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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曾對秘書葉子龍說過：“高麻子這人能干事。”有人曾在背后說高崗領導的東北局是“西北局搬家”，劉少奇針對此提出批評：“東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調配的，不是高崗自己拉去的。”并請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陳伯村轉告高崗，不要聽那些閑話，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

毛澤東稱高崗為“我們的老高”

高崗獲得平反以后，擔任三邊特委軍事部部長。一開始，習仲勛、張秀山、高崗等一批原陜甘邊的骨干力量在工作安排上一般說來是偏低的。李維漢回憶道：“由于‘左’傾路線沒有清算，陜甘邊蘇區的地方干部和軍隊干部仍然戴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所以對他們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但是，這一現象很快被毛澤東發覺，并且得到了根本的糾正。

       胡喬木說過：“本地干部、外來干部的關系問題，毛主席一直非常強調。”（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口頭報告中專門指出：“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樣看待本地干部。”為什么這樣說？這與毛澤東本人作過嚴密的調查研究有關。毛初到陜北后，聽到一些閑話：“陜北人只能建立蘇區，不能當紅軍。”等等。隨即他便發現了問題所在，提倡“我們要把窗戶打開，讓空氣流通，聽聽消息，聽聽輿論，有缺點有錯誤的改正一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報告》，《中共黨史資料》第48輯）毛澤東還特別提出：“只有本地干部大批的成長起來了，并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我黨在根據地才能生根成長，否則是不可能的。”（《我的一生——師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由此，高崗的職務開始有了新的變化。193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由張聞天負責，成員包括高崗、肖勁光、謝覺哉、李維漢、賈拓夫、王若飛、高自立、李富春，該委員會全權負責西北五省區的白區工作和少數民族工作，權力較大。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正式發出關于成立西北局的通知，高崗任書記。

毛澤東很注意調整本地干部與外來干部的關系，這些干部中也包括高崗。一次，毛澤東將著作《論持久戰》交給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莫文驊，莫文驊想多讀幾遍，沒有來得及下發傳達，就被高崗告到了毛澤東那里。莫文驊非常不高興，說了一些對高崗的意見，毛澤東則正告莫文驊：“你們駐在陜甘寧邊區要好好注意搞好與高崗的關系，你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崗不點頭在邊區是行不通的。”（莫文驊《終生難忘的懷念》，《中共黨史資料》總第41輯） 

毛澤東《論持久戰》

       陜甘寧邊區中央局成立時，毛澤東指出：“高崗的意見應成為主要的意見。”邊區百姓親熱地叫高崗為“咱們的高麻子”，胡喬木就此寫到了《解放日報》上，毛澤東看到以后改成了“我們的老高”。1953年東北人民出版社就以“咱們的老高”為題編撰了一本小冊子《咱們的老高——高崗同志在陜北的一個故事》，一度流傳甚廣。

       后來，高崗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1942年10月19日，西北局高干會議正式召開。會議歷時88天，毛澤東親自參加會議的開幕式和閉幕式，并作了重要講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陳云、彭真等中央領導人也紛紛到會講話，任弼時專門負責指導。這次會議規格之高、時間之長在黨史上是罕見的。11月17、18日，高崗在高干會上作了題為《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的報告。數月后，這份報告被列為延安整風的重要文件之一。 

延安整風運動

       1945年7月，根據中央的指示，西北局在延安召開了西北黨史座談會，第一次大面積地觸及了西北黨史上的一些敏感話題。也就是在這次會上，西北革命根據地領導人的歷史地位排列上書寫了高崗的名字，最后確認的排名順序是：劉志丹、謝子長、高崗。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報告中指出：“這個邊區是高崗同志他們一手搞起來的”。（《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報告》）

　　黨史上對于西北局高干會議歷來有一些爭議。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李維漢曾經總結評價道：“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會的路線是正確的；第二，高崗在邊區黨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執行中央路線的。”（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而由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副主任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893－1949》也對劉志丹、謝子長、高崗這一排名再度作了科學的論證：“陜甘寧邊區是在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等創建的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高崗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開始向一生的政治頂峰邁進，但也有人對高崗的擢升表示了不同意見。

毛說過：“高麻子這人能干事”

高崗頗有工作能力。毛澤東曾對秘書葉子龍說過：“高麻子這人能干事。”（《葉子龍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1937年底，王明、康生返國，王明被譽為 “昆侖山上下來的神仙”，高崗卻異常反感這些教條主義者，在背后提醒說：“原來我們以為蘇聯飛機給我們帶來了什么好東西，卻不知道原來是禍從天降！”（《我的一生——師哲自述》）而作為旁觀者的蘇聯駐延安觀察員弗拉基米洛夫也說高崗是一個“能干的、意志堅強的人”。1941年6月3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延川縣代理縣長李彩云被突如其來的雷電擊死，事后在集市上有個農民說了一些過激的話，保安處知曉后即拘捕了這個農民。高崗把這一消息告知毛澤東，毛澤東摸清情況后，作出了正確的決定，減輕了邊區農民的負擔。（《我的一生——師哲自述》）

1943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討論任弼時提交的《特務活動與中央對特務的斗爭》的報告時，決定成立一個在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的反內奸斗爭專門委員會，成員有劉少奇、康生、彭真、高崗，劉少奇任主任。高崗在“反內奸斗爭”中還是比較注意方式和火候的，他指出：“反特斗爭要堅決采取群眾反奸路線與公開合法斗爭方式；應嚴格區別黨內反特斗爭與黨外反特斗爭，穩定多數、打擊少數。已經逮捕審訊清楚并有改悔表示的可以釋放，少數必須槍斃的也暫不槍斃。”（高崗、周興致習仲勛、師哲電——與敵特作斗爭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1941－1945》）當康生推行的“審干”、“搶救”等極左的政治運動進入白熱化時，高崗主動向毛澤東匯報了實情：“西北干部都是一塊戰斗過來的，怎么能同特務聯系上？”（《我的一生——師哲自述》）由于周恩來、任弼時、張聞天、徐特立、高崗等人的如實匯報，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從而一舉中止了“搶救運動”，贏得了干部群眾的歡迎。

抗戰結束后，毛澤東把戰略目光投向了東北，為此專門成立領導機構——中共中央東北局。派出大量干部前往東北，高崗也加入了這一行列。1945年6月16日，中央來電，全面改組東北局領導層。以林彪為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彭真、羅榮桓、高崗、陳云為副書記兼副政治委員。6月24日，高崗兼任東北局秘書長，成為林彪在東北地區的主要助手。 

中共中央東北局會議

       1949年3月11日，高崗正式就任東北局書記。在高崗主導東北期間，東北地區的工業經過三年多的恢復，在1952年工業生產總值已經超出歷史上最高水平（1943年）10%以上。而農業生產也與歷史最高水平相近，百分之六七十的農戶已經上升為中農，其中一部分即20%還是富裕中農。嚴濟慈后來回憶說：“金雞報捷，始自東北，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新中國的工業與科研，也可以說是在東北首唱建設之歌。”

除了狠抓工農業生產，高崗還在用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以“誠招天下士、廣攬四方才”來形容東北局的用人政策并不過譽。東北解放后，大批干部被抽調入關，人才儲備出現了真空。針對這一現狀，高崗積極采納陳云、張聞天的建議，不僅派專人到北京、上海、武漢、南京等大城市招聘知識分子，動員一些著名大專院校的畢業生到東北工作，本人還親自在黨代會上作《站在經濟建設最前面》的報告，號召“干什么學什么，干什么就成為內行，成為專家”，鼓勵技術人才脫穎而出。經過三年的不懈努力，截至1952年，東北培養了10萬余名新生干部投入一線，稍后培養出來的8萬多名工人干部也成為工業戰線的骨干。高崗還同張聞天研究，請張出面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的信，報經中央審批，信中提到了請蘇聯對東北地區施以援助。1949年7月，高崗隨同劉少奇訪蘇，代表東北人民政府與蘇聯政府簽署了12個月的易貨貿易協定，蘇方派出近200名專家來華支援建設。

高崗的用人雖有所偏狹，但在東北時期至少保持了一部分“五湖四海”的優良傳統。他不以“山頭”為唯一依歸，強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不搞論資排輩”。像馬洪、華明、安志文等人都是在高崗身邊工作過，并被一點點發現培養起來的。對于那些因為黨內斗爭而坐了“冷板凳”的老同志、“老資格”，高崗也不避忌諱，一體信用。例如張聞天，他雖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實際上已沒有多少權力。但高崗對張聞天很尊重，稱他是“翰林”，認為張聞天有學問、有能力，在制訂很多重大方針、政策時都請張聞天過目或起草。高崗甚至還提議張聞天重新擔任東北局組織部部長，但被劉少奇否決，因為劉認為張聞天是“教條主義者，不能管黨”。（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張明遠《我的回憶》）

凱豐（何克全）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在1947年以后，凱豐逐漸淡出高層，以后擔任了中共沈陽市委書記，高崗對他仍舊很尊重，看重他的理論水平。對于在工作中有分歧的領導干部，高崗還表現出難得的寬容。他和張秀山是多年的戰友，在一些問題上各執己見，甚至到了爭吵的地步。有的人看到了，對張秀山說：“你怎么跟高主席這樣爭吵”，張秀山則說：“有不同的意見就要爭論，在紅26軍、在延安時，討論問題經常是這樣的。”這說明高崗并沒有把彼此爭論問題時持有的態度帶到個人看法上。林楓在彭真的去留問題上與林彪、高崗有很大的異議，但就是這樣，在高崗行將離開東北時，卻囑咐張明遠說：“由林楓主持東北局的工作，由他管全面。”（張明遠《我的回憶》；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

有人曾在背后說高崗領導的東北局是“西北局搬家”，劉少奇針對這一不負責任的說法批評道：“東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調配的，不是高崗自己拉去的。”并請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陳伯村轉告高崗，不要聽那些閑話，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張明遠《我的回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高崗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3次會議決定增補林彪、高崗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即當時的中央軍委）副主席。是時，黨內領導人兼任軍委副主席的只有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四人而已，高崗躋身其中，說明了他的分量。 

開國大典上的高崗

        上世紀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戰爭爆發，高崗坐鎮大后方，殫精竭慮為協助彭德懷的前方作戰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彭德懷獲得朝鮮最高勛章——一級國旗勛章后，在志愿軍黨委會議上說：“如果論功行賞的話，這個勛章從大后方講應該給高崗，從前方講應該給洪學智，我只是作為代表去接受這枚勛章的。”（洪學智《洪學智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后來軍內還流傳一個有關高崗支援前方志愿軍戰士吃“炒面”的笑話。1953年6月16日上午，秦基偉奉命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問及志愿軍戰士的吃穿問題，說戰士們作戰很苦。秦基偉說：“戰士們都說毛主席對我們最關心，專門給高崗副主席打電話，叫給志愿軍吃好點。高崗副主席聽錯了，聽成讓給志愿軍吃炒面，所以志愿軍天天吃炒面。”毛澤東信以為真：“我沒有這樣說呀。”秦基偉說：“是戰士們講高崗副主席的俏皮話，算是個笑話。”毛澤東聽后大笑：“還是不愿吃炒面啊。”（秦基偉《秦基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

高崗雖人在東北，卻對身處北京、操勞國務的毛澤東的身體健康極為惦念。有一次，他打了一只老虎，用虎骨泡酒專程送給毛澤東滋補。毛澤東看后，說了一句：“這個高麻子。”這些虎骨酒的下落后來在聶衛平回憶胡耀邦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當時，胡耀邦見我把茅臺酒留給了中國足球，便又送給我一瓶虎骨酒。這瓶虎骨酒也頗有些來歷：五十年代初，高崗還在當‘東北王’時，曾親手打死一只老虎。他用老虎的骨頭泡了一壇酒，并將這壇酒送給了毛澤東主席。不知出于什么考慮，毛澤東叫人將這壇酒埋在了地下。幾十年來風云變幻，當年埋酒的人早已不知去向，這件事似乎也已被人遺忘了。直到粉碎‘四人幫’后，在清理毛澤東的遺物時才發現這壇酒。酒封得好好的，上面還有個說明，這樣人們才知這壇酒的來歷。后來酒被分成了十幾瓶，分別送給了當時中央的老同志，胡耀邦也分得一瓶。然而，平易近人的胡耀邦又把這瓶酒轉送給了我，怎不令人感動！”（聶衛平《圍棋人生》，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版）

【節選】人民網：高崗的前半生，原載于《同舟共進》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