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歲高齡的周有光去世,被媒體褒為“有光一生”,“渾身有(發)光”;被現代化的微博扣以中國“漢語拼音之父”,戴以“古今完人”的桂冠。讀后,另筆者全身肉嘛,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周先生究竟是那一個毛孔發了“光”,又如何心安理得地當上了漢語拼音的“爹”?而被社會和新聞界廣泛接受的?此種知識社會怪象的深度影響何在?非常值得研究,待筆者評析如下。
先談談漢語拼音的“爹”究竟是何人?漢語拼音的研究始于上個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國一批留洋學人,特別是學習語言學和文科的青年知識分子,有感于學習漢語文字的艱難;漢語方言語音的多變,繁瑣,奇異而不利于口語溝通;以及外國人學習漢語發音和辨音的困難,認為有必要創造自己的拼音文字。他們在國內和國外發表的大量的學術論文和有關評論,其中較著名者不下數十人,到了上世紀的五十-六十年代,發展到了數百人,數千人;后來達到數萬人。在此不一一列舉。周某人不過是這數萬人之一員,談何“之父”也?
當時,中國的漢語文拼音化分成兩派,一派主張以日語的假名為藍本,一派主張用拉丁語系的字母為藍本。最后在民國時代,前者占了上風,因為留學日本的畢竟是多數派,所以類日文字母的中國“拼音字母”就被教育界廣泛采用了,并且一直沿用到1949年解放以后,連中小學的課本也普遍采用這種日語化的拼音體系,名曰“注音字母”。
周某人二十年代只短期留學過日本,恐怕也有所知。此人1923年在上海圣約翰大學學的是經濟學,在此領域一無貢獻,一無早就,后來在銀行里做過高級職員,發了點洋財。1946年被銀行短期派往歐洲工作過。解放后在上海財經學院任教。毛澤東和周恩來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非常重視中國的文字改革工作,新中國一成立,于1952年命吳玉章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并邀請了全國所有的著名語言學家參與漢字簡化和拼音字母科學化的工作,其中包括全國各地的漢學家,漢語學家,各個西方語言和東方語言的文字和語言專家,語音學專家,普通語言學權威來參加,靠集體智慧,創造一套更加合理,科學和先進的拼音字母和規范體系。此時的周某人還是個門外漢。他得知此信息后,作為一個業余愛好者曾發表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文字改革,支持當時主流學者的意見,采用西方拼音系統來取代日語的假名系統。由于當時參加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是全國各個主要大學的著名學者,許多還擔任國家各個部門的領導工作,委員會急需有人主持和參與日常工作,文字和語言學工作不是他的所學和所長,當初只是一種愛好。
周某人是50歲于1955年通過某關系才調到文字改革委員會做具體辦事人員的。1955年,“文改會”在全國收集到的拼音方案有六百種之多,最后委員會表決一致通過的基本方案的草稿是王力,黎錦熙等人提出的,同時又采納了許多著名專家,學者的修正案,研討一共持續了兩年之久,在1956-57年,經多次修正和討論后,由全國162名各類專家學者表決一致同意采用拉丁化的漢語拼音系統意見,同時把最后修改和綜合的漢語拼音新方案公布于眾。周某人只不過是“文改會”的一名工作人員,而且不是主要的成員,當時也不是這方面被公認的專家和學者,在中國語言學界也并沒有任何重要地位。從1958年到1961年,他做了一些文字改革方面的推廣工作,也參與了一些文字改革方面的教學工作,以后又在北大和人大講過有關文字改革的課,但不是這些大學的正式聘請的教授或老師。
所以,周某人非學者,專家,教授;最多不過是個新中國漢語拼音的推廣者,宣傳者和貫徹者。其后,他參加文革,下放五七干校,由于老專家都在文革前后一一過世,他自然成了“元老”,老大,如此而已。正如他在記者面前對自己個人的評價所說:我和“千千萬萬的人都是平凡的人,都是沒有大作為的人,都是隨波逐流的人,我就是其中的一個……”。筆者以為,蓋棺論定,這才是對他恰如其分的正確評價。如果,他在九泉之下還有點良心,他會站在學術的造詣方面繼續堅持這個實事求是的自我評價的。
那么周某人是如何在近二三十年來突然成了“學術爆發戶”和知名人士的呢?首功自然是他長壽的秘訣,如同目前不少領域的“精英”們一樣,老人都不在了,雖然沒有什么功勞,自然他當老大,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當然,這不是主要的,他的“爆發“主要便要“歸功”于他在國內和國外政治論壇上的所謂“敢言”和放毒。根據筆者收集的國外大量關于他的報道和觀察,在此僅僅列舉一二,供讀者和有識之士鑒別:
1、在國外比較正式的報道中,在他逝世后,看不到一條新聞,稱他周某人為“語言學家”,“大師”,“之父”。筆者唯一看到的報道是西藏在印度的達賴喇嘛所謂流亡a政府的“自由a西藏電臺”對他的稱呼的確是“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
2、根據德國和美國的報道,周某人曾出版的唯一大作便是,在他出名之后發表的“周有光文集”,共15卷之多。其中和文字改革有關的文章不多,真正有語言學和學術價值的論文為零。大多數文章和訪談都是關于他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中國政府,中國政策,中國歷史,中國人民,中國發展的歪曲,批判和攻擊。據外刊報道,由于文字和語言“走極端”,目前在國內這部書已被中國政府列為“禁書”。
3、維基百科稱:“2005年,100歲的周有光出版了《百歲新稿》,2010年,又出版了《朝聞道集》,2011年,出版了《拾貝集》。但由于出版物語言較為偏激,故而周有光百歲以后的多部作品被列為禁書。其作品及平時言論中表現出對中國共產黨的不滿,認為共產黨早已偏離民主的道路”。
4、在美國的所謂“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稱:周某人具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歷史進退,匹夫有責’的情懷,以及寧靜淡泊,生活清貧簡樸,思想無比富有的生活態度”。
5、美國報道:“2015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蘇培成稱周有光‘思考問題很清晰,敢于說真話、說實話’”
6、美國維基百科揭露周某人是不折不扣的親美派:“2009年,周有光去拜訪李銳,給李銳講了一個故事:“克林頓到西安參觀,碰到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談起話來,男孩子在電視中見過克林頓,就說你是克林頓,你領導美國。克林頓說,錯了,不是我領導美國,是美國人民領導我。這一句話就說明美國跟中國不一樣。”
7、BBC英國廣播電臺報道:“2009年周有光在接受英國廣播電臺的專訪時表示, 中國將來必須放棄共產主義,共產黨應退出中國舞臺。”
8、德國刊物報道,2009年周某人對西方記者說:“中國將來必須放棄共產主義,要從世界來看中國,不要從中國來看世界。中國人對世界太不了解了,好些人狂妄自大,很多時間競爭得很厲害。(這些)我們自己知道,人家也都知道。我們自己封閉自己。”
9、據美國刊物透露,我們可以看到,周某人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看法是多么膚淺和無知:“白話文詩歌到徐志摩成熟了,小說到沈從文成熟了。他們兩個標志著白話文的成熟。” 凡是對中國現代文學有所了解的中國人和外國人都知道,只是屁話。
10、西歐媒體報道稱:“2013年臺灣作家彭小明則認為:‘周有光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分子’”。
11、美刊報道:“2015年周有光110歲壽辰詩人邵燕祥說:‘他是當代難得的智者、仁者和勇者。’”
12、美國記者報道,周某人說:“馬克思的理論是錯誤的,馬克思的預言完全失敗了,馬克思已經沒有研究價值了。馬克思沒有看到資本主義,他寫資本論當然是胡說了。”
13、西方記者采訪時,在另一個場合,周某人又說: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是錯誤的,這在國外已經變成常識了。”
14、美國網站報道:周某人“在一篇題為《百歲學者周有光談政治》的訪談中說:‘毛澤東有古代的知識而沒有現代知識,你只要看看他家里面,他的書都是平放的,沒有一本豎起來的書,表示他一點現代知識都沒有。’(注解:線裝書易于平放,無法豎立,乃常識)”。
15、根據美國刊物報道,周某人有和王小波的“中國應該被殖民100年“的論斷有異曲同工之語:“2010年,周有光在《雙語言時代》一文中詳細介紹了英語的起源及發展歷史,并認為英語是“世界共同語言”,(中國)應該實行“雙語言時代”。請注意,此論調,世界上沒有一個有語言學知識背景的人可以說出口。
16、美國報刊報道的周某人復辟和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煽動“顏色革命”的言論如下:“只要一天離不開共產主義,中國就無法擺脫黑暗”;他更指出:‘中國若不能向自由民主和平過渡,將會有革命暴動,那是遲早的事情’ ”。
17、西方多家新聞社報道:“2013年3月,周有光表示中國須棄專制走民主路:‘中國不適合民主?這等于說中國人不適合吃西餐一樣荒謬。’ ‘貪官當然要抓,但抓了貪官不等于政府就好了,問題在于專制,不是貪官。專制下必然有貪官,民主制度下貪官少,因為人民可以講話,你做壞事我下次不選舉你,專制就不行。 ’ ‘我們的憲法規定得很清楚,人民有很多自由,但現在一樣都沒有;憲法上有民主條文,但是空的,沒有真的東西。大家希望它能夠慢慢開明。”
18、2014年2月《德國之聲》轉載德國新聞周刊《明鏡》引述周有光的話說:“我一生中只對一件事情感到遺憾,共產黨沒有遵守承諾,中國始終沒有民主。毛澤東搞得一塌糊涂。”
19、美國媒體報道:“已經109歲的中國學者周有光,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訪時直言:‘在中國,我們沒有言論自由。’ ”
20、2010年,周某人對西方記者說:中國 “ 都是政治,語言學寥寥無幾,美國強大非偶然,‘中國奇跡’是空談—”
21、根據英國記者報道,周某人曾說:“英文的《資本論》是“左傾”幼稚病的表現,需要夢醒。”
22、西方報道,“周有光文集”中說:“馬克思(他)的《資本論》所講的都是想像、推理。” ;又說 “階級斗爭是存在的,可不是你殺我,我殺你。勞動人民聯合起來,要求罷工,這就是階級斗爭,增加工資以后就趕緊工作,經濟就發展上去了。所有按照馬克思主義建設的國家都是窮得一塌糊涂。蘇聯自己搞垮了,朝鮮、古巴,沒有一個搞好。”
23、周某人在他的文集中還說:“毛澤東假如學多一點新知識,可以做許多好事情。他不僅沒有到外國讀書,看看他的書房里,都是平放的書,沒有豎放的書,他沒有新書,都是看老的書。他講的很多話都是秘書代他寫的,很對,結果他做的完全相反。他是言行不一致的。” (注釋:你周某人在國外讀過幾天書?讀的都是什么?文憑呢?)
24、外電報道,中國《財經》雜志提問說:“您理想中的現代化中國是什么樣的?”他回答說:“很簡單,我們必須走全世界共同的發展道路,走這條道路,中國會發展;離開這條道路,中國受災難。沒有第二條道路、第三條道路可走。”
25、美國刊物報道,周某人說:“(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澤東統治的中國并未遭遇大規模的外敵入侵和自然災害,卻因為統治者的愚昧、瘋狂和殘忍,導致數千萬人被活活餓死的慘劇。兩相對照,誰優誰劣,不言而喻。”
26、九十年代,新加坡大學邀請他去參加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他問一位英國教授:“許多人說新加坡是一個奇跡,你是什么看法?”英國教授告訴他:“世界上沒有奇跡,只有常規。什么叫常規呢?按照國際先進的先例來做,但有一個前提條件,這個國家要是民主的,要是開放的。” 這番對話給了周有光很大的啟發。于是周說:“當大家都說‘大國崛起’的時候,我要寫一篇文章叫《小國崛起》,我認為新加坡就是這樣的典型。”
這26個例子就足以表明,周某人是靠散布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毛澤東,反真正的社會主義,反中國共產黨,反對世界上所有的馬克思政黨,妄圖在中國進行資本主義復辟的急先鋒,他憎恨中國的富強和崛起,要中國進行資產階級再啟蒙,把西方的所謂民主和自由的普世價值強加給中華民族的民族敗類的極端賣國分子。他在語言學學術領域中沒有任何理論和學術貢獻,更不能稱為是語言學家,更不是什么“漢語拼音之父”,而是妄圖顛覆祖國,出賣祖國的“拼命小開”,“陰謀之娘”。
一個國家和人民“認賊為父”是何等的危險呀!畢福劍,鄧相超,袁騰飛都是為西方帝國主義充當再次殖民中華的急先鋒和特洛伊木馬。他們利用攻擊,丑化,污蔑,抹黑我們的英雄,我們的歷史,我們的驕傲,我們的領袖,我們的先驅,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精神財富,我們的成就,我們的歷史,我們的一切,來達到復辟,顛覆,瓦解,變色我們的國家,民族和希望。
中國近兩百年的歷史告訴我們的是,認賊做父,丑化英烈,西化我民族的語言,國必亡,族必衰,民必滅。衷心希望我祖國的人民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頭腦,不要再被這些花言巧語的普世哲學所欺騙,為周賊之流所誘導。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將永遠被人奴役;一個能容納叛徒的國度,只能亡國了;一個虛無自己歷史的小人,乃國賊也。周有光,本無光,拋光也不光;抹黑祖國和英烈的人,臉上那里來的光?
(作者系美國大學退休教授;【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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