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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關于TPP熱火朝天的討論中，大多數都是從宏觀層面解讀，其中的細節卻鮮有人關注。這也難怪，TPP的秘密談判過程一直神神叨叨諱莫如深，連反對TPP的希拉里都表示，她沒有拿到文本，所以很多問題都搞不清楚。TPP協議的保密性，可以說是美國這么多年來保密程度最高的。

　　凡見不得光之處，必有貓膩。“你穿得越多，我看得越透”，這不，維基解密的阿桑德就懸賞10萬美金獲得TPP協議的副本，公開了其中的幾個章節，一時間引起輿論嘩然。

　　從已經解密的內容來看，實際上TPP與以往自由貿易協議最大的區別不在于誰的關稅更低，誰的合作更深，而在于跨國公司對主權國家司法壁壘的破除，這個才是問題的關鍵。而國內大多數媒體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只一味地解讀為這丫就是沖著干掉中國來的。

　　在TPP的框架內，規定主權國家法律必須服從TPP協定精神(打破主權國家壁壘，關稅近乎于零，實現資本自由流動)，如果投資對象國的政府決策損害了外國投資者的權益，則投資者可以繞開該國的司法體系，直接向國際商業仲裁機構提交爭議，要求投資對象國政府賠償損失。這個超脫于主權國家之上的超級憲法，就是“ISDS”(投資者-國家爭議解決”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相比較于以前的爭端解決機制，TPP的ISDS將跨國公司的權力推向了一個高峰。例如目前世界銀行主導的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ICSID)中，允許投資者首先在東道國國內的法院打官司，并且國家接受仲裁可以不做概括性承諾，也就是說可以個案單獨接受。然而在tpp就全部取消了;WTO是通過國家代理跨國公司來打官司，但是TPP下的ISDS跨國公司可以直接告國家;WTO還有一個“面向未來，既往不咎”原則，即只要你自己改好就行了，不需要賠償。但ISDS還需要賠償。

　　這個賠償可不是一般的小打小鬧，甚至可以把一個國家罰破產。可參考“ISDS”框架下的阿根廷。

　　為了保護外國投資，1991 年 ， 一度被西方譽為拉丁美洲自由化改革明星的阿根廷，簽署了成立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 ( ICSID) 的 《華盛頓公約》 ， 1994 年 正式成為 《公約》 締約國。此外在幾乎所有雙邊條約中都完全接受了 ICSID 管轄權。

　　21 世紀初阿根廷陷入了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應對危機， 阿根廷政府通過了一系列法令， 強迫公用事業領域的外資不能再以美元記價;實行浮動匯率使比索大規模貶值等幾項項措施，使外商企業獲得的使用費貶值為原來的三分之一;同時阿根廷政府凍結了公用事業領域使用費的價格， 外商投資企業不能通過漲價抵消比索貶值給其帶來的損失。

　　于是30多家曾經參與阿根廷私有化改革的外商投資企業像食人魚一樣群起而攻之，向國際仲裁庭提起了針對阿根廷的上百億美元的巨額仲裁申請。雖然阿根廷辯稱采取處理經濟危機的措施是為了保全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 因此屬于條約重大安全例外的情形， 應予免責。然而仲裁庭卻認為，阿根廷的經濟危機還不足以導致阿根廷經濟和社會的崩潰，不能免責。

　　聯系到希拉里最近表態反對TPP的一個理由就是“我對匯率操縱(條款)沒有成為協議的一部分表示擔心”，可見資本的狼性有多么兇殘。

　　不要以為這和中國沒有關系。事實上，早在1993 年 中國就正式成為 《ICSID 公約》的締約國。如今，中國對 ICSID 管轄權已經經歷了從不接受， 到部分接受到完全接受的過程。并且，有很多法律已經被迫修改了。只不過普通民眾不知道而已。

　　“ISDS”的主導機構還是世界銀行，那么TPP框架下的擁有超級憲法權力的國際仲裁機構，又是個什么東東呢?根據宋鴻兵的爆料，該仲裁所位于紐約，主要是跨國公司的高管及其合作律師組成。事實上，TPP談判本身就不是美國政府和國會在主導，而是跨國公司和大財團在主導。談判顧問全部的成員大約有600多人，85%的成員都是跨國公司的高管和他們有關聯的大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這些人全程參與擬定具體條款。從媒體已經公開的信息看，跨國集團、金融機構、醫藥公司和建筑公司都對奧巴馬總統和國會施加了強大壓力。這些人是在70年代以后，在主權之上形成的特殊資本集團。產業鏈遍布全世界，資本在主權國家之間流動。

　　從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反對聲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支持的都是跨國資本及其代言人，而反對的除了傳統維護國家利益的保守政黨，主要是代表勞動者的團體以及左翼政黨。

　　在戰略上和TPP同等重要的、美國與歐盟的TTIP談判中，圍繞 ISDS條款歐盟內部展開了激烈的爭議，已成為歐盟運作TTIP談判的焦點，深刻影響著TTIP談判的進程與節奏。

　　從TTIP談判啟動之時起，美國決策層就一直要求將ISDS條款放入TTIP框架之中，可謂措辭強烈，態度堅決。另外歐洲社會的工商界上層人士，一直支持將其引入TTIP架構。

　　歐洲與美國工商界人士成立的“跨大西洋商業理事會”，歐洲最主要的幾個工商業利益集團——歐洲商會、德國工業協會和美國歐洲商會，都分別發表公開立場聲明，要求將ISDS條款引入TTIP談判。2015年1-3月間，歐洲銀行業聯盟發表了支持聲明， 由各大律師事務所和精英公司律師組建的游說集團“歐洲投資法與仲裁聯合會”也加強了對歐盟委員會的游說，旨在推動ISDS條款進入TTIP協定。

　　但是，歐洲普通民眾的看法完全不同。歐洲上百家民間社團，包括各類工會、農民協會、以及致力于環保、生物與資源保護和防治疾病等公益的民權組織，向美國和當時的歐盟貿易代表兩次聯名發出公開信，強烈要求在TTIP談判中撤銷有關ISDS條款的內容。

　　宣稱代表普通民眾利益的中左翼政治力量也在不斷造勢，加緊傳播自己的觀點。2015年2-3月間，“歐洲進步研究基金會”和德國左翼黨的“羅莎·盧森堡基金會”，作為歐洲兩大左翼智庫，聯合出版了一份調研報告，抨擊ISDS條款，認為其會破壞歐洲的民主，剝奪普通人的工作機會。

　　其實“ISDS”也不是TPP和TTIP的首創，已經隱藏在一些發達國家的雙邊協議里，只是不讓老百姓知道罷了。

　　根據沃倫提供的數字，最近幾年，在ISDS機制下進行的仲裁案數量急劇攀升。從1949年到2011年的62年里，只有不到100個ISDS仲裁案;而2012年一年中，就有58起。

　　這樣的仲裁案包括：一個法國公司起訴了埃及，因為埃及提高了最低工資;一個瑞典公司起訴了德國，因為德國在福島核電站事故后要放棄核電;一個荷蘭公司起訴了捷克，因為捷克沒有救助一家荷蘭公司擁有部分股權的破產銀行;美國煙草公司Philip Morris起訴了烏拉圭，因為烏拉圭發布了新的國內控制吸煙率的煙草監管新規。

　　毫無疑問，在多邊框架下的TPP，將把這種機制推向更大范圍，跨國資本對主權國家的挑戰將達到一個高峰。從前人們說是跨國企業，但今天的跨國企業實際上已經演變成為全球企業，獨立于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控制。如果廣大勞動群眾的反抗不能阻止TPP，那么我們將進入一個新的資本帝國統治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