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波瀾壯闊的一生中、在中國革命跌宕起伏的歷史舞臺上,哪里是其起死回生之地,是革命搖籃井岡山?還是紅都瑞金?圣地延安…? 真正使我對此問題刻骨銘心的是日前黔北重鎮---遵義之行!
歲月留痕,遵義會議80周年前夕,當我冒著淅淅瀝瀝的雨,站在這座原系國民黨二十五軍柏輝章師長的私邸時,仿佛感受到了中國革命波譎云詭的歷史滄桑和所經歷的苦難輝煌。
1931年11月中央贛南會議開始排斥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1932年10月中央寧都會議剝奪了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同時以毛澤東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的名義,把他調回后方,至此他失去對紅軍的領導指揮,身處逆境。毛澤東帶著賀子珍,先后回到后方長汀、瑞金。
此時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從1931年贛南會議到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整整3年內,毛澤東的處境是十分艱難的。盡管他出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實際上一直身處逆境,遭受著接連不斷的批判和不公正對待……在不短的時間內,甚至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紅軍長征前,毛澤東又差點被李德等當包袱甩掉,欲置死地而后快!
然而,隨著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使蘇區根據地喪失殆盡;湘江戰役悲壯慘敗后,紅軍僅剩三萬余人。紅軍上下不滿情緒已達極點,黨和紅軍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強烈要求改換領導,改變軍事路線。危難之際,誰能力攬狂瀾于既倒?
此刻,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紅軍將領反復進行深入細致的工作,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得到他們的支持。周恩來、朱德與博古、李德的分歧越來越大,也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
這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于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同時,紅軍攻占遵義,把敵人幾十萬追兵拋在烏江以東、南地區,也為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必要條件。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黨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為20 人。他們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張聞天、劉少奇、王稼祥、鄧發、凱豐、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鄧小平、李德、伍修權。
會議首先由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負責人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
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周恩來,隨后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并作了自我批評。
之后,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府主席張聞天,站出來作反報告,他按照中央隊三人團、主要是毛澤東的觀點,尖銳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的錯誤軍事領導。
張聞天作反報告后,只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軍隊內已無職務的毛澤東,作了一個多小時的長篇發言,狠批李德愚蠢的“堡壘對堡壘”、“短促突擊”的戰略戰術,說博古和李德把一個好端端的“中央蘇維埃共和國”葬送了。
緊接著,軍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因腹部傷口未愈靠在一張藤榻上發言。王稼祥講的很尖銳,罵人一樣,提點問題說幾句,別的軍事干部跟著補充一點。支持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并提出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
毛澤東等發言后,周恩來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澤東、張聞天等的正確主張,全力推舉毛澤東參與領導中央紅軍今后的行動。
周恩來說:當前我們的對手是國民黨,具體的是蔣介石。我在黃埔軍校和蔣介石處了兩年的時間,我知道這個人文武雙全,聰明能干,讀書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我們要打敗他,就要找個比他強的人,我考慮了很久,現在有一個人可能是他的對手,這個人就是毛澤東!
在此基礎上,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拍案而起,目光冷烈如電,鏗鏘有力的聲音似耳邊回蕩:“李德總攬戰局以來,紅軍節節失利、全局潰敗…。你們瞎指揮,弄得丟了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讓毛澤東進入中央領導中來!”
彭德懷、劉少奇、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等諸將領拍手稱快,大呼強烈贊同!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決定:改組黨中央領導機構,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仍由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是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會后又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周恩來任團長,負責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并決定由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也許有人說,遵義會議并未直接推舉毛澤東為黨和軍隊的最高指揮者。不錯,遵義會議沒有選舉毛澤東代替博古,出任總書記,是因為當時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但最為重要的是毛澤東又回來了,又重新回到黨的核心領導集體!
聞鼙鼓而思良將,當時黨的主要任務是軍事斗爭,誰能領導紅軍戰勝敵人的圍追堵截取得長征勝利,誰就是核心。三軍易得,一帥難求。毛澤東不僅參與最高軍事指揮,而且確實在決策中起了核心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和紅軍的正確領導,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是我黨生死攸關的偉大歷史轉折點。
對此,蔣介石根據遵義會議后,紅軍逐步擺脫絕境扭轉被動局面,分析說,沒人告訴我紅軍內部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卻是在感受到了到他們內部發生了變化!
因此,歷史證明,遵義會議就是毛澤東和紅軍起死回生之地!就是蔣介石圍追堵截紅軍開始走向失敗的夢魘之地!
如今遵義會議紀念館門前上方掛著一塊黑漆金匾,“遵義會議會址”六個金光閃閃的大字俏俊飄逸、豪放酣暢,這是1964年由毛澤東親筆題寫,這也是毛澤東一生中為中國革命舊址留下的唯一的一幅墨寶。
由此可見遵義會議在毛澤東心中的份量!
離開遵義會議舊址,我懷著崇敬的心情,來到遵義紅軍烈士陵園,即紅軍山。在陵園項端的平臺上,是一座氣勢雄偉磅礴的紅軍烈士紀念碑。鄧小平題寫的“紅軍烈士永垂不朽”八個大字,熠熠閃光。
紀念碑外圍的大圓環的4個5米高的紅軍頭,用紫色花崗巖石雕鑿而成,寓意著紅軍堅貞不屈、赤膽忠誠。
離別遵義,使我由衷地感到,這是一座令人肅然起敬的革命歷史名城,一代偉人正在這里重新開始書寫涅磐重生、絕地逆轉、大氣磅礴的革命新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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