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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大法官的身后事，總統、國會、兩黨竟然鬧得如此不可開交，政客們到底圖什么呢？

他們看重的是最高法院的一項大權——違憲審查權。美國擁有全世界最早的成文憲法，《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于1789年生效。美國又是個移民國家，各個族群之間缺少共同歷史文化紐帶。于是人們把憲法當成其立國之本，甚至將憲法奉上神壇，當成《圣經》膜拜。有人評論說：憲法就是美國的“公民宗教”，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文化現象。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充當了神壇上的祭司。他們負責解釋憲法含義，并有權力宣告一切違背憲法的國會立法、行政命令都無效。總統和國會雖然大權在握，但是迫于全民信仰“憲法教”的形勢，也不得不拜倒在祭司腳下，接受違憲審查并執行判決。

違憲審查大權在握，看似孱弱的最高法院就能夠發揮巨大政治能量。在極特殊的情形下，它甚至可以決定總統人選。2000年大選時，共和黨候選人小布什與民主黨候選人戈爾殺得難解難分，各自拿下許多州的支持，而佛羅里達州的選舉結果將最終決定勝負。事也湊巧，兩人在佛州的得票數極其接近，小布什只領先幾百票，而遭到漏記、錯記的選票卻可能多達幾萬張。戈爾一方堅決要求重新計票；小布什一方則強烈反對，干脆一紙訴狀告到了聯邦最高法院，指責重新計票的決定違反憲法。

這給最高法院出了個大難題。憲法是兩百多年前寫成的，當年何曾想到會有這種巧事發生，又怎么可能預先安排？既然憲法規則不明確，就全靠大法官們解釋了。總統讓誰當，案子說了算；案子怎么判，憲法說了算；而憲法是什么，大法官說了算?？偨y大位的歸屬全系于大法官們一念之間，他們手中的權柄有千鈞之重。最終，最高法院判決佛州停止重新計票，斷了戈爾一方的生路，讓小布什當上了總統。除了法院意見以外，大法官們還提出了一份附議、四份異議。斯卡利亞大法官就是附議人之一。總共多達六份意見，翻譯成中文之后，竟然編成了厚厚一本書，不僅普通人看不懂，連法律工作者都直撓頭。這樣一座復雜的法律迷宮，簡直要把美國民眾繞暈，它可能獲得接受嗎？

幾乎所有人都接受了。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最高法院適合裁決這起糾紛；判決出臺后，絕大多數人也愿意接受小布什當選總統的現實。戈爾則表示：雖然我不贊成最高法院的判決，但是我接受它，并祝賀小布什勝選。經此一事，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權擴張到了讓人瞠目結舌的程度。如今大法官去世，讓各股政治力量獲得了介入最高法院人事的機會。為了間接地影響違憲審查權的行使，總統、國會、兩黨拼盡全力，打成一團。

二

有人會問：美國是法治國家，法官只服從法律，怎么會受到政治影響呢？

其實，法官要依法判案不假，但是最高法院所依照的“法”太特殊。憲法的內容太抽象，措辭的歧義太多，又滯后于時代發展，只有憑借最高法院的解釋才能確定含義。在解釋憲法的時候，最高法院并不是獨立的，更不是中立的，而是深受政治的影響。斯卡利亞大法官的經歷就將這種司法政治演繹得淋漓盡致。

斯卡利亞鐘愛打獵，最后在農場狩獵途中去世。打獵離不開槍支，斯卡利亞的一生都和槍支控制問題糾纏在一起。美國是個槍文化高度發達的國家，公民持槍十分普遍，帶槍上街、上學、上班都不算稀奇的事。當然，由于濫用槍支而引發的慘案也數不勝數，觸目驚心，僅總統就有四位殞命于刺客的子彈。很多人認為，槍支的取得過分容易是導致槍案高發的原因，為了減少犯罪，必須嚴格控槍。1960年代，這種觀點占了上風，許多州出臺了控槍立法。

可是，政府雖然嚴格控槍，效果卻并不理想，犯罪分子總有辦法搞到槍支。于是有人認為，既然政府靠不住，那就得靠自己。面對犯罪，手中有槍，心中不慌，“以暴制暴”總比赤手空拳面對槍口要安全。只有承認公民的持槍權，才能收到震懾和抵御犯罪的功效。1970年代，這種觀點的支持者越來越多，催生了持槍權運動。

和支持禁槍的力量相比，持槍權運動明顯居于下風。為了扭轉局面，運動的領導人決定借助政黨力量。當時，共和黨傾向保守，主張小政府，減少政府干預，擴大公民自由；而民主黨則常常被稱為“自由派”，他們的主張和保守派相反，希望擴大政府干預。這一格局延續至今。持槍權運動的觀點與共和黨一拍即合。于是，共和黨將持槍自由納入核心政治綱領。他們希望最高法院能夠動用違憲審查權，肯定公民的持槍自由，否定禁槍立法。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斯卡利亞進入了共和黨的視野。

斯卡利亞對槍支的嗜好至少可以追溯到學生時代。在他就讀的高中，所有學生都必須參加青少年預備役軍官訓練營，這在美國很少見。軍訓讓斯卡利亞愛上了槍支，他甚至曾經隨身攜帶卡賓槍乘坐地鐵，并且把打獵的興趣保持了一生。1970年代，斯卡利亞任教于頂尖法學院，以反對政府干預而聞名。這樣一位既愛槍支又愛自由的法學家，實在是推動持槍自由的不二人選?？礈柿巳诉x之后，共和黨先是讓斯卡利亞到司法部歷練，又任命他擔任巡回法院法官。到斯卡利亞50歲時，共和黨的里根總統將他送進了最高法院，靜待時機。

一等就是20多年。到了2008年，機會終于來了。有人起訴哥倫比亞特區的禁槍令違反憲法，斯卡利亞負責撰寫最高法院的判決書。等到判決書出臺，人們大吃一驚：這哪里是在解釋憲法，根本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修改憲法！斯卡利亞說，持槍權是憲法第二修正案所賦予的。誠然，第二修正案確實規定“人民保存和持有槍支的權利不可侵犯”，可是這前面明明還有半句話：“整訓良好之民兵隊伍乃維護自由州安全之必需”。換言之，持槍權僅限于武裝民兵所需，普通百姓帶槍根本就不該受憲法保護。斯卡利亞卻說，前半句話沒有實際意義，不用管它。兩片嘴唇一碰，就把憲法修正案的半句話給刪掉了，這哪里還是法官，分明是口含天憲的通天教主！

然而，這樣一份名為釋憲、實為修憲的判決書，卻獲得了五位大法官的支持，成為了法院意見。意味深長的是，這五位大法官全部都是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的。斯卡利亞拒不承認判決受到了政治影響。他百般辯解，把美國制憲前后數十年間的著述、報刊乃至詞典都搜羅出來，甚至上溯到英國的光榮革命，力圖證明憲法在制定時的意思和他說的一樣。但是，斯卡利亞一手締造的憲法史奇觀，已然有力地證明：最高法院的司法活動絕非與政治無涉，而是美國公民政治、政黨政治和國家政治復雜作用下的產物。所謂法官不受政治影響一說，并不符合事實。

三

大法官既有能力影響政治，又受到政治的深刻影響。他們站在政治與司法的交叉點上，是美國政治游戲的核心玩家之一。不僅如此，他們還不像民選官員那樣受到任期限制，只要本人愿意，就可以一直玩下去。這樣一來，大法官的政治影響甚至比總統都要大得多。

那么，斯卡利亞的去世，對美國政治會產生什么影響呢？

斯卡利亞生前是最高法院內保守派大法官的領袖，還是院內力量平衡的維護者。包括他在內，九位大法官中有四位保守派，和四位自由派勢均力敵，另有一位大法官左右搖擺。斯卡利亞一死，保守派頓時陷入群龍無首的狀況，力量的天平向自由派大幅傾斜。通過主導大案判決，自由派不但可以貫徹自己的理念，而且可以鞏固奧巴馬總統的政治遺產，還獲得了影響總統大選的力量。

首先，自由派獲得了決定大案走向的機會。在幾乎全部重大政策問題上，自由派都與保守派有嚴重分歧。比如，自由派主張，政府應當維護勞動者結成工會的權利，促進集體談判；而保守派則對工會很不感冒。為了補償國家對黑人的歷史欠賬，自由派支持在教育、就業等方面優待黑人；而保守派則認為，優待黑人就像優待白人一樣不合理……這些分歧今年都將通過訴訟擺到最高法院面前，讓自由派有機會在判決中伸張自己的觀點。

其次，自由派獲得了捍衛奧巴馬政治遺產的機會。奧巴馬的任期還剩下不到一年，他最擔心的事情，大概就是政治遺產被后繼者推翻。比如，他推動立法，強制全民購買健康保險；他還繞開國會，發布總統令，準許數百萬非法移民在美國繼續居留。這兩大遺產飽受爭議，今年都將在最高法院經受考驗。奧巴馬在任內已經成功提名了兩位自由派大法官，如今保守派又失大將，他可暫時高枕無憂。

再次，自由派還獲得了影響總統大選的機遇。大選將于今年年底舉行，而選前的判決關系到兩黨支持者的切身利益。工會是民主黨的傳統票倉，黑人支持民主黨的比例也遠高于共和黨；如果自由派充分利用在最高法院的人數優勢，做出對工會和黑人有利的判決，就將有力地鞏固民主黨的基本盤，為連續第三個民主黨總統任期創造條件。這是民主黨的美夢，卻不啻是共和黨的噩夢。

為了讓美夢成真，民主黨迅速行動起來。按照憲法，大法官要由總統提名，并獲得參議院通過。斯卡利亞去世次日，奧巴馬就表示將提名繼任者。而控制參議院的共和黨則生怕噩夢成真。他們寄望于共和黨人當選下屆總統，提名保守派的大法官，所以祭出了拖字訣：無論奧巴馬如何積極，都拒不合作。

有趣的是，府院之爭明明是政治分歧，雙方卻都拿憲法說事兒。正在競爭民主黨提名的希拉里·克林頓就說，參議院有責任通過大法官提名，共和黨的行徑是對憲法不尊重。而共和黨參選人特德·克魯茲則打定主意，要利用參議院憲法職權來抵制奧巴馬的提名。其實，無論怎樣宣稱自己在“講法律（憲法）”，法官任命中“講政治”的本質都無可掩蓋。

不過，總統大選在即，共和黨如果一味拖延新大法官產生，會給選民留下為了黨派利益不惜癱瘓司法的壞印象，這對選情十分不利。更重要的是，如拖到新總統上任再啟動程序，最高法院將有近一年半的時間處于實際缺編狀態。由于黨爭，最高法院竟然淪落到連大法官都湊不齊的地步，這無疑將沉重打擊美國分權制衡的政治體制。惡例一開，兩黨當事者都將成為歷史罪人，這是雙方都無法承受的。

所以，無論兩黨在大法官提名問題上如何劍拔弩張，妥協的空間都始終存在。為了爭取共和黨的合作，奧巴馬可能采取兩個策略：一是提名自由派色彩較淡的候選人。之前提名的大法官就有“表面自由派、內里中間派”的名聲，也順利獲得了參議院的通過。二是提名有利于增強最高法院族裔多樣性的候選人。比如，黑人的提名就相對容易獲得通過，因為反對者很擔心沾上種族歧視的壞名聲。

兩個策略并用，就產生了最可能獲得提名的人選——斯里·斯里尼瓦桑。此人生于印度，如果共和黨拒不合作，就要背負阻撓第一位亞裔大法官的歷史責任。而從履歷來看，斯里尼瓦桑在奧巴馬當局的司法部擔任要職，還是總統本人任命的巡回法院法官，足可以讓民主黨放心；他又曾在小布什當政時出任公職，是共和黨熟悉且能接受的人物；最后，他還擔任過著名“騎墻派”大法官桑德拉·奧康納的助理，深諳政治平衡之道。顯然，斯里尼瓦桑如果獲任，首先還是因為他最擅長在最高法院“講政治”，而不是他的法律造詣高人一籌。

總之，大法官身居美國政治的要津，他們不僅裁決法律之爭，更裁決以法律形式表現出來的國是之爭；他們不僅充當傳統意義上的“判官”，更兼具法律工作者和政治活動家的雙重身份，理應被稱為“司法政治家”。正是因為這些，斯卡利亞大法官的離世，才激起了巨大的政治波瀾。

明乎此，我們就可以打破所謂司法與政治相互隔絕的迷思，理解法治與政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雜關系。法律工作者要講政治，政治工作者要講法律——這是我們研究美國司法政治得出的基本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