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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折號：紅旗照耀亞非拉 ——紀念影響世界的領袖毛澤東（上）

點擊：  作者：破折號    來源：激流網  發布時間:2016-12-22 11:12:34

 

          本人是個90后，出生在改革開放如火如荼進行的1993年。那一年，長者在八屆全國人大上當選為國家主席，希拉里的老公克林頓在大洋彼岸就任美國第42屆總統。而自八十年代末興起的“毛澤東熱”則隨著誕辰100周年紀念活動的舉行在國內達到一次小高潮。

我就是在改革逐漸深入的過程中，在長輩的影響和自己對中國社會現實的反思中逐漸認識和理解這樣一位深刻改變了中國的偉人的。

 

 

隨著認識的增加，我對這位偉人的敬意也與日俱增，并且越來越喜歡使用“毛主義（maoism）”一詞去稱呼他極富創造力的思想。在一些青年人的眼中，他是一面與格瓦拉齊名的理想主義的旗幟，是中國窮苦人的代言人。

不過，雖然一直都在聽說“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紅太陽”這句話，卻總覺得它是夸張的宣傳。是中國革命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我是信的（歌里都唱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但是世界呢？

 

 

毛澤東的世界影響

要說毛主席對世界的影響，實在太廣泛了，他的政治建樹、軍事謀略、文藝理論和哲學思想都是世界級的，更不用提他的書法、詩詞，他的影響從他生前直到去世后，至今不絕（直到今天，西方國家每每發生罷工或抗議游行時，還時常能在隊伍里看到舉著毛畫像的示威者）。這里不想泛泛而談，主要看一下毛主席在世時在他思想影響下的世界革命理想主義反抗運動。

本文所考察的時間段主要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這27年；覆蓋的地點，地球西瓜大小，不過就是亞洲、歐洲、非洲、美洲這些地方。而當年毛主席的影響，竟是把這每一個大洲都覆蓋遍了。世界各地的進步青年和抗議群眾都曾在毛的口號和旗幟下高歌前進。尤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中國文革的影響，理想主義的紅旗曾在全世界揮舞飄揚，相互呼應，蔚為壯觀。本篇主要介紹毛對第三世界（亞非拉）的影響，而在下篇中我將介紹毛對歐美日第一、二世界以及港澳臺的影響。

毛澤東與第三世界解放運動

提到“第三世界”不得不說說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1974年，毛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這在中國人看來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但在當時，這意味著全世界的窮苦國家不論地域、民族、種族、社會制度和宗教信仰的差異全都屬于同一個陣營了；如此一來，便打破了從前關于亞洲和非洲、白種和黑種、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等的標準，而統一以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壓迫還是被壓迫——來劃分了（可以對比一下亨廷頓根據宗教和文化劃分世界的“文明沖突論”）；這相當于在國際社會里做了一次“階級劃分”，其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廣大亞非拉窮苦國家之間的民族、宗教和社會制度矛盾下降為了次要矛盾，而它們與前兩個世界（尤其是美蘇第一世界）的矛盾則凸顯為主要矛盾；廣大亞非拉國家的當前任務，就是將整個第三世界團結起來，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的霸權。“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為各個尋求獨立和解放的窮苦國家找到了可以依靠的真正朋友，帶來的推動可想而知。

毛對于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一般性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和社會改造方面。近代以來，眾多亞非拉國家遭到了西方列強的殖民和奴役，國家貧窮落后，人民苦不堪言，反抗殖民壓迫的呼聲越來越高，終于形成了二戰后的民族獨立浪潮。而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擊敗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親美政府，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國，贏得了獨立和解放，“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這個擁有四億人口、面積相當于整個歐洲的偌大國家的解放既給全世界受壓迫民族帶來了極大的鼓舞，也給歐美的帝國主義國家們帶來極大的震撼。毛澤東和中國革命成為當時亞非拉國家學習的榜樣，毛的著作和聲望也隨之在整個亞非拉廣泛傳播。1956年，一位熟讀《論持久戰》的30歲古巴青年和他的同志們進入馬埃斯特臘山區打游擊，3年后，反動的巴蒂斯塔獨裁政權被推翻，古巴獲得了解放，這個青年的名字叫菲德爾·卡斯特羅。而受到蘇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感召，許多國家的民族主義政黨在贏得國家獨立后，也紛紛效法蘇中實行社會主義傾向的改革（例如在當年中東新獨立的21個阿拉伯國家中，就有7個國家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形成獨具特色的“阿拉伯社會主義”運動）。

很難統計究竟有多少亞非拉國家在獨立的過程中受到了毛澤東和中國革命的影響，但這種影響無疑是巨大而深刻的，他的建黨建國理論、軍事戰術對很多國家的游擊隊和解放力量都起到了直接的指導作用，在世界各地都暴發出威力。原全國總工會書記處候補書記韓西雅老人在其著作集中曾有這樣一篇文章，講到韓老1965年隨中國工會代表團訪問葡屬幾內亞武裝斗爭基地，發現一個游擊隊只有一本葡萄牙文的《毛澤東選集》，大家輪流看，書角都翻爛了。韓老說，人家就是憑這一本書，爭取一個國家的獨立（還有一個后來的例子，烏干達的傳奇黑人總統穆塞韋尼，他在大學期間讀過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著作，后來參加本國革命運動，做到烏干達的國防部長，1980年因受到總統密爾頓·奧伯特的排擠，離開權力中心；于是這哥們找中國大使館借了5本《毛澤東選集》，離開首都去叢林打游擊了；在《毛選》思想的指導下，5年之后，他的武裝部隊又打回了首都，奪取了政權，穆塞韋尼就職烏干達總統...）。

 

 

（圖：烏干達傳奇總統穆塞韋尼）

在拉美，阿根廷漢學家埃杜阿爾多曾評價毛說：“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推翻舊制度革命的勝利，這一點頗似曾擔任過三任阿根廷總統的貝隆（庇隆）。當時貝隆總統就是努力致力于擺脫西方大國的干涉，爭取阿根廷的獨立和提升其在國際上的地位。”在很多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毛就是爭取民族獨立、擺脫西方大國壓迫的象征。

第二個層次，則是特殊性的“中國道路”方面。這既包括與蘇聯革命“城市中心”道路相區別的“農村中心”，也包括六十年代以來中國對蘇聯政治、經濟的廣泛批評，最激烈的，就是毛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發動的、對蘇式官僚體制進行實質性改造的文革運動。“中國道路”為亞非拉國家提供了不同于蘇聯的選項，中蘇論戰也在亞非拉的各社會主義運動中引起深刻的爭論。如果說第一個層次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共識，那么第二個層次就涉及這個陣營內部的分歧了。毛給這次分歧打上了深深的個人印記。

首先，“農村包圍城市”、“建立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的中國革命經驗本身就是針對工業落后國家的，對亞非拉國家有著天然的吸引力（蘇聯采取的“城市武裝起義”則更加適合有一定工業基礎的國家）。蘇聯在中國革命的初期批評了這一“經驗”（當時的罪名之一就是“經驗主義”），到后來卻也不得不予以承認。對于亞非拉國家來說，中國經驗比蘇聯經驗更加有著實際的影響力。而毛澤東本人，正是這一經驗的提出者。

但是，在中國革命經驗的指導下，亞非拉多國出現了以農民為基本力量的共產黨游擊隊，其中有不少在國內都產生了較大影響。與第一層次解放運動的區別在于，前一個以趕走西方殖民者、實現民族獨立為主要目標，并不要求推翻本國的資產階級政權；而后一個僅將實現民族獨立做為手段（或階段性任務），獨立之后還要推翻本國的資產階級、實現社會主義、

本來，在號召亞非拉國家通過成立共產黨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上，中蘇兩國并無不同。但在赫魯曉夫擔任總書記后，中蘇兩國在政治上的分歧日益顯露，這種分歧不能不波及到對第三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態度上（衛星上天，紅旗落地；蘇聯出了，修正主義）。

中蘇分裂和“毛派”的崛起

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在總結報告中提出：當前國際局勢已經發生根本變化，“十月革命”已經不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唯一途徑，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可以通過“取得議會中穩定的多數，并且將議會從資產階級民主的工具轉變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而實現“和平過渡”；列寧關于“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的觀點已經不能有效適用了，在目前的形勢下，“只有兩條路：要么和平共處，要么發動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戰爭。第三條路是不存在的”，各國只能“和平共處”；在處理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時，要“用實踐來證明哪一種制度更好”，“進行不打仗的競賽”，一種“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進行的和平競賽。

而在1961年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又進一步提出了他的“新的理論”，認為：“從國內發展的任務來看，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不再是必要的了。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產生的國家，在新的階段即現階段上已經變為全民的國家”；“由于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由于蘇維埃社會的一致的加強，工人階級的共產黨已經變成蘇聯人民的先鋒隊，成了全體人民的黨”。

上述理論被中方概括為“三和兩全”（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全民國家、全民黨），與此相適應，蘇聯在1959年與美國簽訂《部分限制戰略武器條約》，以核不擴散為理由在條約上答應限制中國發展自己的核武器，并表示因此要撒出蘇聯援華的核武專家。而中國在1958年為抗議美國干預臺海問題發起的“炮擊金門”事件（同時聲援中東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斗爭），也受到了赫魯曉夫的壓制，因為后者擔心此舉會破壞剛剛形成的美蘇緩和局面。在東歐，更發生了因群眾對蘇聯做法不滿而遭到蘇方惡劣鎮壓的“波匈事件”。

毛澤東曾評價赫魯曉夫道：“赫魯曉夫的思想是唯心主義的、實用主義的，或者說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赫魯曉夫對兄弟黨、兄弟國家就是要欺壓，就是要把你壓服，壓不服就整你，把兄弟黨、兄弟國家當做敵人，搞顛覆，這是典型的大黨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另一個方面，對帝國主義，赫魯曉夫是怕帝國主義的，他口口聲聲說要搞裁軍、搞談判，實際上是要爭取在帝國主義的舞臺上有一席地位。”

從1956年到1966年，中國黨和蘇聯黨在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問題上進行了長達十年的論戰，中國方面寫作了《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1963）等文章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并揭露赫魯曉夫的系列理論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事業、取消階級斗爭并向資本主義國家做妥協，重申了中國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主張（即：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逐步實現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剝削的新世界），蘇聯方面也發表了海量般的文章來回應中國的批評。毛澤東認定“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篡奪了”，而蘇聯則指責中共為“教條主義”。雙方的關系逐漸破裂，最終發生了1969年的珍寶島武裝沖突。

在蘇聯修正主義推崇“世界和平”的國際路線時，中國則繼續堅持“世界革命”，受此影響，在亞非拉不少國家的共產黨組織中都發生了分裂，相當多國家的反華親蘇派放棄了武裝斗爭，專心參加議會運動，而反蘇親華派則始終堅持暴力革命。分裂出來的親華派武裝一般都以“毛主義”為旗號，成為第三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毛派。

中國革命路線與亞非拉

1965年，中國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以國防部長林彪的名義發表），作為60年代《九評》之后的又一世界革命指導性文件。該文在總結毛澤東的“武裝斗爭”、“人民戰爭”、“農村包圍城市”、“統一戰線”、“黨的領導”等中國革命經驗之后，對這些經驗加以提升，再結合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了一套以亞非拉為主要依靠力量的世界革命系統戰略。文章指出：“從全世界范圍看問題，如果說北美、西歐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農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北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由于種種原因被暫時拖延下去，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運動卻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整個革命事業，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爭為轉移。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把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爭當成自己的共產主義責任。”在各個國家的國際支持問題上，文章認為：“革命的‘條件’不能輸出”，“在這個意義上說，革命是不能輸入的。但是，這并不排除世界各國革命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斗爭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們對各國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于他們自力更生地進行斗爭。”

無疑，這一重要文件既賦予了第三世界亞非拉國家崇高的戰略地位和國際使命，也明確了各國革命人民間相互支援的國際責任，對提高第三世界人民的信心和斗爭情緒以及推動解放運動的實際發展都有著巨大的作用。同時，它也是將毛澤東的中國革命經驗世界化的一次創造性嘗試。毛的名言，如“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受壓迫的人民總是要起來的”、“東風壓倒西風”，也是在不斷地先普遍化、世界化，后特殊化、具體化的探索過程中被用于指導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

蘇修路線在東南亞破產

在亞洲，毛澤東及中共長期支持緬甸、馬來、泰國、菲律賓等堅持游擊戰爭的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由于鄰近中國，這些地區的多數共產黨組織在中蘇分裂中站在中國一邊，成為毛主義路線的重要實踐地區），提供了大量技術、物質援助，并在中國大陸設立“東南亞革命之聲”廣播電臺幫助后者進行輿論宣傳。

成立于1930年的馬來亞共產黨有著的漫長的反抗殖民統治的歷史（先是反抗英國殖民者，后又反抗日本殖民者），該黨于1961年決定放棄武裝斗爭，換取合法政黨身份，加入國內和平進程；于是，馬共領導人陳平很快被邀請到北京商談，在中國的勸說和支持下，馬來亞共產黨重新投入武裝斗爭，一直到國際形勢風云突變的1989年。

印尼共產黨是成立于1920年的老黨，該黨曾在1926年領導了印尼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荷蘭殖民主義的武裝起義。印尼共在領導人民進行反帝反殖斗爭中獲取了很高聲望，并在1955年全國第一次普選中一躍成為全國最大的四個政黨之一。60年代上半期，印尼共產黨利用總統蘇加諾的聯共政策，希望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一度聲勢很大，結果重蹈中共1927年的覆轍，在1965年發生了美國支持下的右翼軍人政變，原總統蘇加諾下臺，毫無反抗之力的印尼共產黨隨后遭到軍方的殘酷鎮壓，短短5個月的時間內，數十萬共產黨員和左派群眾遭到屠殺，史稱“九·三〇事件”。1966年新總統蘇哈托宣布解散印尼共產黨，后者從此轉入地下狀態。

1965年失敗使印尼共徹底放棄了和平斗爭思路，重新進行武裝斗爭；同年9月印尼共中央發表總結失敗教訓的《自我批評》，認為前一階段的失敗是受了蘇聯“三和”路線的影響，并提出“三面旗幟”，把毛澤東的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和“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作為印尼革命的唯一道路。1970年5月22日，中共在電賀印尼共成立50周年時，再次指出1965年挫折完全證明了蘇修“和平過渡”道路的破產和中國革命經驗的正確性。

 

 

（圖：印尼共產黨前領袖艾地，致力于在印尼開展和平斗爭，1963年被選為印尼臨時人民協商會議副主席，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被殺害。在艾地時期，印尼共獲得巨大發展，最高時擁有黨員三百五十萬，成為世界第三大共產黨——僅次于蘇共和中共）

新加坡是世界上華裔人口比例最多的國家，華裔與中國大陸有密切關系，鄉土意識較強，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新加坡共產黨人原屬于馬來亞共產黨，1965年新共響應中國的世界革命路線，批判蘇聯的“三和”，放棄了合法的議會道路，發動支持者進行武裝抗爭。新共盡管在后來被李光耀政府鎮壓，但它曾經取得了重要的政治影響：雖然在1963年選舉中敗給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但基層組織卻是左翼的天下（51個分部中的35個、23個秘書處中的19個控制在左翼手中）。七十年代，受中國“文革”影響，很多新加坡青年不惜冒險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國貨輪上觀看《決裂》、《春苗》等宣傳“文革”的電影，李光耀不得不頒布禁令限制新加坡公民到中國訪問。

共產黨一直是李光耀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李光耀頭頂徘徊），而與新共斗爭的歷史也成為后來李光耀政府發展經濟、穩定社會的重要經驗來源。考慮到這個實實在在威脅，那些關于80年代新加坡經濟騰飛中“儒家倫理”和“東亞文化”所起作用的討論則顯得有些玄虛了。

在菲律賓，菲律賓共產黨也是與馬共一樣成立于1930年的老黨。在抗日戰爭中，菲共成立了“虎克軍”進行抗日游擊。戰后，由于受到菲律賓政府壓制，菲共又在1945年成立了“人民解放軍”反抗菲政府，勢力迅速擴大。

六十年代末，受中蘇對抗和中國“文革”的影響，菲共發生分裂。1967年，親中國的西松及其追隨者被開除出黨。后者隨即組成了自己的臨時政治局，在《北京周報》上批評舊菲共和蘇聯，并于1968年12月26日成立新的以馬列毛主義為指導思想的菲律賓共產黨，西松擔任黨主席。1969年，新菲共成立“新人民軍”（后改稱“民族解放軍”），發起武裝斗爭；西松發表《菲律賓社會與革命》一文，用毛澤東思想指導菲律賓革命；中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同時也是菲律賓民族解放軍的紀律。到2002年，新菲共武裝已發展到1.2萬人，控制了分布于全國各地的1671個鄉村，其中有的還在首都馬尼拉周邊。目前，“毛派”新人民軍的規模雖有所縮減，但仍有數千人數量，在全國80個省份中的60個省都有武裝活動。

 

 

（圖：一名菲律賓“毛派”女戰士）

艱苦造就卓越：南亞的毛主義運動

在南亞，印度和尼泊爾毛主義者的活動時至今日仍有著巨大的國際關注度。

印度是南亞次大陸最早建立共產黨的國家（1933年），也是南亞最早開展毛主義運動的國家。印共內部的毛主義派別最早可追溯至1946年爆發的特侖甘納農民反封建起義。起義的全盛時期，印共在安德拉邦的黨組織首次對印共中央的路線提出質疑，認為印度國情不同于俄國，更接近中國，應該走中國式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斗爭道路，在全國發動農民起義。1950年，盡管安德拉邦黨組織的書記拉吉斯瓦爾·拉奧取代了原總書記蘭納迪夫成為印共總書記，毛主義的影響在黨內有所擴大，但黨內對印共該走的路線卻發生了嚴重分歧（當時印共黨內爭論的三個主要問題是：印度該走俄國 “以城市為中心” 的道路還是走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武裝斗爭” 還是“和平過渡”；如何處理與國大黨的關系），最終，印共中央的主導思想轉為議會斗爭。1951年印共宣布停止武裝斗爭，從此走上了議會斗爭的道路。

60年代中蘇大爭論后，印度共產黨分裂為印度共產黨和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1967年，印共（馬）中的一支在領袖查魯·馬宗達的領導下在西孟加拉邦的大吉嶺縣西里吉里區發動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要求奪取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其中，以納薩爾巴里村的斗爭最為激烈。從此，默默無聞的納薩爾巴里成了印度報刊的熱名詞，官方開始以“納薩爾派”去稱呼農村暴動分子和毛主義者。1969年４月22日（列寧誕辰日），查魯·馬宗達聯合其他分裂出來的左派正式成立了印度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肯定了特侖甘納農民起義斗爭道路的正確性，并總結了納薩爾巴里的運動。印共（馬列）宣稱堅持毛澤東思想，走中國式革命道路，提出“中國的主席是我們的主席；中國的道路是我們的道路”的口號。從印共（馬列）成立到1972年馬宗達犧牲，毛主義運動經歷了一個迅速發展階段，從納薩爾巴里擴大到全國。

馬宗達犧牲后，印共（馬列）分裂為多個毛派組織。2004年，實力最強的兩個毛派組織“印度毛主義共產黨中心”與“印度共產黨（馬列）[人民戰爭]”聯合組成新的毛派政黨——印度共產黨（毛主義），選舉賈納帕蒂為總書記，確立了“以農民革命為中心，以持久戰為印度革命道路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提出通過廣泛的人民戰爭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印共（毛）成立以來，由于思想、武裝得到整合，獲得迅速發展。經過十余年的奮斗，活動范圍已發展到印度的17個邦223個行政區，覆蓋近40%的國土，并擁有了一支由主力軍、游擊隊和民兵構成的相對專業的完整軍隊，具備了相當的實力。

 

 

（圖：印度政治地圖。紅色為納薩爾派死忠地區，橘色和黃色為納薩爾派影響地區）

尼共（毛）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49年成立的尼泊爾共產黨。1951年，尼共一大召開，提出尼泊爾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黨的任務是領導人民開展新民主主義革命。1960年，因對待尼泊爾君主政體的意見不同，尼共發生第一次分裂。1962年后，受中蘇兩黨爭論、印共分裂以及后來中國“文革”的影響，尼共黨內的意見分歧加劇，再次出現分裂。起初尼共分裂為十幾個派別，后逐漸整合。到90年代初，終于形成了尼共（團結中心）和尼共（聯合馬列）兩大主要派別。

尼共（聯合馬列）于1990年由尼泊爾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和尼泊爾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合并而成，主張議會民主和多黨政治。尼共（團結中心）于1991年由尼共（馬薩爾一CC）、聯合尼共（四大）、無產階級勞動組織以及尼共（馬薩爾一COC）中分化出來的一部分合并而成，普拉昌達任總書記，主張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開展人民戰爭，奪取全國政權。尼共（團結中心）在成立后即著手開展大規模群眾運動，并成功領導了1992年的全國大罷工。罷工結束后，受主張議會政治的國內民主派的影響，團結中心內部分化為傾向于非暴力不合作主義的“四大”派和主張用暴力實現民主的毛主義派。1994年，“四大”派被開除出黨。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后，以普拉昌達為首的團結中心主流派在1996年打出尼共（毛主義）的旗號，宣布以秘魯的“光輝道路”游擊隊為榜樣，先奪取全國政權，推翻君主立憲制，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再邁向社會主義。接著，他們進人山地和叢林，開始軍事訓練。

 

 

（圖：尼共游擊隊還吸引了中國青年來加盟。嚴良斌，左二，湖南人，畢業于西北大學；2004年，他以旅游簽證進入尼泊爾，輾轉加入毛派組織，成為游擊隊中唯一的中國人）

雖然在1996年起事時不到300人，但到2001年尼共（毛）已發展成為一支擁有2000-5000名正規軍和1萬名游擊隊員的武裝力量，并在全國75個縣中的20個縣都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政府，全國80%的農村地區都處于他們的控制或影響之下。從2004年底開始，毛主義武裝對首都加德滿都進行了圍城。2006年，在尼共（毛）領導的人民民主運動的壓力下，尼泊爾國會一致通過，剝奪國王賈南德拉的一切權力，尼泊爾結束王權政治，隨后普拉昌達宣布停止武裝斗爭，與各民主政黨進行談判。2008年，尼共（毛）在立憲議會選舉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隨后，尼泊爾聯邦共和國成立，普拉昌達當選為共和國首任總理。

 

 

（圖：尼共（毛）主席普拉昌達，名字意為“憤怒之火”，出身于當地最高種姓婆羅門，卻致力于低種姓人的解放，“像馬克思背叛自己階級那樣背叛了自己的種姓）

紅星照耀拉丁美洲

而在拉丁美洲，各國共產黨也受到了中蘇分裂的影響。毛派的共產黨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智利、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等國都建立了組織。其中比較著名的是哥倫比亞的毛派“人民解放軍”游擊隊，該游擊隊還有一個模仿“紅色娘子軍”建立的“瑪利亞娘子軍連”。秘魯共產黨成立于1928年，1964年的秘共“四大”上，親華派薩圖尼諾•帕雷德斯•馬塞多等人分裂出來，另建新黨并擔任總書記，史稱秘共（紅旗）。而到了1980年，更出現了由阿維梅爾•古茲曼領導的秘共（光輝道路）派，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在山區進行游擊戰爭。到80年代中晚期，光輝道路已實際控制秘魯國土三分之一強。后因政府軍在美國的支持下加大了打壓力度，加之古茲曼和另一位領導人托雷多先后被捕，光輝道路的活動大為削弱。

拉美的大國巴西也有著悠久的共產黨活動歷史。最早源于普列斯特斯在1935年組建的左翼“民族解放同盟”，后來成立“巴西的共產黨”（PCB）。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大力推行“和平過渡”，造成國際共運分裂。受之影響，親蘇聯的巴共總書記普列斯特斯公開宣布放棄馬列主義基本原則，以求合法登記。這招致了親中國的阿馬佐納斯等黨員對蘇共和普列斯特斯的立場的堅決批判，后者隨即在1962年重新組織了新的“巴西共產黨”（PCdoB）。1962年2月，新巴共通過了支持毛澤東路線的黨綱，由此成為第一個在中蘇論戰中反對赫魯曉夫的共產主義在野黨。1963年7月，該黨發表了寫給赫魯曉夫的公開信，公開抨擊蘇聯在二十大后的國內外政策，確定了反對修正主義的議程。1992年新巴共召開八大，提出了“社會主義生存”的口號，認為與拉美其他左翼組織受蘇聯解體的沖擊更名或提出更柔和的黨綱不同的是，巴西共產黨始終沒有改變他們的宗旨，這也為該黨贏得了聲譽。90年代以來，新巴共持續發展，目前已經成為僅次于古巴共產黨的拉美第二大共產黨組織。

一個有意思的插曲是古巴共產黨在中蘇論爭中的態度。古巴在1959年建國，1960年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之后不久便趕上了中蘇正式論戰，這讓夾在中間、希望從雙方獲取援助的古巴黨非常難堪。1964年赫魯曉夫下臺后，古共借機力促雙方和談，認為赫魯曉夫下臺使得論戰已沒有必要，給中國和蘇聯拉架。古方派出一個由九個拉美共產黨組成的代表團先后前往莫斯科和北京進行調節，無疑，代表團遭到了失敗。此舉也讓毛澤東對古巴黨的“和事佬”態度非常不滿，認為后者是在向蘇聯修正主義進行妥協。在撮合蘇中失敗后，古巴黨不得不面臨站在哪一方的選擇，分歧在高層領導中出現了：“務實派”卡斯特羅支持蘇聯，認為經濟和軍事實力更強的蘇聯能帶給古巴更多的幫助和保護；“理想派”格瓦拉則傾向中國，認為與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相比，中國的公社制度和革命精神更能代表共產主義。而在他剛剛參加的亞非經濟會議上，格瓦拉說蘇聯向亞非拉國家提供援助時還要附上賬單，這和資本主義沒有區別。古巴領導人對中蘇論戰的分歧導致了卡斯特羅最后的攤牌，引起中古關系破裂，并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格瓦拉在1965年的突然出走。

 

 

（圖：周恩來接見切·格瓦拉。格瓦拉于1965年2月訪問中國，訪問結束回國一個月后，格瓦拉就從古巴政治舞臺上突然消失。時任中國駐古巴大使王幼平認為，從種種跡象判斷，格瓦拉當時在古巴領導層中的處境已十分困難）

1965年3月，卡斯特羅在一個重要講話中第一次不點名的批評中國，他說現在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中充滿了“拜占庭式的爭論”（即無事生非、小題大做的爭執），有人在古巴散布自己國家的宣傳品（指中國向古共干部寄送的批判蘇聯論戰材料），挑撥離間，鼓動分裂。蘇聯《真理報》隨后對卡斯特羅的講話進行了轉載。9月，卡斯特羅召見中國駐古代辦人員公開指責中國。由此，中古關系急轉直下。

同年11月，發生了中古關系史上的“大米事件”，中國因“國內經濟困難”提出要減少下一年對古巴的大米出口，卡斯特羅隨后在群眾大會上公開指責中國“用減少大米出口來訛詐古巴，加入了美帝國主義對古巴的封鎖”。1966年，卡斯特羅再次發言批評中國在古巴散發宣傳材料，“挑動黨內矛盾”。

面對古巴方面的指責，《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回應，認為中方已經一直在盡量保證滿足古巴的需求，而古巴的糧食困難也怪不到中國頭上。相反，中國早就向古巴建議過要逐步實行糧食自給，但古巴不聽，而要按照蘇東“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分工”去干，以蔗糖換大米，結果是至今不能擺脫殖民地時期造成的單一經濟格局。至于中國在古巴散發的論戰材料，“古巴領導人為什么對自己的人民如此缺乏信心呢？”

自此，中古關系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對立和冷淡，直到九十年代初蘇聯解體為止。蘇聯解體后，古巴為自己因長期過分依賴經互會的“分工”體系以至忽視了在本國建立完整的產業結構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依靠本國人民自力更生建設完整產業也是毛澤東一直秉承的觀念。

毛澤東確實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紅太陽

毛澤東在世時，他所建立的新中國和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對整個第三世界國家產生了無可估量的巨大影響，盡管面臨西方國家的嚴密封鎖，中國還是在1971年被一大幫亞非拉國家抬進了聯合國。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許多亞非拉國家的中國大使館前都排滿了前來吊唁的長隊；在埃及，全國致哀7天，中國大使館前哀聲如潮；埃塞俄比亞則舉行了10萬人的紀念游行；南斯拉夫領導人卡德爾寫道：“這是整個世界的巨大損失，特別是我們渴望進步和正義的被壓迫人民的巨大損失。”

20世紀60年代的中蘇論戰使得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分裂為了蘇聯-東歐陣營和中國-第三世界毛主義陣營，而國際革命間的相互支援也分裂為了蘇東“經互會”不平等交易系統和中國-第三世界平等、自愿援助的格局。

如果說，在中蘇對立前，毛澤東就已經是世界革命人民的紅太陽；那么在蘇聯出現修正主義推崇“世界和平”后，倡導“世界革命”的毛澤東就更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紅太陽了。

向這位永遠站在窮人一邊的中國領袖致敬！

【下集預告】：《來自東方的神秘力量——紀念影響世界的領袖毛澤東（下）》

毛澤東在世時，他的思想不僅影響了第三世界，還廣泛傳播到了第一、二世界，引起巨大震動。法國“五月風暴”、美國黑豹黨、日本聯合赤軍、香港“六七抗暴”、澳門“五月風暴”、臺灣“保釣運動”......發達資本主義世界也在感受著這股來自東方的神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