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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理論學術研究觀點要覽

點擊：  作者：王潤澤、王魯亞    來源：北京日報  發布時間:2016-01-09 17:28:23

 

 

 　　哲學篇

　　強調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魂　警惕以非意識形態化方式"創新"馬哲

　　有學者提出，之所以強調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魂，針對的是一段時間以來出現的試圖以非意識形態化的方式"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傾向。糾正這一偏向，不僅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能否健康發展，而且關系到科學看待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有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作為共產主義思想體系這一點這些年被淡化了，而作為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基礎的哲學，則更是長期疏遠了共產主義。這種疏遠盡管在某些方面是出于誤解，從而把共產主義視為只是一個與哲學沒有什么關系的政治概念，但從根本上說，則是用非意識形態化的觀點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必然結果。

　　正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　反對文化虛無主義防止保守主義思潮沉渣泛起

　　有學者提出，目前在中國大地上，傳統文化研究和宣傳熱潮高漲，儒學重新成為顯學。這使得有些理論工作者感到迷茫，意識形態領域陷于兩難：似乎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就是貶低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反之，則應把馬克思主義請下指導地位的"神壇",重走歷史上尊孔讀經、以儒治國的老路。這種非此即彼、冰炭不可同爐的看法，理論上是錯誤的，實踐上是有害的。有學者指出，不要抽象地爭論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尤其是非歷史主義地爭論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高下優劣。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反對蔑視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虛無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中得到思想資源、智慧和啟發，但也要防止以高揚傳統文化為旗幟，反對馬克思主義、拒斥西方先進文化的保守主義思潮的沉渣泛起。

　　當前主流意識形態地位穩步提升　非主流意識形態逐漸失去影響力

　　有學者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和影響力穩步提升，處于明顯的優勢和主導地位：主流意識形態的公信力和認同度提高了，這種公信力和認同度來自于黨中央推行的一系列治黨治國治軍舉措;主流意識形態的引導力和掌控力增強了，多年來與主流意識形態挑戰爭鋒的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普世價值論、西方憲政論、歷史虛無主義等非主流意識形態影響力下降;國際上的"中國崩潰論"、"中國失敗論"等漸趨式微，"中國威脅論"、"中國爭霸論"盡管有所抬頭，但由于中國推行和平共贏的外交政策，這些論調也難以贏得多數人認同;主流意識形態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拓展了，充分展現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博大自信和蓬勃生命力。有學者認為，非主流意識形態在時代大潮淘洗和實踐檢驗中逐漸失去影響力，同時呈現出新的特點和態勢，繼續以變化了的內容和方式持續挑戰主流意識形態。學者們認為，當前是鞏固和創新主流意識形態的大好時期，要在新的實踐中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破除"西方制度迷信"　防范抵制文化霸權

　　學者們認為，"顏色革命"與文化霸權同屬西方和平演變戰略之下，已成為資本主義強國推行新霸權主義的基本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改變特定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或政權組成。有學者認為，各國國情、政情、民情等不同，照搬西方的發展道路與政治制度模式，不僅不能達到社會變革的目的和民主的期望，反而會導致國家的亂局，必須在觀念上"去西方化",破除"西方制度迷信",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與制度模式。有學者認為，全球正處在大動蕩、大變革時期，如果發展中國家不小心掉入"顏色革命"的陷阱，整個社會將會為此付出巨大代價。防范"顏色革命"、抵制文化霸權、防止和平演變，是社會主義國家和所有期望全球化進步的人民的共同任務。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李建國)

　　政治學篇

　　國家治理現代化取得了成就　國家治理體系現代性仍不足

　　有學者指出，國家治理能力是國家治理體系運行的結果。經過近兩年的全面深化改革，我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具體包括治理理念現代化、頂層設計系統化、重點領域制度化和治理技術多樣化。但是，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性依然不夠，具體包括：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效性不高、國家治理能力建設仍然滯后、虛擬網絡空間正在對我國的社會穩定和政治安全提出嚴峻挑戰。有研究者強調中國推行以"國家治理"為核心的改革，應該體現如下特點：第一，以國家整體績效為立場，關注國家總體競爭力和國家治理的有效性;第二，以現實問題為導向，把法治化視為改革的核心內容，更加強調國家的自主性、統一性和權威性建設;第三，以現代文明價值理念和規則為標準，改造國家治理體系，貫徹公平正義、民主協商原則，實現依法治國。

　　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質性步驟　落實依法治國必須正確處理黨和法的關系問題

　　有學者指出，依法治國是中共由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質性步驟。民主與法治不可分割，必須整體推進，沒有民主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法治最終是為民主服務的，法治根本的作用還是保障公民的權利。許多學者指出，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下，貫徹落實依法治國首先必須徹底解決黨和法的關系問題。黨的領導并不排斥依法治國，依法治國恰好體現了黨的領導。依法治國是黨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黨必須自覺地接受憲法和法律的規范，自覺地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

　　政府與其他治理主體構建合作共治機制　政府向購買公共服務職能轉變基本路徑

　　有學者指出，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和任務是建設有限、有為、有責、有能和有效的現代政府，并構建政府與其他治理主體的合作共治機制。政府職能轉變有三重使命：第一，實施政府的自我革命，減少和簡化政府權力，以放權實現簡政，以減權促進增效，以簡權促成繁榮。第二，改革和調整行政管理體系的內在權力結構和權力關系，以優權催化優能，以督權推進履職，以限權達成歸位。第三，政府治理現代化取向要求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的結構性共治。有學者指出，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服務是轉變政府職能、創新政府治理方式和推進社會事業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是優化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的重要路徑，其主要任務在于建構公共服務社會企業的競爭性關系、完善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服務的制度機制、強化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服務過程中各主體的能力以及建設理性的社會信任。

　　協商民主在政治現實和政治理論中深化　協商民主實踐為中國特色民主提供契機

　　有研究者認為協商民主是中國建構現代國家過程中所形成的重要政治創造，內生于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長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探索，不僅為中國革命勝利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且為超大規模國家的平穩轉型、有序發展以及有效治理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有學者指出協商民主成為理論界和黨政部門的關注熱點，一是因為協商民主本身的重要性，二是協商民主比較切合中國的國情。對話、磋商、討論、聽證、交流、溝通、審議、辯論、爭論等協商民主的各種形式，其實都是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重要渠道以及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不可或缺的環節。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張寧)

　　經濟學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注重結構優化　開啟經濟恢復增長動力的新周期

　　有學者認為，供給側改革的目的是側重于企業微觀機制的重構，提高要素和資源優化配置，進而提高經濟效率。有學者認為，供給側改革意味著中國將實行新計劃經濟，即：所有的生產都會按照消費需求進行，未來的每一件產品，在生產之前都知道它的消費者是誰，并且知道這件產品的標準是怎么樣的。也有學者認為，供給側改革不是回到計劃經濟，而是要在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實現直接調控與間接調控的有機結合。有學者認為，供給側改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需要供給和需求兩側的互相銜接與良好配合。還有學者認為，從注重需求側到強調供給側，明確供需兩端同時發力，這是決策層對未來宏觀調控政策達成的重要共識，這將有助于開啟中國經濟恢復增長動力的新周期。

　　發展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　探索符合經濟規律的制度

　　有學者認為，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經濟關系及其運行規律的科學，是觀察和分析經濟社會的望遠鏡和顯微鏡。有學者認為，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發展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重在掌握和遵循經濟規律。經濟規律有多個層次的內容，遵循經濟發展規律應掌握和遵循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經濟規律，如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狀況的規律和生產力自身發展的規律;要掌握和遵循幾個社會形態中存在的經濟規律，如商品經濟規律、市場配置資源的規律;更要研究掌握和遵循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特有規律。有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保持和增強生命力，必須研究這些經濟社會發展變化情況，必須科學回答當代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系列問題，必須增強自己的有用性和解釋力。要汲取和借鑒包括西方經濟學在內的各門學科一切可以借鑒的東西，從更廣闊的視野審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努力跟上實踐發展的步伐。有學者認為，提高經濟治理能力、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離不開科學的制度保障。完善制度，使制度安排符合經濟規律，就要用好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我們遵循規律治理經濟提供了體制基礎，也提供了相應制度安排。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政治經濟學研究成果起到了重要作用。

　　實施精準扶貧方略　遏制貧困代際傳遞

　　有學者認為，扶貧首先要找準扶貧脫貧的最佳路徑，實施精準扶貧，首先應解決"扶持誰"的問題。實施精準扶貧，必須以改革創新投融資體制機制為動力，多渠道、多手段、多方式加大扶貧投入。要努力提高扶貧資源的配置效率。有學者認為，實現物質脫貧首先要精神脫貧，只有具備想脫貧、想致富的信念、追求和勇氣，才能把理想變為現實。還有學者認為，用教育有效遏制貧困代際傳遞，治窮先治愚，扶貧先扶智，教育扶貧是扶貧開發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從根本上實現貧困人口脫貧致富、遏制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途徑。

　　落實"一帶一路"　推動雙向開放

　　有學者認為，隨著"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已逐步成為資本凈輸出國家，這對雙向對外開放提出更高要求。有學者認為，把"一帶一路"、亞投行、自貿區等戰略規劃落實到位，就要繼續轉變我們的對外貿易發展方式，從"大進大出"到"優進優出",從供給側改革入手，在對外出口領域改變需求減弱的現狀，以優秀的產品撬動別國的購買欲望，優化我們對外出口的產業結構;一方面我們在利用外資上不會再"來者不拒",另一方面則是我們還是要給外資吃"定心丸",積極提供各種服務，有方向地歡迎和鼓勵外資進入。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孫詠梅)

　　社會學篇

　　將社會治理與社會建設結合起來　從一元管理到社會治理轉型仍難

　　有學者指出，中國社會學界的研究，在理論上繼續深化的同時，開始將社會治理與社會建設結合起來，將社會服務與社會行動結合起來，逐漸走上了理論聯系實際的道路。但研究同時也指出，中國社會組織還很少，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區，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界限，還很難分清。甚至于很多社會組織還不夠成熟，難以承擔其本應承擔的職責。這就是說，從社會管理的一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多元治理之間的轉型，在理論上易于說明，但在實踐中卻實難進步。

　　中小城市空殼化消解戶籍政策配置效力　城市新二元結構埋下社會治理風險種子

　　研究指出，最近幾年，一方面政府加大了戶籍制度的改革，另外一方面也推進了居住證制度的實施，甚至于在積分落戶方面，各地政府也出臺了多項規定。但在將城市區別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而分類施策時，卻也使絕大多數就業于百萬人口以上城市的流動人口尤其是農民工的落戶需求與政策供給之間出現錯配。政府希望通過政策性導引，讓農民工就近就地落戶轉變為城里人，并讓他們在中小城市購物買房拉動消費，但中小城市產業空殼化趨勢所形成的市場推力，卻消解了政府政策配置的效力。畢竟，絕大多數流動人口主要看重的是就業的收入。如果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收入遠遠高于中小城市，農民工就不可能回流到家鄉。因此，東部經濟發達地區仍然會成為年輕的、學歷較高的、具有創新精神的勞動力的流入地。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就變相形成城市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的新二元結構。而這個二元結構，又在區位分布上形成城市中心區與城鄉結合部的張力，給未來的社會治理埋下風險的種子。所以，在戶籍制度改革僅僅限于將暫住證升級為居住證，并讓居住證承擔積分職能的情況下，農民工市民化的重點就取決于地方政府包容性社會政策的配置力度。

　　中等收入群體龐大而不定型　消費社會牽引出供給側改革

　　學術界在近期研究中，經常使用的熱詞有中產階層、中等收入群體、社會中間層等，其表達的內涵基本一致。這就是說，中國正在形成一個非常龐大但也不成熟的中產階層。在階層結構的轉變中，中國的消費結構也從原有的模仿式排浪型轉變為個性化、多樣化。因為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迅速變化導致了消費結構的迅速變化，但消費品的生產與供給市場卻依然如故，所以，其一方面抑制了需求端的改革，另外一方面將龐大的內需轉變為外需，導致中產階層與先富階層發展出了出國旅游與購物旅游。在中國社會從工業社會轉變為后工業社會的過程中，只有認識到消費社會的來臨及其影響，才能夠適應這一重大轉型而發展出供給側改革，并解決當前消費領域存在的諸多問題。

　　城鄉收入差距趨于縮小　居民收入差距趨于擴大

　　雖然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基尼系數緩慢下降，近期達到0.471左右。但學術界提出的基于抽樣調查得到的基尼系數卻依然高高在上，個別數據甚至高于0.5.大家在討論中得到的一個基本結論是：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的確有縮小的趨勢，但收入最高20%人口與收入最低20%人口之間的差距，依然缺少有效的縮小機制。另外，學術界的研究還發現：城市內部常住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擴大趨勢，農村內部常住人口的收入差距也有擴大趨勢。所以，應該在經濟治理和社會治理上，密切關注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新問題。一些改革仍然走的是"增量改革"的老路，在解決老問題的同時，又增加了新問題，沒有起到二次分配縮小收入差距的功能。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張翼)

　　倫理學篇

　　在國際視野下看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關注文化傳統的內在價值和綜合繼承

　　中華傳統文化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響著中國未來的發展。有學者指出，我們要在現代國際大視野下關注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問題。國際視野下的中國道路，有兩種視野，一個是橫向的國際視野。一個是縱向的歷史視野。這兩種視野激勵我們在現代化道路上不斷前行。一路走來，中華文明之所以能源遠流長，最重要的正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這塊基石。因此，承托優秀文化傳統是中華民族永遠不可卸脫的文化使命。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不是對其中某種或某幾種文化元素的傳承。任何關于傳統文化的認識和理解都不僅要遵循文明與文化相互發明、相互印證的歷史辯證法原則，而且要關注文化傳統自身的內在價值取向和精神品格。

　　核心價值觀公民認同研究深化認同機理和具體途徑不斷拓展

　　從社會認同的角度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落實，是2015年倫理學界的關注點。有學者認為，核心價值觀的形成以公民的自我認同、群體認同和國家認同為基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認同機理包含著外在機理與內在機理。而外在機理包括大眾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發認同機理、凝練認同機理、倡導認同機理和頒布認同機理四個部分。而針對實踐中核心價值體系政治認同邊緣化的危機，有學者從價值自覺的角度，對解決核心價值體系政治認同問題的具體路徑進行分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得到公眾的認同，必須在理論上進行科學的建構和闡釋，在現實性上說服公眾，在實踐中印證價值理念，在價值認同中實現"物質利益激勵、優越制度推進、官員示范引領"三大機制齊頭并進的作用。同時，在價值認同主客體互動的過程中，尤其要緊緊抓住"人"的因素，加強主體自身的美德培育，以公民德性內化和守望獲得認同。

　　道德可充任社會關系的調節器德治在社會治理中有相應地位

　　繼2014年社會治理問題在社會學界、政治學界的討論之后，今年倫理學界討論道德治理在社會治理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方式。倫理學者認為，道德是國家社會治理體系的構成性要素，影響著國家社會治理的各個維度。在價值層面，道德制約著治理理念的形成，推動著"權力本位"的破除;在制度層面，道德是一種有別于成文法規或"顯性制度"的"隱性制度",影響著顯性制度的建構;在行動層面，道德為社會治理提供了"善"的治理主體，創設了良好的價值環境，增強了社會凝聚力，提供了必要的道德監督。有學者提出，道德治理同所有的社會治理一樣，都離不開現實的社會關系，尤其是要映照現實的倫理關系。社會治理是通過協調社會關系，減少甚至避免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沖突，促進合作，進而通過制度安排，保證每個國家成員都能獲得社會合作所帶來的合理利益，從而實現國家的持續穩定與不斷發展。而道德作為主要的社會治理力量，可充任社會關系調節器的作用。

　　氣候問題是一個道德和價值問題　汲取中國倫理思想治理環境問題

　　隨著霧霾天氣以及其他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人們對氣候問題的關注與日俱增。有學者強調，氣候問題是人的問題，是一個價值和道德問題。氣候變化應該是自然的自我更新過程。但當代的氣候急劇變化不是自然現象，而是人為過度活動造成的。需要我們改變"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重建價值觀，以天地為上，把人看作天地的一部分，從而遏制造成氣候變化的原始動因。儒家在以天地為本源的價值觀基礎上所提出的天地與人一家的觀念，特別強調人對天地萬物和保護物種的道德責任。我們今天思考氣候變化與全球責任問題時，應該認真汲取。

　　黨史學篇

　　黨史人物研究依然是熱點和重點　研究涌現出富有啟發性的新觀點

　　2015年，以紀念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為契機，黨史研究涌現出一些富有啟發性的新觀點。

　　關于毛澤東研究。關于毛澤東晚年說自己"一生做了兩件事"的談話流傳已久，有關它的爭議卻持續不斷。有學者根據已披露的史料及談話的內容推論：毛澤東晚年很可能作過這樣的談話，時間大約在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病逝至28日毛澤東提議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之間。但最終確證，仍待相關檔案文獻的公開和相關當事人回憶的披露。

　　關于陳云研究。所謂毛澤東說"陳云一貫右傾"的說法在黨史上流傳甚廣。有學者指出，從現有史料中并未發現毛澤東說過"陳云一貫右傾"的直接證據;但有毛澤東批評"陳云是右傾機會主義"說法的記載。"陳云一貫右傾"的說法，從反面顯現了陳云抵制和矯正"左"傾錯誤的史實，比如：堅持"按比例發展"法則反冒進;面對"大躍進",最早提出降低指標和保證質量的主張等。

　　關于惲代英研究。惲代英是我黨早期領導人和著名政治家、理論家，有學者系統總結了惲代英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探索中國革命發展道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過程中作出的獨特貢獻，具體表現在：他短暫的一生，經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到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轉變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三個階段，致力于探索革命真理，追求馬克思主義，傳播馬克思主義;積極地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撰寫大量文章和通訊，成為我黨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推動者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實踐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和精髓要義有深刻的認知，努力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關于葉挺研究。有學者剖析了高敬亭案件，認為1939年6月被處死的新四軍第4支隊司令員高敬亭確實犯有嚴重錯誤，新四軍軍長葉挺不應對高案負主要責任。高案的處理決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后最終由中共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項英是遙控者，江北葉挺、張云逸、鄧子恢等人是執行者，延安黨中央是最后決斷者，蔣介石"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不過是順水推舟、樂見其成罷了。

　　關于羅瑞卿研究。有學者指出，1965年中央軍委作戰會議上發生的林彪禁止羅瑞卿做總結發言的風波，其遠因是毛澤東否定了林彪提出的"北頂南放"戰略方針，近因是羅瑞卿在作戰會議上批評作戰部一份材料時無意間觸怒了林彪。至于"彈打不飛，棒打不散，我羅瑞卿死了燒成骨灰，都忠實于林彪同志"這句話，則是葉群編造的。林彪、葉群和邱會作說羅瑞卿"上了賀龍的船",既是對羅瑞卿的誣陷，也是對賀龍的誣陷。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成為契機　抗戰史研究進一步深化和細化

　　關于中共在抗戰中的作用與地位研究。有學者重視挖掘新史料，特別是用敵方的資料來闡明中共的抗戰作用與地位，指出：紅軍東征壯大了抗日力量，宣傳了抗日主張，初步顯示出中共是中國抗戰的中堅力量，有力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有學者指出，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國共產黨一直是抗擊日本侵華戰爭的中流砥柱。日本侵略者對之極為仇視并妄圖撲滅。為此，日本政府、軍方乃至一些民間侵華機構長期搜集相關情報并據此作出敘述、分析。這些資料所涉及的大量史實及當時日方的態度，在今天反而成了歷史見證。還有學者指出，戰后日本編纂的幾部戰史，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開辟的敵后戰場、開展的敵后游擊戰爭、倡導的全民族抗戰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和具有的重要地位，都有詳細反映。日軍在與中共領導的軍隊長期交戰過程中，終于發現其游擊戰的力量源泉正在于民眾，從而意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戰爭的巨大威力。

　　關于抗戰期間中共對外交往研究。有學者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在晉察冀邊區"國際飯店"逗留的幾個西方人士撰寫的關于敵后根據地的報告為中心進行研究，指出：這些因為偶然機會成為中共抗日觀察者的西方人，進一步促進了美國有關方面對敵后根據地情況的了解，從而對美國政府1944年最后下決心派美軍觀察組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有學者對1944年中外記者團赴西北考察進行了再審視，認為從輿論宣傳來看，中共獲得了極大成功，國民黨遭遇極大挫折。

　　關于抗戰史研究的諸多共識。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富蘊新論，吸納了學界最新研究成果：一是再現了中國人民艱難曲折的14年抗戰歷程。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為起點，中國軍民的抵抗打響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槍;以1937年七七事變為起點，中國開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二是客觀地評價了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國共兩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兩個戰場的戰略配合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中共領導的敵后戰場逐漸發展成為全國抗戰的主戰場;中共創建了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三是論述了中國是亞洲反法西斯主戰場，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反法西斯大國。

　　中共創建史、遵義會議研究呈現新亮點　知青史、"文革"史等專題研究有新視角

　　關于中共創建史研究。有學者研究了《新青年》與中國共產黨關系，指出《新青年》雜志與中國共產黨相生相起，并曾一度成為黨的機關刊物。它既是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早期傳播的輿論重鎮，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先鋒，在馬克思主義與早期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實踐中，起到了先鋒和橋梁作用，直接推動了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學者研究了楊明齋在中共創建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楊明齋作為俄共(布)正式派往中國代表團中的一員，不僅為黨的創建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作出了積極貢獻。

　　關于遵義會議研究。有學者認為，對遵義會議的認識不能僅僅停留在一次具體的會議上，應聯系大革命失敗以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斗爭和毛澤東的重要貢獻，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紅一方面軍被迫長征，長征初期的困境等史實來加深對其歷史背景的認識;應聯系遵義會議之前的系列會議(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的具體經過，以及之后的扎西會議、茍壩會議、會理會議來全面理解其內容和歷史進程;還應明確其對長征勝利、抗日戰爭勝利等重大歷史事件的深遠影響。以遵義會議為界，又經過瓦窯堡會議、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全黨整風、中共七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要求在黨內逐步深入人心。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新的傳統，成為勝利前進的保證，這才稱得上黨的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關于知青史和"文革"史研究。有學者從地方志資料入手來研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認為知青安置經費的實際支出、人均經費及具體使用在各地存在較大差異，即使在一個省區內，各縣的經費使用情況也不盡相同。在動員政策方面，個別地方率先進行調整，中央政策則受到地方政策的影響。

　　有學者考察了"文革"期間的黑體字語錄，指出其發端于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同時刊登的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其中引用毛澤東的語錄時全部是用黑體字排印的。此后，直到1978年在鄧小平的干預下才得以取消。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李慶剛)

　　文化學篇

　　互聯網+推動文化發展升級換代　傳統文化行業在運營中革新觀念

　　有學者認為，"互聯網+"模式中的"+"是指用互聯網思維改造或改變傳統行業，旨在促進互聯網與各產業的融合創新，在技術、標準、政策等多個方面實現互聯網與傳統行業的充分對接，使傳統文化行業在運營與發展中革新觀念，利用技術破除地域、組織、行業對自我發展的束縛，積極探索前沿技術創新及成果轉化，繁榮和活躍文化市場。

　　有學者指出，"互聯網+"理念在文化發展的實踐中推動著當代高科技與文化創意的跨界融合，是科技革命中范式轉換的必然成果，其核心要義在于通過更新思維方式和產業運作方式，帶動和實現發展路徑和模式的升級。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激發文化活力　創客、威客、極客、數客等人才脫穎而出

　　有學者認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作為一個理論話題，意在說明我國創業者群體越來越多元化，而且與文化科技相融合，創客、威客、極客、數客等文化創意類復合型人才，將在這輪新產業、新業態、新產品的培育與發掘中脫穎而出。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激發全民創新、創造與創意的活力，是進一步提升文化治理能力和體系現代化的要求，這需要以改革的思維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引擎，營造有利于大眾創業、市場主體創新的政策制度環境。

　　有學者認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作為一個實踐話題，是我國經濟社會深化改革的重要戰略，是繼上世紀80年代"個體戶"創業潮、90年代"網絡精英"創業潮之后的第三次創業潮。而文化科技的創新、創意與創業在此輪高潮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成為"雙創"戰略的引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推動與實踐，涌現出創客空間、創客總部、京西創業公社、極地國際創新中心、3W咖啡館等一批較為活躍的眾創空間和各類創新孵化機構。

　　文化助力非首都功能疏解　文化資源仍有制約因素

　　有學者認為，文化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應發揮"排頭兵"的作用。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要明確京津冀區域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礎上加速推進京津冀區域合作。北京作為"知識型+服務型"城市，重點發展高端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等優勢產業，優化區域功能布局。發揮品牌企業的影響力，推動文化產業跨界融合、創業投資。在北京向津冀進行輻射和帶動的層面上，在京的百度、京東、新浪、搜狐等高科技文化產業"準航母群"可以總部經濟的形式，將產業下游的服務性行業以產業轉移的方式轉移至周邊，既減輕自身發展包袱，又可以通過產業鏈的拓展與創新推動產業升級。

　　有學者指出，一體化是一個各系統要素重新配置的過程，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過程將大幅提升產業協作、企業協作和資源整合的機遇，但也存在一些亟待突破的障礙或制約性因素，如行政管理的分割讓區域內的文化資源難以實現高效整合;京津冀文化協同的程度相對較低，沒有形成高低搭配的合理產業布局等;京津冀三地的財政實力、經濟水平、消費成本等存在顯著差異，三地之間沒有形成一體化發展的文化認同，這將制約著文化整合、文化合作的深入開展。

　　文化立法進程不斷加快　文化產業發展不斷提速

　　有學者指出，文化立法是我國法律體系中的短板。2015年我國加快文化立法的進程，全面開啟了文化立法的新篇章。文化立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與新形勢下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密切相關，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相關，與文化生產及產品的日益豐富相關。

　　有學者認為，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努力實現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是我國2020年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但公共文化設施建設相對薄弱、公共文化投入率偏低、管理體制和經營方式混亂、人員配備不足、社會力量發展公共文化服務渠道有限等因素，制約著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文化產業發展迅速，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趨勢日益明顯。但協調文化產業的雙重屬性、規避文化產業發展中的亂象、促進文化與各行業融合發展、加強對外文化貿易與文化競爭力等因素，都需要文化產業法律體系的完善。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王林生、金元浦)

　　法學篇

　　國家能力和法律體系完善的宏觀法治建設持續推進　法治運行及公民守法層面的微觀法治建設受到重視

　　有學者指出，就宏觀社會領域而言，我國社會存在著國家整體蓬勃發展趨勢向好，而一些公民個體卻認為存在社會不公、微觀體驗不佳的悖論;就法治建設領域而言，存在著國家推進法治建設和法治體系不斷進步，而在具體實踐中卻依然存在著以權代法、以權壓法等破壞法治的悖論。

　　也有學者通過全球比較研究發現，"二戰"以來在眾多試圖進行法治轉型的后發國家中，真正成功實現高水平法治的比例很低，甚至不到10%.對于成功的法治轉型或法治建設而言，至少需要考慮三個環節的因素：作為環境性必要條件的國家能力、法律體系完善或制度供給，以及法治運行實踐。前兩個環節屬于法治建設的宏觀方面，而運行環節則既有宏觀的一面，也有微觀的一面。整體上的國家權力行使，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屬于宏觀方面;而具體個案中的執法、立法與司法，以及貫穿于公權力行使及公民日常生活的每個公民的守法，則屬于法治建設的微觀方面。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新的歷史階段，我國法治建設就應該在兼顧國家能力和法律體系完善的宏觀法治建設的同時，更加側重法治運行及公民守法層面的微觀法治建設。重點是兩個方面：一是政府、人民團體、國企和事業單位乃至私營單位內部的微觀法治建設，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二是通過厲行法治，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真正實現全民守法。

　　"打虎拍蠅"引發對黨紀與國法關系的思考　中國法治理論與西方法治理論有重要分殊

　　有學者認為，十八大以來"打虎拍蠅"的反腐行動，不僅在實踐上淬煉了紀檢機關，也在理論上引發了對黨紀與國法關系的思考。中紀委就黨紀與國法的關系指出：黨的先鋒隊性質和先進性要求決定了黨規黨紀嚴于國家法律。國法是所有公民的行為底線，黨紀是對黨組織和黨員立的規矩。這說明黨紀與國法二者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實踐問題，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一個重要命題;在社會主義中國，其法律體系、法治體系及依法治國，與西方以多黨政治和三權分立為背景的法治有著鮮明的區別;也正是在這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與西方法治理論有了重要的分殊，不與黨建結合起來，就無法完整理解中國的依法治國。

　　司法公信力不高是世界難題　司法改革仍是理論研究熱點

　　有學者指出，司法公信力不高是世界性問題，司法改革是世界性潮流。一方面，司法改革一直在遵循司法規律、提高專業化和職業化的道路上推進;但另一方面，在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與公正司法、專業化和職業化與提高司法權威、實行員額制與法官遴選制度改革、人財物省級統一之后，上下級法院之間以及法院與其他地方黨政和權力機關諸多的關系如何擺正和理順，都成為司法改革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論問題。

　　特赦是國際通例，更是我國傳統　法治精神與德政傳統成功銜接

　　有學者指出，特赦是國際通例，更是我國固有傳統。遇有重要慶典、重大事件，行大赦、曲赦、德音之令，給行差走錯的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是中國政治"寬宥之道"的傳統，也是平和世道人心、和諧社會關系的仁愛政治。

　　有學者認為，在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對曾于國家有功的部分罪犯實行特赦，是對他們所做歷史性貢獻的認可，使他們在勝利日分享國家的喜慶;而對符合條件的部分犯罪時不滿18周歲、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的特赦，體現了我國法制史上一直提倡的"矜老恤幼"赦免原則。通過法治精神與德政傳統的成功銜接，將向世界展示中國法治發展的成果與制度自信;以法治與德治的結合，亦能促進社會和諧，彰顯中國政治中和宥恕的雍容氣象。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支振鋒)

　　新聞傳播學篇

　　大數據時代催生新聞學的數字化轉向　機器人記者寫稿引發一系列敏感問題

　　有學者指出，大數據時代的新聞，從實踐到理論都已經開始了前期的探索，但還談不上媒體的大規模普及。從實踐層面看，大數據新聞根據各自內容的不同和操作層面的側重開始有了分類。在理論層面，對新聞傳播的內容生產、真實觀念、價值觀念、權威性甚至新聞機構的未來組織模式等，都會產生相應的變化。

　　有學者認為，大數據時代催生了新聞學的數字化轉向，留存在互聯網中的海量數據通過各種統計采集和方法計算，并通過不同的可視化呈現應用在新聞報道中，不僅可以加強報道的深度，而且可以提升報道的精確性和對未來預測的科學性。有學者將其分為以下幾個類型：計算機輔助報道--以計算機在報道過程中為提高準確性而進行的數據采集、處理和分析為特點;數據新聞學--以精確數據的抓取挖掘、統計和分析以及可視化呈現為特點;計算新聞學--以算法、文本分析法、矢量空間文檔模型等計算思維應用在新聞報道中的使用為特點。

　　有學者針對媒體開始嘗試機器人記者寫稿的現象，指出這一做法必將引發一系列的敏感問題，如記者未來的從業前景如何?是否會影響記者的從業積極性?雖然美聯社說此舉是為了讓記者能從一般報道中解放出來更多地投入到深度報道中，但當報道領域越來越多地開放給自動撰寫軟件的時候，那些帶有思想的深度報道是否會消逝呢?

　　媒介生態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　跨越時空的社會協作成為可能

　　有學者認為，互聯網對于社會傳播業態的最大改變，是將傳統的、以機構為基本單位的社會性傳播，改變為今天的以個人為基本單位的社會性傳播。互聯網作為一種革命性力量，已經并將繼續改變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方式和權力結構。伴隨社會傳播技術門檻的降低，以個人為基本單位的傳播力量被激活，跨越時空的社會協作成為可能，互聯網引導下的媒介生態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傳統的以大眾媒體為傳播中心的不平等的、單向的媒介生態結構被打破，個人成為信息傳播網絡中的一個重要關節點，大眾閑置的碎片化時間和知識通過互聯網完成聚合，從而實現信息的生產、分享和價值創造。傳統媒體所主導的信息偏好逐漸被弱化，個人化的信息只要得到認可就可以通過社交媒體實現裂變式傳播，傳播內容和傳播方式更加多元和富有個性，大眾的個人生活、個人情感和個性體驗開始得到關照。

　　有學者指出，過去依靠規模占領市場的舊思維應該改變，傳統媒體應該突破"內容為王"的單一競爭法則，擺脫單純以廣告為中心的盈利模式，與移動化的傳播技術融合，向社交化的傳播方式融合，朝平臺化的經營方向融合，立足媒體自身的特點，以互聯網思維指導轉型，在互聯網邏輯下完成傳媒生態的重構。

　　數字媒體技術力量不斷地顯化兩個輿論場呈現互動融合趨勢

　　有學者指出，在傳統媒體時代，國家所有的媒介體制使得社會輿論場呈現出官方輿論場一統天下的格局，民間輿論場只能以口語傳播的形式在有限的媒介空間呈現，而互聯網與新媒體技術的誕生與普及，逐漸使社會的信息傳播系統扁平化，縱向的傳播控制被逐步打破，橫向的民間輿論在網絡世界里開始串聯，于是原本隱形于線下的民間輿論場憑借數字媒體技術開始顯化，社會出現兩個輿論場的格局，并由此開始了新的社會互動。

　　有學者認為，民間輿論場自顯現之初到現在，經歷了與官方輿論場的分化和若即若離，到被官方輿論場吸納、融合和主導，輿論場域的變化往往是政治、技術、社會等多種力量互動與博弈的結果。政治力量在整個社會話語場域中一直扮演著絕對主導者的角色。媒介技術作為重要的社會變革力量，不斷地對現有的輿論場域的空間進行著拓展突破。社會力量在整個社會話語場域中從萌芽到不斷壯大，并且在政府、市場、社會大結構中漸次凸顯出自己的存在感，表現出自身的輿論影響力及動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