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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前后，社會上還產生了一個與馬寅初問題相關的說法，即“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似乎中國人口從1958年的6億多，增加到上世紀70年代末的9億，都是源于對馬寅初的批判。這是不懂人口規律，以為人們都是盲目生育的。其實，人口也有它自己的規律性，人口變動過程也是不以包括政府的政策在內的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工業現代化發展相適應，人口也處在由傳統時代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向現代國家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階段轉化。期間，因為死亡率的下降相對要早一些、快一些，生育率下降過程相對慢一點，期間的人口增長就高一點、多一點。世界上所有國家，莫不是如此。以我國最近30多年的情況來說，即使我國實行了極為嚴厲的“一胎化”政策，人口還是增長了4億多。所以，在一定時期內的人口是否得到了增長，與歷史上是不是批判了馬寅初沒有關系。

確切地說，《馬寅初考》這本書名該叫《批判馬寅初事件考》，因為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并不是研究馬寅初本人的歷史，而是考證所謂馬寅初由于寫了《新人口論》而遭受批判這個事件真相的。

一、“馬寅初事件”是怎么來的

 所謂“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事件”，產生于1979年年中到1982年5月馬寅初逝世這一段時間。這一個時期有大量文章說，早在上世紀50年代黨和政府還沒有提出控制人口以前，馬寅初就已經深入地研究了社會主義人口規律，提出控制人口和實行計劃生育的主張了。毛澤東曾把馬寅初接到了中南海，暢談人口問題，并接受他的建議，開始實行計劃生育。但是，毛澤東1958年要實行大躍進，提出了人多力量大的觀點，又開始反悔批判馬寅初。馬寅初曾面對康生、陳伯達的迫害，表現出錚錚鐵骨，不畏強暴，發出誓言：自當單槍匹馬，孤軍奮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投降。由于政府放棄了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從6億猛增到9億多，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錯批一人，誤增三億”。20年后，實踐宣布了公允的裁判：真理在馬寅初一邊。1979年9月，中共中央不僅批準同意北京大學黨委為馬寅初平反的報告，而且在1982年馬寅初逝世后新華社所發的新聞通稿里還高調評價他是“我黨真摯諍友”。

按此說法，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不是來源于黨的領袖的理念，而是來自于一位民主人士對社會主義本質更為深刻的研究。更有甚者，30多年來，海內外不少的人還從“馬寅初事件”出發，引申出了許多“反思”共和國政治與文化的歷史經驗。但是，根據我的研究，以上說法卻都建立在一個虛幻的神話上面。

 馬寅初是留學西方的經濟學家，和絕大多數舊知識分子一樣，曾經把人口過多當作國家貧窮的原因。所以，他在解放前是主張節制生育的。但是，正如他自己聲明所說，從1939年以后“無時無刻不和共產黨在一起”，因此也就放棄了把人口當作貧窮落后根源的馬爾薩斯主義。特別是毛澤東在建國前夕義正詞嚴地批判了美國政府《白皮書》預言共產黨將來也解決不了中國人口眾多帶來的社會問題以后，新中國主流的意識形態甚至在《人民日報》上也宣傳說落后國家實行節制生育乃是“美帝國主義殺人”。為此，至少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之前的一段時間里，馬寅初和其他在舊中國曾經主張節制生育的知識分子，也都不再宣傳這些觀點了。

 1953年以后，黨和政府主張節制生育意向逐漸明朗。馬寅初和邵力子都屬于中央政府里的上層人士，比較早地了解到這個動向，遂也在一些內部會議上舊話重提。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演講時，第一次公開向社會提出要實行計劃生育。3月1日，會議組織了16位民主人士在大會上作聆聽毛澤東講話后的感言，其中馬寅初的發言回應了毛澤東有關計劃生育的內容。這就是所謂馬寅初的中南海建言。馬寅初的發言當然不是建議毛澤東實行計劃生育，而是迎合毛澤東的主張。如果讀者翻閱《馬寅初全集》，就不難發現，馬寅初有關人口的一些文章，包括答記者問和演講，以及他的《新人口論》，都是聽了毛澤東演講以后才產生的。

我國計劃生育工作從上個世紀50年中期開展以來，有時候抓得很緊，有時則會放松。但是，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所以，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一直是在不斷由淺入深地得到持續發展的，從未發生過黨和政府因反悔而批判了馬寅初。

二、馬寅初遭遇的兩次批判是怎么回事，是誰批判了馬寅初

 如同絕大多數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都受到過批判和沖擊一樣，馬寅初也確曾有兩次被批判。

先說第一次。1958年大躍進之前，毛澤東曾經部署了一個“反保守、反浪費”的群眾運動，算是戰前的大動員。“雙反運動”的主要形式是“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一個時期，幾乎人人都寫大字報。大字報成了一種風靡全國的時尚。2月22日，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動員后，不幾天，校園內就張貼了20多萬張大字報。3月10日，中央正式下發文件，北京大學誓師大會后短短幾個小時，燕園就新張貼出9萬多張大字報。馬寅初身兼北京大學校長，向來都聽黨的話，當然要以身作則。當時，北大學生和教師給馬寅初貼大字報，批評他有“大北大主義”和為民族資本家辯護等資產階級思想。馬寅初也給學生和教師張貼大字報，為自己作解釋和辯護，結果導致給他張貼的大字報越來越多。一開始，《光明日報》以“選自北京大學的大字報”的方式選登了幾張批判馬寅初的大字報，馬寅初很快就寫出了兩篇長文刊登在《光明日報》上。馬寅初的回應和反駁的文章都很長，分開幾天連載在報紙上，比批判他的文章都還有氣勢，從而又引發了報刊上對他的圍剿。

馬寅初第二次被批判，發生在1959年年底到1960年年初大約20多天的時間里。本來，1958年無論北京大學還是《光明日報》等報刊針對馬寅初的批判，都隨著他的外出視察離開北京而消失了。但是，馬寅初自己放不下。一年后，他在1959年《新建設》雜志第11月號上發表的論文中，專門寫了一段題為《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的文字，“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也要與《光明日報》決一死戰。《光明日報》遂轉身再次組織文章，由此開始了第二輪的批判。《光明日報》自1949年創辦以來，一直以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等領域里的知識分子為對象，是在我國社會生活中很有影響的一份報紙。但是，它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收歸中國共產黨主辦。在此之前，《光明日報》和《新建設》雜志都是由民主黨派主管和主辦。所以，《光明日報》和《新建設》雜志帶頭批判馬寅初，算是民主黨派的報刊批判“具有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民主人士馬寅初。馬寅初發出誓言，“直至戰死為止”，“決不投降”，也是對著民主黨派所辦的《光明日報》。

馬寅初兩次遭受批判，也不是因為“人口論”。1958年1月，馬寅初在一般的知識分子發表一篇文章都很困難的情況下，出版了一部名為《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的著作，一方面是要用他的經濟觀點論證社會主義經濟改造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顯示學習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成績，向黨和人民表白自己堅定的政治立場。但是，在“雙反運動”的前夕出版，卻正好為群眾提供了一個批判他的靶子。在這本書中，《新人口論》僅只是其中的4篇附錄之一，并不是重點。更何況，那時的人們都知道計劃生育是毛澤東提出來的，黨和政府也正在實行計劃生育。所以，即使選擇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能把馬寅初的主張和黨的政策區分開來，也都是那時批判者的一種技巧和智慧。

三、馬寅初何以能享有反批判的“特權”

一般的讀者僅知道馬寅初是北京大學的校長，豈不知那并不是他的主要職務。實際上，馬寅初曾經是共和國里有著很高職務的大官。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馬寅初是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之一。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讀63位中央政府委員的名單時，馬寅初就站在毛澤東的右側。1954年憲法歸定全國人大是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關，馬寅初隨即又擔任了第一、二屆的全國人大常委。

正因為馬寅初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他才表現了和別的知識分子不一樣。大部分人被批判時，一般只有接受批判和寫檢查的份，可馬寅初卻不是這樣。馬寅初一寫就是幾萬字的反批判文章，不僅可以刊登在《光明日報》、《新建設》和《北京大學學報》上，而且要登在哪一期、哪一天，似乎都是由他說了說。分析馬寅初所遭受到的這兩次批判，前一次隨著他外出視察離開北京不再與對手糾纏而逐漸停止，后一次也隨著他入住醫院而銷聲匿跡。主動權似乎總是握在他的手里，要進則進、要退則退。看一看共和國中的批判史，包括共產黨隊伍中那些被批判的人，哪一個被批判時不是一定要將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批倒批臭了才算罷休？馬寅初能在被批判時如此神氣，還不是一方面自恃有黨和毛澤東的信任，另一方面對手也不過是民主黨派！

還有一個說法，馬寅初受到迫害，被罷免了人大常委職務。實際情況是，1960年，已經78歲的馬寅初辭去了北大校長，但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照當。1965年的兩會上，已經83歲且下肢癱瘓的馬寅初不再擔任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了，但又改為全國政協常委。特別是以至到馬寅初百年逝世時為止，黨和政府在50年代馬寅初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時配置的住房、吉姆轎車，以及秘書、司機、廚師、公務員，連同國家行政三級（毛澤東為行政二級）的醫療和工資待遇，一點都沒有變。在共和國的歷史上，有過這樣被黨和政府批判過的人嗎？

四、為什么說康生陳伯達沒有批判馬寅初

在1979年所謂馬寅初平反事件中，有一個很盛行的說法，即康生陳伯達組織批判了馬寅初。但是，在我十多年尋找所謂批判馬寅初事件的過程中，卻始終未發現過兩人的身影。

首先，康生、陳伯達的歷史中都沒有批判馬寅初的記錄。其二，馬寅初本人也從未有過康生陳伯達批判過自己的說法。其三，按照康生、陳伯達批判馬寅初的說法，北京大學是其組織批判的主要場所。但是，當時北京大學黨委班子的諸多成員，包括第一書記陸平和當時的黨委成員、文革以后擔任黨委書記的王學珍，都沒有回應過曾經接受指示批判了馬寅初。相反，陸平看了電視劇《馬寅初》以后，“感覺特別地冤”。王學珍在2000年以后主編有數百萬字的《北京大學紀事》，一點也沒有康生陳伯達指示北京大學批判馬寅初的文字。其四，《光明日報》和《新建設》都曾帶頭批判過馬寅初，穆欣曾是當年《光明日報》執行總編，吉偉青是《新建設》的主編。特別重要的是，這兩位都分別寫了大量的回憶文章，也交代過他們如何批判馬寅初，卻都沒有康生陳伯達。其五，孫冶方、許滌新等都算是當年的理論界人士，文革后寫有回憶學術界批判馬寅初的文章，也沒有寫康生、陳伯達。

相反，筆者翻檢了可以尋找得到的1958年至1960年期間，中共中央機關理論期刊《紅旗》雜志和西藏自治區以外的其他27個省、市、自治區黨委的理論刊物，共計1053期11753篇，竟沒有一篇批判馬寅初的文章。顯然，像馬寅初這樣高級別的統戰對象，沒有毛澤東的態度，黨內誰敢擅自批判他？

五、怎樣認識“錯批一人，誤增三億”

1980年前后，社會上還產生了一個與馬寅初問題相關的說法，即“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似乎中國人口從1958年的6億多，增加到上世紀70年代末的9億，都是源于對馬寅初的批判。

這是不懂人口規律，以為人們都是盲目生育的。其實，人口也有它自己的規律性，人口變動過程也是不以包括政府的政策在內的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工業現代化發展相適應，人口也處在由傳統時代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向現代國家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階段轉化。期間，因為死亡率的下降相對要早一些、快一些，生育率下降過程相對慢一點，期間的人口增長就高一點、多一點。世界上所有國家，莫不是如此。以我國最近30多年的情況來說，即使我國實行了極為嚴厲的“一胎化”政策，人口還是增長了4億多。所以，在一定時期內的人口是否得到了增長，與歷史上是不是批判了馬寅初沒有關系。

（作者梁中堂系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