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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瑞：批駁“餓死三千萬”謠言，為孫經先《還歷史以真相》作序

點擊：作者：李成瑞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02-19 10:18:02

　　【孫經先按語】驚聞李成瑞先生逝世，不勝悲痛。李老對我批駁“餓死三千萬”的研究工作是非常支持的。下文是李老為我的專著寫的序言。他2013年寫了第一稿，在2015年又做了重要修改。下面是第二稿。謹以此沉痛哀悼李老的逝世。

　　李成瑞 | 序言：為孫經先《還歷史以真相》一書所作

　　孫經先教授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寫出了專著《還歷史以真相——關于我國“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報告》。我認為這本著作主要做出了下述三項貢獻。

　　第一，對“餓死三千萬人”的彌天大謊進行了深入的揭批

　　新中國的成立，使全國人民翻身解放，成為國家的主人。在毛澤東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民經濟迅速發展。經過三年的團結奮斗（1949—1952），醫好了舊中國多年社會動亂和戰爭造成的嚴重創傷，使國民經濟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又經過五年的團結奮斗（1953—1957），提前完成了國民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超過了我國近100多年來的建設成就；同時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這些輝煌的勝利，大大鼓舞了廣大人民的斗志。在1958年大躍進中人民意氣風發、熱情高漲，在增產鋼鐵、興修水利工程和建立人民公社（鄉鎮）企業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但隨后遇到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加上蘇聯修正主義集團撕毀合同、撤退專家的影響；也由于在工作中一度出現了高指標、浮夸風、共產風等問題，造成了1959-1961三年的經濟困難，特別是糧食供應的困難，有些地區出現了饑荒。毛主席及時發現了這些問題，先后召開了兩次“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予以糾正；接著又全面施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經過全國人民的繼續奮斗，克服了暫時的困難，使國民經濟從1962年起重新走上了順暢發展的軌道，不斷取得新的更大勝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主義時期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激烈斗爭中，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為了污蔑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詆毀社會主義制度，竟捏造造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人”的彌天大謊，并利用多種媒體和出版物，大肆炒作。對于這種謊言，已經有許多人進行了駁斥，而孫教授在他的這本專著中，通過細致的查證和研究，對這一謊言，進行了更加有力的揭發批判。

　　以楊繼繩所寫的《墓碑》一書為例，書中所列舉的許多數字是憑空捏造的。如說：《常熟縣志》載該縣“餓死11000多人”；《溧水縣志》載該縣“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郵縣志》載“餓死37000多人”；等等。孫教授經過逐一核查，這些地方的志書根本沒有這樣的記載。

　　《墓碑》中還有些數字是任意篡改而來的，如該書說甘肅省《臨夏市志》載該市1959、1960兩年死亡人數41381人，經孫教授查證，《臨夏市志》記載的這兩年死亡1230人，《墓碑》把這個數字夸大了32倍以上。

　　《墓碑》還大搞偷換概念的把戲，即把死亡人數作為餓死人數。如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調查組報告中稱：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人口總數為436882人，而《墓碑》中卻說“餓死436882人”；更荒謬的是楊繼繩后來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把這一數字進一步夸大為“餓死108萬人”！如此等等，這里不必一一列舉。

　　古人說：“欲滅其國，必先滅其史。”楊繼繩等人，就是要通過捏造“餓死3000萬”甚至餓死更多的人的謊言，刮起陣陣妖風，污蔑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污蔑社會主義，以實現他們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圖謀。孫教授的《還歷史以真相》一書以有根有據的資料和數字徹底揭穿了某些人無恥捏造的謊言，澄清了事實，起到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的積極作用。

　　第二，對“1960年比1959年減少1000萬人”的數字是否符合實際，進行了深入的剖析

　　1983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歷年人口數字中，顯示1960年人口總數比1959年減少1000萬。這一數字引起國內外很多人的關注。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沿用1991年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中這樣的話：“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一千萬。”盡管這一數字沒有直接指明當時餓死了多少人，但它成為后來“餓死3000萬人”的說法一個重要的引用資料。

　　那么，1960年總人口減少1000萬的數字是怎樣得來的呢？它是否客觀地反映了實際情況呢？這是需要認真回答的問題。

　　我國國家統計局的年度人口數字，來自公安部門的戶籍登記資料。關于1960年戶籍登記的人口總數比1959年凈減1000萬的問題，孫教授把它同1961年人口總數比1960年人口總數減少348萬聯系在一起，進行了深入的多方面的的研究。他指出，這兩年戶籍人口總數減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因：

　　第一，隨著新中國工業的迅速發展，從1956年到1960年初，特別是1958年大躍進開始后，共有3010萬農村人口遷移到城市，但許多人原來的農村戶口并末注銷。到1959年底，這種重報的人口高達1162萬人。在1960—1961年整頓戶口中，這些重報人口大部分被注銷了。

　　第二，從1960年下半年開始，為了克服經濟困難，大規模精簡城鎮人口，要求2000萬人回鄉。在這些回鄉人口中，許多人注銷了城市戶口，卻并末及時辦理農村落戶手續。以上兩項造成全國戶籍人口數人為地“異常減少”1293萬人。

　　第三，1953—1959年存在死亡漏報現象，在1960—1961年整頓戶口中補報675萬人，也“異常減少”了戶籍人口。

　　第四，1960年和1961年出生人口減少，比此前三年平均增長人口分別少增長627萬人和827萬人。

　　第五，1959—1960年人口死亡率增長，以1957年的死亡率（10.8‰）為基準，這三年困難時期的超線性死亡人數為350萬（饑餓死亡是超線性死亡的一部分）。

　　孫教授反復計算結果：1960戶籍登記年人口數中，扣除上述五方面中前三個方面由于特殊原因而發生的“異常減少”的數字，按后兩方面反映人口出生和死亡實際情況的數字計算，全國人口總數比1959年不是減少了1000萬人，而是增加了371萬人。當然，這一數字與1955年至1957年平均每年增加1151萬人的數字相比，是少增了780萬人。

　　這就是說，1960年的人口實際上并非絕對數減少，而是人口增長速度比過去顯著減緩了。這才是歷史的真相。

　　孫經先教授對戶籍數字和人口變動實際情況的研究，回答了《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人口總數減少1000萬人的原因和由來，也進一步證明了“餓死三千萬人”謠言的荒謬性。

　　孫教授在闡述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上述五個方面的原因中，有些數字是引用原有的可靠或基本可靠的數字，有些數字沒有現成的數字，只好由作者自己測算。這些測算數字的準確性還有進一步研究的余地。但是，我們應當肯定：孫教授研究問題的原則和方法是正確的。這就是說，研究1960年年戶籍人口總數的減少的問題，不僅要研究人口自然變動（出生、死亡）及其瞞報（漏報）和虛報（重報）的現象，而且要研究人口機械變動（遷出、遷入）及其瞞報和虛報的現象。國內外許多學者只注意到人口的自然變動，而沒有注意到人口的機械變動；只注意戶籍登記的人口變動與客觀事實相一致的方面，而忽視兩者存在差距的方面，這樣的思想方法是片面的、不科學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等書的作者把1960年總人數減少1000萬，簡單地歸因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動，就是這種片面性的具體表現。

　　應當看到，由于我國城市戶籍人口所享受的社會福利明顯高于農村，因而由農村遷到城市的人口都要積極地登記城市戶口，而不會漏掉，但與此同時卻不一定銷掉農村戶口（這也與當時的有關法令中沒有規定由鄉遷城必須交驗注銷鄉村戶口證件的漏洞有關）。另一方面，由城市遷到農村的人口，對于落戶農村卻不那么積極。許多人認為精簡城市人口是暫時的，一旦經濟情況好轉就又回到城市，所以寧肯把戶口裝在自己口袋里也不愿在農村落戶口（群眾稱之為“口袋戶口”），免得以后再到城市落戶口時遇到麻煩。1960年正處在農村人口大量遷往城市與城市人口大量遷回農村的交叉點上，同時又處在戶口管理較松與戶口管理較緊（整頓戶口）的交叉點上，各種矛盾現象（登記數字與實際情況脫節）也就十分集中地表現出來。

　　總之，孫教授的著作對我們的啟示是：研究這一問題也同研究其他問題一樣，在縱向上，要把當時的情況與以前和以后的情況聯系起來，不能靜止地進行研究；在橫向上，要把這種情況與有關的其他情況聯系起來，不能靜止的、孤立地進行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把主觀反映的東西與客觀實際既聯系又區別開來，不能認為主觀反映的東西一定符合客觀實際。只有以發展的、全面的、客觀的方法來研究問題，才合乎辯證唯物論的要求。

　　這里還要說明，我國上世紀50—70年代，由于戶籍制度建立不久，機構和制度尚不夠健全，再加上其他原因，使得許多年份的人口數字與實際情況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因而也不能滿足人口平衡公式的要求。但在這一期間，國家統計局在國務院領導下，先后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進行了全國人口普查，這三次普查結果的真實性是中外公認的，這就保證了1953年到1982年這一時間段總體人口數字的質量。孫教授在書中對這些問題作了論證。從實際情況看，1982年以后，隨著戶籍制度的進一步加強，以及在統計工作中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和每年進行一次抽樣調查制度的建立，使得來自戶籍登記的年度人口數字接近或比較接近于實際情況，因而也接近或比較接近于滿足人口平衡公式的要求了。

　　第三，對“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的若干論著提出了重要意見

　　孫教授在他的專著中不僅從正面詳細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而且對中外若干專家學者——包括科爾（美國）、蔣正華、王維志以及楊繼繩、金輝、曹樹基等人有關“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的論著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分別提出了質疑或批評意見。對于這些論著，我閱讀過的只有科爾和蔣正華的論著。這里簡要地談談我所了解的有關這兩位先生論著的一些情況。

　　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是最早研究這一問題的學者。在美國官方的資助下，他在1984年出版了《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書中估算，中國在1958——1963年的超線性死亡人口約為2700萬（2680萬）。這一數字在國際上產生了較大影響。1985年，我作為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辦公室主任，應邀參加了國際人口科學研究聯合會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市召開的第二十屆大會。會上，我宣讀了題為《中國1982年人口普查資料的可靠性》的論文，各國學者對這次人口普查結果的質量給予了肯定和好評。關于科爾著作中關于中國超線性死亡的數字，會上有種種議論。有些學者表示支持，也有些學者表示質疑。法國人口學家卡洛提出：“無論如何，歷史學家需要這樣一個估算。我們建議中國同行對這些數據進行科學的調整，并說明調整方法。”

　　我參加會議回來，寫了《國際人口學會佛羅倫薩會議對我國1982年人口普查結果的評價和提出的問題》的報告。報告的最后提出幾條建議，其中一條是加強對我國建國以來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包括“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人口變動的研究。我要求這項研究能堅持嚴格的客觀性，不摻入任何主觀因素；并在人口學和統計學的理論和方法上能達到較高的水平。這是一個難度較大的任務，提出后幾乎無人響應。最后由當時任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蔣正華教授承擔了這一任務。蔣教授和他的助手們經過反復研究，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1700萬（1697萬）。對于這一初步的研究成果，曾由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中國人口學會與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在北京聯合召集專家開會，進行討論。國家統計局、公安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以及中國科學院應用數學學研究所等單位的有關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者對蔣教授研究的方法和初步成果給予了基本肯定，同時提出了若干改進意見。會后蔣教授吸收這些意見進行了修訂，寫出了《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和結果》的學術論文，在《西安交通大學學報》上發表。

　　蔣教授的研究，是在國家統計局的要求和支持下進行的，但國家統計局經過反復考慮，認為這一問題研究的難度較大，當時的研究成果尚不成熟，所以并未將此項研究列為正式科研課題，沒有撥付課題經費，沒有正式的“課題研究報告”及其“鑒定書”。蔣正華教授研究的初步成果始終是作為學者個人的學術論文，在本校學報和自行聯系的有關書刊上發表的。

　　1996年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志約我為《中共黨史研究》（雙月刊）寫一篇文章，介紹中外專家學者關于“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研究的情況。我按照他們的要求撰寫了文章在《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發表。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介紹國外有代表性的科爾的論著與國內當時唯一的系統性研究者蔣正華的論著。在介紹這兩位學者研究方法及其結論的同時，也提出了個人的一些意見。

　　如對科爾教授的著作，肯定了他對我國人口普查數據經過反復驗算而對其“精度”和“一致性”作出的高度評價；另一方面指出，書中對我國分年度人口死亡數的調整包括1958—1963年人口死亡數的調整，“是根據假設作出的”（科爾本人的說法），缺乏科學根據。我還具體地指出：科爾所使用的作為計算起點的1957年人口數字，存在著技術性錯誤。我修正這一項技術性錯誤（其他有關資料和方法一律不變）重新計算的結果，1958－1963超線性死亡人口是2158萬，約數為2200萬，而不是2700萬。在這里，應當指出，美國有關當局在科爾這部著作出版發行時，匆忙地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以擴大宣傳書中缺乏科學根據而提出的中國曾發生高達2700萬人“超線性死亡”的敏感性數字，顯然是包含了抹黑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企圖的。此外，在我國國內，有的人對于我修正科爾計算中一項技術性錯誤而得出的2200萬人的數字，硬說是“李成瑞認為中國非正常死亡2200萬人”，這完全是一種歪曲，必須加以糾正。對于蔣正華教授的研究成果，認為他根據我國三次人口普查的分性別、年齡的資料編制各年度的完全生命表作為估算年度人口數字的依據，這種方法是比較科學的；同時在研究中較多地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總的看，比科爾研究成果的科學性有所提高，但還存在不少需要研究的問題。我在文章的最后指出：“更深入的研究還有待今后的努力。”

　　孫教授作為數學專家，對各位學者有關論著所提的批評意見中，包括了大量數學模型等方法問題。由于我對數學沒有作過專門研究，對這些意見和問題難以置評。但我認為，孫教授對許多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不同意見是一件好事。有比較才能鑒別，真理愈辯愈明嘛！

　　總之，我認為孫經先教授的《還歷史以真相》一書，對于我國“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人口情況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把研究的水平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當然，學無止境。希望孫教授和有關學者繼續努力，不斷推出更新的、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2015年3月8日

　　（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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