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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世界政治格局的演變趨勢來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無疑是世界步入政治“新生態”的重要標志。危機的爆發使西方國家現有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種種深刻矛盾與缺陷暴露無遺。危機之后這些年，西方世界出現的政治對抗、金錢政治、決策不暢等政治頹勢更使得西方制度的政治能力和民主成色大打折扣。相比之下，30多年來中國以其迅速崛起的經濟實力、穩定的政局和高效的治理能力，大大提升了其在世界政治舞臺的政治影響力，已經成為全球和地區秩序塑造中的重要一極。在當前東西方權力格局正在醞釀深刻變革的大背景下，我們應基于中國發展的經濟和政治經驗，樹立自主意識，深入挖掘并彰顯中國的政治發展力與競爭力，適時推動和引導包括“民主化”研究在內的國際政治議程的轉向。

　　一、“政治西方”的頹勢與民主“一元論”的式微

實際上，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僅引爆了西方世界積聚多年的“金融泡沫”，同時也深刻地暴露了資本主義的政治弊病，戳破了西方世界長期以來引以為傲的種種所謂民主“神話”與政治“泡沫”。伴隨著“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政治格局中東西力量對比的變化，“政治西方”頹勢漸顯的大趨勢也正在不斷被歷史的發展所證實。2013年1月13日，德國《世界報》刊發文章指出，到2013年，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總量將首次降至世界經濟總量的一半。而在此之前的近兩三百年間，由少數歐美發達國家組成的西方世界一直雄霸全球。德國的《文學和社會的批評》雜志2013年第1期也推出了題為《西方黃金時代已去》的文章。文章指出，歷史上西方世界是相對于亞洲、中東和非洲等地的概念，不僅是一種發達經濟和生活的象征，也代表著一種政治和經濟模式。在“冷戰”時期，西方又是共產主義的對立面。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西方逐漸占據世界主導地位。到19世紀中葉，西方已經成為國際上的統治者。近兩百年是西方大躍進的時代，無論在經濟、文化，還是政治、科學方面，西方在所有領域都是領先者。但2013年前后，世界再次返回“正常狀態”：只占世界人口15％左右的西方，將重新把權力交給約占世界人口85％的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文章最后提出，西方如何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找到新的位置，將是一個新的問題。總之，西方世界在全球格局中相對位置的下降無疑是一個標志性的歷史事件，在近兩三百年從未有過的“大變局”中，世界政治的“新生態”正呼之欲出。

　　在“政治西方”顯露頹勢的同時，“民主”這一西方世界借以主導國際政治議程與話語權的核心武器也正在不斷走向式微。冷戰結束20多年來，“民主”一直是國際政治中的熱門話題。憑借對“民主”話語的壟斷，西方戰略家將其包裝成全人類的“普世價值”和全球性的政治標準。20多年前，柏林墻的倒塌等一系列事件宣告了“冷戰”時代的結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取得了政治、軍事和思想等方面的全面“勝利”。日裔美籍學者福山隨即發表言論，宣稱“人類歷史至此終結”，國際上意識形態的爭論自此蓋棺定論，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將一統世界。在福山頗具“使命感”的宣告中，對西式民主“一元論”的肯定與推崇顯露無疑。而在當今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中，“民主”也已經被毋庸置疑、天經地義地定義為通過舉行“自由、公平、定期的選舉”來選拔和確立政治領導人。從源頭上看，這種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要素的民主理論主要來自熊彼特關于“精英民主”的論述。時至今日，經過西方幾代理論家的不斷發展與完善，這種“一元論”式的民主理論及其制度已經被提煉成“民主”的唯一真諦，甚至已經被包裝成一種政治宗教，以“政治圣經和基本軟件”的形式，成為通過“軟實力”影響和操縱他國的“利器”。然而，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外“推銷民主”戰略的受挫，“顏色革命”泛起的“民主”泡沫一個個破滅，“阿拉伯之春”在經歷了初期的喧囂之后便迅速演變成“阿拉伯之冬”。在經歷了無數由“民主”所帶來的困惑甚至血與火的洗禮之后，人們不得不重新對民主問題以及以西式自由民主模式為標準來觀察衡量世界的思維模式進行反思。

　　二、對戰后世界政治中民主與發展悖論的反思

二戰結束后，伴隨著殖民主義的最終崩潰，廣大被殖民國家紛紛走上獨立探索本國發展之路。在世界范圍內，當年托克維爾所預言的民主化浪潮蔚然成風的日子看似已經到來。對于這一現象，一位西方學者曾不無興奮地指出：“民主的觀念和信仰比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要深入人心，發揚光大。的確，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尤其是在政治積極分子和政治精英中間，反民主的意識形態黯然失色。”然而，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在那些經歷過轟轟烈烈的民主化運動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西式自由民主并未落地生根，盲目的民主化不僅未能解決社會固有的一系列積弊，反而加劇了國家治理能力的衰退，嚴重影響了經濟的正常發展，并最終導致政局動蕩、社會失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

回顧戰后世界民主化的歷史進程，我們不難發現，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內部，民主已經被嚴重地“異化”甚至“神化”，失去了其本來的面目。因此，在當今復雜的國際政治環境下，我們有必要從思想和認識上澄清籠罩在民主問題上的迷霧，破除不切實際的“自由、民主”神話，樹立正確的民主價值觀和科學的民主發展觀，積極探索符合自身發展特點的政治發展和民主道路。

民主是成長的，多樣的，具體的，現實的，歷史的。近年來發生的西方國家的債務金融危機進一步暴露了“西式政治模式”的缺陷，國際思想界開始將視角轉向政治制度與政治道路的比較與適應上來。因此，無論是在民主化比較研究中，還是在勾畫未來政治選擇與國家治理研究中，都需要轉變“話語范式”。

　　1.強調民主發展的民族性和主權性。世界各國情況和文化的多樣性，決定了民主發展道路的多元性和形式的多樣性。因地制宜的民主形式才富有生命力，外部強加的民主模式往往只能是華而不實的“自由外衣”。民主不能強力輸出，完全照搬他國的民主模式是有害的。民主建設必須立足本國的歷史，必須與國情和文化相結合。各國的政治發展道路只能根據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來確定，而不應將一國的模式強行推銷給他國。冷戰后大量國際案例表明，鼓吹所謂民主萬能論、民主速成論、民主不戰論、民主和平論、民主同盟、自由之弧、民主至上論、民主救世說、西方民主普世說等說教站不住腳。

2.強調民主發展的歷史性和具體性。人類政治發展史表明，民主化是一個長期、復雜的發展過程，民主必須是因地制宜的，要符合社會政治進程和經濟社會發展程度。民主應是具體的，單一的民主化并不是一劑包治百病的救世良方。民主的發展，不能只憑人們的良好愿望，脫離國情盲目發展；更不能脫離民主賴以存在的實踐基礎，照搬別國模式。民主政治建設，最根本的是要正確處理好民主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與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相適應，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

3.強調民主的成長性和階段性。民主有其成長的現實階段性，民主發展既要有長遠的發展戰略，又要有近期階段性目標。民主政治建設是一個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長期過程，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有一個從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發展過程。民主發展是有條件的，要受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傳統、公民素質和人民政治生活習慣等制約，不能脫離社會的現實基礎和客觀條件。民主化進程應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步。民主的發展要有一定的“度”，要掌握好一定的“火候”，一定要為生產建設服務，民主的發展超過了限度，則會走向反面。實踐表明，忽視民主成長性和階段性的政治激進主義往往不會帶來民主，反而造成政局動蕩不寧。蘇東國家的“政治休克療法”帶來的只會是國家解體、民族分裂和政治衰敗。

4.強調民主與政治發展的關聯性和差異性。幾百年來，人類社會的民主進程充滿了艱辛和曲折。英、美、法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民主制度雖相對完善，然而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矛盾，打上了深深的“資本自由和金錢民主”的階級烙印。民主是有階級和有差異的。另一方面，政治發展是有序的，是一個統籌發展的系統工程，民主發展也有其成長的順序和維度。應當正確處理政治民主、政治穩定和政治效率三者的關系。法治、穩定、經濟發展與發展民主同等重要，不可偏廢。

　　5.強調國際關系民主化，促進人類文明進步與全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發展。國際政治中恃強凌弱，肆意干涉他國內政或壟斷國際事務是當代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表現，已經成為實現國際關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礙。宣揚“文明沖突論”、“新干涉主義”、“人權高于主權”、“新有限主權論”、“民主使命論”、“新民主殖民主義”、“新民主和平論”等都是對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挑戰，不僅無益于世界民主進程，而且給世界和諧帶來嚴重威脅。動輒以“民主、自由”劃線，甚至打造“民主同盟”，是在喚起“新冷戰”。而打著民主旗號，不惜訴諸武力，對他國進行“民主改造”，則是在破壞國際關系民主化，其目的是妄圖締造新的“超級強權帝國”。

　　三、中國道路的政治內涵與價值追求

對于世界政治發展與政治格局變遷而言，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迅速崛起無疑是引領世界政治格局步入新生態的中堅力量。因此，在揭示世界政治發展新格局與反思戰后民主化與政治發展悖論的基礎上，深入挖掘并揭示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內涵及價值追求，對于我們進一步認識、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豐富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成果并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話語權，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近年來，國內外關于“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討論越來越多。但細心觀察后卻不難發現，在熱議“中國奇跡”的背后，西方研究者寧愿多講“中國模式的經濟成就”，也不談或者有意回避“經濟成績”背后的政治因素或政治優勢。國際上一些中國問題專家甚至不惜精力，試圖從亞洲文化傳統等領域尋找中國成功的歷史密碼，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現實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等則選擇性地“失明”?？梢哉f，西方學界習慣了以西方政治標準來評價中國問題，他們或偷梁換柱，或盲人摸象，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對中國的“誤讀”或“誤判”。“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以西方政治模式和政治價值框架觀察和解釋當代中國問題，不僅很難全面理解中國模式的“政治內涵”，同時也不可能找到中國成功的“政治密碼”。更有甚者，部分西方主流媒體囿于“意識形態偏見”或固有的“冷戰對立”思維，不愿看到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經常假借“中國政治話題”來否定中國模式的發展前景，斷言中國的發展無外乎是“市場列寧主義”、“權威專制政治”或“獨裁重商主義”。他們認定，不民主、不自由的中國社會必然“崩潰”，不民主的中國發展模式是對西方世界的挑戰和威脅。

東西方陣營之間的“冷戰”結束后，有著13億人口的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沒有重蹈蘇共敗亡的覆轍，避免了蘇聯式崩潰和俄羅斯衰退的悲慘命運。不僅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經濟總量躋身世界第二，而且成功地實現6億多人口的脫貧。特別是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社會經濟制度和社會治理模式或碰壁或擱淺，國際上不少國家面臨著不穩定和不確定的未來。與西方世界面對危機的乏善可陳不同，中國以其積極有為的政治姿態和高效的治理能力，成功地克服和化解了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困境與挑戰。30多年來，中國經濟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著強大的動力，并以其穩定的政局和高效的治理能力影響著世界政治格局，豐富著世界政治面貌。中國發展的價值取向和經驗原則豐富了人類政治發展的內涵和理念，未來也必將在世界文明的圖畫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與西方國家一些學者繼續局限于“民主—專制”、“西方—非西方”的兩極對立思維模式不同，中國發展采取科學性的發展方式，沿著協調性的發展軌道，秉承著包容性價值理念，為當今世界的政治發展進程提供了非凡的答案。借助于發展價值的多元性、發展進程的包容性、發展理念的科學性，中國拒絕了國際上盛行的那些思想偏見和政治短視。中國政治發展顯示著強勁的政治競爭力和政治發展力，展示著良好的發展前景。

曾經把中國模式概括為“北京共識”的美國學者雷默在其《不可思議的時代》中文版序中寫道，中國遇到的挑戰，從規模來看，從復雜的程度來看，都是人類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改革的本性是會產生出從未見過的新問題。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創新，一種超越“中國特色”的創新。所謂“后中國特色”，是指中國將不再把國外的東西拿來，然后增加一些“中國特色”。中國創造出來的將是完全嶄新、自主的創新?！懂斨袊y治世界》一書的作者、英國學者馬丁·雅克指出，很多人仍舊認為，只存在一種現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現代性模式。當今的西方學術界再也不能用簡單的政治套話和二元對立的方法來討論中國的發展、特別是政治發展問題了。

實際上，中國在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上確實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中國注重立足本國國情，以人為本，注重民生，較好地處理了社會民主、個人自由、國家穩定和政治效率的關系，為經濟快速增長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積極探索出一條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政治路線。中國的發展很好地體現了發展目的的人民性、發展價值的包容性和發展方式的兼容性。在當今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下，中國的政治發展模式日益彰顯出獨特的理論價值。就發展的價值追求而言，當代中國政治發展表現出的是一以貫之的全面性、協調性和包容性。中國的政治發展沖破了西方固有的“民主—專制”的單一化思維定式和雙重標準，破除了“民主激進主義”和“民主原教旨主義”的干擾。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理念拒絕對“民主、自由、人權”等抽象化、簡單化的討論，有效地駕馭了“民主化”進程，超越了狹隘的西式“民主、自由”說教。在發展的實踐中，這種政治發展的概念與內涵正在不斷地豐富和完善。開闊的政治實踐視野，使得中國的思想者得以在政治發展的寬廣平臺上探討民主化和政治改革的方向和著力點。以全面、務實的政治發展方略提升政治發展力，以持續、穩定的政治戰略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政治競爭力和政治影響力，實現政治穩定、政治秩序、政治績效、政治動員、政治廉潔等指標的包容性成長。

　　此外，從外部關系上看，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理念要求政治發展的進程及其表現應當有利于經濟發展、文化進步與社會和諧。提倡政治發展的“包容性”絕不意味著拒絕一般意義上的“民主”。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發展道路應當是以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理念來推動民主政治的進步，通過政治發展解決社會問題，并且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政治保障。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理念強調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文化發展、社會發展及人的發展之間的平衡，強調政治發展應當有利于經濟發展，有利于社會公平和正義，有利于人與自然的和諧，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諧與進步。

　　四、國際上政治與民主領域的評估：歷史、現狀與問題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人們所處的經濟社會環境也在發生著革命性變化。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日益發展的今天，針對政治發展的不同層面開展進一步的評估與測量的做法在國際社會逐漸成為一種新的重要趨勢。以民主為核心的政治評估不僅涉及對一國或地區政治發展成果、績效的認識問題，更直接關系到一國在國際上影響力和話語權的強弱問題。因此，無論是從國內還是國際因素考慮，關于民主評估的研究與實踐都應引起各國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高度重視。

二戰結束以來，伴隨著第三世界國家轟轟烈烈的民族獨立浪潮，整個戰后世界的政治發展格局也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相對于歐美等發達國家而言，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在政治發展領域面臨的任務和道路無疑顯得更加艱巨而漫長。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對實現政治發展的愿望和要求更加迫切。在爭取盡快擺脫經濟上貧困落后的局面的同時，這些國家要求在政治發展領域盡快實現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因此，無論從國家數量還是現實的發展任務上看，占據世界國家和人口數量絕大多數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無疑是戰后世界政治發展進程的主角。然而，廣大發展中國家雖然占據了世界政治發展舞臺的中心位置，卻并沒有在相應的話語權方面取得主動。戰后至今，在民主化及其測量與評估領域所呈現出的始終是一種由西方發達國家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西強東弱”、“北強南弱”的基本格局。面對西方發達國家在民主評估領域的強勢地位，廣大發展中國家或者被動地接受這一既成事實進而被納入西式政治評估的話語權下，或者在政治發展評估領域雖有所嘗試和努力但卻被迫在西式話語霸權之下被動性地“失語”。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面對國際政治發展評估領域的這一扭曲局面，只有站在全面、客觀的立場之上，從政治發展尤其是民主化的多個側面出發，反思并破除對西方在民主評估領域強勢話語的迷信，才能更好地拓展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政治評估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不斷推動廣大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進程的順利開展。

從本質上講，戰后民主評估的核心問題主要在于民主概念被簡單化甚至被異化為選舉民主。實際上，在當今國際上有影響力的民主測評指標體系的背后，體現出的正是西式自由民主模式的核心“軟件”——選舉民主。可以說，自熊彼特式的精英民主在西式民主中確立統治地位以來，選舉民主的觀念已經完全滲透于西方的政治文化之中。這種對民主極簡主義式的理解認為，民主至少應該具備一條普遍的、本質性的特征，即一國的最高權力必須能夠通過自由、公平、定期的競爭性選舉實現更替，而這種更替主要通過代表不同利益格局的政黨之間展開。此外，除了對選舉民主的“迷信”，當前西方民主評估還存在著另一個重要缺陷即意識形態偏見。在西方占據話語霸權的背景之下，戰后至今的國際民主評估雖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仍然問題重重，難以從根本上反映戰后全球政治發展的全貌和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們對政治發展評估的多樣化需求。

時至今日，在國際民主評估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和絕大多數話語權的仍然是歐美發達國家的少數機構，它們幾乎完全把持了對全球范圍內民主自由狀況的話語權，肆意揮霍著對全球民主自由發展狀況的解釋權和建議權。以“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評估報告和英國經濟學人情報社的“民主指數”為例，它們均通過選取一定的衡量指標來對世界范圍的各國政體的民主程度進行劃分。可以說，無論是前者中的“自由”、“部分自由”與“專制”，還是民主指數中的“民主”、“部分民主”、“混合政體”與“獨裁政體”，其背后體現的都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義偏見。在這一意識形態偏見的影響下，不同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體制往往會以“民主—專制”二分法的形式而被簡單甚至粗暴地貼上各種標簽。

例如，“自由之家”2015年度的全球自由評估報告以西式選舉民主為核心理念，延續了其在民主、自由標準問題上的固執以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民主自由狀況一貫的歧視與偏見。該報告在其開篇前言中就歷數了2014年全球民主狀況惡化的種種表現，包括對克里米亞危機中俄羅斯的指責以及對埃及、土耳其、中國等國家民主自由狀況的“擔憂”。對于中國自十八大以來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該報告不僅視而不見，反而習慣性地將問題的焦點轉移到對中國政治體制的批評之上，聲稱中國近年來在沿襲威權體制的基礎之上又加大了對包括互聯網、民族宗教、國家安全等多方面的控制力度。相應地，在其列出的一份對個別國家民主自由狀況得分的加總排序中，中國在15個選定國家中以17分位列最后一名，遠低于烏克蘭的62分和泰國的32分。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在這份排名表中，伊拉克的得分為24，埃及的得分為26，也均高于中國的得分水平。在肆意對他國進行評判的同時，該報告對美國的民主自由狀況卻語焉不詳甚至避而不談?？梢姡谄娴拿裰饔^念與濃厚的意識形態偏見的影響下，“自由之家”及其全球自由評估必然難以對世界各國的民主、自由狀況作出客觀、科學、全面的評估。相反，其所形成的最終評估結果還極有可能會被持相同或相似政治立場的媒體或公眾人物所利用，進而淪為干涉他國內政以及誤導國內外民眾的一種政治工具。

　　在英國經濟學人情報社2014年度民主指數報告中，其對全球民主自由狀況的總體評價也鮮明地體現出了西方強勢話語權下的傲慢與武斷。該報告指出，目前全球有近一半的人口已經生活在各種形式和程度的民主政體之下，但就“完全民主”的角度而言，這一數量僅有12.5%。與此相對應的是，還有近26億人口也即超過1/3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各種形式的專制與權威之下。在此，該報告還刻意強調指出，作為占世界人口1/5左右的中國顯然在這26億人口中占據相當大的比重。由此可見，在掌握強勢話語權的少數西方評估機構的肆意解讀下，全球民主自由發展的真實狀況被刻意地歪曲并進行了選擇性解釋。也就是說，在西式自由民主模式的價值預設之下，符合這一理念和實踐的即被定義為“民主”和“改善”，不符合的則被肆意貼上不民主、不自由甚至獨裁等標簽。這種對民主、自由的簡單的標簽化式的理解顯然難以反映全球范圍內不同國家和地區民主、自由發展的真實狀況。

　　五、積極開展政治評估，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

如前所述，國際上一些國家或非政府組織熱衷于全球范圍內的政治評價或排行。由于西方大國主導著話語權，這類政治評價排行多是反映西式“民主、自由”的政治價值觀，而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卻不得不面臨“被排名、被貶低”的尷尬。面對以民主評估為主的國際政治評價領域中“西強我弱”的不利局面，我們有必要結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取得的巨大發展成就，以強調政治發展力和競爭力為突破口，積極開展國際政治評估領域的相關理論與實踐研究，不斷提升中國在這一領域的話語權和競爭力。

　　1.西方評價指標體系不能真實反映世界政治發展面貌。國際上各類評價指標、指數及排行雖名目繁多且花樣不斷翻新，但當前國際政治測評領域呈現出的，仍然是一種西方唱“獨角戲”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持續性“失語”的扭曲狀態。這種以西方國家價值觀體系和政治現實為依據的評價體系，大多充斥著西方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固有的“傲慢與偏見”，因而也必然無法真實反映世界政治發展的面貌與內涵。可以說，現有的西方評價指標體系無論從評價指標的選取，還是從發布機構的屬性，以至到其發布背后的動機等方面來看，無不帶有濃厚的西方意識形態色彩甚至是政治意圖背景。

2.西方“排行榜外交”的實質是企圖壟斷世界政治的話語權。當今世界，思想政治領域的較量與斗爭日趨白熱化。在西方各類政治排行所謂“客觀”、“中立”的表象背后，折射出的是日益激烈的國際話語權較量以及更深層次的政治斗爭。目前，國際政治領域的排行至少呈現出以下三大特征：一是有著強烈的意識形態屬性和戰略意圖；二是多以西方政治模式為樣本，借用選舉、多黨競爭等為指標來評判；三是西方世界掌握了評價標準制定權和話語權，多由非政府組織、媒體和大學、研究機構一起發布。這實際上是西方世界借助打著學術研究和客觀評價的幌子，利用“民主、自由、人權”等片面性指標對世界各國進行政治排名，借以塑造自己道德上“高尚”和政治上的“優越”，貶低、影響甚至操縱他國政治。借助上述政治評價和排行榜，西方大國混淆國際輿論，推行所謂“排行榜外交”，打著“民主和人權”的幌子，借機向非西方國家搞“民主人權輸出”，最終實現其的地緣政治利益和遠期的戰略意圖。

3.評估世界政治需要“中國標準”。為全面展現東西方國家的政治特色和優勢，爭奪國際政治話語權，展示中國的軟實力和政治競爭力，我們迫切需要通過全面、客觀與科學的比較研究和數據分析，對全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歷史和現狀進行科學的考察與評估，并在此基礎上研究制定出具有中國特色并兼具國際解釋力的、強調綜合性政治發展力和競爭力的、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世界政治發展（力）評價和測量體系”。

　?。ㄗ髡撸簭垬淙A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研究員；趙衛濤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