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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編者按】：時值七一，緬懷一九二一年那個重要的時刻和那群偉大的人們。95年過去，今聞中共壯士斷腕，在重溫起點的同時，向更高的時代終點邁步，又要拿下若干老虎蒼蠅……

1921年，毛澤東28歲了。過完這一年，他就步入中年階段了。

這一年，他又一次赴上海，成為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締造中國共產黨的人物之一。會外，他發出了“共產黨在三五十年內就有可能徹底改變中國”的預言。

隨后，他創建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省級黨組織——中共湖南支部（后改稱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并擔任書記。一年之后，他辭去一師的附小主事和國文教員工作，成了職業的革命家，以他的全副精力和智慧從事他的“改造中國與世界”理想的實踐，也是為了實現他的預言。

一

1921年7月下旬，上海法租界白爾塔路389號（今大倉路127號）博文女校住進了一個“北京大學師生暑假旅行團”。

說是都來自北京大學，其實這中間許多人互不認識。怪不得，他們分別是來自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武漢的陳潭秋、董必武，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他們是來建立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

參加“一大”的大多數代表住在博文女校，而會場卻在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李書城、李漢俊兄弟的住宅內，也就是當今人們看到的“一大”會址。

正因為這樣，現在的“一大”紀念館其實是三個館組成，即“一大會址是一館，陳獨秀寓所是二館，博文女校是三館”。

在博文女校，毛澤東、何叔衡住西廂房前半間，董必武、陳潭秋住東廂房前半間，其他代表則分住西面沿街的三小間。

這三個館，還有嘉興南湖上那條船，見證了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中國共產黨登上了政治舞臺的全過程。

其實，從長沙到上海之前，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湖南這塊土地上，早就在“攻城略地”。

二

據記載：民國初年的長沙縣知事府在今府后街一帶，是將清代的長沙府衙門“改”成的，并將原府署大門一帶拆除改建，形成兩條新街，分別取名為長治路和長康路，取“長治久安”之意。只是，這個知事府的建筑已無從尋覓。

1920年8月22日，毛澤東、何叔衡、彭璜等“策劃”的俄羅斯研究會籌備會就在縣知事府召開。“民間會議”能搬進官家衙門，因為參會人員除毛、何、彭這樣的“在野”人士外，更有譚延闿政權中易培基、姜濟寰這樣的“重量級”人物，何況此時的姜濟寰是這個衙門的主人——縣知事。

在馬克思主義被誣指為“過激主義”、蘇俄被詛咒為“餓死人的地方”的社會大背景下，成立俄羅斯研究會這種團體，實在有點冒險。但是，“在廣大青年中，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影響實在太大了。湖南許多青年都想向外找出路，他們都向往俄國，想到俄國去。”這正是宣傳馬克思主義和蘇俄革命的好時機，毛澤東等豈能錯過？讓思想開明、官家身份的易培基、姜濟寰們在前面擋著，行事也就方便多了。

9月15日，俄羅斯研究會在文化書社內召開成立大會。會議推選姜濟寰任總干事，毛澤東任書記干事，彭璜任庶務干事。

俄羅斯研究會成立不久，第一批留俄學員就于9月赴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俄語。他們是任弼時、蕭勁光等6人。接著，是彭述之、張學瑯于10月初，劉少奇等7人在10月底赴上海。上海外國語學社學員最多的時候約50人，湖南占22人。

任弼時、劉少奇、蕭勁光等，日后都成了中共重要干部，甚至領袖，這個“研究會”當居首功。

三

早期的湖南共產黨人，自己沒有公開的報刊，而是利用合法的出版物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0年8月，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教育館館長，聘請謝覺哉主編湖南《通俗日報》，聘請周世釗、熊瑾玎、羅宗翰為編輯，邀毛澤東參加編輯會議，讓公開合法的《通俗日報》變成為“我”服務的報紙。

周世釗回憶說，毛澤東參加了第一次編輯會議。他分析了湖南政治、社會各方面的情況。提出將《通俗教育報》改名為《湖南通俗報》。接著，他提出辦這份報紙的基本方針：“通俗報是對一般群眾進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須淺顯生動，短小精悍，尤其是要根據事實說話，不要專談空洞的大道理。他這些主張，被參加會議的全部接受下來，成為這一時期通俗報的工作綱領。隔不上幾天，他總要到館里來一次，隨時對編輯工作提出建議性的意見，使編輯質量得以不斷提高。”

9月11日，《湖南通俗報》以嶄新的面目出版了。通俗報的發行量從此大大增加。有些中小學將它定為學生課外讀物，不僅一般市民和工人愛讀，連沒有看報習慣的農村也有訂戶了。

如此，這份報紙也就姓“共”了。毛澤東等有意“移花接木”，當局的人也非愚不可及。趙恒惕的左右親信則把此看成對趙政權的嚴重威脅，向趙發出警告：“何叔衡專聽毛澤東的主張，盡用些新民學會的人，這些人都是過激派。”“政府自己辦的報紙，專門罵政府，真是豈有此理！”

1921年5月，何叔衡終于被加上“宣傳過激主義”的罪名，被趙恒惕政府撤銷了館長的職務。這份“通俗報”又恢復到從前的老樣子。

四

人們在描寫青年毛澤東的電視中，可以看到這樣的鏡頭：毛澤東上課，首先在黑板上寫了“工人”二字，“上面一橫是‘天’，下面一橫是‘地’，中間一豎是我們工人，我們工人頂天立地”；接著，他將二字連起來就變成“天”了，并告訴大家，我們“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力量大于天”。

這其實是一個真細的細節。毛澤東擔任一師附小主事以后，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觸角延伸到工人農民中了。他在一師附小部恢復了工人夜學，招收附近工廠的工人，學習文化，啟發他們覺悟。其實，辦工人夜學是毛澤東的“傳統項目”，早在他擔任一師學友會總務時，就操辦過工人夜學，擔任夜學的“管理”職務，大到教學方法的革新，小到“教室洋油燈四盞，有三盞不明，燈在四角，中間頗暗，應添一盞”的小事都“管”。因此，到毛澤東在一師畢業時，學校附近許多工人都認識夜學的“毛先生”，都認“毛先生”，是他們的的好老師、好朋友。這一次恢復工人夜學，他可謂輕車熟路。只不過，他把辦工人夜學與啟發他們覺悟結合起來了。

有人回憶，毛澤東常打扮成工人模樣，到工人集聚的地方，同他們接近、喝茶、交談。一天，他在小吳門外的鐵路上散步，遇到火車修理廠工人陳帝廣。毛澤東與陳聊“家常”，談得好不開心。陳帝廣邀毛澤東去他住的地方“玩”，經陳介紹，又認識了許多工人朋友。毛澤東提議，辦個工人夜校，教他們識字，大家很贊成。隨后在粵漢鐵路新河車站創辦了工人夜校，派遣余蓋、郭亮任工人夜校教員。后來粵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這批夜校學生，個個都是骨干、先鋒分子。

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已開辟了新的陣地。

五

毛澤東斬獲的還有另一塊陣地——輿論。

《湖南通俗報》被趙恒惕們“復辟”了，沒有輿論陣地怎么辦？

毛澤東們自有辦法。湖南《大公報》是份民營報紙，其中成員思想、立場各異，但毛澤東和這家報紙頗有“緣”。

他和這家報紙的主筆兼編輯張平子、龍兼公既是湘潭老鄉，又是政治盟友——如“驅張”、“自治”、新民學會和辦文化書社等活動中，還是“新聞同仁”——毛澤東做過大公報的“特約撰述人”和“特約記者”，關系自然非同一般。他利用和這家報紙的關系，宣傳馬克思主義。他將《共產黨》月刊上的許多文章，如“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勞農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薦到《大公報》上發表。

毛澤東利用所有的機會和條件，擴大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的影響。

六

在中共“一大”前，湖南的共產黨組織雖然還像壓在石頭下的小草，雖然不能伸腰舒腿地自由發展，可其根已在適合自己的土壤里延展著。

這樣，也就引起了上海中共一大籌備“機關”的注意。

據唐春元在《毛澤東的81個第一次》中表述：“1921年6月底，毛澤東接到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代理書記李達的來信，要求湖南早期組織推舉兩名代表，即日赴滬”，出席中共“一大”。經過毛澤東、何叔衡、夏曦、彭璜、易禮容、郭亮等推舉，毛澤東和何叔衡當上代表。

1921年6月29日，毛澤東和何叔衡赴上海。對此，《謝覺哉日記》載：“午后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OOOOO（注：‘OOOOO’意為‘共產主義者’）之召。”當時，何叔衡遭受趙恒惕政府的通緝，只能秘密出發。他刮去了平日蓄著的胡須，頭戴遮陽帽，遮蓋了半個臉部，匆匆地走向長沙小西門碼頭，趁著暮色，登上開往武漢的小火輪。毛澤東則手拿一把雨傘，肩背一只布袋，也是行色匆匆。

他們的旅費是新民學會會員熊瑾玎協助籌措的。解放后，謝覺哉是如此回憶毛、何出發時的情景：“一個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狀，忽聞毛澤東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他們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后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1年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號——那座歐式風格的兩層樓房里，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刻來到了——中共“一大”開幕，開天辟地的大事發生了。

毛澤東的人生也翻開了新的一頁——從政治層面踐行著“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理想。

七

7月23日夜間8時許，中共一大在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樓下餐廳開幕。毛澤東和周佛海擔任會議記錄。24日的第二次會議上，毛澤東作了發言，匯報了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工作情況，包括小組的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工人運動的開展以及經驗教訓。

會議期間，毛澤東忠于職守，認真作好記錄。包惠僧在《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后的回憶》中說，毛澤東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說話，即是沉著而有力量。李達對毛澤東的印象是“很少發言，但他十分注意聽取別人的發言”。張國燾把毛澤東描繪為：“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長衫，也脫不掉湖南人的土氣。但他的常識相當的豐富，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并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健談好辯……”另一個早期共產黨員寫道：毛澤東“給了我一個奇異的印象。我從他身上發現了鄉村青年的質樸——他穿著一雙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大褂，在上海灘上，這樣的人很難見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發現了名士派的氣味。”

南湖會議期間，毛澤東告訴同行好友蕭子升：“代表們大多都不錯。有些人還受過很好的教育，懂日語和英語。”毛向蕭作出預見：“如果我們努力奮斗，共產黨在三、五十年內就有可能徹底改變中國。”可蕭子升當時認為，這簡直是空口說白話。可歷史證明，毛澤東的預言不僅正確，而且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