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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世紀的歐洲，“工匠”有其職業界限清晰的具有壟斷性質的行會組織。工匠職業和技能以師徒傳承的方式獲得。“工匠”與知識分子在職業以及活動范圍上是涇渭分明的。15世紀前后，隨著世俗王權擴張、宗教專制式微和生產力的發展，工匠和藝人的地位得到提升，自由勞動者階級和自由手工業者階級不斷增大。隨著文藝復興的到來，動手操作不再被視為卑微下賤行徑，工匠的職業界限模糊了，工匠行當浸漫到知識分子中間，或因生計而兼業，或因應用研究而兼事，甚或實驗哲學旨趣而為之。

　　隨著文藝復興的興起，知識分子群體對工匠實用知識和技能的青睞，無疑是近代實驗哲學得以確立和實驗方法得以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有的歷史學家甚至主張，實驗方法是由工匠發展出來的。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否認，文藝復興藝術家—工程師的實驗技能、實驗工具和實驗理念，是近代科學得以誕生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

　　在一些科學史家看來，近代科學起源的轉折點是實踐工藝和貿易技能與哲學和數學抽象原則以及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文學技能的結合。作為知識分子的首批藝術家—工程師（artist-engineer）工場，是由專門化的工藝工場演變而來，這些工藝工場是為了建造哥特式大教堂而創建的。正是在這些識字的工匠中間，形成了知識或技能無限可完善觀念，并且首先在軍事工程師、建筑師、畫家和實踐數學家的著作中發展起來。進步的理想從先前兩種不同傳統的聯姻中浮現：人文主義追求善美的理想和通過試錯法逐步提高的技術理想。

隨著機械自然觀念的興起，自然作為技巧產物的觀念置換了希臘人的理論理想。出自歐洲15、16世紀藝術家—工程師、文學人文主義者和學院學者的學問之合并的新理想，拋棄了希臘傳統的沉思理想，將實踐的維度結合到了對理論知識的追求之中。

　　對于近代物理學革命來說，藝術家—工程師無疑是實驗主義理念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實驗主義物質基礎——工具和儀器的奠基人。但就總體而言，藝術家—工程師創造性活動的旨趣和重心是新產品和新技術，他們所關心的重點是應用技術發明和新產品的開發，一種新的知識體系的創造性發現或發明，并不在他們考慮之中。因此，對于實驗主義（哲學）的興起，對于近代科學的興起，藝術家—工程師的貢獻存在很大局限性。甚至，他們的貢獻遠不如自然魔法師、博物學家和探險家。個中緣由根本在于他們缺乏必要的關于自然的總體理性架構——無論是科學的、哲學的還是魔法的。

　　工具對于不同的使用者具有不同的價值，工具的發明或者制造對于不同的發明者或制造者也意味著不同的價值意圖。一位普通工匠或普通藝人，對于光學儀器的發明或制造顯然不同于羅吉爾·培根和伽利略，甚至第谷與開普勒在天文觀測和觀測數據應用上的分野也具有同樣的本質差異。對于實驗活動來說也是如此。因此，在實驗哲學或實驗哲學架構的意義上，必須將近代科學革命的先驅從工匠、藝術家-工程師當中區隔出來，對于那些偉大的多才多藝的思想家，我們不妨給予他們以“工藝大師—哲學家—科學家”這樣的復合名號，伽利略堪當楷模。1609年，僅僅根據某種設計的報道，伽利略就開始制造他自己的優越得多的工具。僅僅在幾年內，他就發現了大量令人驚奇的現象，它們終結了托勒密的宇宙論，并支撐起哥白尼宇宙觀。

　　按照多馬斯（Daumas）的觀點，科學革命在科學工具的構造史上引發了一個大突破。直到16世紀末，已有種類的科學設備，是對少數專業化作坊中累積的傳統知識的經驗利用。工匠以其靈巧和技巧投身于對工具的完善，然而，這些工具的根本原理已被知曉1000年了。逐漸改進的緩慢節奏被文藝復興新科學突然打破，導致不再基于進化而是基于發明的一種擴張。工具制造中的突破與科學上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規定。一方面，在16世紀末，技術進步達到了這樣的水平：它允許通過新近的發現來解決新的制造問題；另一方面，新科學創造了刺激制造者來解決這些問題的需求。在整個17世紀，不少偉大的科學家——諸如伽利略、惠更斯、牛頓和其他許多人——就像常規行業中所發現的任何人一樣，是有天賦的工藝人，起碼他們認為自己是。

　　可以說，盡管文藝復興以來，自然科學的發展以工具和儀器為中樞，但是運用于自然科學研究的工具和儀器的發展，卻是由關于自然知識的哲學理性或科學理性及其發展所導引、所規定、所促成的。對于實驗精神的發展，雖然我們可以將達·芬奇看作它的第一個自覺擁護者，而且其后的發展也越來越迅速，但是實驗哲學的系統化建構到伽利略時才真正地有了明確的有意識的實質性作為。在他那里，實驗主義的真正意含才得以系統闡發。那是偉大科學家真實的思想歷程總結。

　　薩普利在《科學的里程碑》中說：“科學進步通常依賴于正確工具的使用——無論是物質工具還是精神工具——以推動認識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近代科學”發生的意義上，或者在“近代科學”得以產生的意義上，這一觀點是正確的。不過認同這一觀點須要注意兩點。一是科學和技術的結合在希臘化時期就有阿基米德那樣的典型，伽利略和牛頓正是發現、繼承和發展了阿基米德科學研究范式，才有了他們的科學成就。二是科學和技術的結合——無論阿基米德式的還是伽利略—牛頓式的——其實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是科學理論與數學表達之技術（手段）的結合，使得哲學形態的定性的“科學理論”成為數學化的定量的“科學理論”，科學理論從哲學邏格斯被置換為數學邏格斯，（自此科學理性具有了哲學理性和數學理性雙重性質；二者在科學發現和科學發明的不同階段之重要性并不是等量齊觀的）科學的這一發展路徑使得科學與哲學區別開來（當然這并不能看作是科學與哲學“分道揚鑣”）。其二是科學研究中大量引入應用數學技術，特別是觀測測量技術，將應用數學技術結合進了科學發現和科學檢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