官學校。李兆麟同志馬上派部隊火速帶上糧食去接應傷員。不久，接應的部隊和傷員都陸續到了伊春軍官學校。我和李兆麟同志在這里等于桂珍同志到后，把傷員安頓好，就又隨李兆麟同志繼續上路了。

在行軍途中的一天，李兆麟同志突然發現前面不遠的密林深處有煙火。白天在這裊無人煙的深山老林里發現煙火就是有情況，要么是敵人，要么是自己人。為了排除敵情，李兆麟同志立即警覺地拔出手槍，他果斷地讓我和小于同志分頭就地在兩顆大樹后面藏好，他自己獨自一人向前探情況。他告訴我們假若聽到槍聲，就立即返回一里以外的深山密林里隱藏，用敲打樹干作為聯絡信號；假若看到他招手，就是沒有情況，讓我們立即跟上去。說完后，李兆麟同志拿著槍朝前走去，我們倆按照他的命令立即分頭隱蔽，兩只眼全神貫注地看著李兆麟同志離去的背影。只見他漸漸地消失在密林深處。又過了一會兒，見到他在遠處向我們招手。到了這時，我們倆才松了口氣。于是我們倆急速地順著他的腳印追了上去。這時，看見一個山間密林之中有一間小屋，屋里面住的是一位長年在深山里居住，依靠種地和狩獵為生的老鄉，當地都稱呼這種人為“把頭”。我們在這個“把頭”的小屋里住了一夜。這一夜李兆麟同志還不斷地向他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到了第二天一早，我們告別了這個“把頭”，繼續上路了。我們又走了近一個月，才返回湯莉川三軍留守處，這時天已轉暖，雪也化了。到了留守處，我和小于在這里只住了一夜。第二天，李兆麟同志對我說，天已暖了，他還要到松花江以南去活動，毯子也用不著了，就送給了我。之后，李兆麟同志就離開我們走了。

回到三軍被服廠時，陳大姐已經不在那里了，說是被省委調去做地下工作去了，我仍當負責人。據當時被服廠留下的王正平、于顏秀、于秀珍等同志說，我走后，鬼子討伐隊到了這里，破壞了被服廠，殺死了這里的一個“小把頭”，另一個年紀稍大一些的姓嚴的“老把頭”也跟省委走了。我到這不久，組織上決定將被服廠搬到帽兒山（地處黑龍江省伊春朗鄉附近）。帽兒山的山勢陡峭，可是到了山頂卻又很平，山上有泉水，自然環境可真美，有如神話中描寫的仙境一般。這里原來也住著一個四十多歲的“把頭”，山上還有一間小房子，周圍種了點地。我們當時就住進了那間小房子里。當時的北滿省委就設在我們山下面的河邊上，前面說的那個“嚴把頭”就在山下省委干些雜務。

到了這一年的七月份，張蘭生、趙尚志、馮仲云和李兆麟同志來到了這里，記得于保合同志這次也隨他們與二、三十人的警衛部隊一塊兒到了這里來開會。我們被服廠的幾個女同志為他們洗衣、做飯、縫補衣裳。這樣沒有多久，就跟同志們混熟了。在會議間歇時，馮仲云、趙尚志等同志總是拿我和李兆麟同志開玩笑。而每當這時，李兆麟同志總是象若無其事似的，倒背著手，來回踱著步，好象是在考慮著問題。看到這種情況，我心里挺納悶的，不知他們的用意所在。有一天下午，李兆麟同志把我喊了去，他直來直去地開口就說：“同志們這幾天總是開我們的玩笑，你怎么想的？我要是真的愛你，你怎么辦？”這突如其來的問話，弄得我不知該說什么才好，我當時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李兆麟同志當時是省委的領導同志，是個久經考驗的指揮員。而我只不過是一個不識幾個大字的年輕戰士，這怎么可能呢？于是我就說：“我還沒有想過，讓我考慮考慮再說吧！”自從省委領導同志到這里開會后，我們就把山上小屋的炕讓給了他們住，而我們幾個女同志就用草鋪在小屋的地上睡覺。這天夜里，我翻來覆去怎么也睡不著，想著和李兆麟同志頭一次見面的前前后后，說實在的，他給我留下的印象真不錯，我很敬重他。他真是一個好領導，要說結為夫妻嘛？我想……部隊里女同志少，當時自己又進入了成年，追求的人又多。我想只要他人好，政治上堅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背叛革命，我看就行。這一夜，我看李兆麟同志也沒有睡好。于是，第二天我就答應了。這以后我們又談了幾次，雙方把各自的家庭情況和個人經歷都向對方作了介紹。會議在這里共開了半個多月，在會議結束前，經過當時省委研究，同意我們倆結婚。有一天中午，我照顧同志們吃完午飯，在同志們的提議下，決定讓我們在當天的下午舉行婚禮。同志們都高高興興地分頭到周圍采來了一些五顏六色的野花，把房子前面的空地簡單地布置了一下。正巧當時省委還有一臺留聲機，放起了歌曲，由馮仲云同志為我們主持了婚禮。馮仲云和趙尚志同志平時就沒有領導的架子，愛開個玩笑，這下可得到了機會，加上一幫警衛戰士在一旁起哄，婚禮也弄得挺熱鬧。就這樣我和兆麟同志在艱苦的歲月里，在戰友們的歡樂聲中結婚了。當時因為沒有條件，我們雖說結了婚，但仍是各自和大家睡在小屋里。后來有一天大家好像恍然大悟似的，想起我們已經結了婚，也就應該有個“新房”了。于是，我們天當房，地當床，同志們在小屋附近給我們倆支起了一個簡單的小帳篷，還特殊優待，讓給我們一條軍毯。在這天晚上，我們倆就單睡了。可是天不作臉，山區的天氣多變，到了半夜下起了狂風暴雨，刮跑了帳篷，把我們倆淋得象個落湯雞。當我們跑回小屋叫門時，馮仲云和趙尚志還捉弄我們，說什么也不肯開門，結果，讓我們在外面整整的澆了一夜。這就是我們新婚第一夜，真是使我永生難忘。過了幾天后，兆麟同志他們就離開這里走了。

兆麟同志這次離去后沒幾天，托交通員捎回了一個條子，上面寫著：“貞順同志（我原來的名字），我已過了松花江，一切都好，你近來很悶吧！被服廠的工作不多，要抓緊時間學習文化。”在一張極薄的小紙上，兆麟同志在上面寫下了這段話，他的一筆字，又工整又秀氣，至今我還記憶猶新。正巧這時我們也因搞不到布，被服廠的工作停了，組織上決定讓我們下山和當時留在省委的馮仲云、張蘭生等同志并在一塊兒，我們就利用這大好的時機學習起文化當時學習漢語就成了我的主要任務，沒有紙、筆，我就用一個小樹枝在地上寫，碰到不會寫的，就去問同志們，這也為我后來學習漢語打下了基礎。

又過了些時候，兆麟和黃成植同志又來到我們這里。這時組織上已經決定讓兆麟同志去六軍當政委，調我去六軍帽兒山被服廠工作、所以兆麟到這的第二天，我便隨他們出發了。走了約有半天的時間就到了六軍被服廠，兆麟同志在送我們的到達被服廠的第二天，又和黃成植同志走了。

五、崢嶸歲月當時，六軍被服廠的廠長是裴成春同志，除她之外還有李敏、李桂蘭（現名：李亞洲）、小穆、六軍軍長夏云杰的愛人和女兒，還有一個裁衣工人張世臣（綽號張瞎子），李在德同志當時也在這里，但我去后不久就調走了。當時為了被服廠的安全，在離我們住處一里以外的地方，駐了一個排的部隊負責保衛工作，記得排長姓張，指導員姓金。我們當時的主要任務是趕制部隊的冬裝。在這期間，常有部隊路經這里，也常有傷員送到這里養傷，等到大批冬裝做完時，已到了一九三八年初。
記得在一九三八年春節前夕的一天，交通員送信來，說敵人要進山討伐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立即把縫紉機、剩余的布匹和棉花就地藏了起來，準備應付敵人的討伐。六軍被服廠地處四面都是山的山溝里，被服廠的房子的門朝東，房子西面的山上都是些亂石；房子北面山很高。，因常年積雪，經太陽一曬，冰雪都化成了一條條的冰柱，走起來很滑；房子的南面山勢不高。出了房門一直往東就是出山的卡子，警衛部隊就住在離我們一里以外的卡子附近。我們在這里等了一個多月。有一天，天剛亮，敵人的討伐隊果然由西南方向的山上下來了。當山上的崗哨發現后鳴槍往山下跑時，敵人的機槍就響了起來。這時我們都陸續沖出了房子。李桂蘭、夏軍長的愛人和女兒先沖出門往北山上跑，后被對面山上的鬼子用機槍封鎖在半山腰。裴大姐、小穆、李敏和我是順著山溝往東爬出了敵人的火力封鎖后，和迎面跑來的警衛部隊一塊兒，從被服廠北山的側面爬上去，準備和敵人接火后，救出被圍困的同志。但是，等我們趕到山上時，沒想到敵人從半山腰上抓住了李桂蘭、夏軍長的愛人和女兒后直接下山到了被服廠，把張世臣同志捆在房前的大樹上，連同被服廠一塊兒放火燒著后就撤走了。等到天全黑下來，看看敵人確實已撤走了。部隊才派了幾個同志下山到了被服廠，把已被火燒死的張世臣同志埋葬后，就向湯原方向開拔了。

我們在湯原地區深山里活動時，與兆麟同志帶的教導隊會合了。

記得有一次，我們到帽兒山地區活動，天陰沉沉地，下著雨還夾著幾片雪。部隊經過六軍被服廠的遺址，看著被燒毀的房子和樹，不禁想起了被捕的同志和為革命英勇獻身的張世臣同志。同志們流著淚，心情極為沉痛。在向死難的老張同志默默地致哀后，又往西走了二、三里路，在接近黃昏時，部隊停下來宿營。同志們先是四處找柴攏火，等篝火熊熊地燒起來，都圍在火旁烘烤著被雨水澆濕的衣裳。兆麟同志拿著手上的本子，站在篝火旁，迎著篝火教同志們唱起了由他親自編寫的《露營之歌》。兆麟同志嗓子很好，他平時不但愛唱歌，還能哼上幾段京劇。這時他領著大家一遍又一遍地迎著篝火唱著，沒用多長時間，同志們就都學會了。當時教唱的歌詞如下：

鐵嶺絕巖，林木叢生，

暴雨狂風，荒原水畔戰馬鳴。

圍火齊團結，普照滿天紅，

同志們！銳志哪怕松江晚浪升！

起來喲！果敢沖鋒！

逐日寇，復東北，天破曉，光華萬丈涌！

全歌共分成四段，分別以春、夏、秋、冬為背景，寫的是抗聯戰士生活的一首完整的歌。正因為這支歌的歌詞，生動而又逼真地寫出了抗聯戰士的艱苦的戰斗歲月；寫出了每個戰士的斗志；寫出了每個戰士的心愿。所以，這支歌寫成后，很快就在抗聯部隊中廣泛地流傳，成為每個抗聯戰士喜愛的歌。正因為這樣，在兆麟同志1946年3月9日為國殉難后，人民為了紀念他，把《露營之歌》做為民族英雄李兆麟將軍的遺作，登在了當時的報刊和雜志上。全國解放后，又將這支歌連同兆麟同志的血衣和遺物一齊展放在東北烈士紀念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博物館中，載入了歷史的史冊。現將后

三段的歌詞抄錄如下：

濃陰蔽天，野花彌漫，

濕云低暗，足潰汗滴氣喘難。

煙火沖空起，蚊吮血透衫，

兄弟們！鏡泊瀑泉喚醒午夢酣。

攜手吧！共赴國難，

振長纓，縛強奴，山河變，萬里息烽煙。

荒田遍野，白露橫天，

野火熊熊，敵壘頻驚馬不前。

草枯金風疾，霜沾火不燃，

戰士們！熱忱踏破興安萬重山！

奮斗呀！重任在肩，

突封鎖，破重圍，曙光至，黑暗一掃光。

朔風怒吼，大雪飛揚，

征馬踟躕，冷風侵人夜難眠。

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后寒，

壯士們！精誠奮發橫掃嫩江原！

偉志兮！何能消滅，

全民族，各階級，團結起，奪回我河山。

第二天，我們到達了帽兒山省委所在地，兆麟同志在這里住了四、五天就把隊伍帶走了，當時把我留在這里的省委秘書處工作，跟我一塊兒留在這里工作的有十幾個同志，負責的叫張文連，寫得一筆漂亮的漢字，當時還有金玉順、張玉華和姓郭的幾個女同志和一個叫全長哲的男同志。當時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刻寫、油印文件和材料。這些工作對于我來說都是比較生疏的，因此，我和金玉順同志先是搞油印工作，后來慢慢地學著刻寫鋼板。除此之外，有時我們還要擔負護理由前方送來的傷員的任務。這樣，我們經常在這個地區四處流動，避開敵人的騷擾，完成了組織上交給我們的各項工作。在這期間，也不知什么原因，我生了滿臉的黃水瘡，這種東西很討厭，里面的黃水流到哪里就長到哪里，最后連兩只眼睛都封住了。當時我們在深山里，吃的東西都弄不到，藥品就更沒有了。記得有一天，遇到了敵人的一次襲擊，同志們都往深山里撤，我兩眼看不見，只好隨著部隊行進的聲音，用兩手拔開擋在臉前的樹枝行走，待撤出后，一雙手被樹枝扎了不少的刺，后來都化了膿，真遭罪。為了治好我的病，組織上把我送到通河地區深山的金碧榮同志（后來犧牲了）的家里。當時她家中除了她的父母外，還有她的一個妹妹。那個朝鮮族大娘待我很好，她雖說沒有藥，但每日用鹽水為我洗去滿臉的黃水。經過她的精心護理，一個多月后，黃水瘡全部好了，這時我才得以重返同志們的身邊，回到了省委。

一九三九年五月間，抗日聯軍三路軍正式宣告成立了，當時兆麟同志任三路軍的總指揮。這個歷史事件我沒能參加，但是，當時，曾流傳過一支由兆麟同志編寫的《三路軍成立紀念歌》。當時我們都會唱，歌詞很雄偉，就是到現在還記憶猶新。解放以后，這支歌連同《露營之歌》一塊兒作為李兆麟烈士的遺詩二首，載入了革命烈士詩抄。現將四段歌詞抄錄如下：

《三路軍成立紀念歌》

一

絢爛神州地，

白山黑水間。

八載余，強敵囂張， ¨

鐵蹄肆踏踐

中華民族遭蹂躪，

慘痛何堪言，

骨露原野，

血染白山巔，

義憤填胸，

揭竿齊向前，

誓驅倭寇，

團結赴國難。

民族自救抗日軍，

鐵血壯志堅，

殺敵救國復河山。

二

馳騁吉黑邊，

橫掃哈東南，

軍威遠，松江動蕩，

興安亦震撼。

冰天雪地朔風吹，

夜雨復霜天。

救亡壯志，

永矢兮弗諼，

鼓角乍鳴，

壯士各爭先，

殺聲四起，

敵寇心膽寒。

六載于茲未稍懈。

偉哉豪氣長虹貫！

三

機動游擊隊，

突破嫩江原，

魏貅健，長驅挺進，

到處得聲援。

反日怒潮澎起，

爆發指顧間。

響應我黨全民總抗戰，

消滅口賊走狗與漢奸。

精誠團結，

粉碎封鎖線，

救國重任萬眾擔，

勢急不容緩，

國恥血債血來還。

四

舉國鼎沸兮，

全民總抗戰。

烈焰熾，

戰爭烽火延燒遍中原。

東北抗聯齊奮斗，

統一指揮建，

三路軍成立軍民齊騰歡。

厲兵秣馬，

慷慨赴火線。果敢沖鋒，

寇氛一掃光，

民族革命成功日，

紅旗光燦爛，

高歌歡唱奏凱旋。

一九四O年春，我隨一個姓金的省委交通員又到了鐵力，在這里我見到了兆麟同志。我們已經有兩年沒有見面了，久別重逢，心里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戰爭環境殘酷，夫妻之間離別是常事，而離開后，雙方就無法得到對方的半點音信，因而是死還是活就全不知曉了，到如今又重逢，也就放心了。就在這以后不久，我懷了孕。到了一九四O年的七月底，王鈞和王明貴同志率三支隊到平原地區弄糧食去了。而兆麟同志因要趕寫材料就和我們這二十幾個老弱病殘的同志留在了后方。這時我們的糧食已經快吃光了。而王鈞和王明貴同志帶部隊運糧食返回時，途經南北河，因河水上漲無法過河，后面又有敵人追趕，迫不得已，就把弄到的糧食就地藏起來后帶部隊撤走了。這下可苦了我們在后方活動急需糧食的這二十幾個同志。不久，我們斷糧了。當時我們在后方還種了些玉米，因沒到季節，玉米還沒包漿，可是為了這二十幾個同志的生存，迫不得已，就把這些青嫩的玉米壓碎，然后用水沖了喝，就這樣又維持了幾天，就又沒吃的了。于是兆麟同志開始帶著同志們在深山里挖野菜、揀榛子、采蘑菇和葡萄來沖饑。東北的山區到了八月天氣已經冷了，山上的野物也漸漸地找不著了。同志們的肚子里沒食，時間一長都打不起精神來。在這種情況下，兆麟同志對大家說：“我們寧肯餓死，也要忠于我們的祖國和人民，絕不能動搖我們抗日到底的信念”。他當時還曾詼諧地說：“同志們，等到打跑鬼子，我請你們吃餃子，咱們一塊兒到哈爾濱去看京劇，你們看怎樣？”。這下戰士們笑了起來，頓時，把戰士們腦子里的陰云驅散，情緒也就穩定了下來。記得我在東滿游擊區挨餓時，曾吃過松樹皮，這種東西的味道極不好吃，很難吞咽，可是事到如今，為了讓這二十幾個同志能活下來，也只能吃它了。于是我們就在深山里扒松樹皮，把扒好的松樹皮拿回來后，先把最外層的老皮去了，留下里面一層嫩皮，然后用刀剁碎了．加進木炭灰水當堿水，把松樹皮煮爛后再用水泡上一夜，到了這時才讓同志們用水沖著吃。就是經過這么一番加工處理，松樹皮仍舊很難吞咽，但是為了能生存下去，同志們也都強咽了下去。可是，常吃這種東西，同志們消化不了，大便都解不出來。十幾天過去，男同志的耐久力不如女同志，都陸續地躺倒不能動了，而這時女同志還能爬出去找些能吃的東西。當時，我因懷著孕，到這時身子已經不方便了，但是，我也隨同志們爬出去找些能吃的東西。有一次，我們突然發現了我在家時常上山采的一種用來包飯吃的叫“大耳朵毛”（朝鮮族叫馬蹄葉）的一種野菜，它長得象南瓜葉子那么大。當時我們如獲至寶似地立即爬了過去，用手去采摘，誰知秋天這種野菜已經干枯了，用手一碰就碎了，又是一場空。后來同志們終于想出了一個好辦法，就是乘清晨露水還沒散，大耳朵毛還潮濕著時，把它采回來，回到住地后立即用水煮了，然后放點鹽。就連湯帶水的都喝了起來。在此時此刻，能吃到大耳朵毛這種野菜，真可稱得上是美餐了，這比松樹皮的味道可強多了。而就在這大部分同志都躺倒的極為艱難的時刻，兆麟同志真不愧是我黨的一個指揮員，他躺在地上，在連說話的底氣都不足的情況下，還對周圍的戰友們說：“同志們，別喪氣，我們就是餓死，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們就是餓死也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好兒女。我相信，我們的后代不會忘記我們今天的挨餓，是為了他們明天過得更幸福”。聽了這番激動人心的話，同志們都含著激動的淚水，點著頭，表示贊許。

這段時間，生活雖說極為艱苦，可是同志們弄到了野物，誰都不肯吃一點，總是自覺地拿回去，交給兆麟同志去分配。而兆麟同志也總是先照顧傷員，后照顧老弱，輪到他自己時只是一點點。當時戰友們之間用“階級友愛深似海”來形容，那真是沒有絲毫的夸張。

就在這二十幾個同志生命危在旦夕的時刻，一個姓蘭的交通員從中蘇邊境的某地給兆麟同志帶來了重要信件，同時，也帶來一些炒面和糧食。同志們近兩個月沒見到一粒糧食，見到吃的，恨不得一次吃個飽。可是經驗告訴我們，長時間的挨餓，肚腸都餓細了，一旦猛地吃得過飽，就會立即斷腸喪命。因此，兆麟同志親自監督同志們，先是喝稀米湯，然后才慢慢地增加進食量，這樣，才算挽救了這二十多個同志的性命。

到了九月末，王鈞、王明貴同志帶部隊也到了。這樣一來，糧食問題就算解決了。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已接近分娩了，當時組織上決定讓一個叫樸英善的朝鮮族女同志陪著我，給了我們一匹馬和半袋糧食，并派了一個戰士送我們到深山密林里找個安全的地方去生孩子。而兆麟同志把這里的工作安頓好后，就隨蘭交通員到中蘇邊界的一個地方開會去了。

我們離開了部隊，那個戰士牽著馬，馱著半袋糧食在前面走，我拖著沉重的身子和樸英善同志在后面走得很艱難，因此總與前面的戰士拉開很大一段路。正當我們往前走著時，突然發現前面有一只大狗熊，它正立在那里，看著兩只小狗熊爬樹，看樣子是在訓練小狗熊呢。這下子可把我們兩個嚇壞了，要知道，狗熊這東西很厲害，聽人說狗熊既使不吃你，就是用舌頭舔你一下，它舌頭上的倒刺就會把人的臉舔平。這下怎么辦呢？還是樸大姐有經驗，她叫我快拿出做飯用的鐵桶。于是，我們倆邊走邊敲著鐵桶，還不時地看著狗熊的動靜，只見它沒什么反應，仍舊看著那兩只小熊爬著樹，沒動窩。我們倆繞過狗熊后，很快地離開了那里。到了這時，我們才算松了口氣。又走了一段路，我們來到了一個河邊，看看這里的自然條件還算好，于是，我們就讓那個護送我們的戰士回去了，只剩下我們兩個女同志了。由于我們帶的糧食不多，趁著我還沒有生產之前，我們兩個決定要把這匹馬殺了。常年的戰斗歲月教會了我們許多東西，這樣一匹大馬，我們兩個人把它捆在樹上，沒用多久就殺好了。我們把馬皮剝了下來，用火燎了后刮干凈，把馬肉切成塊后，就都藏了起來，準備留著慢慢地吃，就連馬骨頭都熬湯喝，真是沒有一點扔掉的東西。待都弄好后，已到了晚上，我們攏起了篝火。記得在我們住地的周圍是一片榛子樹，每天夜里都招來不少的狗熊來吃榛子，夜深人靜．在這深山野嶺上狗熊的嚎叫聲特別嚇人。但是野獸怕大火，因此都不敢接近我們。所以盡管在深山野地上露營，只要沒有敵情，總還是安全的。

又過了沒多久的一天深夜，后方的那些老弱病殘的同志們也到了我們這里，隨他們來的還有張參謀和馬克政指導員，當時，他們兩個同志就是這二十幾個人的負責人。他們這一來，給我們帶來了緊急情況，引來了鬼子討伐隊，有二、三百人，口號是：“消滅三路軍指揮部”。于是我們這二十幾個老弱病殘，就被鬼子誤認為是“三路軍的指揮部”，導致后來在深山里足足追了半年多。

得知這個情況后，我們就不能在這里久留了。我們把藏好的馬肉、馬皮拿了出來，分給每個同志帶上，就隨這二十幾個同志一塊兒出發了。這時正值秋去冬來，下了雪。我們踏著深雪在前面走，敵人隨著我們的腳印在后面追。就在這一年的陰歷十一月初五的那天，部隊正在行進，而我的腹痛漸漸加重，就快要生產了。最后部隊迫不得已停了下來。就這樣，我的第一個兒子就在這冰天雪地里降生了。樸大姐替我接的生。她把孩子臍帶的一頭用線捆好剪斷。可是胎盤還沒下來，此時敵人從后面追了上來，時間不允許在這里久留，于是樸大姐就用布帶子把剪斷的臍帶管的另一頭拴在我的大腿根上。這時有一個同志脫下了自己的破棉衣，把孩子包了起來，就又上路了。那時我年輕，什么都不懂，只覺得孩子生了下來，就象是一塊沉重的石頭落了地，身子頓時顯得格外的輕松，當時我快活極了，就又隨部隊開始了長途行軍。在行軍的途中，胎盤下來了。樸大姐這時才松了口氣對我說：“這下可好了，當時，我都沒敢告訴你，胎盤要是下不來，你可就活不成了”。到了晚上，當我們圍著火堆坐下來時，樸大姐才把孩子由背上取了下來。打開包他的棉衣一看，孩子安然地躺在棉衣里，這個小生命他還活著。于是，同志們都高興地圍了過來，看著這又一代人，忘記了白天的緊張與疲勞，都各自將自己平時保存的一些補衣服用的舊布拿了出來。有的用來當尿布，有的就由樸大姐拿著，湊在篝火邊，一針一線地給孩子趕制了一件小棉衣。我十幾歲就離開了母親，在這種惡劣的環境生下這第一個孩子，若沒有樸大姐勝似母親般的照顧，我想這一關我是很難過的，真是多虧了這位有經驗、又能體貼人的好大姐（她也是戰爭的幸存者，直到一九六三年左右病故于長春）。這時，張參謀還給孩子取了個名子叫“肇華”。此后，我這第一個兒子就開始隨著我在這深山老林里與敵人周旋了。

冬季在深山密林里行軍，即便是空身一人走，都是極不容易的，更何況每個人都帶著不少的必需品，如衣物、盆子、斧子、鋸、松樹明子、火柴、糧食、鹽等，加上槍支，每個人負重就有幾十斤。而我又背上這個孩子，那就更加困難了。當時糧食不足，大人沒有東西吃，哪里來的奶水喂孩子，所以只好湊著火堆旁，用茶缸化雪水，用留給孩子的炒面熬點糊糊。常常是因為天氣寒冷，使所熬的糊糊靠火的一面都燒糊了，而另一面卻還是生的。孩子吃了這樣的糊糊后常常脹肚，可是沒辦法，為了讓他活著，也只好讓他吃下去。和平時期養個孩子就很不容易，更何況戰爭環境。孩子拉屎撒尿，行軍又不能停留，只能等宿營時才能換尿布，遇上實在要換時，就得讓幾個同志臨時把毯子拉起來，幫助孩子擋住那呼呼的山風，我和樸大姐便迅速地給孩子換了后再行軍。而換下來的尿布也只能到了晚上宿營時，才能用火化了雪水洗凈烘干后備用。

這時已到了深冬，敵人是大隊人馬，又有不少的民工為他們運糧草，因此行動起來總是不如我們這二十幾個人的小股部隊那么輕便。盡管我們都是些老弱病殘，敵人也一直未能追上我們。后來我們的糧食也沒了，在這冰天雪地里，到哪里去弄吃的呢？當時我們因為甩不掉敵人，為了迷惑敵人，我們就在山里繞到敵人的后面，重復敵人走過的腳印走，這下可把敵人轉迷糊了。而我們也可在敵人走過的路上，揀些敵人扔下的馬料、剩飯、死馬等用來解決這二十幾個人的口糧問題。我有了吃的，奶水也就多了，孩子除了吃我的奶外，只需添少量的糊糊就可以了。

在行軍的途中，我們有時離敵人遠些，有時又離敵人近些，所以還是比較危險的。而孩子不懂事，總是不管有沒有敵情，說哭就哭。每當這時，同志們都很緊張，為了不暴露目標，我時常往孩子嘴里抹上點鴉片，好讓孩子迷迷糊糊地睡覺。那時，常年在深山里行軍打仗，為備急用，一般每個人身上都有一點這東西。而這樣時間一長，我和孩子受罪這且不說，反而拖累了這二十幾個同志，真叫我于心不忍。假如一旦因為孩子的哭聲暴露了同志們，這二十幾個同志就要全部被敵人消滅。幾天來，我考慮再三，最后我找張參謀和馬指導員對他們說：“干脆把這孩子弄死吧！我真不忍心拖累同志們。”當時，他們不同意。他們說：“我們不能這樣做，這是首長的孩子，他還沒有見過；另一方面，弄死了孩子，敵人就要進行反宣傳，說我們共產黨沒有人性。如果一旦發生了意外情況，我們再當即采取措施，與敵人決以死戰也不晚。我們就是死，也要死到一塊兒。”當時，我們每個同志的組織觀念是極強的，一切行動都是要聽從指揮。因此，我也就只好又背上孩子，隨著部隊繼續上路了。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一年）的五月間。雪化了，敵人因找不到我們的腳印，無法再追擊我們，就撤走了。就這樣，我們已經在深山里足足走了半年多，這時我的孩子已經有半歲了。他很可憐，跟著我們在冰天雪地里受凍挨餓還不算，從沒穿過一件好衣裳，穿的只是用破布縫制的小衣裳。這時他已經會坐了，時常獨自坐在火堆旁，抬頭看著樹上烏鴉和山鳥，咿咿呀呀地學著山澗的鳥叫。他雖說常年在這見不到人煙的深山里生活，倒也挺聰明，挺惹人喜愛，空閑時同志們常來抱他，逗他玩，每當這時，我便忘掉了背著他行軍帶來的疲勞；忘掉了半年來為了他所受的艱辛和驚嚇。

就在這時，兆麟和金策等領導同志到了我們這里，隨來的還有十幾個同志。他們到了這里后，每日忙著趕寫材料。記得在空閑時，金策同志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怎么還用著在家時的小名，這個名字帶有封建的色彩”。于是在他的提議下，將我的名字改為叫“伯文”。

記得有一次，我看兆麟同志穿的褲子實在太破了，于是就讓他脫下來，我用破布塊縫了又補，補了又縫，花了足足一天的時間，才算補好讓他穿上了。就在這以后的第二天，他獨自去交通點跟下江來的交通員接頭，取一件重要的信件。等他回來時，同志們都楞住了，原來他穿著一條白色的土布襯褲由樹林里走了回來。到了我跟前，他將他手里拿著的一條破得無法再穿的褲子交給了我。當時我很納悶，問他這是怎么回事，走時還穿著剛補好的褲子，怎么這么一會兒的工夫，就成了這個樣子。他不在意地說：“這條褲子是那個交通員的，我看他的褲子破得實在無法再穿了，就把我的那條褲子換給了他。”我知道兆麟同志就是這么個脾氣，平時總是關心他人要勝過自己，嚴于律已，寬以待人。因此，我也就沒有多說，又拿出針線補了起來。

為了躲開敵人的騷擾，兆麟同志經常和我們一塊兒在深山里行軍、宿營。天氣漸漸地轉暖了，東北深山里的瞎蠓子、蚊子、小咬特別厲害，常常是行軍一天，大人和孩子都叮得滿臉是血。這時，我只得邊用手拔開擋在道前的雜草和樹枝，又要不時地哄趕蚊蟲，這種情況不比冬季好過多少。這時部隊仍然沒有糧食，在這種情況下，大人沒有吃的可以忍耐，可是孩子小，不懂事，常常餓得哭鬧，弄得部隊極不安寧。為了保全部隊眾多同志的生命與安全，有一天，兆麟同志終于按捺不住了，他走到火堆旁，抱起了坐在火堆旁餓得直打恍的孩子，把孩子扔到了離我們住的地方幾百米以外的樹林里去了。當時我掉著淚，想起在這艱苦歲月里養到快滿周歲的孩子，我真想立即去把他抱回來。那揪心勁兒是很難想象的。我好像聽到了孩子在哭，滿山的瞎蠓子在叮著孩子，孩子滿臉滿手都是血印……而這時兆麟同志卻嚴厲的對我說：“你要敢把孩子抱回來，我就用槍把孩子打死。”聽了他這句話，我含著淚，心里只是暗暗地想，你好狠心啊！對于家庭來說，他是我的丈夫，是孩子的父親，他也疼愛他自己的親生骨肉，而對于作為戰士的我，他又是我的領導，是部隊的指揮員，我又要絕對地服從，不能違抗。我總在想，有誰能不疼愛自己的親骨肉呢？。可是，當時的戰爭環境不能允許，為了保全眾多戰友的生命，兆麟同志作為部隊的指揮員，也只能這樣做。當時有個隨部隊活動的姓陳的老大爺，看到此情此景，他實在不忍心，于是便偷偷地把孩子抱了回來。為了不影響眾多同志的安全，這以后，我就帶上孩子隨陳大爺、樸大姐和一個半身癱瘓的張熙淑等同志一塊兒離開大部隊，單獨在山里活動了。

六、國際88旅整訓到了一九四一年的十一月間，日本帝國主義又調重兵進駐東北，抗日聯軍的處境更加困難，為了保存實力，組織上決定讓我們到蘇聯境內的一個敵人到不了的地方聚集，讓我們到那里對部隊進行休整和正規化的訓練，以積蓄力量，為再次重返東北戰場與日本鬼子決戰做準備。這樣，部隊開始向黑龍江邊開拔了。

就在這時，我因生孩子后一直在冰天雪地里行軍，受凍挨餓，使我整年經血不斷，我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了。當部隊到了黑龍江邊時，我的兩條腿僵直，一步路也不能走了，我的下肢癱了。這時，有個同志上來把孩子從我背上取了下來，替我把孩子背在自己的背上，另有兩個同志架起了我，拖著我往前走，這樣還不行，又有一個同志在后面推著我，這樣才算過了冰封的黑龍江。

到了蘇聯，我立刻被送進了醫院，孩子也被送進了托兒所。直到一九四二年的五月間，我才恢復了健康，出了院。當時抗日聯軍在這里成立了一個特別旅，(編入蘇聯遠東第八十八旅)周保中同志任旅長，兆麟同志任政治副旅長，下設四個營和一個通訊營，我當時被編入通訊營。這幾年的生活，以后被統稱為“野營”。

到了這里，除了緊張的軍訓外，生活上比較安定了。當時領導同志都可以帶家眷單住。我們當時和金日成同志家住在一座房子里。記得有一天，金日成同志和他愛人看照片，指著一個孩子的照片無意脫口說：“金伯文的孩子要是還活著，也有這么大了”。我這才得知孩子已不在人世間了。為了這件事，我回到家足足哭了幾天，這時兆麟同志才告訴我，在我住院后，孩子隨即送進了幼兒園，由于常年在深山里生活，受凍挨餓，到了幼兒園，孩子對新的環境適應不了，又加上初次離開親人到陌生的地方，不吃也不喝，不到半個月就死了。他說孩子死本應早些告訴我，但因為我身體不好，怕我聽了后受刺激，影響我的學習和訓練。想起這孩子跟我在深山老林里風風雨雨、冰天雪地的這一年，受了多少罪，我本想這回到了幼兒園，讓他也享幾天福，真沒想到他會死去。每每想起他，真叫我牽腸掛肚，痛心極了。我永遠也忘不了我這第一個兒子“肇華”。不過這些已成了歷史。

野營生活雖說比較安定，但是仍是極為緊張和艱苦的。我們除了自己動手蓋兵營、開荒種地外，每日還要進行正規化的訓練，學無線電收發報、學軍事、學跳傘、學游泳和滑雪，這一切都是為了重返東北戰場做準備。當時正值蘇聯衛國戰爭期間，糧食嚴重的不足，生活物資的供應也是十分困難的。在此期間，我們又有了兩個孩子。他們都比死去的哥哥要幸福得多。出生后，由當時接生的醫生給他們取了兩個蘇聯英雄的名字。大的是男孩叫“立克”，小的是女孩叫“卓婭”，而兆麟同志又給他們分別取了“振環”和“振英”兩個中國名字。野營生活本來艱苦，有了孩子困難就更多了。當時兆麟同志任副旅長，生活待遇要比一般戰士好些，而兆麟同志卻時常將一些食品送給身體不好的同志吃。我與兆麟同志相處多年，他這個人黨性極強，他除了從不在家中談軍中要事外，對我們也都是要求極嚴的。當時部隊戰士除了每人一套軍服外，其他便是一無所有。而兆麟同志當時是軍官，發的衣服較多，又不需上繳。

我跟他商量是否把他的衣服給孩子改幾件，他發了脾氣，不允許我改。而重返東北后，他卻將已帶回東北的蘇軍軍服原封不動地全部讓撤回蘇聯人員帶了回去。多年的野營生活，很多同志都作了長期的打算，積極地學習俄語，以能適應蘇聯的生活。我看他不學，就問他為什么不學俄語，他說：“我是中國人，在這里只是暫時的逗留，早晚我們還是要打回東北去，自己解放自己的國土。我們就是死也要死在中國的國土上。”

七、血灑濱城緊張的野營生活過得很快，轉眼到了一九四五年，從每日的廣播里，我們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蘇聯紅軍擊敗各帝國主義軍隊的大舉進功，節節勝利的消息。日本鬼子也失去了當年的銳氣。就在這時，中共中央于八月九日發表了宣言，號召全國一切抗日力量，大舉反功，收復中國。在這種形勢下，組織上決定讓我們特別旅的同志們陸續重返東北，準備配合當時的東北民主聯軍和蘇聯紅軍，徹底擊敗日本關東軍，解放整個東北。聽到這個消息，我們高興極了，多年來日夜盼望的一天終于到來了。就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周保中和兆麟同志帶著大部分同志先回到了東北。我因為當時身邊有兩個孩子，被暫時留下來，準備第二批再走。

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帶著兩個幼小的孩子，隨著其他幾個有孩子的女同志一塊兒，乘火車返回了東北。十二月九日，我帶著兩個孩子到達了東北最大的城市哈爾濱。多年來為了不愿當亡國奴，我是有家不能回，整日里在深山老林里與鬼子周旋，今天才算進了城。我跟隨來接我的兆麟同志的警衛員李桂林同志到了南崗馬家溝的一座小樓。這座樓就是當時我黨市委所在地。進到里面，房子里空空的，什么家具也沒有。這里平時除了常來常往的同志們外，常住在這里的就是我們這一家和鐘子云同志一家。除此之外，還有些警衛人員和勤雜人員。我和孩子們到這里以后，勤雜人員也不知從那里弄來了兩個單人草墊子，并在一塊兒，鋪在地上。夜里睡覺時，我把我身上穿的一件破皮襖脫了下來，鋪在草墊子中間，讓兩個孩子睡在皮襖里，而我和兆麟同志就一邊一個睡在草墊子邊上，擋住兩個孩子，當時還有一床舊被子，我們四個人蓋上。就這樣我們也很知足了，因為這比在深山里露營要強得多。當時由于環境很復雜，組織上不允許我們這些人外出。因此，我每日蹲在家里，守著兩個孩子。而這時兆麟同志的工作卻是十分繁忙。

“八·一五”日本鬼子投降后，當時正值我黨大舉反攻，全面收復失地，接收東北各大城市。就在這時，國民黨反動派厚顏無恥地也來摘桃了。他們不斷地往哈爾濱派了許多要員，公開出面與我黨糾纏，當時的環境極為復雜。我到哈爾濱時，我黨還沒有全部公開，當時只有兆麟等少數同志以共產黨員的公開身份出面與國民黨的上層要員打交道。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無情地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和平的陰謀。兆麟同志的口才很好，他善于利用各種時機宣傳于群眾，因此成了敵人的眼中釘。在哈爾濱，他的公開職務是中蘇友好協會的會長。繁忙的工作使他不能經常回家來住。一旦回來，我就常對他說，這種生活我實在適應不了，我很想繼續工作，哪怕暫時離開他。當時因為我有了收發報的專長，我就說：“現在戰局緊張，我就是干這個工作也行。”當時他勸我說：“現在情況復雜，時局不穩，孩子又都小，托給別人也不放心，還是暫時忍耐一下”。他又說：“我們是患難之交，又是兩個民族的結合，十幾年的戰斗歲月都已經過來了，我們朝思暮想的一個和平、民主和富強的新中國即將到來了，別性急，要逐漸適應這種新的環境。”于是第二天，他不知從哪里抱來一堆什么《聯共黨史》、《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書籍叫我沒事時多翻一翻。他說：“我們這些共產黨人，不但要能吃苦會打仗，也要學習文化、學習革命的理論，到了將來還要學會建設。”經他這么一說，我也就踏下心來了。

過了一段時間，國民黨的一個偽市長提出要看一看李會長的公館。為了應付這位市長的到來，當時組織上讓我做了幾件衣服，還讓我們搬到打字街的一座小樓上，但還沒來得及布置，兆麟同志就被國民黨反動派殘忍地殺害了。

記得是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那天，兆麟同志白天參加了哈爾濱市慶祝“三八婦女節”大會，并為大會題了詞，題詞的內容是“女同胞們：團結起來為自己的解放而奮斗！”晚上，他又參加了蘇軍慶祝“三八”節的活動，直到很晚了他才回到了家。這天他有些感冒，于是我給他弄了幾片藥吃了后，他就躺下了。這時馮仲云同志來了，他坐在兆麟同志的床邊對他說：“最近，常有你的黑信，說要殺你，你可要當心哪！”兆麟同志若無其事地說：“殺我干什么？我值幾個錢？”他又說：“抗戰這么多年，鬼子的槍子兒在我的背包和棉大衣上打了八、九個眼，也沒碰到我的肉。今后要是再碰上事的話，我看就夠我嗆的。”他們一直談到很晚。臨睡前，他又對我說，明天跟偽市長有個約會，讓我早上起來把衣服給他熨一下。

三月九日那天早上，他抱著卓婭，領著立克，等著我給他熨衣服。到了大約九點左右時，他才穿好了衣服，坐上汽車離開家。到了下午六點左右，天已經黑了，宋蘭云和李桂林同志來了，當時他們神色慌張，進門就問：“李會長回來沒有？”我說：“沒有。”我問他們：“出了什么事？”他們也沒說，趕緊就走了。這時，我心里開始著急，我預感到出事了。我坐在家里一夜沒合眼，一直等到天亮，我再也坐不住了。于是我把孩子留在家里，托其他同志幫我照看一下。我自己獨自摸到了馬家溝市委機關去了。當時那里只有馮仲云一個人，我問他：“兆麟同志有消息沒有？”他說：“沒有，現在同志們都分頭去找了。”到了這時，我預感到此事兇多吉少，于是我邊流著淚，邊往家走，我焦急地等待著他的消息。直到下午六點左右，才得到了確切的消息。

原來三月九日那天，兆麟同志收到了一封信，信上敵人詭稱有重要事情與他商談，請他當日下午四時到水道街九號。于是那天的下午，他由市委乘汽車出發，當車開到離中蘇友協不遠的地方，汽車突然壞了。兆麟同志下了車，讓警衛員李桂林同志幫助司機修車，自己獨自一個人步行到了中蘇友協。當時跟秘書于凱同志說他去水道街九號，等汽車修好后，到那里去接他，說完后就獨自去了。到了水道街九號，一進門，就有專人幫他脫去了大衣（手槍就在大衣的口袋里），被鎖進了衣柜里。然后進了一間布置得象會議室的大房間，他們給他倒了一杯放有毒藥的茶水。當他喝了后，特務們就竄了出來，用匕首，亂刀將他殺害了。真是兇殘到了極點。

事情發生后，國民黨特務還想把他的尸體切成幾塊，裝進麻袋，扔進松花江的冰窟窿里，進而達到他們毀尸滅跡、嫁禍于人的目的。由于我黨發現得快，才未得逞。但是，國民黨反動派仍不甘心，他們開動了所有的宣傳機構，無恥地編造流言蜚語“用以抵毀兆麟同志，可是慌言終究不能成為事實。

兆麟同志的血沒有白流，在黎明即將到來的時刻，他用自己的鮮血，換來了億萬人民的覺醒。國民黨反動派弄巧成拙，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更加速了自己的滅亡。事后，哈爾濱的市民都紛紛上街游行示威，聲討國民黨反動派的暴行。各大報紙都連日發表社論和報導，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內戰陰謀，抗議國民黨特務殺害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的罪行。在各界群眾的壓力下，國民黨的偽省長和市長也不得不假心假意地出面，參加了群眾為兆麟同志開的追悼會和遺體安葬儀式。人民為了緬懷他，把他安葬在哈爾濱道里松花江畔的一座公園里，并為他樹起了高大的紀念碑。上面刻著“民族英雄李兆麟將軍之墓”十一個金色的大字，下面刻有他的親密戰友馮仲云同志為他寫的碑文。

當時，我帶著未滿三歲的立克和剛滿周歲的卓婭參加了追悼會。我為他帶了重孝，就連兩個幼小的孩子也都穿上了孝衣。看著兆麟同志被殺害的遺體，那真是慘不忍睹，好殘忍的敵人啊！回想這十幾年的風風雨雨，日本鬼子殺了我的父親和哥哥，殺了我多少骨肉同胞，逼得我家破人亡，走投無路。為了報仇，我十三歲開始參加了革命。到了革命部隊才使我與兆麟同志結合。我們風雨同舟，我們志同道合。他是我的兄長、是我的同志、是我的密友、是我革命的領路人。到了反動派即將垮臺，全中國即將解放的時刻，他卻又被這幫禽獸們給殺害了。要知道這時兆麟同志才三十六歲，而我才二十七歲。這血海深仇到何時才能讓反動派償還，我盼著這一天！

偉大的解放戰爭，迅速地摧垮了蔣家王朝，我們終于解放了全中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成立了。回顧歷史，有多少革命仁人志士為革命勝利英勇戰斗過，又有多少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先烈們為革命浴血奮戰、流血犧牲，他們不愧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女，也正是他們為新中國的建立鋪路奠基。可惜的是，他們沒能看到一個嶄新的中國。而我卻成為他們中的一名幸存者，活到了今天。為了不愧于為革命而死難的親人；為了不愧于為新中國建立而陣亡的戰友；為了不愧于被敵人血腥屠殺的同胞。我要用我的有生之年，把歷史留給我的深深的懷念和記憶，點點滴滴地記錄下來，載入歷史。我將告訴我的同胞和后代，不要忘記他們，他們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這就是我這個幸存者的唯一心愿。

唯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為中國革命死難的親人和戰友們安息吧！

附錄

金伯文同志簡歷

1918年8月13日出生在吉林省汪清縣蛤蟆塘鄉原大房子村

1930年參加兒童團

1931年離家到汪清縣西崴子村從事革命工作

1932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3年到汪清縣大荒崴游擊區共青團區委工作

1935年參加東北抗日聯軍二軍后轉第五軍

1936年8月調抗聯第三軍被服廠，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2月調鐵力帽兒山三軍被眼廠任廠長

1937年7月與李兆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