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三位一體”構想，并非一時偶得，而是醞釀已久。2012年2月，習近平以國家副主席的身份訪美期間，出席了中美農業高層研討會。他在致辭中回顧：“我曾在中國西部地區當過7年農民，還當過一村之長，我在中國河北、福建、浙江和上海等省市任職時也都領導或分管過農業工作，對農業、農村、農民很有感情。”
上個世紀70年代，在大隊書記任上，習近平帶領鄉親們建起了陜北第一口沼氣池，這在當時的農村應該算是高科技。1975年8月，陜西全省沼氣現場會在這里召開。那時候父親習仲勛還沒有平反，習近平完全是靠自己走出了一片天地。陜北的經歷增進了習近平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建立了與普通農民的深厚感情。也許正是從那里，習近平深切感受到農民合作與聯合的迫切需求與潛在力量。
多年后出版的《知青老照片》收錄了習近平的回憶文章——《我是黃土地的兒子》。他說：“22歲離開黃土地時，我已經有著堅定的人生目標，充滿自信。”“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們影響是相當深的，形成了一種情結叫‘黃土情結’。”
上世紀80年代，正是由于這種情結，習近平到當時條件較為艱苦的河北正定任職。黨內農口老前輩杜潤生把他聘為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特約研究員。杜潤生時代的農研室，是三農理論與政策研究的最高殿堂。那時候每年一號文件起草前，經常要把習近平等幾個地方領導干部請過去參加討論。
正當包產到戶普遍推行、初見成效的時候，從決策層到學術界大都還沉浸一時增長的喜悅中，年輕的習近平在肯定家庭承包經驗的基礎上，就以深邃的歷史目光開始探討：“統分結合”，“分”了，“統”怎么辦？
1985年，習近平任縣委書記時第一次率團訪問美國考察農業。他注重學習先進的農業技術，但在生產方式和經營模式上，并不盲目崇尚美國農業所代表的“西方模式”。基于對國情的深切認知，后來他說，“那種大農業的道路看來不行，就看東北那些人少地多的地方怎么樣，那也有個成本問題”，“很多東西啊一定要因地制宜。什么是科學，并不一定是大、洋、全，并不一定是所謂的機械化。要最小成本、最大效益，什么事情都離不開現實。”
1999年，習近平任福建省長時，集思廣益，親自主編了《現代農業理論與實踐》一書。此前，作為多年分管全省農村工作的省委副書記，他的足跡踏遍八閩大地的山山水水。在福建，很長一段時間里，習近平的名字是與農業和脫貧解困相聯系的。
對于一些部門和地方熱衷的“公司+農戶”以及所謂的農業產業化，習近平批評說，農業產業化本來是推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也是促進農村市場化建設的重要舉措，但在一些地方由于沒有建立合理的市場主體利益分配機制，“龍頭”公司與農戶之間是一種買斷關系，市場利益主要讓“龍頭”公司拿去，處于“龍身”的廣大農戶獲利不多，致使“龍頭”和“龍身”之間不能有機地結合起來，制約了農業產業化水平的提高，也影響了農村市場化建設。習近平要求，堅持將市場擺在“龍頭”位置，而不是像我國的一些農村那樣，將農產品的加工企業當作“龍頭”。
三位一體：新型合作化之中國夢
2001年，習近平在其博士論文《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研究》中，旗幟鮮明地提出：“要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發展路子”，“只有將農民組織起來，才能使農民盡快安全、順利地進入國內外市場，并能夠有效地降低進入市場的成本，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市場占有率。”
進入新世紀，習近平開始主政浙江。2006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掀起新農村建設的新高潮，一些人開始推崇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綜合農協”。習近平冷靜指出，從人多地少，從耕作習慣，從人文背景，日韓模式與我們有相似條件，但也不能照搬。他們那個體系，他們那個發展脈絡，有特定的歷史背景。我們則不能拋開我們的歷史。所以，既要借鑒外面，又要走自己的路。
習近平提出：“要發展農民的橫向與縱向聯合……把生產職能與流通職能融為一體……發展跨鄉、縣的地區聯合，組建大規模的中心合作社。”正是在胸有成竹、高瞻遠矚、深思熟慮的基礎上，“三位一體”的構想才應運而生。為了降低信息不對稱，基層合作的人員規模不能太大，但是又要追求一定的規模經濟，為了解決這對矛盾，就要發展綜合合作（金融、流通、科技服務），并在基層橫向聯合的基礎上發展縱向聯合，這就是多層次合作。大合作必須通過綜合合作、多層次合作來體現。
在“三位一體”的構架下，各級各類合作社普遍納入農村合作協會（簡稱農協或合作協會），農民專業合作社得以規范、充實和提升；同時，推動基層供銷社開放改組融入合作協會，從根本上實現供銷社回歸三農與回歸合作制；合作銀行（信用聯社）的股東（社員）也同時進入合作協會，并可通過合作協會托管持股，形成產權紐帶；合作銀行又依托合作協會、合作社發展信用評級、互助聯保，拓展營銷網絡，既控制銀行風險、又放大農村信用——這個設計在金融意義上與當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孟加拉鄉村銀行也是異曲同工的。
這一構想結合中國實際，對農業經營的美國模式與日韓模式取長補短，又對我國農村現有的組織資源進行改造和利用，很快在實踐中得到驗證。
2006年5月15日，浙江日報發表署名哲平的評論文章《建立強大的農業組織體系》，以正在試點的“三位一體”農村合作協會為代表，指出發展現代農業，必須進一步突破組織體系這一瓶頸制約。評論文章要求：通過建立完善的、農民為主體的農業產業組織體系，把小農生產與現代市場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廣大農民成為農業產業化的主體力量，切實推動現代農業的進程。
2006年10月，習近平聽取試點匯報后指出，“三位一體”的新型合作與聯合組織，把合作制農業產業化經營又提高了一個層次，實現了新老合作經濟資源的對接和各種合作經濟組織的合作與聯合。這是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的有益實踐，是立足新階段、把握新趨勢而積極探索的一條新路子。
2006年12月19日，在浙江全省現場會上，習近平進一步全面論述了他的“三位一體”構想：“三位一體”是三類合作組織的一體化，也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體化，又是三級合作體系的一體化。條件好的地方可以大步前進，建立區域性的新型合作經濟聯合組織。
“三位一體”的農村新型合作組織是一種制度意義上、植根中國本土的自主創新，同時也是各級各類合作事業發展與改革的殊途同歸，更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來源：《人民論壇 》（201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