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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東力 | 毛澤東:歷史、現實與未來――在北大、淸華的演講
點擊:  作者:祝東力    來源:新世紀評論  發布時間:2017-02-19 08:42:50

 

     【導讀】非常高興跟大家做這次交流。講座題目稍有一點出入。未來只是今天講座的一個視角,我是想從三個角度來討論毛澤東,就是歷史、現實、未來。所以題目應該是毛澤東:歷史、現實與未來

大家都生活在網絡時代。我在準備這個講座的時候,從網上搜索了一下,想用一種類似統計的方式,看毛澤東在今天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或者有多小。我在百度輸入毛澤東三個字,出現的條目是1780萬。我們可以和其他幾位重量級人物作一個對比,鄧是1100萬,鄧是659萬,胡是1200萬。這里有個原因要說明一下,大家看主流媒體,就可以發現毛澤東這三個字在主流媒體上出現的頻率是并不高的。

今年99日是毛澤東逝世30周年,而在許多主流媒體上可以說只字未提。比如《XX報》,在99日這一天提前兩天紀念911事件5周年,提前了一天慶祝教師節。但是我從第一版翻到最后一版,對毛澤東一個字沒提。我想這不是一家報紙的偶然行為,應該是一個統一的安排,就是說不要炒作,不要觸及這個話題,因為據說我們中國有一個習慣就是紀念誕辰,而不紀念忌日。但其實那天還是有相關新聞可報的,比如99日我的一個朋友去了韶山,他給我發短信說,韶山人如潮花如海。再比如,那天有一個朋友去了毛主席紀念堂,他說去紀念堂的人非常非常多,鮮花也堆積得跟小山一樣。他還說,那天不止一個人,包括他本人,在見到毛主席遺容之后失聲痛哭,引起很多人注意。不論我們怎樣評價這些事情,它們是有新聞價值的,但在許多主流媒體上的確保持了沉默。

對比起來,網絡更多反映的是一種民間的心理,所以剛才說的搜索出來包含毛澤東的條目數量更多地反映了一種民間的心理和意識。但是,需要說明的是,網絡上也大量轉載主流媒體的內容,而毛澤東由于在主流媒體上是比較邊緣的,所以,如果主流媒體是另一種情形,那么網上搜索出來的毛澤東的條目肯定不止1780條,應該更多得多。在職的領導人搜索出來的條目也很多,這也是有原因的,因為他是正在執政的黨政軍一把手,有關的新聞報道就非常多。所以,如果換一個環境來看毛澤東的話,他所顯示的影響力可能就要比現在搜索出來的大多得多。

舉個例子,1999年,美國時代生活出版公司為了迎接新千年到來,組織了一個24人的小組。這個小組咨詢了幾十名專家意見,在幾百個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當中,選出100個偉人中的偉人和影響 力最大的100個歷史事件,時間跨度是從1001年到2000年。后來他們編成了一本畫冊,叫《人類1000年》。在這本畫冊里,沒有羅斯福,也沒有華盛頓,沒有丘吉爾、戴高樂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但有毛澤東,而且毛澤東出現了兩次:作為歷史人物,他出現了一次;作為歷史事件,他領導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又出現了一次。這本書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叫做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這是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和剛才百度的搜索結果作一個對比,也就是說,放在一個也許更客觀、更多元的一個環境里,毛澤東顯示的影響力甚至要大得多。也可以說,如果把毛澤東放在一個更長的歷史跨度來看,他的影響力也是更大的。

我們今天要談的第一個角度是歷史,從歷史的角度看毛澤東。

要談歷史,我們首先要畫出一個歷史的坐標,否則,歷史就是混沌一片的。我們上中學就開始學習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一般的分期我們都知道,從原始社會經過奴隸社會一直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這是一種分期方式。但實際上,大的歷史分期可以有很多種。

1901年,梁啟超寫過一篇長文章,叫做《中國史敘論》,這是梁啟超為他打算寫的中國通史準備的一篇導引。梁啟超對中國歷史做了一個分期,把中國史分成三個階段,或者叫三個中國。他所說的第一個中國,叫中國之中國,這是中華文明的開始,從中原或周邊地帶起源、凝聚、形成,一直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中國形成的過程至少有幾千年歷史。這是第一個中國。第二個中國,他叫亞洲之中國,也就是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中國作為一個東亞大國,開始和周邊的國家、民族的交往、貿易或者戰爭,比如和周邊的匈奴、鮮卑、突厥這些民族還有像朝鮮、琉球、日本、越南、緬甸這些國家,中國的影響力輻射到亞洲。中國從秦始皇統一后一直到1793年,這一年,一個英國的使團到中國來,為乾隆皇帝80歲誕辰祝壽,這個使團為首的是馬戛爾尼。1793年,這是梁啟超認為亞洲之中國結束的一年,他認為從這一年起中國突破了亞洲范圍,同世界各國各民族廣泛交往,從此世界之中國開始了,一直到我們今天。這是梁啟超的歷史分期。

我大致采用了梁啟超的這個分期,但是對第三部分做了一個調整,我認為世界之中國還是應該從1840年開始。梁啟超以中國同西方交往為標志,我是以中國的生存危機為標志。正是從1840年起,中國失去了它古典時期的傳統地位,被列強用堅船利炮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個牢籠當中。所以,還是應該

1840年作為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的分界點。

這三個中國之間有兩次大的轉型。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的分界點,是春秋戰國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時期。這次轉型的物質基礎和原因,是鐵器的傳播和使用。

各種歷史書籍反復提到的一個事實是,公元前1200年,中東的赫梯帝國滅亡,它的鐵器的冶煉和使用方式,開始向四面八方流傳。在大約公元前800年傳播到印度,公元前750年傳播到中歐,公元前600年傳播到了中國。大約正是在這個時候,春秋戰國之交的時期,戰爭的力度和規模突然加大了,所以之后的時代被稱作戰國?!吨袊鴳鹦g史》指出,戰國時期,鐵質乃至鋼質武器大量出現并用于戰斗之中。在春秋中期的時候,所謂戰爭還是像大規模械斗。所以我們都知道公元前638年有一個宋襄公的故事,他要等到敵人楚國的軍隊順利渡了河、列了陣之后才向對方發起進攻,這都是以前諸侯貴族械斗的一種遺風。但是戰國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了新的物質基礎,鐵器被使用到了戰爭中,它的堅韌和鋒利程度遠不是過去的青銅器所能比的。

鐵器的傳播和使用帶來了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一個大轉變,當時在世界范圍內,不僅是中國,在地中海地區,有古羅馬帝國出現,在印度,有孔雀帝國出現,都是經過長時間的殘酷的大規模戰爭,產生了一個大帝國。在中國,首先是戰國七雄出現,它們的政治體制已經非常接近秦王朝。最后是秦始皇統一,一個超級帝國。

鐵器的出現是第一次中國歷史大轉型的物質基礎,當時中國非常成功地應對了這次轉型,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制度創新,就是從西周的封建制轉換成了秦漢的帝國制,或者叫郡縣制。西周是分封制,從天子到諸侯再到卿大夫,政治權力和經濟剩余被層層分割。所以某一個統治者,某一個統治集團,它所能夠動員起來的人力、物力、財力是相當有限的。假如中國社會一直保持這樣一個政治體制的話,那么在公元前后,中華文明很可能就被南下的匈奴所消滅。因為當時匈奴正在強盛起來。我們看現在的中國地圖,可以發現中國的北部是沒有小國的。因為在這個游牧民族同農耕民族彼此爭奪的地帶,小國無法生存,小國或者被滅亡,或者成長為大國,成長為中國這樣的大國。所以在匈奴南下之前,秦始皇搶先統一了中國,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這個制度的一個好處就是能夠把整個社會的資源,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或者說人力、物力、財力這些資源整合起來,對外抵制異族入侵,對內治理自然災害,同時也結束了長期的內戰。

這是中國歷史的第一次大轉型。在這一次成功轉型之后,中國就形成了亞洲之中國,成了亞洲文明的中心,它的文明向東影響了朝鮮、日本、琉球,向南影響了整個東南亞,向西影響了中亞。在古代世界,中國是一個農業文明的發達國家。當時的中國人口常常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200412月,我去開封,參觀北宋皇宮的遺址。現在開封至少有三層,第一層就是現在的地面;第二層大約在七八米以下,是明朝的開封,崇禎15年在李自成起義軍久攻不下之后,引黃河水淹沒了;再往下是北宋的開封。當時同行的人都非常感慨,在1000年前北宋的時候,就在腳下十幾米,當時那可是世界最繁華最富庶的地方,現在美國的華盛頓和紐約兩個城市加起來都不足以和當時北宋的汴梁相比。這也是從秦漢一直到清朝,中國在世界上一個大致穩定的位置。

但是,在近代,從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的轉型,卻很不成功。這一次轉型的物質基礎是大工業體系的出現和傳播,也就是英國自18世紀后期開始的工業革命。在這次轉型過程中,中國被西方列強打得落花流水,以至于傳統的中國古典文明出現了崩潰式的局面。這樣,就引出了一個中國近代史的母題,就是富國強兵,幾代中國人都在追求這個問題的解決,但一直沒有成功。從這個母體派生出了一系列的子題,比如現代化問題,比如革命問題,比如改革問題,等等,都是從富國強兵這個母題當中派生出來的子課題。而毛澤東呢,正是在解決這個近代史母題的過程中,面對這個母題,面對中國近代史的困境,而出現的一個歷史性人物。

中國的近代史很有意思,大概只有在中國才有一個近代現代的區分。你看英文就只有一個“modern”,它在中國有時候譯成現代,有時候譯成近代,這在其他國家是很少見的。中國呢,近代和現代的分界點有不同的說法,比如有人說從辛亥革命開始,又說從1949年開始,但總之中國的近代和現代是區分開的。那么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怎樣理解這個中國近代和現代的區分?按我的理解,中國從1840年到今天走了兩段路,一段是下降的路,一段是上升的路。這條下降的路就是近代,而上升的路則是現代。不管是從辛亥、從五四還是從1949年開始算起,都是這樣一個區別,下降的過程與上升的過程,一個是亞洲之中國崩潰的過程,一個是世界之中國建立的過程。而毛澤東,正是站在這個近代現代轉折點上的最重要的人物。

從歷史的角度評價毛澤東,我認為毛澤東有三個歷史貢獻:第一個是贏得了中國的獨立。在毛澤東以前,中國已經被列強瓜分斗刨,面目全非了。過去的藩國和領土一塊塊丟失,比如過去的琉球、朝鮮、越南、緬甸。領土比如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以及中亞和臺灣的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喪失掉了。以至于在1898年戊戌維新之前,當時的譚嗣同已經在籌辦亡后之事,就是認真考慮和籌劃中國被滅亡之后的事情,包括在中國被瓜分之后,他所在的湖南省應該起什么作用的問題。在當時的精英看來,亡國已經是非常急迫、非?,F實的一件事了。

那么,在毛澤東時期,中國真正實現了獨立,也就是中國傳統所說的尊王攘夷,或者近代所講的驅逐韃虜的任務。而這個任務的完成嚴格說還不是1949年,應該說是1953年,也就是朝鮮戰爭結束的時候,這個問題才真正的解決。因為只是在朝鮮戰爭的時候,通過和列強即聯合國軍直接交手,打出了威風,才讓列強真正認識到了毛澤東的中國。

朝鮮戰爭

在朝鮮戰爭之前50多年,也是在朝鮮,中國當時最強大的軍隊淮軍與新建不久的日本陸軍相遇,淮軍從朝鮮的牙山潰退到平壤,再從平壤潰退到鴨綠江,一潰千里。而過了50多年之后,還是一樣的中國農家子弟,經過毛澤東思想的訓練和武裝,就把當時由16國組成的聯合國軍打得落花流水。當時,中國的國力同聯合國軍中為首的美國相比非常懸殊,相反,在50多年前甲午戰爭的時候,中國的國力是遠遠超過日本的。在1950年,中國的工業生產總值是美國的28分之一,美國是2800億美元,中國是100億美元。在當時最能反映工業水平的鋼產量方面,雙方懸殊更大,美國是8780萬噸,中國是60萬噸。

所以,當時身經百戰的領袖群體在討論是否要出征朝鮮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是不同意的。大家都知道,包括林彪這樣一個軍事天才,都是不主張出兵的。而毛澤東力排眾議,他考慮了3天時間,不管有多么困難最后還是決定出兵。他的戰爭意志和戰略判斷被后來證明是非常有遠見的。當時的蘇聯比中國要強大得多,蘇聯已經有完整的工業體系,有現代化的海陸空軍,而且已經有了核武器。但是,斯大林不敢出兵,剛開始斯大林答應蘇聯只出空軍,但是到了最后一刻,斯大林怕出空軍也會和美國發生沖突,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怕美國進攻蘇聯,所以在最后一刻取消了這個決定。他和當時在莫斯科的周恩來講,讓他轉告毛澤東蘇聯不出兵了,并且說,讓金日成同志到東北組織流亡政府吧。但是這個時候,毛澤東還是堅持原來的決定,堅持出兵。回憶錄講,當時斯大林感動得流淚了,連說還是中國同志好。所以說,在真正的歷史關頭,在真正考驗一個人的時候,一個人的意志、膽略和智慧就被比較出來了。斯大林也是個鋼鐵般的巨人,斯大林這個詞在俄文里就是的意思。但是,毛澤東和斯大林在朝鮮戰爭這個問題上仍然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朝鮮戰爭這3年,中國打得非常艱苦,犧牲了10多萬人,而美國的戰爭意志始終沒有被打垮,不像解放戰爭后期,蔣介石軍隊的戰爭意志基本上被打垮了,經常出現整師整軍被圍殲,出現一潰千里的局面,這就表明戰爭意志被打垮了。在1950年出兵前夕毛澤東給斯大林的一封電報里,他講了中美兩軍武器裝備的對比。他說,美國一個軍3個師,它的7公分到24公分的火炮數量是1500門。而中國一個軍也是3個師,火炮數量只有36門,也就是說連美國的一個零頭都不足。在朝鮮戰場上經常是美國的一個團被包圍,但是最后還是突圍出去了,而這種情況在解放戰爭中是很少出現的。所以在朝鮮戰爭中志愿軍最多全殲的美國軍隊就是一個營,因為美國火力太強了。由于志愿軍與美軍裝備的懸殊,戰爭打得非常艱苦,但1953年還是取得了勝利。所以從1953年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國家敢于真正入侵中國。這是因為朝鮮戰爭樹立了中國的國威和軍威。所謂打得一拳開,百拳不再來,如果第一次挑戰你不敢勇敢面對的話,就會像1840年以后那樣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就不斷會有人來打到中國頭上。所以,1950年的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的生存之戰,說到中國的民族獨立和解放,必須把朝鮮戰爭的功績考慮進去。

從朝鮮戰爭又引出了毛澤東的第二大貢獻,就是中國的工業化。朝鮮戰爭打得非常艱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沒有現代工業。所以當初麥克阿瑟不相信中國會參戰,理由就是中國沒有空軍,沒有現代工業。他說如果中國參戰的話,特別是如果前進到平壤一帶的話,那么中國軍隊將面臨一場最大規模的屠殺。鑒于朝鮮戰爭的經驗教訓,在朝鮮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中國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工業化進程。

1952年,中國進入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展大規摸工業建設。

從歷史上看,中國至少有三個千年工程,第一個是秦始皇修筑長城,它奠定了兩千多年中國古代的北方邊界,也就是游牧民族同農耕民族的一個分界線,因為秦始皇的長城在北方的線路基本上和400毫米等降水線重疊。再往北方,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是無法建立農耕文明的。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千年工程,后來歷朝歷代又不斷翻修,這個工程影響了中國歷史兩千年。

第二個千年工程是隋朝的大運河,溝通了南北經濟,溝通了南北的物流,奠定了唐宋以后中國經濟的繁榮,影響也超過了一千年時間。我們看《水滸》或者《金瓶梅》里面描寫的那些城市,非常富裕繁華,都是沿運河的城市。只是到了近代,海運開始盛行以后,運河及其沿岸才開始衰落。

還有一個千年工程就是在毛澤東領導下建立的中國現代工業體系。這也將產生長遠的影響,因為它奠定了中國未來長期發展的基礎。這個工程在1952年啟動以后,扭曲了一般的經濟發展規律,不是從輕工業而是從重工業開始,因為重工業是裝備其他工業包括國防工業部門的。當時中國建立工業體系的第一目標是建設現代國防,也就是為了避免中國自1840年以來面對的被動挨打局面。我們知道,常規的工業化過程,比如英國,是從紡織業這種輕工業開始,最后才發展到機器制造業這樣的重工業。而中國剛好顛倒過來,所以當時出現了國富民窮的問題。當國家的工業基礎已經相當雄厚的時候,老百姓的生活還很艱苦。這就是因為大部分資源都被拿去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了,以至于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國已經取得了驕人的成就。196410月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對世界產生了非常大的震撼;1966年中國實現了用導彈發射原子彈;1967年爆炸了氫彈;19704月中國衛星上天。也就是說,以兩彈一星為標志,中國的現代工業體系基本上建成了,而且取得了當時世界的尖端技術成果,兩彈一星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如果中國沒有毛澤東時代留下的核武器和空間技術的話,我們中國今天的命運不一定比伊拉克要好。

長江大橋通車

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他說,曾經長期被輕蔑為亞洲病夫的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工業規模甚至還不如比利時。比利時我們知道面積只有30000平方公里,比臺灣省還小,人口只有幾百萬,還不如北京市人口多。而在毛澤東時代快要結束的時候,中國卻進入了世界工業六大強國的行列。1952年,在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當中,工業只占30%,農業占64%,而到了1975年,也就是毛澤東逝世前,這個比例顛倒了過來,工業占72%,農業只占28%。當時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獨立的現代工業體系。這是毛澤東在歷史上的第二大貢獻。

19457月,抗戰勝利前夕。當時一個民主人士叫黃炎培隨團訪問延安,和毛澤東作了交流。他問毛澤東,說他也是幾朝元老了,看到很多政治集團上升然后衰落和覆滅,“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剛開始大家聚精會神,眾志成城,以后便惰性發作,無法扭轉。他說這是一個歷史周期率。中國共產黨怎樣避免這樣一個循環?毛澤東當時很有信心地回答黃炎培說,我們靠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想法,他在建國以后條件成熟的時候就會實施這個想法,把群眾號召起來監督和批判這個國家的執政集團。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195912月到19602月,毛澤東和黨內的幾個秀才一起系統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做了很多批注和談話。教科書有一段提到1936年的蘇聯憲法規定蘇聯公民有勞動權利,休息權利,受教育權利,年老、患病及喪失勞動能力時獲得物質保證的權利,等等。毛澤東當時就非常有針對性地在教科書的這段文字旁邊批注道: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他還發表了一段談話,說:

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文化大革命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換句話說,一個紅色的官僚集團會漸漸褪色,會變成,漸漸還可能變成。所以,文化大革命要解決改變顏色的問題。舊中國的勞動者曾經受到權力和資本的雙重統治。解放后,資本對人的統治消失了,但是權力對人的支配還存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是當時文革的一個提法,它的初衷就是在解決了資本對人的支配之后,解決了市場對人的支配之后,要解決權力對人的支配。解決國家和政府對人的支配問題。要實現最徹底的解放。

當時文化大革命對整個世界的影響非常大。包括對發達國家,比如說對日本、對美國、對西歐。80年代有一部意大利電影叫《一個警察局長的自白》,那里面有一個細節,從側面反映了文革的影響。羅馬的公安局長每天收到報告說,今天在大街上毛澤東的語錄貼了多少多少條,林彪的語錄貼了多少多少條。這是當時羅馬的情況。我們今天都很難想象,當時中國對世界有這么大的影響,而且主要是在青年在知識分子,主要是在一些有頭腦能思考的人當中。你們現在在網上搜索,可以看到這樣的照片:當時日本大學生YX,高舉的是毛澤東的畫像和毛澤東的語錄牌。文革以后,很多人從個人崇拜,從意識形態宣傳灌輸的角度來理解毛澤東的巨大威望。這放在世界范圍內是完全不成立的。因為我剛才說到的這些美日歐國家,是完全不存在這樣洗腦的條件的。如果說有洗腦的話,那么恰好是反向的洗腦。但是在60年代末70年初,毛澤東在那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在世界歷史上也很難有第二個人可以相比。

祝東力,1962年生,北京人。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所所長,《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主編,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翻譯《西方學者眼中的西方現代美學》、《米哈伊爾·巴赫金》,撰寫《精神之旅――新時期以來的美學與知識分子》、《文明走到十字路口》等。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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