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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這是已經成為“定論”的說法。有很多人認為，一個主要原因是毛澤東不民主，有“封建思想殘存”，聽不得不同意見。這種說法正確嗎？我們可以聽聽黨史專家王年一的說法。王年一是國內公開出版的文革史“權威著作”《大動亂的年代》的作者，這本書完全是按照《決議》精神寫的。因此，他的話決不是帶著什么“極左”思想說的。

訪問人：毛澤東在政治上，他是不是愿意一個人說了算，或者說比較欣賞個人專斷呢?

王年一：不是，絕對不是。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的原則是載入黨章的．就是中共九大通過的“左”傾的黨章也是載入的。……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說：如果不實行民主集中制而“一人稱霸”，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談話時說：“這一回跑了十個月，沒有講過什么話，沒有發表什么意見，因為中央沒有委托我。”這幾句話講在1975年，特別耐人尋味。

事實上，毛澤東在1957年以前的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不但不專斷(1957年以后在若干重大問題上專斷，也遠非事事專斷)，而且是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的模范。參加編寫《毛澤東年譜》的同志告訴我，他們看了大量的檔案材料，印象最深的是毛澤東的作風非常民主。凡大事都與中央領導同志商量，而不一人做主。……

回過頭來說，毛澤東并不認為專斷很好。不要說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就是普通人，也不會認為個人專斷很好。

訪問人：個人專斷在理論上自然都是站不住的，但毛澤東晚年還是犯了一些個人專斷的錯誤。現在在學術界、在民間都有人認為這是受了封建主義影響很深的原故。您是怎樣看的呢?

王年一：我不敢茍同，因為此說距離事實太遠。

毛澤東早年是卓越的民主斗士。大量事實說明，他在各方面(包括生活上)反封建主義是很堅定、很徹底的。用受封建主義影響很深來解釋，與毛澤東在長期革命生涯中并不專斷這個事實相悖。在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里沒有受封建主義的影響，后來卻受了很深的影響，這是說不通的。

訪問人：那末，毛澤東在晚年為什么專斷了呢?

王年一：毛澤東晚年的專斷，無非為了維護他的意見、主張。情形常常是這樣的：毛的意見、主張不為中央集體所接受，或者勢必不為中央集體所接受，而他認為自己的意見不僅很正確，而且很重要，他就專斷了。也只有這時才需要專斷、任何人都不會為專斷而專斷。……毛澤東的專斷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意見。他并不是不承認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的重要，但是他認為堅持他自以為正確的意見更重要。錯就錯在這里。在堅持組織原則和堅持他的意見二者不可兼得的時候，他放棄組織原則，認為組織原則要服從政治原則。他長期代表正確使他過于自信，長期的領袖地位和長期受擁戴使他感到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指導黨，他又有可能機械搬用了他在歷史上獨排眾議而獲得偉大成功的經驗，因而專斷，與受封建主義的影響相去甚遠。

訪問人：毛澤東晚年的專斷一定是有特點的?

王年一：是的。毛晚年專斷的特點就是需要組織承認。毛澤東盡可能地掩蓋它。個人專斷在毛澤東說來是不得已而為之，所以他十分需要中央集體同意他的意見，或者事后批準他的意見。……“文化大革命”那樣無法無天，毛澤東也需要中共九大的承認。……毛澤東需要組織承認，這也說明了他并不認為個人專斷很好，也說明他也不是從根本上否定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的原則。

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王年一的觀點是比較客觀的。那么毛澤東晚年的“專斷”，到底是為了維護什么意見和主張呢？為什么這些意見和主張“不為中央集體所接受”呢？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

（文革前夕）毛澤東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的估計已十分嚴重。他擔心，干部嚴重脫離群眾的狀況如果發展下去，會變成“官僚主義者階級”，“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當時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和許多大區、省一級的領導人對此卻沒有做出相應的反應。這使毛澤東非常不滿。自一九五九年以來黨內高層領導中對形勢估計、農村“包產到戶”問題等的意見分歧，一步步積累起來，更使他認定問題首先出在黨的上層。他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顯然，毛澤東晚年最關心的是如何使黨不變修、國不變色，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為此他曾經試圖用民主集中制的辦法來解決，但黨的高層大多數人“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毛澤東無奈之下才依靠群眾，發動文革，直接用大民主的辦法解決。

事實上，在大躍進的時候，就曾因為大多數人的頭腦發熱，使得尊重民主集中制的毛澤東試圖降低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而未果。他在事后總結經驗的時候曾說：“1958年11月武昌會議，我就感到高指標不妥當。1959年就更有此感覺，感到不妥當。那時我找幾個人來談，想降下來，搞這么多行不行?我是想降下來的。1959年1月，我提議召開會議就是要降下來，但還是2000萬噸，不降下來。開了幾天會，大家準備上火車了，紛紛要走，我說會議是我提議開的，你們開了一星期，我也開一天么！留了一天，我講了幾句話：搞好，很好；搞不好，也不要如喪考妣。”如果毛澤東“專斷”，他就應該不顧大多數人的意見，堅決的把高指標降下來。

我們有必要仔細考察一下：毛澤東的民主觀到底是什么？其來源是什么？他與我們今天所說的民主是否是一回事？

毛澤東曾多次說過，他最開始學習的是孔孟之道的中國封建傳統文化，然后又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最后才信仰了馬克思主義。在“民主”這個問題上，也不例外。

中國古代儒家學說即有民本主義的政治哲學。孔子的“仁者愛人”，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水舟之喻，都是這種“以民為本”的傳統文化價值理念的體現。青年毛澤東曾真誠地服膺過民本主義的思想。直到1913年，他在湖南長沙讀書時的筆記《講堂錄》中仍大談“賢相”、“清官”、“仁政”、“王道”。他根據《尚書》“天視自我民視”的思想，將天命等同于人心，將民心視為社會興衰治亂的最高決定力量。“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命？何理也。能順乎理，即不違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這種“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典型的民本主義傳統信條。毛澤東還抄錄了張載的著名格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并作了進一步的闡釋：“為生民立道”，“相生相養相維相治之道也”；“為萬世開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業也。”這些都表明，毛澤東曾深受民本主義思想的影響。

應當指出，民本主義思想有其嚴重的歷史局限和階級局限性，它的政治主體是王權而非人民，體現的是維護王權秩序的良苦用心。人民永遠是愚昧的，只能是被同情被拯救的對象，他們不是歷史的創造者，而是消極被動的政治客體。而這種反動的思潮（文化保守主義）在當今社會上卻又開始大行其道，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倒退。

在西方政治傳統中，“民主”（所謂“德先生”）一詞來源于古希臘，demokratia由“人民”(demos)和“權力”(kratos)兩詞所構成，指的是與君主政體或寡頭政體相對立的人民統治或多數統治的政體，簡而言之指“人民的權力”。早在五四之前，毛澤東就接觸到了梁啟超宣傳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1910年，毛澤東在東山學校讀書時，第一次看到了《新民叢報》。他懷著極大的興趣，認真閱讀了這本雜志。在梁啟超《新民論》中“論國家思想”一節的旁邊，他批寫道：“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后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毛澤東這里所說的“民”與“君”是平等的，雖已有突破封建民本主義思想的萌芽，但這時的毛澤東“還不是一個反對帝制派”，他只反對專制，主張君主立憲。在毛澤東看來，君民雖然是平等的，但“中國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民之愚也”。因此，他向往古代帝王堯、舜、秦皇、漢武，希望康有為等幫助明君變法，達到國家之強盛。

新文化運動興起后，毛澤東讀到了《新青年》等雜志，開始接受陳獨秀提倡的科學和民主等思想。毛澤東開始擺脫過去較為籠統的對“民”的表述，把眼光投到社會的下層。認為“社會之中堅實為大多數失學之國民，此輩阻礙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組織、風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同時，毛澤東對他過去曾提到的“民智不開”也有了更深切的體會。他說：我國“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成性，思想狹隘”。“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為了改造國民，拯救國家。毛澤東提出了“新民”的主張，反對封建倫理對個人的束縛，主張個性解放。為了實現“新民”的主張，毛澤東一方面與湖南一師和國民高小的部分師生舉辦工人夜校。另一方面毛澤東與蔡和森等建立了新民學會，該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風俗為宗旨。”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第一次真正顯示了民眾的力量，作為積極參加并領導了湖南五四運動的毛澤東，強烈感受到人民的力量，促使他加深了對民主的認識，完成從民本主義向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轉變。“平民”、“平民主義”代替“王道仁政”，成為毛澤東政治思想的新主題。在《湘江評論》的《創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中，他提出用平民主義對抗強權，實行改革。他認為平民主義的實質是主權在民，“天下者，我們的天下”。這就徹底顛覆了那種主權在王的民本主義思想。而且，這種信念終身未變。黨內右派旗手李銳說，“毛澤東的民主思想實質上類似儒家的民本思想，如‘便民’、‘為民作主’，這些同權力歸屬的民主，其實并不相干。”這種說法顯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毛澤東并不是簡單的拋棄民本主義，而是吸收了其合理的成分。因此，毛澤東總是心系群眾，充分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并創造性地提出“群眾路線”的概念。他說：“單有黨不行，黨是一個核心，它必須要有群眾。”“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毛澤東對于群眾的要求、呼聲和來信十分重視，關心群眾疾苦。毛澤東領導中國的一生是與人民大眾緊緊聯系在一起的。這可以說是一種經過改造了的民本主義，也可以說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毛澤東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到信仰馬克思主義，也有一個過程。五四運動中，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口號：“民眾的大聯合”。他揭露道：“古來各種聯合，以強權者的聯合，貴族的聯合，資本家的聯合為多。”“到了近世，強權者，貴族，資本家的聯合到了極點”，“社會也黑暗到了極點”。如何打破這種聯合呢?毛澤東從十月革命后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中國的五四運動中，找到了救國救民的道路，這就是“民眾的大聯合”。他認為世界上民眾聯合的力量強，“因為一國的民眾，總比一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其強權者要多”。毛澤東提出，全國的農夫、工人、學生、女子、小學教師、警察、車夫等“組成切于他們利害的各種小聯合”，然后在“民眾的小聯合”的基礎上形成“民眾的大聯合”。聯合后采取什么手段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呢?有二種方法，一是“激烈”的，其首領是馬克思;一是“溫和”的，其首領是克魯泡特金。毛澤東認為，用“激烈”的方式“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無效力”。應該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

五四運動后，毛澤東積極投身于“湖南改造運動”中，即由“驅張運動”到“湖南自治”。在湖南自治運動中，毛澤東提出了“民治”思想，即人民權利思想。其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其二，實行地方自治。建立省、縣、鄉各級自治政府，省長、縣長、鄉長民選。其三，采取“直接的平等的普通的選舉”。毛澤東的“民治”思想沒有真正擺脫資階級民主思想的框框，毛澤東所要求制定的憲法是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憲法基礎上的改良。但毛澤東把自治與民主緊密聯系在一起，試圖實現人民真正地掌握政權，可以說“民治”思想是民眾大聯合主張的具體化和進一步發展。

湖南自治運動失敗后，毛澤東最終摒棄了資產階級民主。1921年1月，他在經過對各種思想思考、比較、實踐之后，深刻地分析道：“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他還批駁了教育救國論，指出，資本家控制了世界的經濟、教育和軍隊，因此“用教育的方法使有產階級覺悟”是不可能的，企圖寄希望于資本家發善心也是不現實的。他得出的結論是，“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至此，毛澤東從一個民主主義者成長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并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了一生。

毛澤東自信仰了馬克思主義后，對民主的認識又有了進一步深化。他根據唯物史觀論述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他說，在中國民主革命歷史舞臺上，推動社會發展的革命的主體，就是千百萬的勞苦大眾。他運用階級分析理論，將泛指的“民”區分為不同的階級，以無產階級作為最主要的依靠階級，但又根據中國國情，聯合農民階級中的下中農和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在國內革命戰爭時他說過：“革命是什么人去干的呢？革命的主體是什么呢？就是中國的老百姓。……但是這許多人中間，什么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農民。”毛澤東通過四次反“圍剿”斗爭勝利的經驗，指出“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抗日戰爭時期，在其著名的《論持久戰》中更進一步指出:“戰爭的偉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據此，毛澤東形成了“人民戰爭”的偉大思想，并通過人民戰爭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在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將人民的力量與原子彈和反動派的力量作了比較，毫不含糊地指出：“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完全證實了毛澤東的科學論斷。

毛澤東接受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建黨學說，把共產黨視為人民解放事業的中介工具，這種中介工具不同于拯救主體的一個突出表現就在于它是人民利益的直接代表，它完全從屬于人民。在封建的民本主義中，拯救主體(圣賢君王)的道德風范主要體現在同情、關懷弱者的情懷上的話，而作為人民解放斗爭的中介工具的共產黨的道德規范就只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任何一個充當中介工具的人(共產黨員)，都必須樹立這樣一種全新的道德價值觀念。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代表者，黨除了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外，沒有自己特殊的私利。黨要處處想到群眾，為群眾打算，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思想具有無產階級的先進性、革命性和最廣泛的群眾性。

不過，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民主的理論和實踐與建國以后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一個是資產階級革命，一個是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一個是奪取政權之前，一個是奪取政權之后；一個是敵我矛盾為主，一個是人民內部矛盾為主。因此，毛澤東面臨建國之后的新情況，必須對民主進行新的思考、實踐和經驗總結。這也是我們更為關心和需要研究的時期。

社會主義該怎么搞？蘇聯首先進行了探索在經濟基礎上，搞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的區別非常清楚。那么，在上層建筑領域，無產階級民主制與資產階級民主制最大的區別是什么呢？從形式上看起來，都有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議會）和國家元首（主席），并由立法機構選出政府首腦（總理），然后由政府首腦組建政府（內閣），所不同的只是一個是“共產黨一黨專政”，另一個是資產階級多黨制。

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人大、政協等）是在新民主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框架內建立起來的，盡管后來逐步增加了社會主義的成分，但主要是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實際上過分強調集中），也就是所謂“斯大林體制”。那么，社會主義民主到底應該體現在哪呢？如果只是由共產黨來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允許人民直接參政，與封建民本主義在實質上有何區別呢？難怪，現在西方資產階級要攻擊中國沒有民主——按照他們的“民主”標準確實是這樣的。在資產階級民主范疇內，民主主要指的是政黨政治下的代議制民主，也包括各種“天賦人權”，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而這些在當今的中國，的確是有待改善的。

毛澤東曾說過：“我們的民主不是資產階級民主，而是人民民主，這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按照傳統的斯大林主義的解釋，由于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已經代表了人民的利益，那么共產黨的領導也就等于人民的統治，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核心。但是按照辯證法，任何事物都是變化的，都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毛澤東作為辯證法大師，深知這一點。早在1956年他就指出：“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而如果中國共產黨像蘇共那樣不再代表人民，形成一個特權階層，那么“就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因此，他越來越關注“反修防修”的重大問題，并對自己一手建立起來的政治秩序越來越不滿。

毛澤東是從大躍進之后開始反思這個問題的。1958年大躍進把建國后毛澤東時代的歷史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屬于建立和鞏固新政權的時期，毛澤東的思考中心在于肅清國內外的敵人。這一時期的主要事件有：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土改、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在八大的文件中，對民主問題的論述只是強調黨的民主集中制（這就是后來所說的“正確路線”）。而后一階段人民內部矛盾日益凸現，毛澤東越來越把問題歸結為黨內沖突，并把黨與人民、干部與群眾的關系提到了中心的議程。他開始考慮“改善無產階級專政”，對國家的政治體制進行大的變更，并最終采用了“大民主”的辦法。“大躍進”的興起與失敗，是毛澤東晚年轉變的最重要的動因，文化大革命則是這一關鍵轉折的邏輯后果。

最初，毛澤東并沒有明確想用“大民主”的辦法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1956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小組長會議上發言，第一次談到了“大民主”和“小民主”的問題：“人民內部的問題和黨內問題的解決，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歷史上一切大的民主運動，都是用來反對階級敵人的”。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又一次談了“大民主”問題：一些人“要搞‘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民主是一個方法，看用在誰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們是愛好大民主的。我們愛好的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也都是大民主”。不過，毛澤東也表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

1957年2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對“民主”問題說道：“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對人民說來”，“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

經過反右，毛澤東認為找到了在新形勢下實行“大民主”的具體形式——“四大”。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說：“1957年的中國革命創造了一個最革命最生動最民主的群眾斗爭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并希望“從此形成傳統，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在此基礎上建立鞏固的集中制，建立鞏固的對反動派和壞人的專政。”也就是說，“四大”最終是為了鞏固專政，對付敵人。

大躍進中出現的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集中而深刻的暴露了人民內部矛盾，客觀上要求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民主重新做出思考。

毛澤東對于民主的論述，開始突破后人反復強調的“民主集中制”和“民主法制”的狹隘理解（這些論述只不過是為了否定文革并為現政權尋找合法性而已）。毛澤東向來反對“為民做主”，而主張“由民自主”。早在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時，曾向毛澤東提出，中國共產黨執政后如何突破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問題，毛澤東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人民監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他從“人民主權”和擴大人民民主權利的角度，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必須直接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的重要思想。“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力問題，了解為國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障等權力。”但是，通過什么方式和途徑實現這些呢？毛澤東沒有說。

經過幾年的糾“左”和經驗總結，毛澤東愈發感到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性。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集中講了“實行民主集中制”和“在黨內黨外發揚民主的問題”。首先，他講了“開會方法”，“是一個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在具體談到“民主”的問題時，他強調要“有很好的民主空氣”，“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就必須發揚民主”，“一切黨的領導人員都要發揚黨內民主”，“在黨內是這樣，在黨外也是這樣”。其次，毛澤東提出了“沒有民主”會帶來的嚴重后果：“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方法”；“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沒有廣泛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如果離開充分發揚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一，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實的還是空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

鄧力群曾對毛澤東的這次講話評論說：

“毛澤東的講話當時聽了不過癮，覺得很一般。但事過幾十年后，感覺他的講話確實是講得深刻，經得起時間、實踐的考驗。在民主問題上，他說，列寧講，無產階級的武器只有一個，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把自己的隊伍組織起來，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武器。在社會主義建立以后，這個民主集中制、黨內生活怎么適應新的情況，今天還沒有解決。并說，沒有民主的集中，只能是修正主義的集中，法西斯的集中。他還說，黨內要允許有公開的反對派，只是不允許秘密的反對派存在。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他說，社會主義建設是個必然王國，人們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是個過程，這個過程還沒有完結，我們還沒有進到自由王國。必須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的基礎上，加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他說他在今天以前，只關心和努力從生產關系的變革上來考慮問題，對制度方面、生產關系方面注意較多，而對生產力和對生產力的發展方面知識較少，做得不夠。在國內，在世界，我們必須堅定地站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在怎樣對待犯錯誤和受挫折的問題上，他講了孔子的故事、左丘明的故事、司馬遷的故事、屈原的故事。當時覺得毛主席講的不如少奇同志講得那么切膚之痛，但后來看，非常重要。”

毛澤東的總結的確是中肯而深刻的。他認為大躍進的錯誤不在于總路線和人民公社，而在于搞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干部作風缺乏民主。他要求干部群眾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要求堅定無產階級的立場。

60年代初的中國，隨著工業化建設所建立起來的“斯大林體制”日益鞏固，官僚逐漸由從自發走向自覺，另一方面底層的群眾在政治上處于無權的地位，甚至因說真話而受到打擊報復。憲法所規定的“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在政治上缺乏保障，僅僅體現在較高的工資和較好的福利上；而農民的政治地位就更低了。這在當時的三屆人大代表比例中也可以看得出來，最多的是黨政軍“革命干部”（60%），工農僅占12%。（而文革中的四屆人大比例分別變為28%和50%。）因此，所謂“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現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的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如果在當時的黨內高層或者人大按照民主集中制，恐怕就要開始分田到戶，解散人民公社，推行“三和一少”。斯大林體制下的“民主”，完全可以為修正主義者走資本主義道路服務，同時壓制群眾。在建國后的政治生態中，往往打著民主集中制和“為人民服務”的幌子，實際是斯大林體制+封建官場的“為官之道”。這些都是毛澤東所深惡痛絕的。不僅是干部如此，群眾的潛意識里也被灌輸了不少這樣的意識形態。這也是歷次政治運動和群眾運動走偏、出錯的一個重要原因。毛澤東接到了大量的群眾來信，反映民間的疾苦，而每次他聽到干部欺壓群眾的事情，都十分憤怒。當時國內的形勢表面上看起來是平靜的，但潛藏著的階級斗爭（尤其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卻是很尖銳的。對此，黨內其他主要領導人都沒有像毛澤東這樣擔憂。他們認為，有黨的“正確”領導，有毛澤東指引方向，未來的道路已經找到了，中國的富強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毛澤東所關心的決不只是中國能不能富強，他越來越擔憂地是“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他曾滿懷感情的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他曾想在城鄉廣大干部和群眾中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辦法自上而下的解決問題，結果發現很不理想，并最終失望。正如他后來所說：“在文化界的斗爭，在農村的斗爭，在工廠的斗爭，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有人問毛澤東：現在工廠都有工會，農村有貧下中農協會，這和士兵委員會是不是差不多的組織？毛澤東回答說：

“兩者不一樣。士兵委員會可以監督連長、營長、團長，它有很大的權利。現在工廠的工會可以監督廠長書記嗎？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

“我早就說過，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該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蘇聯修正主義正是由于有了一個特權階層，把列寧的黨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國家也變了顏色。我們不能像他們那樣。要在怎樣防止特權階層方面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繼承井岡山的好制度、好作風。井岡山精神不僅僅是艱苦奮斗，士兵委員會和支部建在連上意義一樣深遠。它們都是井岡山革命精神。”

毛澤東為什么在最后會采用“大民主”（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解決“反修防修”的問題呢？我認為，一是毛澤東深受中國傳統文化中如《水滸傳》《西游記》所宣揚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非主流”的一面的影響。毛澤東特別喜愛孫悟空、梁山好漢這樣的角色，因為他們都象征著敢于反抗的小人物角色。二是，毛澤東從早年接受舊民主主義、馬列主義起，就具有強烈的平民意識，尤其是相信底層民眾的力量，堅定的認為人民群眾才是創造歷史的主體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