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共黨史上,曾有過一個特殊的團體,名字叫“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是一個由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一些中國留學生組成的松散團體。那么,這團體是怎么來的,為什么有這么一個稱呼?本文摘自2014年3月6日《南方都市報》RB17版,作者裴毅然。
1938年國共合作時期駐武漢的中共領導人,左起:周恩來、博古、王明、葉劍英
從“東大”到“中大”
十月革命后,為不讓“帝國主義將新生的蘇維埃扼殺在搖籃里”,也為了“世界革命”,赤俄政府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成立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大”),斯大林為名譽校長,為東方各國培養革命干部。1921年10月21日,“東大”正式開學,共產國際派代表參加管理,學制初定七個月,后改三年。專業均為政治類:黨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會運動、行政法律、經濟。1925年,“東大”學生近千,涵蓋七十多個民族,除了中國學生,還有蒙古生、土耳其生、朝鮮生……
1925年秋,為紀念孫中山,蘇聯再辦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大學部分中國師生轉入“中大”。中大1926年正式成立,建校初衷是為國民黨培養干部,進入中大的國民黨系學生有:蔣經國、鄭介民、戴笠、谷正綱、谷正鼎、屈武、鄧文儀、劉詠堯、張秀蘭、吳家鈺、何重漢、卜濤明、王崇武等。是年,赴俄生費用明確由蘇聯政府負擔。據不完全統計,1921~1930年,蘇聯共培養1400余名中國學生,其中300余名國民黨員。
“四·一二”國共破裂,國民黨與蘇聯關系隨之斷裂,國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邵力子離開中大回國,從此中大理事會不再有國民黨成員。1932年“一·二八”后,日本顯露全面侵華意圖,蘇聯再次援助國府,才與蘇聯恢復邦交。
1928年中大更換校牌:“中國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改名“蘇兆征大學”,但師生仍沿用前稱“中山大學”。此后當然只收中共學生。直至1930年中大停辦,共招收四期學生。1925年第一期340名,1926年第二期300余名,1927年第三期百余名,1928年四期百余名。
“十天大會”上的斗爭
1929年暑假,“勞大”學生赴黑海度假,在療養所展開了一場大辯論。爭論焦點為二:一、擁護校內支部局還是擁護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而支持哪一邊,關系著大革命失敗的是非、中國革命的理論與策略。二、學制四年還是一兩年,要不要按正規程序既學俄文又學理論?
米夫、王明主持的支部局認為從中國革命長期打算出發,必須培養一批有理論根底的骨干,必須進行正規教育———先學俄語再學理論。而在校中國學生多為大革命后在國內無法立足的干部,許多還是文化很低的工農干部,認為學俄文學理論實無必要,國內斗爭那么激烈,希望短期培訓后趕快回國,一兩年的學制已經很長了。
據親歷者劉英(后為張聞天夫人,1905-2002)回憶:“像我這樣的人,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感情很深,心中燃燒著復仇的火焰,希望得到學習提高,早日回國投入斗爭,很自然地并不讚成支部局的教學計劃,對擁護支部局的同志那種反對中共代表團的態度也不滿意。而像我這樣的人,在‘勞大’學生中占的比重很大。這樣,在平時,爭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是在墻報委員會里,后來幾乎天天都要爭執。那時墻報幾乎每天一期,而墻報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就是堅定地擁護支部局的一個。”(《劉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下同。)
9月,黑海度假回來,中大支部舉行全體師生例行總結大會,由俄人支部書記作報告,會議發言主要圍繞以上兩個焦點激烈辯論,最后進行表決。這次大會史稱“十天大會”,它之所以出名,關鍵是選舉時出了后來名聲很響的“二十八個半”(反對派起的外號)。
大會一開始,提名主席團七人名單就引起爭論。名單上有余篤三、中共中央代表團成員張國燾、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共產國際監委主席索里茨。盛岳說王明并未出席“十天大會”,他已回國,在上海任《紅旗報》通訊員、滬東區委宣傳干事。劉英回憶:“激烈的爭論在這次會上總爆發了……會場上很混亂,讚同時鼓掌、歡呼,反對時起哄,因為兩派觀點尖銳對立,所以鼓掌、歡呼的聲浪和噓聲、起哄聲常常混成一片。激烈的時候甚至揮舞拳頭,相互威脅。爭論的問題主要是教學計劃的問題、大革命失敗的是非問題、中國革命的理論與策略問題。”
據陳修良等人回憶,“十天大會”為支部局精心布置,意在整中共代表團與反支部局的同學。此前已有“江浙同鄉會”、“第二條路線”(對中大支部局有意見者)、“反中共代表團”等一系列事件,校內矛盾已相當尖銳。黨內殘酷斗爭從那時就開始了。如王明集團多次拉攏張崇德遭拒絕,便以“江浙同鄉會”罪名加以逮捕,未經審訊即由格別烏(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判五年勞改,釋放后再抓回,最后死在蘇聯。王明曾以共產國際名義找“不同意見者”李一凡談話,拉他到住所,用俄語告知,共產國際東方部想派他回國接辦中央機關報《布爾什維克》。李一凡回答:“我不會做買賣。”王明很尷尬,滿臉通紅。
“二十八個半”得名
“十天大會”上,各派人士上臺發表意見,互相攻擊,鬧成一片,幾乎動武,主席臺無法控制。張國燾講話時,法國來的華工上臺想打,被俄國人阻止。最后,爭論焦點匯聚“支部局路線是否正確”?支部局自認為執行了“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路線,廣大黨團員則認為支部局執行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不僅有官僚主義問題,還有貪污問題。
大會發言者:秦邦憲、吳玉章、王稼祥、董必武、盛岳、余篤三、李劍如、吳福海、張崇德、張崇文、李一凡、溥慶、唐有章、郭妙根、張祖儉。張崇德、李劍如的發言與支持支部局的人針鋒相對。余篤三、李劍如的發言批評了以王明為首的宗派小集團。據王觀瀾回憶,董必武立場堅定,反對王明集團操縱支部局搞宗派,批評搞教條與唯成分論,不同意打擊人、整人,把凡是不同意見者都說成反黨分子、托派,帽子滿天飛。
陳修良分析:支部局的人想打倒中共代表團,特別想打倒瞿秋白、鄧中夏,因為不少“勞大”學生經常去代表團處談話。1928-1930年夏止,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為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余飛、陸定一。中大學生中經常有人散布流言蜚語攻擊中共代表團。瞿秋白、鄧中夏甚至上了墻報漫畫,受到人身攻擊。
意見分歧太大,只好付諸表決。大會最后一天上午,支部局向大會提交《解散團支部局的決議案》,五百多名中大生均投反對票,只有二十八人舉手讚成,而這二十八個正好扎堆站在主席臺左邊,很容易計數。事后,被稱“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嘲笑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以示輕蔑。表決后,米夫見大勢不妙,下午搬來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用區委的名義命令大會結束。
盛岳開列的“二十八個”名單是: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陳昌浩、沈澤民、凱豐、楊尚昆、盛岳、夏曦、肖特甫、李竹聲、殷鑒、陳原道、何子述、孟慶樹(王明妻)、張琴秋(沈澤民妻)、杜作祥(陳昌浩妻)、李元杰、王保禮、王盛榮、王云程、袁家鏞、孫濟民、宋泮民、汪盛荻、朱阿根、朱子純(女)。
未出席“十天大會”的王明之所以位列榜首,乃是這一派公認的頭頭。
至于那個“半”,即徐以新(1911-1994,后任外交部副部長)。一說年紀最小,又是團員;一說徐對支部局的態度前后不太一致,故算半個。
斗爭的深遠影響
驚心動魄的“十天大會”結束了,斗爭根子深深埋下。劉英回憶:“‘十天會議’結束時進行表決,形式上支部局一邊取得了多數,實際上許多人棄權,而棄權的人其實都不是讚成支部局的,只不過有顧慮而沒有明確表態而已……”十天會議“的混亂局面,使得學校領導以至聯共、共產國際都認為”勞大“學生黨員隊伍嚴重不純,決定進行”清黨“。不久就在聯共監察委員會直接領導下成立了清黨委員會。
1929年冬,隨著蘇共清黨,“勞大”也停課搞運動,日日夜夜“戰斗”在會場。年底,支部局忽然召開全體黨員大會,組織委員王云程手拿兩頁信紙宣布:河南人趙言清(俄名馬馬也夫)自殺了,留下遺書,揭發校內存在龐大托派秘密組織,“十天大會”中操縱廣大黨團員群眾向支部局進攻、反對黨的領導,提供了一個百十來人的托派名單。此后,校內學生陸續失蹤,說是被送回國、共產國際找去談話,實際上被逮捕了,其中有唐有章、李一凡、張崇德等。
幾百名學生遭受冤屈,五六十人被逮捕,李一凡后被流放西伯利亞,遭受迫害22年,1958年才回國。被逮捕的學生不少死在蘇聯,如張崇德、李國暄。一部分學生送回國,如“十天大會”主席團成員余篤三(后死于鄂豫皖蘇區肅反)、李劍如。瞿秋白三弟(景白)反對支部局,清黨時被格別烏逮捕,后失蹤。少數人飛黃騰達。李國暄僅因同情俞秀松、周達明、董亦湘,為他們送了毛毯,就被隔離五年,1937年上半年后,再也聽不到他任何消息。《江蘇革命史料》1983年第8期載文稱,董亦湘被王明誣為托派,1938年被捕,經其俄籍妻子與弟弟董滌臣請國際紅十字會幫助尋找,蘇聯中央軍事檢察院1959年通知:“他沒有罪行,應恢復其名譽。”
在國內,黨內斗爭也相當激烈。博古妻阿金,江蘇省委婦委書記,受不了白色恐怖的沉重壓力,精神失常,送蘇聯治療。
“二十八個半”的下場
“二十八個半”的人生道路,個個有異,既兩極分化,亦有“中間人物”。
八名黨內要角:王明、博古、王稼祥、張聞天、沈澤民、凱豐、楊尚昆、陳昌浩(“文革”中自殺)。四名烈士:陳原道、夏曦、何子述、宋泮民(冤殺于湘鄂西肅反)。追隨革命者:王盛榮(后任湖北冶金廳副廳長,“文革”中入獄)、徐以新、孟慶樹(隨王明赴蘇,1983年病逝于俄)、張琴秋(“文革”中自殺)。病故:殷鑒(1934年被捕,后因病保釋就醫,不久病故)。不詳:肖特甫、朱自舜、杜作祥。
變節者:李竹聲(政治局委員、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岳(中委,接李竹聲任上海中央局書記,被李供出)、王云程(團中央書記)、孫濟民(團中央組織部長)、袁家鏞(江蘇省委書記,后入“中統”)、朱阿根(江蘇省委組織部長,一說退了黨)。王保禮(即王寶禮,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回國后叛變,在上海大馬路上帶特務搜捕留蘇同學,一說淡出政治舞臺)、李元杰(傳說叛變)、汪盛荻(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后退出了黨,一說叛變。1950年代初期在湖南被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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