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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約翰遜 | 無聲的政變：論歐美金融寡頭專政

點擊：2956  作者：西蒙·約翰遜    來源：經略網刊  發布時間:2016-08-31 12:09:09

 

          經濟危機已經揭示了很多關于美國的令人不愉快的事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一位前首席經濟學家道出了其中非常驚人的一個：金融產業已經有效捕獲了美國政府，新興市場的這種事態更加典型，這也是很多新興市場危機的核心所在。如果IMF的職員能對美國暢所欲言，所有國家就都能聽到下述警告：如果我們不能打破阻礙實質變革的金融寡頭專政，復蘇就沒有希望。留給我們防止一場真正的大蕭條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在IMF工作的人很快就會發現，其實沒人愿意來找自己。你的客戶通常只有走投無路才會來找你：私人資本已經拋棄了他們，區域貿易集團的伙伴們無力拯救自己，向強大的朋友比如中國或者歐盟借錢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也沒抓住。別人并不怎么喜歡求助于你。

當然，原因在于IMF非常擅長告訴客戶自己不想聽什么。我了解這一點，因為2007和2008年我做IMF首席經濟學家時，強加給外國官員不少痛苦的變革。此前，當我與1989年之后陷入困境的東歐政府合作時，當我在19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與正在經歷經濟危機的亞洲和拉美私人部門合作時，我也間接或直接地感覺到了IMF的壓力。一直以來，我從各個角度觀察著從烏克蘭、俄國、泰國、印度尼西亞、韓國和其他地方不斷趕來的官員們，他們來找IMF時已經步履蹣跚，環境已經變得很糟糕，他們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

當然，每次危機都不一樣。1994年，烏克蘭遭遇的是惡性通貨膨脹;1998年夏天，俄羅斯遭遇的是嚴重的短期債務清償危機;1997年印度尼西亞遭遇的是盧比急劇貶值，公司經濟幾近毀滅;同一年，韓國遭遇的是外國銀行突然拒絕提供新的信貸，三十年經濟奇跡陷于停頓。

但是，我必須告訴你，對IMF官員來說，所有這些危機看起來都沒什么差別。當然，每個國家都需要一筆貸款，但是每個國家也都需要做出重大變革，這筆貸款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幾乎總是如此，危機國家總是需要在一段過渡期之后學會自力更生，必須增加出口，縮減進口，并且絕對不能出現非常可怕的經濟不景氣。要在這個背景下制定有用的預算、貨幣供給等等政策，IMF的經濟學家們自然要些花時間。然而，總會有能夠解決問題的經濟方案。

但是，IMF的高級職員真正關心的，卻幾乎總是危機國家的政治，因為這是經濟復蘇的最大障礙。

這些國家的經濟之所以面臨困境，通常都是因為一個簡單的理由：這些國家握有權勢的精英們在經濟形勢好的年頭伸手過長，承擔了太多風險。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和私人部門通常彼此結盟，形成組織堅固而且常常看上去很高尚的寡頭專政，像經營追逐利潤的公司那樣管理國家，而他們就是股東的控制者。當印度尼西亞、韓國或者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成長時，大企業家們的野心也在膨脹。作為經濟帝國的控制者，這些人做了一些顯然有利于總體經濟的投資，但他們也開始做更有風險的更大賭博。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認為自己所掌握的政治關系，會允許自己把任何可能產生的問題都推給政府。

比如，俄羅斯的私人部門現在之所以面臨嚴重困境，就是因為在過去五年左右，它從全世界的銀行和投資者那里借了至少4900億美元，它認為俄羅斯的能源部門可以支撐整個經濟中不停上升的消費。隨著俄羅斯的寡頭政治家們用這筆資本購買其他公司，并開始能夠產生就業的野心勃勃的投資計劃，就業對于政治精英而言也就越來越重要。政治支持不斷上升，意味著更容易獲得有錢可賺的合同，意味著減稅，意味著各種補貼。外國投資者也就不可能像過去那么高興，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他們也就寧愿把錢借給那些有可能會支持其本國政府的人，即便這種支持散發著腐敗的氣息。

但是，新興市場的寡頭們必定會頭腦發熱;他們揮霍無度，在巨額債務的沙丘上建立自己龐大的商業帝國。本地銀行，有時候是在政府壓力下，太過熱心地為精英們、為那些依賴信貸的人提供信貸。無論對于個人、公司還是一個國家而言，過度借貸的結局總是很糟糕。信貸條件遲早會收緊，如果不是絕對有能力償付，就沒人會愿意借錢給你。

惡性循環的軌跡相當險峻。巨型公司們在不履行還債義務的災難邊緣搖搖欲墜，借錢給他們的本地銀行土崩瓦解。昨天的“公私伙伴關系”，現在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無法獲得信貸，經濟癱瘓就會接踵而至，經濟形勢只會越來越壞。政府被迫拿出外匯儲備支付進口開支，償還欠債，彌補私人損失。但外匯儲備總有耗盡的那一天。如果這個國家在耗盡之前還不能恢復正常，它就無力償還外債，就會在國際上變成一個“經濟賤民”。要想成功阻止這種慘劇，政府通常需要消滅某些國之大害(比如失控的現金外流)，通常需要重建已經嚴重失衡的銀行體系。換言之，政府至少需要壓榨一部分寡頭。

然而，壓榨寡頭幾乎從來不是新興市場政府的策略選擇。恰恰相反：危機一開始，寡頭們通常就能首先獲得政府的特別照顧，比如優先獲得外國貨幣，或者是一筆貼心的減稅，或者克里姆林宮的經典救援技術：政府替私人部門還債。在脅迫之下，對老朋友的慷慨在形式上有了很多創新。同時，還是需要壓榨某些人，大多數新興市場政府都會首先壓榨勞動人民，只要不出現大規模騷亂。

最終，正如普金治下的俄羅斯現在所實現的，精英中的某些人必須在經濟復蘇之前被打倒。這是一種搶位游戲：政府只是沒有足夠的貨幣儲備照顧每個人，政府無力完全接管私人部門的債務。

因此，IMF職員通常會凝視著財政部長，考慮這個國家的政府是否嚴肅認真。IMF最終會愿意給俄羅斯這樣的國家貸款，但它想先弄清楚普金總理是否準備、是否愿意、是否有能力對他的一些朋友嚴酷起來。如果他還沒有準備好拋棄朋友，IMF愿意等他下決心。如果他已經做好了這種準備，IMF就樂于給他一些有益的建議：請他從那些非常不稱職而且非常貪婪的“企業家”手中奪取銀行體系的控制權。

當然，普金的前朋友們會反擊。他們會動員盟友，動用關系，向其他政府部門施壓，要求獲得額外補貼。在極端情況下，他們甚至會嘗試顛覆活動，包括動用他們與美國外交政策當權派的聯系，就像1990年代晚期烏克蘭所取得的部分成功那樣。

許多IMF項目之所以“跑偏”(這是個委婉說法)，正是因為政府對從前的權貴們硬不起來，后果是嚴重的通貨膨脹或者別的什么災難。一旦政府占據優勢，或者寡頭權貴們根據IMF支持的計劃分清了誰統治、誰輸誰贏，援助項目就能“回到正軌”。1997年，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的真正斗爭，正是圍繞哪個權貴家族會失去銀行而進行的。在泰國，事態進行的相對順利些。在印度尼西亞，惡斗導致蘇哈托總統倒臺，經濟紊亂不堪。

根據多年的經驗，IMF職員知道，只要至少一部分制造了很多根本難題的寡頭權貴遭受沉重打擊，自己的項目就能成功穩定經濟，促進增長。而這正是所有新興市場的難題所在。

向“香蕉共和國”演變

美國經濟和金融危機的強度和突發性，讓我們非常震驚地想起了新興市場的危機時刻：韓國(1997)，馬來西亞(1998)，俄羅斯和阿根廷(反復發作)。在每個危機時刻，全球投資者擔心這些國家或其金融部門不能償還巨額債務，會突然停止借錢給這些國家。這些擔憂每次都變成了現實，因為那些不能延長還債期的銀行，事實上都無法還債了。這正是導致雷曼兄弟9月15日破產的原因，這次破產讓美國金融部門的資金來源在一夜之間枯竭了。正如新興市場的那些危機一樣，銀行體系的脆弱很快波及到實體經濟，導致經濟嚴重收縮，無數人生活困苦。

但是，更深刻也更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在于：精英商業利益集團，也就是美國的金融家們，在制造危機、越賭越大上扮演著核心角色，政府暗中支持，直到步入必然的毀滅。更令人警醒的是，他們正在運用他們的影響力，阻止可以迅速避免經濟暴跌的必要變革。政府看上去無能為力，或者根本就是不愿意反其道而行之。

頂級投資銀行家和政府官員們，喜歡把當前的危機歸咎于互聯網經濟泡沫之后美國利息率的降低，或者歸咎于中國高額儲蓄的對外流動。一些右翼人士喜歡抱怨房利美和房地美，或者旨在擴大自住房比例的長期努力。當然，每個人不用證明就會抱怨監管者沒有承擔維持“安全與牢靠”經濟環境的責任。

但是，放松監管、低息貸款、不成文的中美經濟同盟、推廣自住房，這些不同的政策有共同之處。盡管一些政策傳統上是與民主黨人或者共和黨人聯系在一起，但它們全都有利于金融部門。原本可以搶在危機之前發揮作用，但會限制金融部門利潤的政策變革被束之高閣，比如現在聞名于世，但早在1998年就已由布魯克私利•博恩提出的，監管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信貸違約互換(CDS, Credit-Default Swaps，金融家們創造的眾多金融衍生品之一)的努力。

金融業不總是享有這種貼心的優待。但是，在過去25年左右，金融生意興旺，權勢越來越大。它在里根時代就開始興旺，而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的放松規管政策也讓它如虎添翼。還有幾個因素推動了金融業的繁榮。1980年代，保羅•沃爾克的貨幣政策，及其所伴生的利息率反復無常的上揚，導致債券交易越來越有利可圖。證券化、利息互換和信貸違約互換這些衍生品的發明，大大增加了銀行家們可以從中牟利的交易量。個人退休賬戶(IRA)和退休金投資稅收優惠(401計劃)的發明，讓一個日益老齡化和富裕人口不斷增加的社會，把越來越多的錢灑向證券。這一切都極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務謀利的可能性。

美國金融業利潤占商業利潤的比重(1948-2007)

美國金融行業員工收入與平均報酬之比(1948-2007)

毫不奇怪，華爾街就是借著這些東風興盛起來的。1973-1985年，金融部門的利潤從來都沒有超過國內企業利潤的16%。1986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9%。1990年代，數字在21-30%之間徘徊，超過了戰后歷史最高水平。最近十年達到了41%。報酬也明顯上漲。1948-1982年，金融部門與國內私人企業的平均報酬之比在99%-108%之間波動。1983年開始火箭式上揚，2007達到181%。

金融部門所創造和聚斂的巨大財富，讓銀行家們擁有了自JP摩根時代以來美國歷史上最高的政治地位。在摩根時代，1907年的銀行業恐慌只能由私人銀行家們協調制止：沒有哪個政府部門有能力做出有效回應。但是，隨著為了遏制大蕭條而加強的銀行業規管，銀行寡頭們的第一個輝煌時代結束了;最近，美國金融寡頭專政又復活了。

華爾街：華盛頓的權力通道

當然，美國是獨一無二的。正如我們擁有世界上非常發達的經濟、軍事和技術，我們也擁有非常發達的寡頭專政。

在原始政治系統內，權力通過暴力或者暴力威脅轉移，比如軍事政變、私人軍隊等等。在不那么原始的政治系統內，權力通過金錢轉移，比如賄賂、回扣或者海外銀行賬戶，新興市場通常如此。盡管游說與大選在美國政治系統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信封里裝百元鈔票這樣的舊式腐敗(著名的杰克•阿布拉莫夫政治獻金)在今天可能是個不大重要的問題。

與這些做法不同，美國金融業通過積累文化資本、通過信任體系來獲取政治權力。在過去，也許對通用汽車好就是對美國好。過去十年來，這種態度變成了：對華爾街好就是對美國好。銀行-證券行業已經成為最頂級的政治選舉捐助人，但是身處影響力巔峰的金融業并不需要獲取恩惠，不像煙草公司或者軍事承包商那樣不堪。它直接從下述事實獲益：華盛頓局中人已經相信，大型金融機構和自由流動的資本市場是美國維持世界地位的關鍵。

當然，發揮影響力的渠道之一，乃是華爾街與華盛頓之間的個人流動。羅伯特•魯賓，曾任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后來成為花旗集團董事會主席。亨利•鮑爾森，1990年代黃金十年期間任高盛投資公司總經理，后來成為小布什政府的財政部長。約翰•斯諾，鮑爾森的前任，離任后成為賽博拉斯資本管理公司主席，丹•奎爾(老布什的副總統)也是這家大型私人證券公司的經營者。阿蘭•格林斯潘，離開聯邦儲備委員會后，成為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顧問，這家公司也許是國際債券市場的最大玩家。

在過去三屆政府中，這些個人聯系在更低層面繁殖了很多次，強化了華盛頓與華爾街之間的聯系。高盛雇員離開公司后進入公共部門任職，已經成了某種傳統。現任新澤西州長喬恩•科爾津、魯賓和鮑爾森等高盛黨人的流動，不僅把帶著華爾街世界觀的人送上了權力直通車;也為高盛塑造出一副公共服務機構的形象(至少是在華盛頓)。

華爾街是個非常誘人的地方，浸透著權力的氣息。那里的經理們絕對相信，操縱世界運轉的杠桿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個來自華盛頓、應邀進入華爾街會議室的公務員，哪怕只是開一次會，也不能免于受到他們的統治。我在IMF期間，非常震驚地發現：金融要人們很容易接近美國最高官員，兩種職業軌跡互相交織。我現在還清楚記得2008年初的一次會議，幾個富裕國家的政府高官與會，主持人漫不經意地說，要想做央行行長，最好的培訓就是先做投資銀行家。

整整一代決策者已經被華爾街催了眠，他們總是完全相信銀行說什么都對。阿蘭•格林斯潘支持政府完全不規管金融市場的聲明已經眾所周知。然而，格林斯潘在這一點上絕不孤單。他的繼任者，本•伯南克，2006年也說過這樣的話：“市場風險和信貸風險管理已經變得越來越復雜…過去二十年間，無論大小，所有銀行機構評估和管理風險的能力都已經獲得了實質進步。”

當然，這通常只是一種錯覺。規管者、立法者和學界幾乎都假定這些銀行經理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回頭看來，他們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比如，美國國際集團(AIG)金融產品分部2005年的稅前盈利25億美元，大部分是靠削價銷售復雜難懂的證券保險得來的。俗話說“空手套白狼”(picking up nickels in front of a steamroller)，這個策略在正常年份有利可圖，在糟糕年份造孽深重。截至去年秋天，AIG的證券保險業務超過4000億美元。目前為止，想出手拯救這家公司的美國政府，已經允諾要用180億美元的投資和貸款來彌補損失，但AIG錯綜復雜的風險模式已經宣告：損失實質上是無法彌補的。

華爾街的誘人權力甚至(或者說尤其)讓金融和經濟教授們著迷，過去他們通常只會在大學謀生存，只想拿到諾貝爾獎。 隨著數學金融在實際金融中變得越來越必不可少，教授們不斷期待成為金融機構的顧問或者合伙人。諾貝爾獎得主邁倫•斯科爾斯和羅伯特•默頓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兩位，1994年他們坐上了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董事寶座，這家對沖基金公司在1990年代末大賺特賺從而聞名于世。，很多人都在走這條路。這種遷徙給迅速發展壯大的高端金融世界，蓋上了學術正當的印記(以及咄咄逼人的學術精品氣勢)。

隨著越來越多的富人在金融業大賺其錢，金融拜物教向文化深度滲透。偽裝成警世恒言的《野蠻人來了》、《華爾街》和《浮華世界》之類作品，起到的作用只是增添華爾街的神秘主義。米歇爾•劉易斯去年在《投資管理》上撰文稱，1989年，他以金融業局內人口吻寫《謊言游戲》時，原本希望這本書能激起人們對華爾街的傲慢和過火的憤慨。結果，“俄亥俄州立大學學生們的來信把我淹沒了，他們問我是不是還有什么秘密可以分享…他們把我的書當成了行動指南!”即便是華爾街的罪犯也變得比別的罪犯牛氣，比如米歇爾•米爾肯和伊凡•博斯基。在一個崇尚金錢拜物教的社會，不難推斷，華爾街雜志社論和國會議員們，會宣揚“金融部門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宣揚“金融業贏家們比華盛頓的職業公務員更明白什么對美國好”。

在過去十年里，競選籌款、個人關系和意識形態的涓涓溪流，匯成了解除規管政策的滔滔大河，事后看來，真是觸目驚心：

• 堅持資本跨越國界自由流動;

• 廢除大蕭條時代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離的規管政策;

• 國會立法禁止規管信貸違約互換行為;

• 允許投資銀行大肆發明各種金融衍生品;

• 證券交易委員會規管執法軟弱無力(我是不是應該說根本就是不作為?);

• 一項允許銀行自我評估風險的國際協議;

• 以及故意不更新規管手段，故意使之落后于金融創新的“偉大步伐”。

華盛頓這些措施所伴隨的情緒看上去在漠不關心與露骨的洋洋得意之間搖擺：他們認為金融松綁能讓經濟越來越好。

美國的寡頭專政與金融危機

寡頭專政和幫助維護這種專政的政府政策，不是去年爆發的金融危機的唯一罪魁禍首。還有很多其他原因，包括房主過度借貸和金融世界借貸標準太低。但是，主要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以及和他們同舟共濟的對沖基金，正是房地美、房利美和這十年股票市場泡沫的大受益人，他們的利潤由日益增長的交易匯聚而來，這些交易是以較小的實體資產為基礎的。一筆貸款，每次銷售、包裝、證券化和再次銷售，銀行都收取了交易費，購買證券的對沖基金隨著持有量增長而收獲了更多費用。

由于每個人都越來越富有，由于國家經濟的健康嚴重依賴房地產和金融交易的增長，華盛頓沒人有動力質疑事情發展到了哪一步。相反，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和小布什總統總是一成不變地堅稱經濟運行完全健康，堅稱各種復雜證券和信貸違約互換的天量增長，恰恰說明經濟的健康，說明風險已經安全分散開來。從那個時候起，金融部門和聯邦政府一直不出人意料地一致行動，就像過去在新興市場危機中那樣。

如今，金融世界的君主們當然已經被剝去了領導者和戰略家的外衣，至少多數美國人是這么認為的。但是，已經過去好幾個月了，金融精英們仍然認為自己的經濟寵兒地位很穩固，盡管破壞正是他們造成的。

2005-2006年，美林銀行總經理斯談利•奧尼爾把公司推向了抵押貸款證券市場的巔峰。2007年10月，他承認，“最重要的是，我們，我，在過度次貸上犯了大錯，市場流動性不足是我們自食其果。沒人比我對這個結果更沮喪。”2006年，奧尼爾把1400萬美元獎金扛回了家;2007年，奧尼爾領到了1.62億美元解約遣散費，盡管今天人們會認為他根本不值這么多錢。

10月，美林銀行末任總經理約翰•塞恩，據說在游說董事會給自己3千萬美元或者更多的獎金，12月，他把要求降到了1千萬美元;這個消息被人透露給《華爾街雜志》，引發了大規模抗議，他才撤回這項要求。美林銀行作為一個整體也是這么不堪：它把總額40億美元的獎金轉到12月支付，這很可能是為了避免1月1日開始擁有美林的美國銀行縮減這筆獎金。去年，在政府給金融部門撥付了2430億美元緊急援助款之后，華爾街就支付了180億美元年終獎給自己在紐約市的雇員。

面對金融恐慌，政府必須迅速以空前力度做出回應。問題的源頭在于不確定性，在我們國家，不確定性在于那些重要銀行是否有足夠的資產來承擔他們的責任。半吊子行為、一廂情愿和邊等邊看的態度，無法克服這種不確定性。做出回應的時間越長，不確定性將信貸流動性陷于困境、削弱消費信心和損傷經濟的時間就越長，這只讓問題更難解決。然后，政府對金融危機的回應，總是拖拖拉拉，缺乏透明，不愿打破金融部門的壇壇罐罐。

目前這種回應更像是“小打小鬧”：每當一個重要的金融機構遇到麻煩，財政部和聯邦儲備委員會就在周末安排一筆援助，然后在周一宣布問題已經解決了。

2008年3月，貝爾斯登公司被賣給JP摩根大通公司，說是賣，實際上更像是送。(JP摩根總經理杰米•戴蒙正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董事會的董事之一，后者與財政部一道經手操辦了這場交易。)9月，我們看到美林賣給了美國銀行，AIG獲得第一筆援助，華盛頓互惠銀行遭政府接管隨即被賣給JP摩根，這些都是政府經手操辦的。10月，九家大銀行在華盛頓被關門當天就被資本重組。然后是花旗銀行、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再次)和AIG(再次)相繼獲得額外援助資金。

部分交易也許是對緊急時刻的合理回應。但是，人們從來不清楚(現在也不清楚)各種利益到底是怎么組合的。財政部和聯邦儲備委員會不是根據任何公開闡明的原則采取行動，它們只是做出一項交易，然后宣稱這是當前情況下的最佳應對措施。這是徹頭徹尾的黑箱操作、幕后交易。

在整個危機期間，政府高度關注的不是打破金融機構的利益，不是質疑把我們帶入危機的基本制度問題。2008年9月，亨利•鮑爾森要求國會批準7000億美元購買銀行的有毒資產，沒有任何附加條件，沒有任何對其購買決定的司法審查。很多評論者質疑這些資產并不值7000億美元，這種購買是在替銀行解決問題，事實上，這是購買有毒資產可能發揮作用的唯一方式。也許是因為沒有辦法讓這種厚顏無恥的補貼在政治上變得令人可以接受，這項計劃被擱置了。

結果，這筆錢被用來為銀行做資本重組，用來在非常有利于銀行的條款下購買銀行股份。隨著危機加深，金融機構需要更多幫助，政府已經表現得越來越有創造力，它們找到了很多補貼銀行的復雜辦法，一般公眾根本不明白它們在干什么。AIG所獲得的第一筆援助條款相對有利于納稅人，而后續的三筆援助條款對AIG更友好。花旗銀行所獲得的第二筆援助和美國銀行所獲得的援助，資產擔保也弄得非常復雜，給銀行提供了低于市場水平的保險利率。2月下旬的第三筆援助花旗款，把政府持有的優先股轉換成了普通股，價格高出市場價格很多，多數華爾街雜志的讀者只看一遍報道都不會注意這筆補貼。而且，財政部將根據新的金融穩定計劃購買可轉換優先股，轉換權(加上推翻權)給了銀行而不是政府。

為對沖基金和其他銀行提供廉價貸款，讓它們有能力以較高價格購買落難的銀行資產，這一最新計劃實際上受到金融部門嚴重影響，而且財政部對此都不加掩飾了。正如亨利•鮑爾森和蒂姆•蓋斯納(一位高盛黨人)主政的財政部兩朝高官尼爾•卡斯卡利3月份對國會所言，“我們接到很多私人部門人士的主動請求，他們說‘我們是局外人，我們不差錢;我們想買落難銀行的資產。’”這項計劃讓他們如愿以償：“通過政府資本(也就是納稅人資本)與私人資本聯姻，通過融資，你可以讓那些投資者有能力用對投資者和銀行都劃算的價格，來獲得那些資產。”卡斯卡利沒有提及任何對第三方也就是納稅人劃算的東西。

即使不考慮對納稅人公不公平，政府對銀行的假模假樣也存在嚴重問題，理由很簡單：它不足以在必須改變的時候，改變那些自以為是的金融部門的行為。正如去年秋天一位不愿具名的銀行高管對紐約時報所言，“漢克•鮑爾森給我們多少都無所謂，只要經濟不好轉，我們銀行一分錢也不會外借。”但是，難就難在這兒：只要銀行沒有恢復健康，并且愿意借錢給別人，經濟就不會復蘇。

出路

只看金融危機(先不談總體經濟的一些毛病)，我們至少面臨兩大互相關聯的問題。第一個是病入膏肓的銀行部門，它威脅會中斷任何財政刺激手段所可能產生的復蘇跡象。第二個是失衡的政治權力，金融部門享有否決公共政策的權力，即便這個部門失去公眾支持，它還是享有這種否決權。

自危機開始以來，大銀行看上一直在獲得政治支持。這不奇怪。由于金融體系如此脆弱，一次嚴重的銀行失靈所可能造成的破壞(雷曼比花旗或美國銀行要小些)，會比正常時期更大。銀行一直在利用這種恐懼，敲詐華盛頓，從而獲得有利于自己的交易。美國銀行警告說，自己在獲得美林銀行后可能無法正常運行，不愿看到這種結果的財政部，很快就給了它第二次打包援助。

美國面臨著與IMF的人類似的挑戰。如果你將國家的名字抹去，只顯示數字，毫不奇怪，IMF的專家會說：國有化給銀行造成了麻煩，有必要打破國有化。當然，在某些方面，政府已經控制了銀行體系。政府實質上是最大銀行的擔保人，今天也是銀行資本的唯一合理來源。同時，聯邦儲備委員會已經在提供經濟信用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人們本來希望私人銀行部門來履行這一功能，但它沒有。然而，在聯邦儲備委員會到底有權做什么上還有一些限制;消費者和企業仍然依賴銀行部門，而銀行卻缺乏資產負債表，也沒有動力提供經濟所需要的貸款，政府對銀行的經營者及其行為都沒有實際控制。

銀行問題的根源，在于他們在證券和貸款投資管理上所面臨的巨大損失。但是，它們并不想完全承認自己的損失，因為這有可能讓它們破產。因此，他們故意把損失說的小些，要求并不足以讓他們恢復健康、但足以再堅持更長時間的施舍(他們也不會披露到底多少施舍才足以解決問題)。這種行為是腐蝕性的：不健康的銀行要么不會借錢給別人(為了積攢資金支撐儲蓄)，要么進行期望回報很高的高風險貸款和投資，而這可能會讓他們血本無歸。無論哪種情況，經濟痛苦都會加深，銀行資產本身會持續貶值，從而導致更具破壞力的惡性循環。

為了打破這種循環，政府必須迫使銀行承認自己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正如IMF所理解的(美國政府過去也多次堅持新興市場國家應該這樣)，最直接的方式是國有化。但事實正相反，財政部正在嘗試一個銀行一個銀行的談援助，好像所有牌都捏在銀行手里，而且每次交易都把政府所有權最小化，并放棄政府對銀行策略和運作的影響力。這樣做絕對不可能清除銀行負債表。

國有化并不是說永久國有。IMF建議說，實際上只是大規模復制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運作過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行為方式，基本上就是一種政府主導的銀行破產程序。允許政府清洗銀行股東，取代失敗的管理層，清理資產負債表，然后再把銀行賣還給私人部門。這樣做最大的優勢是立即承認問題，從而在情況變得更糟糕之前解決問題。

政府需要詳細檢查資產負債表，確定哪些銀行無法在嚴重衰退中存活下去。這些銀行只應該有一種選擇：寫清楚你資產的真正價值，并在30天內提高私人資本，否則就由政府接管。政府應該承認現實，弄清楚強制破產的銀行的有毒資產，把這些資產轉交給一個獨立的政府機構，由它嘗試看還能不能為納稅人搶救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正如1980年代存貸危機之后資產清理信托公司所做的那樣)。剩下的銀行，在凈化并有能力安全放貸、因此獲得其他放貸人和投資者信任之后，也可以賣掉。

清理超級銀行的工作會很復雜。對納稅人來說也很昂貴;根據IMF的最新數字，清理銀行體系的長期花費可能會高達1.5萬億美元(我們GDP的十分之一)。但是，只有決定性的政府行動可以治愈整個金融部門，包括將金融的腐朽大白于天下，讓一些銀行恢復到公眾可以驗證的健康水平。

這看上去像是一劑猛藥。但事實上，它盡管必要卻仍不足夠。美國面臨的第二個問題，也就是寡頭的專政權力問題，與眼前的借貸危機同樣重要。在這個戰線上，IMF的建議也很簡單：打破寡頭專政。

超大機構嚴重影響公共政策;今天，主要銀行的權力大部分都來自于恐嚇：“我太大了，不能垮掉”。國有化和重新私有化不會改變這一點;而替換把我們帶入危機的銀行經理層當然很公平合理，但最終也只是用一撥子權貴經理人取代另一撥子，改變的只是寡頭們的名字而已。

就理想而言，應該把大銀行按照地區或者商業類型分成中等規模的幾塊，然后賣掉。因為太想盡快把銀行賣掉而做不到這一點的地方，也可以把銀行整體賣掉，但買家必須在規定的短時間內將其分拆。仍掌握在私人手中的銀行，也應該符合規模限制。

這一步看上去也許粗魯專橫，卻是限制個別機構的權力的最好方式，這個機構常常隸屬于整個經濟所必需的經濟部門。當然，一些人會抱怨一個更加分散的銀行體系的“效率成本”問題，這些成本當然真實存在。但是，作為大眾自戕的金融武器，一個銀行，因為太大而失靈從而崩潰的成本也真實存在。任何太大而失靈的事物，都會因為太大而消失。

為了確保系統性的銀行分解，為了防止危險的金融怪獸的最終復活，我們還需要大修我們的反壟斷法。

100年前制定出來打擊工業壟斷的法律，無法用來對付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金融部門今天的問題，不是特定公司占有了足以影響價格的市場份額;而是一個公司或者一些互相關聯的小公司，一旦瓦解，就能拖垮整個經濟。奧巴馬政府的財政刺激方案召喚的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美國人稱FDR)，但是今天需要效仿的是他叔叔西奧多•羅斯福的反壟斷手段。

給經理報酬設置上限，盡管有平民主義的味道，卻有助于讓政治權力恢復平衡，防止出現新的寡頭專政。對于在那里工作的人來說，對于那些沉浸在曾經的光輝與夢想回憶中的政府官員而言，華爾街的主要吸引力從來都是那筆令人乍舌的巨額報酬。設置上限，會減少金融部門的誘惑力，讓它更像其他產業。

目前的支付上限仍然設計欠佳，長遠來看更是如此。而且，現在大部分錢都主要是從不受規管的私人對沖基金和私人證券公司賺得，降低支付也就很復雜。規管和稅收應該是辦法之一。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大的解決方案必定會涉及更加透明，涉及讓金融業費用降下來的競爭。對那些認為這樣做會把金融活動驅趕到其他國家去的人，我們現在可以很安全地說：隨它去吧!

兩條道路

讓我意譯一下20世紀早期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的話：每個國家都有精英，重要的是不斷變換精英群體。如果美國是另外一個國家，畢恭畢敬地來找IMF幫忙，我可能會對其未來相當樂觀。我說過，新興市場危機大多數都相對快速地結束了，多數實現了相當強勁的經濟復蘇。但是，唉，這一次太糟糕了，美國與新興市場之間的相似性太有限了。

經濟學家：約瑟夫.熊皮特

新興市場國家所擁有的財富不那么牢靠，從全球范圍來說屬于經濟弱者。當他們陷入麻煩，很快就會花光能用的錢，或者至少花光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外匯。他們必須做出艱難的決定;最終，他們會采取有進取心的積極行動。但是，美國是世界上非常有權勢的國家，富的流油，還享有用本國貨幣支付外債的不合理特權，它可以開動機器大印鈔票。結果，它可以磕磕絆絆、搖搖晃晃好多年，就像十年低迷期的日本，它從來沒有鼓起勇氣做應該做的事，從來沒有真正恢復正常。與過去劃清界限，接管、清理主要銀行，這些事很難讓它覺得必須馬上去做。IMF當然也沒有任何人能強迫它這樣做。

在我們看來，美國面前有兩個可行的劇本。第一個涉及一個銀行一個銀行的復雜交易和條件反射式的一次次(重復)援助，就像我們2月份在花旗和AIG身上所看到的。如果政府總想蒙混過關，混亂就將君臨天下。

我們的未來可能會變成這樣：認為金融體系是個搶劫體系的狂暴種子生根發芽，我們越來越多地討論我們的寡頭到底是怎么變成強盜的，討論我們的經濟究竟怎么著就不能正常運作了。俄羅斯前財政部長鮑里斯•費奧多羅夫(Boris Fyodorov)，過去二十年長期與寡頭、腐敗和各種濫權行為斗爭。他喜歡說權貴們的利益很混亂、很令人迷惑，但權勢讓他們可以恣意妄為，不論合法不合法，都不受追究。通貨膨脹很高的時候，誰能說清楚一份財產到底值多少錢?當行事詭秘的政府安排和幕后交易支撐信用體系的時候，你怎么知道你沒有上當受騙?

第二個方案開始得也很沒勁，也可能會無疾而終。但它至少讓我們看到了一些擺脫麻木的警醒希望。情況可能會這樣：全球經濟繼續惡化，中東歐國家銀行體系崩潰，由于東歐銀行大多為西歐銀行所有，對政府破產的合理恐懼將會在整個歐洲大陸擴散。債權人進一步遭受重擊，信心進一步下降。出口加工產品的亞洲經濟遭遇毀滅，拉美和非洲商品生產者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全球環境急劇惡化，將已經搖搖晃晃的美國經濟壓至谷底。當局預算中按原口徑估算的增長率越來越不現實，財政部目前用來評估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樂觀的“壓力模型”，將引發巨大的尷尬。

在這種壓力下，在全國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面前，思維必須更加集中一些。

精英們仍然因循守舊地認為目前的經濟消沉“不像大蕭條那么糟糕”。這種看法并不對。事實上，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危局可能比大蕭條更嚴重，因為這個世界現在如此盤根錯節，因為銀行部門現在如此之大。我們面臨的是幾乎所有國家同時陷入經濟低迷，個人和公司的信心不斷削弱，政府財政出現了大問題。如果我們的領袖認識到后果嚴重，我們還有希望看到政府對銀行體系采取大動作，看到政府與舊精英的割裂。我們希望能早點看到這一天。

(摘自中文刊于《中國經濟》09年5月號 原文刊于《大西洋》，2009年5月號。作者： 西蒙·約翰遜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院教授 IMF首席經濟學家(2007-2008) 譯者： 歐樹軍 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