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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1月11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簽字儀式。次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成為第143個成員。

美歐日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其目的是繼續剪中國的“羊毛”。美歐日通過違約方式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部分原因是它們具有深厚的重商主義傳統。這個傳統長期游離于主流學術話語體系之外，但在美歐日的崛起過程和守成階段卻主要通過經濟政策清楚地呈現出來并且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經濟危機尚存的當下，美歐日等已揭開畫皮，不再羞言貿易保護主義了。

一朝揭得畫皮開

2016年12月11日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15周年的日子。這個日子對中國來說是值得慶賀的，因為加入WTO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諸多機遇，促其快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日子對世界來說是值得慶幸的，因為在本輪經濟危機中中國已經成為拉動全球增長的火車頭。但是，2016年12月11日也是一個揭去畫皮的日子。美歐日等沒有像它們自我標榜的那樣，對國際條約義務表現出應有擔當，而是找出種種理由推卸責任，仍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在它們看來，只要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在今后行動特別是進口貿易中就可繼續剪中國的“羊毛”，實現對國內相關產業的保護。對于美歐日等的集團化違約，要說的話很多。

第一句話是美歐日等違的究竟是什么約。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WTO議定書》（以下簡稱《議定書》）第15條的約定，2016年12月11日之后中國將自動獲得一項待遇，即任何WTO成員若想對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實施比如說反傾銷調查，在認定事實和確定反傾銷稅率時，只能依據中國而不是“替代國”的價格或成本來進行判定。《議定書》第15條的（d）項作了如下約定：“無論如何，（a）項（ii）目的規定應在加入之日15年后終止。”而（a）項（ii）目的規定是：“如受調查的生產者不能明確證明生產同類產品的產業在制造、生產和銷售產品方面具備市場經濟條件，則該WTO進口成員可使用不依據與中國國內價格或成本進行嚴格比較的方法。”綜觀《議定書》，總括起來正確理解應該是：其一，在2016年12月11日之前，在中國企業可以明確證明其對應產業在制造、生產和銷售產品方面符合市場經濟條件的情形下，WTO成員應按中國價格或成本認定傾銷程度等；但是在中國企業不能做出上述明確證明的情形下，可按（a）項（ii）目的規定即“替代國”價格或成本進行認定。其二，在2016年12月11日之后，任何WTO成員對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做比如說傾銷認定時，都只能按中國價格或成本進行認定，而不能像以前那樣按“替代國”價格或成本進行認定。美歐日等違約的具體表現是不承認第二種情形的有效性。

第二句話是美歐日等早就知曉應該承擔的條約義務。中國當初之所以簽下了《議定書》，是由于對苛刻的談判方做出了適當的讓步。其中的歧視性條款，不可能具有永久的時效性，因而彼此協定一個明確的時間界限。比如說，在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案件中，對是否可以采用“替代國”方法進行認定，協定了為期15年的過渡期，以至于（d）項規定成了“日落條款”。對此，當時苛刻的談判方是了解的。下面這則引證一定程度上可以支持上述判斷。例如，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經濟參贊朱姆沃爾特（JamesP.Zumwalt）于2002年1月撰寫了一篇題為《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對中國的影響》的文章，他說：“中國通過15年艱苦談判，特別是同美國和歐盟的談判，才加入WTO。中國做出了多方面承諾。”這就指明中國在《議定書》中所做的承諾，是多方經過艱苦的談判之后才達成的具有“多贏”性質的成果。談到中國加入WTO之后的保障機制時，朱姆沃爾特提到的第一條便是：“在15年之內美國和其他WTO成員在針對中國的反傾銷案件中，可以繼續使用特別的非市場經濟方法來衡量傾銷情況”（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TO members can continue touse special nonmarket economy methodology for measuring dumping inantidumping cases against China for 15 years）。朱姆沃爾特的文章發表在美國國務院的電子刊物上。盡管刊物主辦者即美國國務院國際情報項目辦公室（TheOfficeofInternationalInformationProgramsoftheU.S.DepartmentofState）聲稱所刊文章并不必然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和政策，但該文注明了作者的官方身份。

第三句話是美歐日等的違約顯露了虛偽的嘴臉。當初，造成中國入世談判舉步維艱以至于簽訂了歧視性條款的主要是這些經濟體（上面所引朱姆沃爾特的話反映了這一點）；現在，享受完《議定書》給予的好處之后，翻臉違約推卸國際條約義務的也主要是這些經濟體。由這個例子可知，美歐日等一貫標榜和倡導的契約精神，只不過是一條精心打造的虛偽的道德之鞭，它是專門用來威懾或抽打別人的，根本沒有打算將它加諸自身。美歐日等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是在耍弄一個慣用伎倆，即偷換概念。《議定書》其實包含了這樣的意思：當時各方認為，只要中國加入了WTO，這個經濟體的市場化就必然具有明顯的趨勢（后來的事實也確實如此），但中國經濟市場化速度究竟如何，任何一方都難以做出準確的預測，因此只能協定一個具體的期限：在這個期限之內，可以適用歧視性的“替代國”辦法；越過這個期限之后，則按中國價格或成本測算傾銷程度等。這也就意味著，2016年12月11日之后，中國享有非“替代國”待遇與其經濟是否真的變成了市場經濟并無關系。只有這樣理解，《議定書》中的規定才稱得上是完備的保障條款。也就是說：在15年之內，它是WTO其他成員的保障條款；而在15年之后，它是中國的保障條款，即一定獲得非“替代國”待遇。WTO實踐表明，一個成員能否享有非“替代國”待遇，與這個成員是否已是市場經濟并不是一回事。一方面，各國制定的市場經濟標準不一，以至于對于幾乎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運作的現實情況，都很難做出一致的評定；另一方面，可以反問這樣一個問題：即在WTO成員中，是否存在諸多成員，其經濟運作還很難稱得上是美歐日等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但作為WTO成員卻早就享受到了非“替代國”待遇。這樣的成員可以說俯拾即是。

第四句話是美歐日等的違約顯示它們對中國經濟發展心存恐懼。它們害怕的是國內某些產業的產品，在與中國同類產品的平等競爭中被碾成齏粉；它們之所以恐懼，還可能是它們對類似于拉馬克所說的“獲得性遺傳”機制理解得最為透徹。我在研究大國崛起問題時發現，美歐日等在崛起過程中大量采用了重商主義的保護貿易政策，這些政策有利于己而不利于人；輔以非經濟力量，此類政策可以保證自身在國際競爭中獲取優勢地位。另外，說到美歐日違約，這早就不是第一遭了，并且遠不是最重要的一遭。例如，1944年在美英主導下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約定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而美元又與黃金掛鉤，即以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但是，運作一段時間之后，“特里芬難題”如期而至；及至發現按此履約于己不利，美國尼克松政府便在1971年8月15日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兌換比率開始松動并且美元最終徹底解脫了黃金的束縛。對于這個事例，有兩點需要提及。一是違約之前，35美元即相當于1盎司黃金；而到了今日，多少美元才相當于1盎司黃金！讀者只要簡單對比一下，就不難得出驚人的結論。或許還可以這樣說，正是1971年的違約，成就了美元此后的霸權地位。二是WTO的前身是關貿總協定（GATT），而GATT又是經由布雷頓森林體系才行之于世的。由此可見，對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采取了兩面手法：一方面，拋卻雙掛鉤和固定兌換比率的國際條約義務，舍棄于己不利的部分；另一方面，把握于己有利的部分，并且細加經營使其成為操控國際貿易的機制。

美歐日等違背國際條約的行為已使很多WTO成員對這個機制未來的有效性產生了擔憂。不少成員認為15年之前為中國定制的歧視性條款，現在正將WTO置于危機之中。如果這并非杞人之憂的話，那么其引發者非美歐日等莫屬。對中國而言，從策略上說，其實沒有必要與美歐日等再去爭辯中國是否已經是真正的市場經濟，需要爭取的僅僅是《議定書》中明確規定的、遭遇反傾銷等時可一直享有的非“替代國”待遇。這是《議定書》賦予中國到期自動生效的權利，也是中國與WTO成員展開進一步談判的重要籌碼。面對美歐日等的集團化違約，中國要做的一是提起訴訟，力爭到期應得的權利。二是與此同時，主動醞釀并適時推出具有“共贏”性質的解決方案，力求在新一輪談判中在規則層面上取得平等乃至有利的地位。三是在訴訟結果未定或新協議未簽之前，對于使用“替代國”條款對中國產品展開反傾銷調查的WTO成員予以堅決反擊，即通過其他可行渠道，實施至少對等的報復。有人或許要說，按照《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中國不應單方面采取措施；對此，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是要不要結束下面這樣的循環，即總是讓美歐日等單方面違約（采取措施）在先，而我國大抵只做謙謙君子，坐視利益受損。四是要有一種坦然面對WTO框架走向破裂的堅定信心；并且，將這種信心通過適當方式和渠道向外傳遞，同時為訴訟失敗或談判破裂之后中國主導重建國際貿易機制做一定的準備工作。上述任何一項工作，都是復雜、艱難和重要的，這篇短文實在難以一一涉及。接下來只做一點歷史考察，說明美歐日等此次違約與其重商主義傳統是相互呼應的。

畫皮一去本質顯

我之所以將美歐日等的違約與其重商主義傳統聯系起來，主要是由于上文所說的“替代國”算法是一個重要的法寶，借助于它可以自主操控進口關稅稅率；而諸如此類的貿易保護政策，正是重商主義的精髓之一。下文意思主要是：對這些經濟體而言，在崛起過程中無一不從重商主義那里獲得支撐，在守成階段里無一不留有重商主義傳統——它們既害怕其他經濟體采用重商主義政策實現彎道超車，又根據形勢需要相機采擇重商主義政策。

概而言之，自16世紀以來美歐日等在崛起過程中無不打上了深深的重商主義烙印。當然，有必要對重商主義做廣義的理解，以發展或演進的眼光加以觀察、分析和總結，而不是局限于經典表述。某種程度上可以這樣說，自從《國富論》流行以來，重商主義幾乎只是茍活于經濟思想史教科書當中了。1776年，被視為經濟學鼻祖的斯密在其傳世名著中首次定義了重商主義并且對其做出了系統性批判。正是斯密學說的流行，使此后的重商主義處于尷尬的境地。另外，由于重商主義與殖民主義等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后來的經濟學家除了將其用于批判之外，其他時候很少提及。需要注意的是，重商主義在學術層面上盡管幾乎早就是僵尸一具，但這并不妨礙在國家政策和戰略層面上一再展現其特有的魅力。

不應忘記的是：重商主義最早在英國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美國是從英國殖民地獨立并經擴張而來的，英國對它的影響既深又廣；而在德國，發端于李斯特（FriedrichList）的國家主義經濟思想，兼具英美重商主義之長；日本雖地屬東方，卻自比西國，其重商主義既激進又瘋狂。這些大國在崛起過程中都尊崇重商主義，其影響早已深入骨髓非比尋常。對此，它們盡管一直較少主動予以彰顯，卻時常按捺不住在政策或策略中露出真相。特別是作為其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一直沒有真正消失，最多也只是改頭換面。最早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已有賴于重商主義的指引；但是，在這三個國家，其重商主義并沒有適時實現形態的轉換，即在很大程度上演變為重工主義，以至于當英國實現形態轉換進而誘致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歐洲大國的競爭態勢就發生了一邊倒的傾斜。這些事實教給列強們的是：在崛起階段，從重商主義向重工主義演進，是后發英國取得巨大成功的關鍵所在，其精髓正在于如下格言——制造業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并且，當實現崛起進而步入守成階段之后，英國轉而策略性地在世界范圍內倡導自由貿易，以便永葆工業優勢進而在國際貿易上固化其主導地位，而其他國家都難以構成真正的挑戰。

在歐洲諸大國當中，運用重商主義實現崛起最成功者當數英德兩國。其中，英國重商主義更加具有原創性。既與西班牙和葡萄牙主要基于殖民地開拓通過直接掠奪和海外貿易等實現快速崛起不同，又與荷蘭一定程度上通過工業但依然主要借助于商業實現崛起不同，英國從重商主義出發成功地走向了重工主義，打造了實現國家富強的不歇動力，避免了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快速崛起又快速衰落的模式。英國重商主義政策當中最值得提及的，一是通過貿易保護政策，在促進本國工業品出口的同時，對其他國家工業品和原材料的進口采取非對稱的關稅策略。這是已被多所論及因而無須贅述的一個方面。二是堪當彪炳并為美德兩國仿效的人力政策，即對國外人才不遺余力地予以吸納，同時在國內注重人才的培養，為工業發展奠定智力基礎。三是富有激勵作用的獎勵政策。在主要屬于精神獎勵的貴族晉升制度當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使那些在天才上、財力上或是成就上具有卓越表現的平民榮登貴族序列，另一方面使貴族后裔中多余的部分重回平民巨流，促使人人奮力爭先，在事業上創下輝煌。對于屬于物質或權利獎勵的專利制度，一方面逐步改進使其臻于完善，另一方面靈活運用使其作用發揮到極致。早在斯密出版《國富論》之前，瓦特的蒸汽機已于1769年取得專利。然而，這個專利最初并沒有為他取得什么商業利益。幸運的是，合作者的持續支持和國會破例延長專利期限的遠見，使蒸汽機終于廣泛運用于在當時屬于高新技術產業的紡織業及其他行業。因此，正如有些學者認為的那樣，是重商主義而不是經濟自由主義使英國成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搖籃，進而成就了日不落帝國的輝煌。

英國范例在德國得到了最好的模仿，但德國的模仿來之不易。之所以這么說，一是由于漢薩同盟盡管在12世紀之后幾百年里取得了輝煌的商業成就，但是由于它沒有促進國內市場的統一，由于其影響沒有深入工業層面，對后來的德國并沒有留下多少具有積極意義的遺產。二是由于第一次工業革命將英國推上世界第一強國之后，英國當政者及大多數學者開始倡導斯密的自由貿易學說，聲稱這個學說（而不是幾乎作為其對立面的重商主義學說）才是英國走向富強的思想基礎。其實，正如李斯特對當時世界主要大國進行歷史考察以及對德美兩國進行實際觀察和深入分析所表明的那樣，英國采用的是“抽梯之說”。好在李斯特對斯密學說的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本質、對斯密學說抽象掉國家作用而產生的不足等洞若觀火，提出了國家經濟學體系。李斯特化用將力量與繁榮作為國家目標的重商主義經濟學，以國內市場統一和國際貿易提振作為不可或缺的兩手，建立了一個（主要通過發展工業）以提升國家生產力為中心的理論體系。盡管李斯特在德國一直未能得到應有的重用，但他依然以國家富強這個目標為指引在上述兩手上費心費力。特別是當他1832年離開美國返回祖國之后，一方面繼續自己在1819年時已略有所成（即建立工商業協會）的事業，終于在1834年建立了統一的關稅同盟，在國內市場開辟了自由競爭的新局面，為實施保護貿易政策進而促進工業發展奠定了機制基礎；另一方面，竭力于德國鐵路體系等的建設，為國內市場便捷通達創造物質條件。以此為基礎，及至鐵血宰相俾斯麥對李斯特經濟戰略思想進行全盤貫徹，以及與美國一道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引領潮流，德國終于成為歐洲執牛耳者。

一定程度上可以這樣說：美國的獨立是英國在北美13個殖民地實施重商主義政策的結果，因此獨立后的美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就不足為奇。與中國洋務運動抱守“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念不同，美國在首任財政部長和聯邦主義靈魂人物漢密爾頓（AlexanderHamilton）不遺余力的倡導和華盛頓總統不動聲色的支持下，采用了“師英長策以制英”的戰略。對于這一點，其1791年12月5日提交國會的《關于制造業的報告》以及另外兩份國事報告，即可作為佐證。大約30年之后，經由美國史上“最偉大”參議員之一即克萊（HenryClay）在“美國學派”名義下的鼓吹，以及后來的政治家沿著這個方向而作的持續努力，漢密爾頓的國力建設方案在美國后續發展時期里得到了貫徹執行。其中通過保護關稅這種重商主義措施來管控對外貿易，為尚處幼稚狀態的美國工業贏得了生存和發展空間；在其他諸多類似于英國的政策的輔助下，美國在建國之后的100來年里，不僅取得了“成其大”的成就——國土面積從獨立時的80多萬平方公里增加到900多萬平方公里，人口增加的倍數比之更要大許多倍；而且借助于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實現了“成其強”的抱負，其中工業產值在1894年時，已比位列世界第二和第三的英國和德國的總和還要多（約為125%）。可以這樣說，如果不走工商立國之路，美國斷然不會取得后來的成就。這些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持續地采用重商主義的保護貿易策略。另外，在美國，盡管經濟自由主義學說以庫珀（ThomasCooper）1826年出版《政治經濟學要義講座》為標志取得了主流地位，但后來的經濟政策卻較少受這種學說的左右，走的主要是重商主義道路。

近代日本的崛起有賴于激進重商主義思想與政策。其中，“殖產興業”是基礎性方略。日本重商主義發端于18世紀末俄羅斯勢力南擴而產生的巨大壓力。需要指出的是，早期蘭學和幕末洋學對日本社會盡管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在激進重商主義中舶來的成分并不是很多。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重商主義者如本多利明、佐藤信淵、佐久間象山和橫井小楠等，除了主張發展海外貿易和注重本國海防之外，已經產生了諸如“海外雄飛論”這樣的激進思想；吉田松陰的“補償論”，更是將這種思想推向了極端。待到明治政府于1871年派出規模龐大和標準超高的使節團，親眼得見歐美列強在重商主義政策指引下取得強大的國力，以

及后來將李斯特經濟戰略思想系統地貫徹于經濟政策，在明治維新之后的20多年里，盡管依然受諸多不平等條約的限制，但是通過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日本在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方面都得到了極大提升，工業能力取得了長足增長。及至受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的刺激，以及從甲午戰爭獲得巨額賠款和徹底消除不平等條約，日本此后在激進重商主義思想和政策的指引下，工業能力獲得了持續和快速的增長。日本曾受歐美強加的不平等條約的壓制，后來又從與東亞其他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獲取巨大的利益。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告訴日本：即使背負違約惡名，也要力爭商業利益。

上面所說的主要是美歐日等在崛起階段形成的重商主義傳統，即主要通過貿易保護等政策支持國內產業的發展，以便達到力量與繁榮這樣的目標。其實，在守成階段里，每當步入經濟危機以至于需要扶危救困時（比如說1930年代大蕭條、1970年代經濟危機和2008年開始的經濟危機），美歐日等都會不失時機地或者祭出重商主義舊法，或者放出重商主義新招，對國內經濟運行進行強力干預，對國際經濟關系做出大幅調整。現在中國正處于快速崛起階段，作為競爭對手的美歐日等的選擇便是：一方面指責中國采用重商主義政策損害它們的利益，另一方面不惜違背國際條約為一己私利而行重商主義之實。

美歐日不再羞言貿易保護主義

從2008年爆發經濟危機算起，全球增長萎靡不振已達8年之久。在這期間，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保持了中高速增長。歐美日等在這樣的背景下違約，反映它們現在已經焦慮到了怎樣的程度，以至于需要采取聯合違約這樣的行動，捂住喘息維艱的胸口。從本質上說，反傾銷時如果可以采用“替代國”做法，那就相當于擁有一種提高進口關稅稅率和實現精準產業保護的具有高度靈活性的權利。為了維護國內利益而不惜違背國際條約，也說明美歐日等現在已不再羞言貿易保護主義了——即使讓道德之鞭散發出虛偽之光，那也是不用再顧忌的了。

還有比上述違約更直白更高調的呢！聽一聽特朗普說過的那些話吧。他揚言執政之后對所有國家要征收5%的進口關稅，對來自中國的產品更要征收高達45%的關稅。看一看特朗普的那些內閣成員吧。他們幾乎不是鷹派的軍人，就是重商的富人。再看一看特朗普選任的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PeterNavarro）吧。他是一個指責中國通過重商主義政策損害美國利益的學者。除幾本專門針對中國的書籍之外，他還在《世界事務》等雜志撰文，不僅把中國當作美國的基本經濟威脅，而且力主重塑兩國關系以創造新的機會；他還認為中國競爭優勢中最重要的驅動力不是來自廉價的勞動力，而是來自一套有效的非法貿易實踐。

在當前局勢下，特朗普政府試圖利用重商主義重燃美國夢，這并不令人驚訝。特朗普政府可能還想依托美國現有的優勢，營造一種談判氛圍，壓縮中國的策略空間。需要注意的是，美國操控之下的G7囊括了到期仍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主要WTO成員；這種多國聯動態勢必然產生一定的集聚效應和示范效應，以至于連WTO機制未來的有效性都可能面臨嚴峻的挑戰。針對美歐日等日益嚴重的重商主義傾向，中國應該未雨綢繆甚至另做打算。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