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中,頻頻出現“化解房地產庫存”——如今這庫存賣完得十年!怎么解決?從中央到專家學者,提出了一個解決思路——讓農民工留在城里拉動居住消費。一是把過剩的房子變為保障房,政府變蓋保障房為發補貼。二是通過承包地市場化、宅基地換房等方式把農民徹底趕進城,恢復城鎮化速度。然而作者認為,這其實根本上只是為了恢復資本利潤率。在經濟下行背景下,農民工將會面臨大量失業,出現貧民窟。
現在“供給側改革”的政策熱點里,中央高層罕見頻頻表態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中國的房地產庫存有多嚴重?根據安信證券分析師的測算,有98億平方米之多(含已拿地未開工、未完工的),賣完得十年,怎么化解?
除了靠二胎外,從中央到專家學者,還提出了一個解決思路——讓農民工拉動居住消費。11月11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以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帶動住房等消費”。一些專家學者也紛紛鼓吹要釋放農民工的消費能力。中國社科院農業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認為,“目前2.7億多農民工在城鎮就業,但是買房比例只有1/100左右。如果啟動農民工住房消費,對內需拉動作用巨大。”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也公開表示“如果有70%的農民工能夠實現在城市里的購房轉移,消化當前的庫存以及保持穩增長還是有希望的。”看來,農民工兄弟要充當拯救房地產商的救世主了。
不過且慢,即使戶籍改革順利實施,農民工可以享受市民待遇,就能買得起房嗎?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農民工人均月收入才2864元,月均居住支出只有445元,即使有1%在務工地自購房,這其中還有一半是在小城鎮,對于化解三四線城市商品房庫存作用甚微(庫存最嚴重的在三四線城市)。
其實僅靠常識也可判斷,城市職工尚且有大量買不起房的,即使農民工解決了戶口問題,能夠享受公積金貸款、政府補貼等優惠政策,那點小恩小惠也根本負擔不起商品房。
所以從政府已經出臺的政策看,主要是怎么把過剩的存量房變為保障房:
政府:房子賣不掉,給我啊,買來租給窮人
今年三月,兩部委聯合下發通知,“將符合條件的商品住房作為棚改安置房和公共租賃住房房源。”也就是說,由地方政府采購房地產商或者業主手中過剩的商品房,充當拆遷安置房和公租房。這樣地方政府既能快速完成保障性住房的指標,房地產商能消化庫存,還能起到間接托市的效果,何樂而不為?
不過問題來了,首先回購商品房成本有多高?
以前我國的保障房建設一般都是由各級政府親自操盤實施的。按照住建部的測算,2011年政府操盤的平均成本,折合每平方米的成本也就是2166元(含所有支出)。按房價增速,2014年就算2500元,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全國的商品房住宅銷售均價則為5932元/㎡。很明顯,同樣的財政支出,回購商品房轉化的保障住房要少得多。
對于開發商和業主來說,還有可能不買賬。地方政府不會完全按照市場價格采購,根據新聞報道,很多是打85折。廣州在2009年的時候曾經由房管局出面,購買市區的小面積商品房作為公租房的儲備,但當業主得知政府的購房意圖后,立即提價,廣州政府因購房成本過高只好作罷。
即使采購順利,這部分成本是否會加到租戶身上呢?現在正處經濟下行期,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債務高企且進入還債高峰期,平白無故地多出這么多成本來,不可能全部自己消化,擔憂租金上漲并非沒有道理。
第二,商品房和公租房的定位不一樣,戶型、地段都相差很大,符合公租房條件的商品房比例又能有多少?
據媒體報道,現在政府的回購目標多集中在城市新區的一些商品房,由于位置偏遠、缺乏配套,開發商確實銷售困難,且自身資金無法周轉,不得已才與政府談回購。這樣的房子,對于農民工真的適用嗎?目前全國公租房空置現象嚴重,原因也是在此,地方政府只求完成指標,根本不考慮低收入者的實際需求。(《公租房遭"空置" 為何"叫好難叫座"》《全國最大保障房社區正在變成一座空城》)
第三,會不會暗箱操作滋生腐敗?2010年,深圳市計劃將9億元用于購置保障性住房,回購的大多是滯銷樓盤,其中,深圳豪宅代表作之一的"首地榮御"也被列入保障房回購計劃之中。這個樓盤當時的均價高達3.5萬元,戶型以三至四居為主,最小的戶型也有90多平方米。請問這房子真是給窮人住的嗎?在政府和開發商之間的這種交易中,很有可能,在市場嚴峻時以保障房之名,把開發商當初的行賄和官員的尋租,通過政府的購買返回給開發商。
其實政府回購商品房作為保障房的試點前幾年就出現過,2014年各地樓市庫存高企,部分二三線城市再次啟動了這項試點,但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正是以上列出的幾點。
所以難怪有人認為此次政府親自做起房地產市場商品房的買家,不是為了保障低收入人群,而是再次救市保土地財政。
房企:除了賣房子 還能當“包租公”啊
今年一月,住建部下發了一個指導意見,提出支持房企將其持有的房源向社會出租、從租賃市場籌集公共租賃房源。這不最近萬科也推出了長租公寓,“先租后買,租金可抵房款”。一時成為地產新聞的頭條。
以租代售,乍一看,是個好政策,不過細分析起來,這一措施很難廣泛推行。
直接原因在于以租代售資金回籠周期被大大拖長。根本性原因在于,中國的房租“太便宜,不劃算”。財務成本超過10%,讓租賃成為“虧本買賣”。
對此,北京中介人士還算了以下一筆賬,國內住宅出租的收益率在2%左右,即使是商業地產的投資回報率也才4%-5%,國內的高房價和較低的出租回報率,再加上房產稅、所得稅、物業管理運營成本等問題,“決定了開發商不會以出租持有房源的方式來解決去庫存的難題”,因為開發商要考慮回報率的問題。(《“以租代售”能解決高庫存難題?》)
那么資產證券化是否可以這一問題?
住建部在《意見》中明確,積極推進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試點。
所謂的資產證券化就是把房租未來的收益提前變現。REITs最主要的收益是從租金收入轉化而來的每年固定的股息收入。
羊毛出在羊身上,社會資金之所以愿意投資,就在于對未來的租金上漲有預期。亞洲地區最大型的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領匯,去年度整體續租租金調升率高達22%。
這就決定了REITs只適合租金收入高的一線城市的商業地產。對于盤活廣大低收入人群的房源,作用不大,物業配套價格上漲甚至會加重低收入者的負擔。
房企不是政府,不承擔公共職責,指望房企把大量房源拿出來作為沒啥油水的公租房,除非有實打實的好處,否則很難有動力。
從整體思路看,由于房地產“過剩”,現在中央不再鼓勵地方政府新建保障房,而是由市場提供房源,政府貼錢。
政府不敢再建房子,并不是沒有需求了,而是為了恢復房地產的利潤率,和倒牛奶的例子本質是一樣的。
但其實,通過市場化的手段來解決低收入家庭的居住問題,只能加重窮人的負擔。中國的住房不是供大于求,而是相對過剩,窮人不是不想買而是買不起房子。
最近幾年看似蓋了不少保障房,但其中真正給低收入人群的有多少?經適房兩限房等已經名聲掃地就不說了,最近兩年城市棚戶區改造“大躍進”,其實是因為拆遷可以獲得城市中心土地。住建部曾經表示,逾40%的“保障房”實際上只是提供給城市拆遷戶的安置房。2010年的國務院文件中還并列、相互獨立的“棚戶區改造房”和“保障性住房”兩個概念,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棚戶區改造房已經規劃成為了保障房的一部分。但實際上,棚戶區改造房除一部分用于回遷安置外,另外的部分大多進行商業開發或公共設施建設,并不起“保障”作用。從表面數據上看,2011年至2014年,全國累計開工建設的各類“保障房”超過3200萬套,今年底覆蓋面將超過城市人口的20%。但從2008年截至2014年底,累計開工新建實物公租房僅910萬套。只有這20%多的公租房才是跟農民工關聯最大的。
當棚戶區從城市地圖上抹去的時候,棚戶的所有者本地居民能獲得補償,而棚戶區的租戶們——那些進城務工多年卻始終無法獲得戶籍的農民工又去哪住呢?
農民:宅基地換房,賺了還是虧了?
說到底,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想讓農民工在城市住得下來,最關鍵的還是看農民有什么來交換。承包地和宅基地,是農民手中最大的資產。把這部分土地資本化,才能斷了農民的后路,徹底搬到城市居住,并且補償城鎮居住的成本。
2014年,承包地流轉總面積已占到農戶總承包面積的30.4%。2005年從天津開始,很多地區搞起了宅基地換房,真是了不起的制度創新嗎?其實不是,這跟城市拆遷并無二致。地方政府得大片土地,立刻以商業方式處置這些土地,獲得大筆土地轉讓收益。且不說這個過程中出現的腐敗和對農民利益的侵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斷了農民后路后,如果失業怎么辦?
中國的失業率長期保持在4%左右的低位,不管GDP是 20%還是7%,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農民工是不算在統計范圍內的。因為農民工家里還有房有地,失業了還能回家。
2008年金融危機全國約有2000萬農民工失業返鄉。農民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給國家減輕了多少“負擔”。
而現在我國正處于經濟下行周期,GDP增速破7%,企業大量倒閉。就拿吸納就業人口最多紡織業來說,2007年中國紡織服裝業上下游產業鏈吸納就業總人口高達1.7億,而今年上半年國內紡織服裝業迎來首次負增長。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外出農民工數量已經不增長了。
隨著人口老齡化,資源會更加向大城市集中,小城鎮將更加衰落。(國家統計局數據,2014年在外出農民工中,流入地級以上城市的占64.7%)2.7億農民工一旦全部留在城市,而且大量涌向大城市,就業崗位能提供多少?為了搶奪飯碗,等待他們的將是城鎮居民的敵視,農民工之間的廝殺。
從田間地頭走向城市的貧民,他們充滿了希望,想要放下鐮刀,拿起錘子,在工業的流水線上找一份光明的未來。但是,很不幸,迎接他們的,將是更為殘酷的現實。
無法解決的悖論
然而對于某些人來說,這就是城鎮化的代價。必須通過各種手段恢復城鎮化速度,以此來恢復資本的利潤率。
我們要注意一個大背景,就是城鎮化速度出現停滯。未來城鎮化主要依靠的農村年輕人口,已經開始下降,這是資本非常恐慌的。
不久前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做了《未來要讓農民工拉動經濟》的演講,認為“我們的增長速度下滑,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成本提高。那么,農民工是未來幾乎是唯一的勞動力供給來源,穩定住了農民工,讓他40歲以后還在城市待著,那么勞動力供給就增加了。拉動經濟的效果會非常明顯。”
聯想到之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在清華的演講,思路是一致的。所謂的人口紅利就是低工資。城鎮化就是通過讓農民工徹底地無產化,補充下降的勞動力供給,再次形成勞動力后備軍,壓制工資成本,恢復資本利潤率。然而這一邏輯存在很大的悖論:
從生產看,要靠過剩勞動力來壓低勞動力成本,保持經濟增速。
從消費端看,又要靠他們來消化過剩商品。這其實需要提高實際工資。然而資本的邏輯就是,既想馬兒跑又想馬兒不吃草。
更為悖論的是,農民工的工資上漲本身就是城鎮化的必然結果。農民被趕“上樓”后,在城鎮中養兒育女和撫養老人的現金成本必然急劇上升。
城市中下層和鄉村中等生活開支對比。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然而在資本的邏輯里,只考慮戶籍改革這塊的中央、地方、個人、企業之間的責任劃分,并當做改革的成本,但其實對于農民工來說,要想舉家定居城市,最重要的還是實際收入的提升。
按照2014年農民工人均月收入2864元的標準,即使全家都能享受社保,要想在城鎮養活全家人也是不可能的。
可以想見,如果讓農民徹底無產化,但又不能切實提高他們的實際收入水平,印度電影里充滿暴力、犯罪、疾病的貧民窟也將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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