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16日,鄧穎超同志在與我黨早期重要領導人蘇兆征同志的女兒蘇麗娃、兒子蘇河清的談話時透露:“為了改善和加強黨中央的領導,中共中央曾經準備讓蘇兆征同-志擔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只可惜他積勞成疾,(43歲)早過世了,來不及實現。”
當前的青少年熟知康乾、和珅、劉羅鍋、徐志摩、張愛玲、……已不知蘇兆征這個名字,更不了解他的身世、業績,不知道他為何能擔任黨的總書記,而又為何沒有擔任黨的總書記?
一、出生貧農的海員工人
蘇兆征于1885年11月11日出生于廣東省香山縣淇澳村東溪坊(今屬珠海市淇澳管理區)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從小受到父母“踏踏實實做人,勤勤懇懇干事”和“人窮志不窮”的教育,逐漸養成了勤儉和善、正直無私、見義勇為的優良品質。
9歲時的他,從因生活所迫,被送到地主家放牛,風里來,雨里去,從早到晚忙個不停,吃不飽還受過兇惡的地主婆打罵。父母父親種植本村官僚地主的幾畝瘦田,一家人辛苦一年,打下的糧食大多交租;田租還一年年一加再加,再分攤許多苛捐雜稅,蘇家大小時常考蕃薯、野菜充饑。
童年的蘇兆征時常聽到本村的相親到毗鄰的香港、澳門打工謀生回來后講述洋人如何橫行霸道,使他不僅憎恨本村的土豪劣紳,也憎恨欺壓中國人的西洋鬼。18歲那年,因家鄉受災,無法維持生活,只得跟隨幾位鄉親到香港謀生。送禮求情之后,他在英國怡和洋行下屬的“樂生”號輪船上做工,開始了苦難的海員生涯。
青年蘇兆征先后在“樂生”號、“澤生”號、“海檀”號、“海康”號、“塔頭”號等英美的輪船上做侍仔,即在船尾干雜活,干最苦最累的差事,連續工作17個小時,還挨打受罵,曾被英國大副狠狠打了一個耳光;而有的海員難以忍受投海自盡;有的工友患病,老板不但不給治療,反而把病人拋進大海喂魚。
蘇兆征就是在這樣的痛苦生活的折磨下成為一名飽經風霜、堅韌不拔的青年海員。
二、曾掩護孫中山,并加入了同盟會
此時,孫中山正策劃反清起義,經常乘輪船來往國內外,奔波于港澳之間,蘇兆征與他的接觸的機會愈來愈多。孫中山用鄉音與這位青年工人交談,了解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向他們宣傳革命主張,雙方“不僅是同鄉而且是同志。”
一次,孫中山被清軍追捕,求救于蘇兆征,蘇兆征把他帶上了船,眼看敵人追來,距離開船還有3分鐘,蘇兆征以他在海員中的威望,下令提前起錨開船,敵人沒趕上,只得在碼頭嘆氣。孫中山很感謝這位小老鄉,不斷保持聯系。
在革命領袖的啟發教育下,蘇兆征于1908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后來又轉為國民黨黨員,出生入死,不避艱險,多次協助革命黨人輸送軍火和同志,為武裝起義做出了杰出貢獻。孫中山多次親筆寫信和題詞給他做留念。
辛亥革命后,蘇兆征拒絕了國民黨政府予以的官職,掉頭不顧,回到船頭,不離開海員工作,并繼續幫助孫中山在各國華僑中開展反袁世凱復辟稱帝的斗爭。
三、領導海員罷工,結識鄧中夏
正當蘇兆征繼續隨輪船航行于香港與太平洋各大港口之時,傳來了十月革命的炮聲,蘇兆征深受鼓舞。他曾經到過俄國的海參崴等地,和俄國海員有關密切交往,又在俄國國際海員俱樂部閱讀過書看畫報,初步了解了列寧、蘇維埃、社會主義革命。在此之前,讀過私塾的蘇兆征就在國內個港口這些開放的窗口,有機會博覽了新文化的報刊,尤其是愛讀李大釗的《青年》一文,愛讀《新青年》上李大釗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自學革命理論,在工人中宣傳革命道理,并領導海員反抗英國工頭踢傷童工的暴行,取得了第一次組織斗爭的完全勝利,鼓舞起中國海員的斗爭越來越猛烈,擴大。
蘇兆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常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他想方設法買到了一本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更是如獲至寶,手不釋卷,從中獲得了斗爭的智慧和力量。經過兩年的宣傳鼓動,他發起于1921年3月在香港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海員工會——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
海員工會一成立就向香港輪船公司提出提高工資的要求,被拒絕后于1922年1月12日毅然舉行震驚中外的香港海員大罷工。蘇兆征起草了罷工宣言,是罷工的直接組織者和指揮者。他代表海員與港英當局、紳商代表談判斗爭時針鋒相對;揭露抗議英國軍警槍殺工人的“沙田慘案”;挫敗內部工賊的破壞陰謀;他與工人同甘共苦,睡地鋪、忍饑餓,機智勇敢地帶領100,000罷工工人堅持斗爭56天,把香港變成了臭港、死港,取得了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有組織、有領導的大規模反帝斗爭的偉大勝利,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他在當時被選為罷工委員會主席,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全國第一個有名的工人領袖。”(英國學者韋爾絲·寧莫)
罷工勝利后,蘇兆征出席了1922年5月1日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在會上介紹了罷工的經過和經驗。會見他結識了鄧中夏同志,從此成了生死之交。雖然蘇兆征已37歲,鄧中夏才是個20多歲的青年,但蘇兆征仍極為尊重這位“五四”闖將、北大學生、年輕的共產黨人;在他的指導下,反復學習馬列的著作;“大老粗”蘇兆征認為這個學生立場堅定、眼光遠大;鄧中夏把要蘇兆征看作是老大哥和親密戰友,對他領導海員罷工的貢獻贊不絕口。
四、由李大釗介紹加入共產黨
1924年秋,中共香港支部成立,立刻指定專人和蘇兆征聯絡。蘇兆征也主動靠攏黨組織,自覺爭取黨的指導和幫助;多次邀請黨員做演講,向海員介紹馬克思,宣傳黨的主張,評述國內外形勢。
1924年11月14日,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邀,北上組織北京的國民會議促成會,途經香港,與前來迎送的蘇兆征交談片刻,孫中山希望蘇兆征也北上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并建議他廣泛收集香港廣大工人的意見交給促成會討論。
1925年春,蘇兆征代表香港工人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國民會議促成會,應李大釗邀請,蘇兆征第一次拜訪了久已仰慕的導師。這個40歲的工人大步向前,那個35歲的教授笑迎出門,雙手緊緊握住,兩人滿臉笑容,興奮;熱烈。
“兆征兄,你領導的大罷工確實了不起呵!”
“李先生,都是多得你的指導和幫助啊!”
在后來的交談中,李大釗詳細了解了蘇兆征的斗爭經歷,反復講解了黨的綱領。又經過多次會晤,蘇兆征經李大釗介紹,加入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一個放牛娃,經過海浪的磨難,在辛亥革命和海員大罷工的艱苦斗爭中,在馬克思主義的哺育下,由黨的領袖介紹,加入了黨的隊伍,成為了一個自覺的工人階級戰士,從此開始了他更輝煌的戰斗生涯。
五、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
蘇兆征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后回港,南下途經上海時,與中共中央負責人共商,決定在廣州召開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由香港海員工會、廣州工人代表會當4個團體共同發起,蘇兆征在廣州緊張投入大會的籌備工作他做了大量的說服、動員工作,挫敗了反動工會頭子的破壞,終于1925年5月1日在廣州舉行了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出席代表281人,代表工會166個,有組織的工人54萬多人。有蘇兆征,鄧中夏、李啟漢、王荷波等共產黨員組成的中共黨團委員會,團結其他工會代表,保證了大會順利進行。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開了7天,通過了30多個決議案,如《工人階級與政治斗爭決議案》、《加入赤色職工國際決議案》等;正式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兆征和林偉民、劉少奇、鄧中夏等25人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20多天后即投入了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
六、領導省港大罷工
為了回擊英帝國主義制造的“五卅”慘案,中共廣東區委派蘇兆征、楊殷、鄧中夏、楊匏安、黃平組成五人組織黨團指揮機關組,到香港發動工人罷工。經過宣傳鼓舞,排除了黃色工會的干擾,于1925年6月19日,聲勢浩大的省港大罷工在香港開始了!在陳延年同志、鮑羅延顧問的指導下,有中華全國總工會出面召開了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普選出罷工委員會,蘇兆征被推舉為委員長,同時蘇兆征還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按照黨的指示在罷工委員會中工作。
罷工委員會設在廣州越秀南路的東園,機構精干而又高效,設有干事局、財政委(蘇兆征監管)、糾察委、審計局、法制局、會審處,還出版了機關報《工人之路》。在廣東國民政府的支持下,罷工委員會代行政府的部分職權,是由中國工人階級城市當家作主的紅色政權,人稱為“東園政府”。蘇兆征后來說:“可稱之為工人掌握政權之初步學習。”蘇聯工會代表團專程前往訪問也極高評價:“中國工人階級有巨大的組織運動的才能,香港的罷工委員會不僅在中國,就是整個國際工運中也是一個典范。”蘇兆征主管的財政委賬目公開,一絲不茍,20多萬罷工工人的衣食住行井井有條。他呼吁國內外贊助經費,獲得廣東國民政府財政廳廳長廖仲愷的支持,定期收到廣東政府撥款。各國華僑工人組織紛紛捐款。1926年3月31日時,“共收有290萬元,總共支出280多萬元,現尚有余存。”工人們高度贊揚。
蘇兆征十分重視把罷工工人武裝起來,組織了一支2000多人來糾察隊,有200支槍。由周恩來派黃埔軍校畢業生嚴格訓練,可以說是工人武裝的雛形;曾經英勇打擊軍閥殘部、民團、英國軍艦和飛機。
1925年10月,蘇兆征親自指揮5000多人的罷工工人、糾察隊上前線支援國民政府的東征,近百人犧牲,數百人受傷。第二次東征,他又組織了運輸隊、宣傳隊分7隊,四處宣傳講演支前;開動員群眾獻出了大批船只,出動大批民工,支援渡海作戰,一舉殲滅了軍閥武裝。
經過與廖仲愷、鄧中夏、鮑羅延的反復協商研究,蘇兆征依然放棄了罷工初的“向一切帝國主義進攻”的主張,決定“單獨對英”,集中力量打擊主要的敵人英帝國主義,受到美、法、日等國的歡迎,也受到廣東工商界的歡迎,使廣州與海外恢復了航運,工商業興旺起來,促進了廣東的經濟,省港大罷工得以堅持下去。廖仲愷先生被右派內奸暗殺后,蘇兆征率領罷工工人參加追悼會和游行示威,聲討帝國主義和走狗反革命派,表示沉痛的哀悼和罷工到底的決心。
蘇兆征、鄧中夏等人領導的省港大罷工從1925年6月到1926年10月止,堅持了一年四個月,把香港變成了死港、荒島,沉重打擊了內外敵人,支援了廣東革命政府、準備了北伐戰爭,其罷工組織存在到1927年10月,以領導堅強、組織嚴密,規模巨大,策略靈活,時間最長,影響最大,在國際共運史上寫下了空前的偉大篇章。
鄧中夏對這位戰友的評論是:“在這樣的罷工龐大組織中,百物從錯,真是一日萬機,然而征兆同志卻處之裕如,以至于將近兩年而不稍懈。”
當時的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也稱贊他是:“一位黨性很強,工作踏實,任勞任怨,不辭辛苦的十分優秀的好工人領袖”。
七、反擊蔣汪叛變,籌備八七會議擔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1927年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從廣州遷往武漢。蘇兆征被委任為武漢國民政府的勞工部長。4月2日,漢口的湖北農協召開大會,三日各界50萬人又在漢口舉行空前盛會,兩次歡迎蘇兆征這位革命工人的領袖。同日,發生日本軍警槍殺中國工人的“四三”慘案,由蘇兆征、譚平山領導了抗議運動和善后工作。
“四一二”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攻變后,蘇兆征出席了在武漢舉行的中共五大,批判了陳獨秀在右傾機會主義,提出了實行土地革命、開展工農武裝斗爭的意見,未被采納。他因籌備“八七”會議也沒有參加“八一”南昌起義,仍被缺席選為南昌臨時政府機構革命委員會委員。
在糾正右傾機會主義的“八七”會議上,蘇兆征被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后又與瞿秋白、李維漢共三人被選為臨時政治局常委,從此成為了中共中央核心領導人之一。
會后,蘇兆征來往于武漢、上海之間,領導工人群眾武裝反抗國民黨蔣汪反革命大屠殺。11月,瞿秋白主持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形成了左傾盲動主義。會上增選周恩來、羅亦農為政治局常委;后又討論通過了蘇兆征,張太雷制定的廣州起義計劃。
1927年12月11日,張太雷、葉挺等舉行了廣州起義,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蘇兆征正在湖北,仍被缺席選為蘇維埃政府主席。
在這年里,他的導師李大釗、戰友陳延年的同志相聚犧牲。他聞訊淚流滿襟,極為悲憤,更加英勇無畏懼,與瞿秋白、李維漢一起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臨危受命,挑起了領導中國革命的重擔。“蘇兆征同志從八七會以后,便成為中國黨的中心領導之一了。”(鄧中夏)
八、在莫斯科籌備黨的“六大”
1928年2月,蘇兆征應邀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赤色職工國際第4次代表大會。他在會上介紹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戰斗歷程和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受到了各國代表的贊揚、欽佩。他和同行的鄧中夏被選為赤色職工國際執委會委員,同時并被選為共產國際六大執行委員。會后,他暫留莫斯科,參觀訪問、講演討論,參與籌備中共六大的召開。期間,他調查研究后找到找了共產黨國際有關方面的領導同志澄清、平反了蘇聯中山大學米夫、王明制造的中國學生“浙江同鄉會”冤案。
黨的六大會前、會中,蘇兆征全力以赴,廢寢忘食,拼命工作。與大會秘書長周恩來天天在一起為大會準備文件,安排講座,審查代表,操辦會務。斯大林也會見了瞿秋白、周恩來,鄧中夏、蘇兆征和黃平,共同研究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
六大糾正了“左”盲動主義錯誤,產生了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組成的五人政治局常委會。斯大林看上的向忠發任常委主席即總書記。實際上他水平不高,毅力、意志不行,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后被捕叛變。
回國后,同是政治局常委的周恩來經常在蘇兆征家開會。雖然周恩來比蘇兆征年輕十多歲,但蘇兆征對周恩來的赤膽忠心、精明干練非常崇敬,從他身上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希望。兩人情同手足,極為深厚。從省港大罷工時期在港粵就開始了的相助相知的革命友誼,又在上海的黨中央領導崗位上并肩戰斗而發展了。
九、臨終前由鄧穎超記錄遺囑
由于長期操勞過度,營養不良,蘇兆征終于積勞成疾。在莫斯科時“六大”會議上,他就病得很重,人很瘦,忍著病重堅持發言,聲音很小,用手指按著痛處,他報告講完。經過幾個月療養,又趕回國,于1929年2月在上海主持召開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二次擴大會議。這期間,舊痛發作,他咬牙堅持把會開完。2月25日才輾轉住院。
當日下午4時,周恩來、李立三、鄧小平、鄧穎超聞訊趕緊來探望,蘇兆征已處于彌留狀態,他用微弱的聲音,加手勢,斷斷續續說:“廣大人民已不能活下去,要革命,等我們去組織起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奮斗,同心合力,使革命最后成功。我妻子和小孩子可送莫斯科,請與團體商量。再反復用手指心說:“大家同心努力,達到革命的勝利。”
當場鄧穎超筆錄蘇兆征的遺囑是:“大家共同努力奮斗!大家全力起來,一致合作,達到我們最后成功!夫人小孩去(莫斯科),與團體商量”。后附周恩來當日晚的來批注:“這是小超記的”。“按:這是蘇兆征臨死時政治局代表忠發同志去看他的時候說的,此時兆征同志的神態已極不清楚不能多說話了。這幾句話也是說的極不聯貫而且極模糊的。兆征死于2月25日下午6:30分。恩來,29. 2.25晚”。
蘇兆征在周恩來、李立三、鄧小平、鄧穎超等戰友的守護下,不幸不治長逝,終年僅43歲。他的遺囑和事業由在場的同志、朋友繼承下來了!
他的遺體由當時中央特科的李強同志用姚偉常的假名埋葬在公墓。1949年,鄧小平在解放上海后找到他的棺木,與原妻張錫璦同志的棺木,并放在原住的房子樓下,一直到1969年才一起葬于龍華公墓。碑上刻了“蘇兆征烈士”大字,并鑲上了他的遺像。
十、沒來得及
蘇兆征逝世的第二天,即1929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第24次會議,悼念兆征;并發表32號通告,號召全黨繼續兆征的精神,向前奮斗,要記住他的遺言:“大家努力,達到革命的勝利。”
中華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都發出了悼念的通告。赤色職工國際也通令各國工會紀念這位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蘇聯、法國都舉行悼念活動。鄧中夏當時正在蘇聯,寫下了《蘇兆征同志傳》,印發了3000份到蘇聯和歐美各國,以紀念這位生死之交。
中國共產黨的標志是鐮刀和鐵錘。蘇兆征出生農民,又做工航海,開闊了眼界,結交了各國工友,更了解了十月革命;在李大釗、鄧中夏、陳延年、周恩來這些青年革命知識分子的直接指導下,在血與火的斗爭中,迅速成長為黨的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太平洋沿岸職工運動領袖之一、赤色職工國際和共產國際領袖之一。這在東方是唯一的。蘇兆征同志本身就像一面鐮刀鐵錘的紅旗。他本來可以擔任黨的總書記。
但是蘇兆征同志過早逝世了。沒來得及擔任總書記。這說明我黨早期是在多么殘酷的斗爭中、多么艱苦的環境里;我黨的早期領導人是多么英勇頑強、前仆后繼、千錘百煉,九死一生。
回顧自1927年武裝起義到1935年遵義會議這8年間,黨的早期領導人,僅政治局委員、常委、著名的中央委員,相聚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的有(按犧牲時間排列):李大釗(37歲)、陳延年(29歲)、肖楚女(34歲)、趙世炎(26歲)、王荷波(45歲)、郭亮(27歲)、向警予(33歲)、羅亦農(26歲)、陳喬年(26歲)、張太雷(29歲)、澎湃(33歲)、楊殷(37歲)、惲代英(36歲)、蔡和森(36歲)、羅登賢(28歲)、鄧中夏(39歲)、瞿秋白(36歲)、方志敏(36歲),18人。(同時也有向忠發、顧順章、李竹聲、盧福坦、盛忠亮、張國燾6位中央領導人叛變。)
這些早期黨的領導人除了王荷波、蘇兆征大些,是40多歲,其余都20多歲,三十多歲,幾乎都是大學生、留學生,都是才華橫溢、風華正茂,都沒來得及領導中國革命的勝利,沒來得及大展宏圖,就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紀念蘇兆征在莫斯科籌備六大88周年!
(作者單位:中國核工業黨校;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來稿編發,原載于《中華魂》雜志2007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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