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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對毛澤東第三世界的影響問題之討論從三個部分展開：第一，研究毛澤東思想對世界產生吸引力的原因；第二，毛澤東思想在1960和1970年代第三世界斗爭全盛時期的影響；第三，在后殖民社會中繼續繼承毛澤東遺產。現在，毛澤東的遺產仍然產生著影響，尤其是對遭受全球資本主義毀滅性結果的農業社會（特別是印度和菲律賓）。本文認為應從戰后全球資本主義視角，以及同革命中國相類似的社會的本土意識背景下來理解這一影響。

[美]阿里夫•德里克/著 李永進/編譯

早在1969年，當卡斯特羅被問及其“革命攻勢”與1969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相似性時，他回答道：“如果我們所做的同中國共產主義者有相似之處的話，那真是一個歷史偶然。”雖然我們希望能夠深刻反思“歷史偶然”這一概念，但是他的話對于我們思考毛澤東思想對第三世界革命運動的影響具有重要警示作用。在1950至1970年代的國家解放運動時期，毛澤東思想(連同宏觀的中國革命精神一道)被大力宣揚，而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解放運動還醞釀了一系列修正革命的本土觀念。毛澤東思想的吸引力在于同第三世界的反殖民精神產生了共鳴。反殖民不僅鼓舞了第三世界的新世界觀念，而且也影響到第一世界。如果這一全球運動表明了某些超越“歷史偶然”的東西，那么將其歸因于包括毛澤東思想在內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時，則應該謹慎處之了。

　　目前的討論通過參考美國種族解放運動中的“毛主義”，意在表明毛澤東思想在第三世界中的吸引力。這是說明性的，而不是對“毛主義”全面的綜合描繪。這里我認為，如果我們回顧過去對相似、同情和團結的抽象表達，那么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表明“毛主義”(或者更概括地說，毛澤東思想)在第三世界革命運動中具有任何重大的影響。在1960和1970年代的一段時間內，“毛主義”似乎遍地開花。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使它的名字深入人心，激發起了聲稱受“毛主義”鼓舞或忠于“毛主義”的世界運動。這一對毛澤東和“毛主義”興趣的驟然增加，究竟意味著什么尚不得知。除了菲律賓、印度和秘魯這幾個明顯例外，“毛主義”浪潮的退去就如同它出現時一樣迅猛，只有很少的社會和政治成就留存下來。本文的首要目標就是理清促進和阻礙“毛主義”政治的若干因素。

　　我認為，第三世界短暫的“毛主義”政治并非是作為革命領袖的毛澤東，及他對第三世界革命的分析的反映，也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重大影響的抽象革命構想的真實寫照。毛澤東思想對世界大同的期望已經表明，其政治理論地位遠勝過其他第三世界的普通領導人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毋庸置疑，毛澤東的威望部分是由于他領導世界上最強大國家之一的中國取得了革命勝利。盡管如此，同樣明顯的是，正是因為他對全球革命轉變的政治責任以及對革命理論的貢獻，使他成為具有全球聲望的革命領袖，這也是他與其繼任者的主要區別。盡管第三世界“毛主義”政治可能只遺留下很少的物質財富，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政治仍是揮之不去的政治記憶。這些政治的性質可能造成第三世界毛主義革命模式的無關聯性。而我認為，恰恰是更多的關聯性成就了那些仍具生命力的政治模式。

　　一、“毛主義”視角中的第三世界

　　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宣稱，在國際政治中，毛澤東思想同與中國相類似的社會的相關性最強，這種社會遭受了“殖民主義”(或“半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或“半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實際上就是指涉西方的和歷史的壓迫。到了1950年代，這些社會逐漸以“第三世界”之名而為人們所知。在一篇作為毛澤東思想基礎性文本的論文中，毛澤東將他自己勾畫的政治、經濟、文化策略視為適應于這樣一種社會，它既不同于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又區別于蘇聯社會主義的進程。從1955年萬隆會議開始，新中國的共產黨人政府就開始尋求將自身定位為不結盟國家，同時區別于資本主義的“西方”和蘇聯。同樣的區別還體現在二十年后的“三個世界”理論，那時毛澤東再次將中國定位為第三世界一類，來對抗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帝國主義。這種第三世界(現在是“全球南方”)的身份延續到現在。

　　中國從19世紀開始所處的歷史環境，使其與后來被稱為第三世界的社會有了顯著共性。盡管如此，這仍然為那些宣稱帝國榮耀遺產的人提供了典型案例。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或者說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正如其離散的結構那樣，并不是同具體歷史語境相脫離的抽象觀念，而是基于如下的歷史情境，即奠基于中國社會結構與將中國社會早期歷史境況中超脫出來的巨大歷史動力之中，同樣這種歷史情境不可挽回地將自身在新的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過程中進行重新定位。

　　從這一角度來說，有必要談一下我對毛澤東，特別是第三世界問題的一些看法。對于任何研究毛澤東思想來說都不可或缺的出發點是，承認毛澤東思想是在遭受帝國主義侵略下的農業社會中馬克思主義革命游擊戰爭話語的關節點。正像毛澤東及其追隨者認為的那樣，如果革命將改變中國社會，那么只有通過內化來認知構成社會環境的政治和文化關系，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因而，毛澤東思想最好應被視為這種革命形勢的反映與反思。這里，在備受矚目的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問題上有三個特別相關的方面。

　　首先，作為一種多重歷史條件決定的產物，毛澤東思想受相互矛盾的目標所驅動，而這種目標又是當時條件的反映。20世紀，中國歷史條件的三大戰略維度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形成至關重要。第一個是國際維度。從19世紀開始，中國被無情地卷入由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歷史中。討論中國是否被完全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或者是否在此過程中發展成為資本主義是毫無意義的，中國大部分社會主義者的首要目標都是抵制這一拋入過程。

　　第二個是“第三世界”維度。不同于西歐和美國社會，中國經歷了全球化的歷史，其推動力--資本主義--并非內生發展而是來自外部霸權，這一點與大多數亞洲和非洲(某種程度上單指南非)國家類似。中國歷史與全球史緊密相連了。換言之，中國作為第三世界社會經歷了被征服的過程。在此情境下，社會主義不僅是資本主義的替代品，更是一種從資本主義霸權中實現民族解放的替代品，同時也有可能以獨立的主體而非客體身份進入全球歷史。

　　第三個是民族國家維度。盡管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仍處于第三世界的地位，但中國社會本身依舊延續著其自身歷史發展軌跡。中國融入全球歷史并不意味著中國社會在全球化大潮中被消解，任何超越第三世界的認同意味著對第三世界一體化格局的削弱。雖然看似透明，但是在現實中國家維度仍是相當模糊的。中國的概念是在中國社會并入全球結構的歷史進程中所決定的，因而很難從持續發展的中國中辨別原始的中國究竟是什么(中國作為一個概念，是歷史情形的產物，在這一歷史情形存在之前，中國人并不把自己視為是諸國中的一個國家)——一種對全球轉型壓力的回應。換句話說，歷史的情況具有互相結合(和矛盾)的特點：中國納入全球結構以及中國社會納入到一種新型全球力量之中。正是在這種相互結合的情形中，我們才可能發現歷史情形的多重維度。同樣，中國的概念(以及中國人的概念)是必要的、是多重因素決定的，是歷史將中國在新的世界形勢中重新定位的產物。在反對資本主義方面，馬克思主義也同樣允諾了民族國家自我發現一個社會的可能性，這是一個消滅資本主義世界的新社會。

　　這三個維度也是建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節點，這將在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找到最為全面的表達。如果我們要在其復雜性結構中抓住其本質，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則最適于當作基于這一歷史情形的反思(必須同對這一情形的反映區別開來)。作為一種話語，它涉及多重歷史情形的話語結構印記，并由此衍生出其問題的本質。這是從普遍的馬克思主義視角對中國社會的反思，同時也是以第三世界的中國為視角，對馬克思主義做出的反思。我們可以稱之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從中國社會的情況看，包括其底層的文化特色，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確實為這一歷史情形所特有，并且是其產物。同其它為擺脫舊遺產同時戰勝帝國主義壓迫而追尋新國家的社會相比，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在共同面對的結構性力量方面與之具有許多共性。

　　其次，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在其基本概念和表達方式上都體現了這種歷史的印記。在歷史情境的對立中，無論是國家層面(在中國和歐洲的霸權文化之間，包括普遍的歐洲馬克思主義)抑或社會層面(社會層面的對立比階級對立更為多元化和復雜)都是彼此不可化約的，就理論形態的馬克思主義而言，其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本身呈現出矛盾的狀態。“矛盾”的概念(被辯證地當作“對立統一”)為毛澤東提供了一種知識集成的工具。在結構性的整體中，整體與部分(包括理論與實踐)的對立，與眾多部分(它們本身被視為“對子”)一同構成了以游擊戰來尋求變革的歷史情境。在此歷史情境中，毛澤東堅持將實踐作為檢驗有限性的終極標準，是非常態的因而也是偶然性的產物。這不能基于理論進行預測，但是卻能夠從理論層面對每一步進行闡釋。

　　對毛澤東來說，理論不僅僅是對社會的歷史性(結構性)解釋--還可以用于指導革命實踐。理論以及圍繞理論所建構的概念，在開放的社會現實中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工具，其復雜性和必然性超出理論預期，因而需要克服理論與現實的鴻溝以修正革命實踐。革命不僅是用理論來解讀現實(或以理論的需求來適應現實)，還以革命必要性的需求來解讀理論。理論家和實踐者的革命在理論的指導下重構社會現實，在此過程中也重構了理論本身。

　　對毛澤東思想的這種解讀，能從他1937年的演講和論文中得到印證。這些演講和論文為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哲學家稱謂，也為他終生關注的“矛盾”概念提供了基本依據。這一概念雖然不是他所開創的，但卻在其思想中獲得了形而上學的地位。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路易斯·阿爾都塞在分析論述毛澤東的《矛盾論》時，抓住了毛澤東思想的這一方面：

　　受黨內反對教條主義斗爭的影響，毛澤東的文章保持著一般性描述，因此在某些特定方面是抽象的。描述性：他的概念對應于具體的經驗。部分抽象：盡管這些概念帶來了新的希望，卻仍被大體上說成是一般性的辯證法規范，而不是當作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和歷史概念的必要含義。

　　阿爾都塞試圖說明的是，盡管毛澤東的理論構想尚未完全理論化，但它們是開創性和具有重要意義的(因而它們不可簡化為描述性的抽象)。前一點是顯而易見的。盡管毛澤東在文章中試圖將革命實踐的特殊性理論化，但他有意識地降低理論的地位：“在理論和實踐的矛盾中，實踐是主要方面”。這也致使必須重新論述理論的作用：毛澤東首先把理論視為具體革命實踐的抽象，其次才是社會運動規律的抽象“公式”。毛澤東并不否認理論或理解理論的必要性。有一次，一位(喜歡臆想)的觀眾提出那些在活動中具有本能“辯證性”的人，不需要讀書或理解理論。毛澤東在回應他時，重申了學習理論的重要性，沒有這樣的學習，就不可能將革命所面臨的多重現象綜合起來。他相信列寧所說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事實上，基于毛澤東的革命解釋學，理論在毛澤東思想中作為決定革命方向的根本指導而重新出現。

　　然而，革命實踐卻是另外一個問題。與阿爾都塞不同的是，毛澤東將實踐置于如此優先的地位。這可能也表明《矛盾論》僅僅是“部分抽象”，因為毛澤東的歷史主義(我指的是他對具體性和特殊性的強調)不允許理論超過某一特定點。它所產生的是一種解釋學：革命實踐不再由理論來預測，相反，后者則成為革命活動中“閱讀”歷史情境的指南。毛澤東對理論的欣賞本身就是“矛盾的”。他賦予理論的雙重含義意味著它立刻成為導向和工具：指引革命長遠方向的“向導”以及即時分析的“工具”。換句話說，理論是諸多矛盾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闡明問題和解決問題。這是毛澤東進行理論重構的關鍵。

　　《矛盾論》的世界是一個對立統一存在的世界，在那里統一本身可能只有依照無時不在的矛盾才能得以理解。在那里沒有一個實體是永恒的，因為矛盾之外沒有存在，甚至在矛盾關系之外，連矛盾自身都不存在。全部馬克思主義可能就是斗爭基礎上世界的概念化。然而，馬克思主義者已經采取不同方式來建構沖突、組織社會結構。在大多數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中，斗爭就是由有限數量的社會范疇(生產、生產關系、政治、意識形態等)構想出來的。就社會結構中的有效性而言，有人主張將這些類別劃分等級。但是，毛澤東設想的多元矛盾抵制這種等級化，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抵制使社會類別減少到一定限度的數量。當社會結構和歷史方向得以確定的時候，有些矛盾顯然比另外一些更為重要。然而，毛澤東并不否認那些瑣碎矛盾在社會動力中的作用(因而將它們化解為更廣泛的范疇)，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拒絕將它們等級化。通過相互作用，它們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總是處于不斷變動的狀態。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范疇的論述發人深省：

　　例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并不互相轉化。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

　　這就產生了一種因果關系的概念，這一概念用阿爾都塞的“結構有效性”(或者因果關系)概念可以較好的描述：即因果關系的概念沒有層次，只有在其建構相互影響時，結構才顯現出來，它通過如“原因缺失”的結構中介相互決定(阿爾都塞[1970]以毛澤東的矛盾觀作為自己思考因果關系的出發點并非偶然)。在這里，因果關系是武斷的：社會和歷史事件是多重矛盾復合的產物。毛澤東區別于阿爾都塞之處在于，他以歷史的方式去理解事態，而阿氏更傾向于推動事態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革命主體的角色對毛澤東的矛盾思想至關重要。首先，“多元決定論”意味著另類革命在其它革命形式中的可能性，因為這種形式是非常自然和開放的。換言之，其意味著一種開放的解釋性空間。它依照革命的目標，任由革命來解釋。這也是以抽象理論作行動指南的重要性之所在;如果沒有理論的幫助，革命在選擇長遠目標的過程中，勢必將遭受損失。其次，雖然它本身也是一種矛盾的產物，但革命實踐是矛盾結構的一部分，從而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將矛盾同革命目標緊密結合起來。以革命斗爭化不利為有利，是毛澤東矛盾分析的組成部分，這一點在他討論革命斗爭的軍事策略的文章中最為明顯。

　　毛澤東的另外一篇文章《實踐論》，在認識論層面更為直接地說明了解釋是革命活動的本質組成部分(或者說得夸張些，革命活動就是解釋活動)。表面上看，《實踐論》的認識論是經驗主義的。正如他提出的，認識開始于感性認識，這是“感知和印象階段”。由于感知可以被復制和積累，“在人們的腦子里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系，而是抓著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系了”(毛澤東也將這描述為“理性認識階段”)。獲取的知識將在實踐中檢驗其有效性，這導致了進一步的認識，在“感性認識一理性認識一實踐一感性認識”的不斷循環中，概念得以修正并回歸實踐。

　　如果毛澤東的認識論是經驗主義的，那么它也是一個活動家的經驗主義，他在以革命目標重構世界的過程中建構知識。雖然文章舉例認為認知可能是一個累積感性認識的被動過程，但文章總體上指向積極的認識論。毛澤東認為認知是具有階級特性的，同時他在理解世界方面對辯證唯物主義的運用明顯超過了其它可能的方法。毛澤東從知覺階段入手討論認知，但這并不意味著頭腦是一張可供知覺自行轉變為概念的白紙。這是因為心中已經有了用來組織感知的概念工具(內含于知識的階級特性)和闡明它們的理論工具。此外，他的認識論在獲取知識方面將某些特定的活動置于較高的地位(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并且知識也有一個明確的目標：“革命”。最為重要的是實踐，毛澤東始終在現實意義上使用實踐，在認知中是行為改變世界。雖然在毛澤東的認知觀中，“實踐”只是認識過程的一個階段，但是在他的思想中“實踐”著實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認知過程開端于實踐，而非感知(因為不同的實踐導致對世界的不同理解，毛澤東更加重視那些從生產和階級斗爭中產生的感知)。實踐同時也是感知轉變為概念的中介：“感性與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基礎上統一起來了”。《實踐論》的目標并不是主張庸俗的經驗主義，而是堅持認知過程中的實踐優先，以反對忽視革命具體實際的理論教條主義。毛澤東引用斯大林的話，認為：“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系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

　　《實踐論》可以被視為對革命解釋學需求的回應，一個月后，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做了進一步的闡釋。作為統一整體的組成部分，兩次論述在文本上彼此照應、互相印證。毛澤東將知識理解為闡釋，但又不僅限于此，正如下文所述：

　　“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種改造過的認識，不是更空虛了更不可靠了的認識，相反，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于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

　　本文關于毛澤東思想的最后一方面，是理論的本土化：通常被稱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者叫做“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更為恰當。在毛澤東思想的全部創新中，沒有什么比“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更加根本和內涵深遠了。在國家與社會主義目標的結合過程中，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或者推而廣之，“中國社會主義”)的縮影，它既是中國的，又是馬克思主義的。在毛澤東重構馬克思主義時也體現出這樣一種過程，即不僅要求全球馬克思主義中的中國聲音對中國革命發揮重要作用，還要對馬克思主義全球化帶來更加深遠影響。

　　同毛澤東一樣，其后的中國領導人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表述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斯圖爾特·施拉姆認為“中國化”是“一個復雜模糊的”觀念，這在對“中國化”相互矛盾的解釋中顯而易見。在一個極端，“中國化”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革命的運用而出現，甚至成為東方馬克思主義基本實踐的最終完成。在另一個極端，它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民族和文化空間的吸收。部分解釋則認為：“中國化”給馬克思主義帶來了中國“氣派”和“風格”。

　　毛澤東并不將馬克思主義視為“一張白紙”，但他思想中傳統哲學印記還是值得注意的。例如，在他對“實踐”的強調與儒家哲學實踐取向之間有相似之處;魏斐德曾經將毛澤東思想與王陽明儒家學派對“知行合一”的強調進行類比，而這一學派是毛澤東在激進主義的青年時代所推崇的。墨子刻更為直接地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來表達和實現相互依存的民族傳統”。史華慈考察了毛澤東政治道德中的儒家傳統的連貫性。只有在更為隱晦的層面，我們才有可能察覺到，毛澤東在中國人思想向《易經》和陰陽自然主義回歸過程中做出的變化永恒性的判斷，這一判斷認為惟有變化才是宇宙中永恒不變的。有些時候，毛澤東主張萬物相互包含的辯證法，更容易讓人聯想到佛學的，而不是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這些思想是毛澤東政治文化話語的組成部分，它們確實存在于毛澤東關于馬克思的論述之中，這一點不可否認。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毛澤東的思想中確實包含這些知識傳統，那么它們也是以革命實踐問題為中介，并通過其折射出來的。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直接經驗之間的關系不僅是對中國社會特殊結構特征的重新解讀，同時也是以中國本土話語進行的重新闡釋。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審視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最吸引人的是如何從國家層面來審視，他努力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一個在新的歷史情境下遭受身份質疑的國家--相結合。這就已經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群眾語言相結合，并以此將中國重構為一個真正國家。換言之，毛澤東尋求從日常生活維度將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層面進行定位。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在最深刻(與廣泛)的層面與中國革命經驗(比如游擊戰爭)緊密結合;這樣，馬克思主義群眾話語的第一次轉型與革命游擊策略同時出現，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毛澤東的觀念表達方式，是對矛盾關系內涵進行整合與分解的詳盡闡述：整合是因為萬物依據其它事物的存在而存在，因而呈現同一性的狀態;分解是因為凡事皆有其不可化約的特殊性，因而呈現區別或對抗的狀態。分析，包括對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的分析，必須對這一關系有全方位的認識。此外，這種關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同一性和特殊性都是事物的內在特征，相互排斥又彼此包含。整體與部分，以及部分與部分，不可能化約為一體。正如阿爾都塞指出，我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閱讀諸如游擊戰爭的抽象描述：為了游擊戰爭的成功，需要游擊隊員保持整體性，即使他們因地制宜地分散至不同地形中。在這里，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呈現為抽象范式的游擊主義。在其最為全面的層面，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意義之所在。

　　這一過程對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有何啟示呢?毛澤東對這一關系的闡述既是轉喻的，又是指代的(通過共同特質的內在關系的方式建構這一關系)。其結果是堅持中國差異性關系的概念，并且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具體化的體現。在“中國化”進程中毛澤東最親密的伙伴艾思奇，曾做過如下論述(一篇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之后發表于《中國文化》雜志的文章中，該雜志作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機構創刊于1940年)：

　　不單只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所以它就有一般的正確性，而且，第三，它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的指南，……這就是說，凡是有了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運動的國家和民族，也就有產生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中國化，是由于中國自身早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實際運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在中國自己的社會經濟發展中有它的基礎，是在自己內部有著根源，決不是如一般的表面觀察，……中國的無產階級具有極高度的組織性和覺悟性，有它的強大的黨，有近二十年的戰爭的經驗，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模范的戰爭成績。因此也就有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如果有人說，中國人自己沒有寫出很多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所以馬克思主義還是外來的，那我們就答復說，馬克思主義是把實踐放在第一位的，要問中國有沒有自己的馬克思主義，首先要問中國的無產階級和他的政黨是不是做了驚天動地的，推動中國民族的廣大人民向前進步的事業，中國的無產階級有了這樣的事業，并且在這些實踐的基礎上，已經產生了一些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真正著作，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馬克思主義是不能不依著各民族的不同的發展條件而采取著不同的表現形式的，它決不會成為全世界一致的國際形式直接表現出來。在現在，“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

　　中國共產黨所繼承的馬克思主義(馬列主義)，已經“突破”了馬克思主義在歐洲的原有的知識范圍。艾思奇的說法隱喻地承認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與國際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區別，但在此過程中也重申了中國與歐洲(或者其它地區)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在同一馬克思主義之內“部分與部分”的關系，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已非任何地區性的聯合。借代地講，他通過聲稱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本質上”代表整個馬克思主義，來重新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對于作為普遍統一的全球化馬克思主義話語同與中國本土相適應的話語的共同認知，表達了毛澤東馬克思主義及其所產生的中國化進程的基本特質。

　　二、第三世界的“毛主義”

　　1960和1970年代“毛主義”在全球盛行，長達十年的后殖民國家解放運動肇始于古巴革命，以1975年美國在越南的失敗而告終。其中，1968年是關鍵一年。我曾在其它地方指出1968年是第三世界年。在1968年前后，不僅“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處于世界政治舞臺的中心位置，與此同時，那些年作為典型的學生運動也將運動推向新的未來。處于“文化大革命”陣痛中的中國，在很大程度上與世界隔絕，但卻處于特殊的位置(地位)。1960年代早期，與中國有關的事件就開始影響世界，首先是中蘇分裂，接著是“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于1966年9月)。中國的革命經驗——具體化為毛澤東思想--不僅在菲律賓、秘魯、墨西哥、印度、尼泊爾、土耳其變成了范例，同時那些將自身定位為第三世界的美國少數民族，以及第三世界少數民族，例如土耳其的庫爾德人，再如第一世界的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澳大利亞和日本等幾個突出的例子，也都將其作為模范。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和“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在塑造1968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毛主義”的吸引力“之所以提升不僅因為其是‘有組織的模型’，還因為它可能提供了一個對俄國式共產主義和西方共產黨衰變的現實回應。自從1960年代初期中蘇分裂開始，中國開始成為另一種革命模式，對于很多學生來說，這是1965-1969年‘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副產品”。1968年是革命之年，“毛主義”所號召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成為對革命的堅定承諾，在部分后革命社會主義國家也是如此。

　　毛澤東對城市知識分子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而這些知識分子又是“毛主義”運動的領袖和主要成員。一些在“毛主義”運動中擔任領袖角色的知識分子不斷取得國際知名度，例如拉法埃爾·塞巴斯蒂安·紀廉·文森特，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恰帕斯一斯帕塔副司令馬科斯;何塞·瑪利亞·西松，1969年在菲律賓創立了新人民軍;秘魯光輝道路游擊隊的阿維馬埃爾·古斯曼;以及庫爾德共產黨的阿卜杜拉·奧賈蘭。其他例如印度納薩爾運動的查魯·馬宗達和土耳其的亞伯拉罕·凱帕卡亞，他們都由于政府當局鎮壓日漸強大的“毛主義”運動而于1970年代被警察殺害。盡管他們在官方史學中被中傷誹謗，但是運動的繼任者卻因此把他們作為烈士而緬懷。

　　“文化大革命”對革命純粹性的強調，毫無疑問是“毛主義”吸引這些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因素，表明了他們堅定的(某些情況下甚至是狂熱的)道德主義，這也是他們所主導的運動的另一特征。盡管如此，“毛主義”意識形態的“存在訴求”不應被僅僅理解為心理學的簡化論，正如Rabindra Ray在描寫印度納賽爾派領袖查魯·馬宗達時指出的：“查魯·馬宗達革命過程的核心‘階級仇恨’，是中心體驗”。不論人們是否贊成他們的行為，是否贊成他們的堅持，這些知識分子已經在它們所追求的事業中展現了極大的勇氣和信仰。但更重要的是，除了那些試圖詆毀他們的人，他們本身可能得到滿足感，或者當他們尋求同“群眾”或“人民”實現政治、社會和心理聯合時，他們心理的“缺失”即可獲得滿足;這種聯合的愿望同知識分子回應現實社會和政治需求的社會責任的信念是最終一致的。

　　1960年代的另一因素是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像西松、古斯曼和馬宗達這樣的知識分子都是首先參加忠于蘇聯的共產黨，繼而開始他們“毛主義”政治的。但是，這些黨派在上世紀50和60年代迅速轉向保守的改良主義。他們對革命真實性的堅持，“毛主義”不僅成為蘇聯共產主義的替代選擇，也成為修正主義或改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代替物，也是重新復歸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策略，如同半個世紀前列寧主義代替社會民主主義一般。

　　“毛主義”訴求的不一致性，成為其難以推廣與傳播的另一個因素。納杰兒·哈里斯曾指出：“在毛澤東思想的支持者中，對原則的認定不允許我們進行多重解釋”。

　　盡管如此，在“毛主義”運動中也有可能確定共同的主題，即使這種可能僅限于意識形態層面上。在探討秘魯的“光輝道路”的思想時，歐林·斯塔恩寫道，阿維馬埃爾·古斯曼思想(又以“貢薩洛思想”而聞名)有四個重要方面：最主要的是階級斗爭，反對帝國主義的必要性，黨的先鋒隊作用，以及對暴力的“普遍規律”的強調。他們的理解和內容帶有地方性，這四個因素固然是所有“毛主義”運動思想的特色，因為他們代表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方面，如果不是向馬克思的回歸，那至少也可以追溯到列寧。然而，毛澤東在1960和1970年代關于他們的論述，使得他們與國際形勢聯系起來。納薩爾派領袖查魯·馬宗達曾指出：

　　我國的人民民主革命只有以毛主席的思想為基礎，才能取得最后的勝利。一個人吸收和運用主席思想的程度，將決定其革命與否。而且，我們在農民、工人中傳播擴散主席思想的廣度將決定革命高潮的程度。這是因為主席的思想不僅是當今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且主席還把馬列主義本身發展到了一個全新階段。這就是當今時代是主席思想時代的原因。

　　“毛主義”主要論述帝國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問題，以及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問題。正如在最后一節所討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條件下的革命斗爭，改變了階級斗爭的性質，使其從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變為“人民戰爭”，一場民族統一戰線內所有愛國階級(無產階級和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國家資產階級)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地主和買辦階級的戰爭。在不久的將來，人民戰爭和國家民主革命將成為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就像中國革命一樣，在第三世界“毛主義”運動中，階級斗爭同民族獨立與發展問題將密不可分。如果民族主義適用于階級斗爭的話，那么對階級的關注則把社會維度引入民族主義，從而將“毛主義”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相區別。農民階級在這里更是顯得尤為重要。

　　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通過農村策略取得了成功。盡管共產主義革命起源于城市，但是勝利的取得則是以經濟改革將農民動員起來，并動員其參與到革命進程中完成的。擁有巨大人口數量的第三世界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也經歷了某種程度上的城鄉分化。由于它們的經濟被納入到了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因而這一策略具有很強的吸引力。正如何塞·瑪利亞·西松所指出的：

　　農民在農業占統治地位的東方是數量最多的階級，他們要求以民主革命來解決土地問題。無產階級及其革命黨能夠而且必須實現工農聯盟，以爭取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階段革命的勝利。斯大林曾指出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后備軍。毛澤東則進一步指出，工人階級是領導力量，農民階級則是積極跟隨工人階級的主力軍。

　　然而，農民在革命斗爭中還有另外一個維度。在中國革命中，農民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軍事主力，為中國共產黨帶來了勝利，完成了中國從帝國主義統治下獲得統一和解放的任務。作為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盡管“毛主義”革命者還在宣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但是如果農民反抗帝國主義的全球革命模式仍然發揮作用的話，那么，它還會被很多人認為是符合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區域和策略的轉移，同時也標志著革命重心從第一、二世界轉移到第三世界。

　　作為第三個主題，黨的先鋒隊作用是列寧主義的，這里特別要注意從列寧到毛澤東再到第三世界“毛主義”的轉化。列寧提出的先鋒隊概念，是對一些人更熱衷于追求經濟利益而非革命的回應。這導致在革命黨內部組織起堅定的革命者進行革命，并將無產階級帶動起來。先鋒隊作用在中國土地革命顯得尤為重要，對農民而言，他們對反抗行為具有天然的自發性，但是當社會主義革命來臨之際，他們的革命性比無產階級還是少很多。另一方面，農村地區嚴酷的生存形勢也帶了兩個重要轉變。首先，革命過程中大規模地動員農民，需要黨和民眾更緊密的結合，將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與“群眾路線”結合起來。其次，黨和軍隊緊密結合以應對游擊戰和運動戰的迫切需要，是共產黨能夠獲取勝利的重要因素。軍隊的成功政治化與黨自身的軍事化相伴相生，給中國共產黨增添了獨特的色彩。

　　三、目前形勢

　　1960年代的運動沒有消亡，它仍會激勵新的一代。雖然阿維馬埃爾·古斯曼仍在秘魯的監獄之中，但他的精神和運動似乎都不曾被撲滅。“毛主義”在尼泊爾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何塞·瑪麗·西松一直受到迫害而被迫流亡，他在遠離菲律賓的軍事活動后在荷蘭定居，但是他和他的新人民軍仍然活躍著。印度的納薩爾運動在新聞中還會時常被提及，現在它可以宣稱與菲律賓的暴動同樣持久了。同時，在2003年土耳其還成立了“毛主義”共產黨，“南亞‘毛主義’黨派協調委員會”也在南亞成立。

　　正在復興的納薩爾運動在這些運動中占有特別的地位，這不僅因為其規模，更因為它指向了基本的社會問題，而正是這些問題使得“毛主義”保持了鮮活的生命力。雖然一貫蔑視任何追求社會正義事物的《經濟學人》，把復興的納薩爾主義當作“原始的暴力的意識形態、承諾土地和解放”，但是它構成了從印度鄉村正在流血的傷口中新生的政治運動復興。而農村地區正成為了體現納薩爾派吸引力和獲得支持的源頭。如同另一位作者寫道：

　　這些人們是對“毛主義”革命思想絕對信仰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他們的觀念思維似乎無法改變。惟一可以做的，是嘗試決斷他們的追隨者。但這些追隨者相信國家已經失敗，惟一的希望在于追隨納薩爾派。……除非在農村地區從事一些激進的結構性革命，否則“毛主義”暴動就會不斷擴大。

　　這種結構性轉變可能發生的形式是另外-個問題。印度正處于全球資本主義的合并進程之中，這導致農村地區更加邊緣化，特別是森林部落和土著部落。如果這種邊緣化促使人民采用激進解決方法，那么國家經濟的“全球化”則更加難以遏制農村地區的邊緣化傾向。武裝斗爭夸大了納薩爾派的起因。另一方面，像羅伊這樣的著名公眾人物很有熱情，但是目前他們的吸引力似乎被印度的治理和腐敗問題所遮蓋，例如以Anna Hazare為代表的甘地主義運動。

　　這一次，“毛主義”自力更生的發展策略——承諾終結殖民主義遺留的對發達國家的經濟依賴——是第三世界激進活動之所以有吸引力的另一個根源。正如薩米爾·阿明一貫宣傳的，“毛主義”發展策略承諾將國家經濟從全球資本主義中“脫鉤”，根據本國而不是全球資本的需要進行重新建構。

　　因此，“毛主義”的遺產在印度仍然具有強大的持久力。Banerjee寫道：

　　印度目前的社會活動中的大多數進步趨勢(例如工作在貧苦地區的志愿組織的成長，或者媒體在揭露種姓制度和剝奪土地暴行中的作用，或者作為權益代表的人權活動家所主導的反歧視運動，扮演著諸多社會群體的代表)，可以直接或間接地追溯到納薩爾運動所提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