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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階級自由觀不僅是唯心主義抽象的自由觀，而且往往是非現實地把自由限定為人的個人意志自由或自我意識自由，限定為源自“人的自然本性”“理性”或“天賦人權”等認識和選擇的絕對自由，限定為個人與其財產私有制關系相聯系而形成的個人具有絕對支配權的自由。馬克思主義自由觀是與資產階級自由觀在本質上有區別的工人階級自由觀，是建立在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基礎上的現實而有具體規定性的自由觀。

　　一、馬克思關于自由的含義及其社會物質條件的論述

　　1、馬克思關于自由的含義的論述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指出，人的“自由”不是人天生就有的所謂天然本性，而是人因生產和生活實踐而超越動物界所形成和具有的本質特征和屬性。而這所謂“自由本性”恰恰源于人“自由自覺的勞動”，而“自由自覺的勞動”就是人的“類本質”或“類本性”。但這種“自由自覺的勞動”仍然是從人與動物區別的抽象意義上來說的，并沒有深入到勞動的具體歷史條件和具體社會性質，也沒有言及勞動方式或生產方式的具體變革和歷史樣態。而要說明勞動生產力決定與制約人的自由發展程度和性質，顯然需要聯系生產力，進而對勞動和自由進行具體而現實的考察。于是在這個《手稿》中馬克思開始考察原始社會人類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和提高，研究當時分工的產生、發展以及生產力的發展，并發現隨之而發生的剩余產品的出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私有財產的出現。而隨著私有財產的出現，體現和實現人的自由本質的“自由自覺的勞動”這一“類生活”過程卻走向了人的自由這一“類本質”的反面，走向了與人的自由本質相異化、相對立的不自由方面去了，即勞動者的勞動、勞動過程、勞動產品以及產品的分配都走向了與勞動者的自由發展需要相對立的方面去了，而且造成了人與人關系的對立，造成了勞動者被剝削、被奴役、被隸屬于他們所創造的財富——物的統治之下了，且勞動者創造的財富越多，他們就越是貧窮和被奴役。當私有制財產關系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與勞動者的自由本性或本質相對立的勞動異化也隨之發展到極端，自由走向了奴役和不自由。于是馬克思從資產階級抽象人道主義的角度譴責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異化，并借助空想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主張人道主義的共產主義。

　　到了1844年底和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著的《神圣家族》及《德意志意識形態》里，深入探討了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找到了“物質生產”這個歷史的發源地，找到了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不同社會形態演變的基礎——工人階級哲學世界觀賴以發生的歷史原點、邏輯原點，即現實的個人以及他們的物質資料生產實踐及其具體的、歷史的、不斷演變發展的生產方式。于是馬克思開始從生產方式的歷史變革和由生產方式決定的生產勞動的具體歷史性質、社會性質來分析人們的生產關系，從人們的生產關系來理解人們的全部社會關系和思想觀念，理解人的自由的生成、屬性、樣態及其實現的現實發展路徑，由此把自由同人類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及其歷史的發展過程聯系起來，同工人階級革命和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目標聯系起來，并同人對必然性的認識和利用聯系起來，把自由不僅作為一種“自我意識自由”或思想的自由，一種對必然性的認識和利用的理性的自由，更作為一種人類崇高的奮斗目標，同時還作為人類為擺脫一切自然關系、社會關系、思想觀念關系的束縛而不斷進行革命實踐（包括生產實踐及各種追求社會進步的社會實踐）的實踐過程和歷史發展過程來認識和把握。在這樣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和維度中所理解的自由，顯然也就不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自我意識自由”、言論與選擇的自由、財產所有者對其所有物支配權、處置權的自由所能涵蓋的，其豐富、深刻且積極的革命含義也不是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一切從“自我意識”出發所理解的狹隘“自由”所能比擬的。

　　2、馬克思關于自由的社會物質條件的論述

　　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內在地相互關聯，它們的相互關系決定著人們的生存狀況及其本質關系。考察生產方式，不僅應當從個人肉體生命的生產來加以考察，更應聯系人們的生活方式來加以考察。而個人怎樣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的一種存在。他們是什么樣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的性質和存在取決于他們生產的物質條件。人們的生產方式決定人們的生活方式，并且這兩者相互制約、相互作用，共同決定人們的思維方式，并決定人們的性質和存在樣式[1]。

　　現實的個人是一個歷史的、動態變化的、具有社會歷史性和時代性的人，伴隨分工及生產力質和量的歷史發展，生產方式發生歷史性變革，推動人的各種關系發生一系列歷史演變。以所有制關系為標志的人的社會關系形態伴隨生產方式的變革而變革，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依次演進的各個歷史發展階段。人的自由和解放是一個歷史活動的奮斗過程，并且這個人的解放不僅是人的“政治解放”（即打破人的等級身份依附關系，實現政治權力平等的“公民社會”），而且是人從各種關系的束縛中不斷解放的過程，只有實現徹底的勞動解放、經濟解放和思想解放，才能真正實現人的政治解放。人的自然的歷史和歷史的自然是同一歷史過程的兩個方面，自然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2]，而經濟社會結構的改造則是實現人類解放的基本物質條件。人的自由和人類解放就是由這些條件所限制并不斷突破這些條件限制的奮斗過程，同時也是人們對客觀必然性認識和利用的結果，是人改造自然同時也改造人自身的結果。“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個人在精神上的現實豐富性完全取決于他的現實關系的豐富性。”[3]所以在這樣的一種意義上，人的自由、發展和解放只能是歷史的、相對的，不能是一成不變、絕對的，更不可能是在某一時刻一下子完成和實現的。

　　但個人在私有制社會和階級社會中總是屬于前后相繼的等級和階級，并且在凌駕于他們之上的官僚國家統治下來規范和調整他們之間的關系，且根據固定的分工發揮他們的作用。這時，雖然他們的出發點仍然只是他們自己，但他們是處于既有歷史條件和關系規范內的自己，他們的一切都由非常明確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所規定，他們個人的力量由于相互作用總是轉化為與他們對立的、他們個人不能駕馭的力量。所以他們的個性總是要隸屬于他們的國家和階級性，他們的個人自由只有對統治階級來說才具有真實性，但對于被統治階級而言則只能是桎梏。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個人雖然比先前自由些，譬如勞動者和資本家可以自由地選擇就業和投資，但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利益矛盾及他們之間的競爭和斗爭，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個人意志的自由判斷與選擇”的前提完全是他們個人所無力控制的，即不是由他們自由支配的條件；他們的一切，包括他們個人的“自由選擇”，都完全具有偶然性，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他們的所謂個性自由也不得不服從于他們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和他們的生產生活條件，事實上他們不得不更加屈從于他們的既定歷史條件、生活條件和物的力量，這當然是更不自由[4]。所以，工人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個人自由，就要消滅他們迄今為止所面臨的社會生存條件，消滅一切奴役性的勞動，推翻一切剝削階級國家，建立工人階級自己的國家和利益共同體，使自己真正作為個人而且是聯合起來的個人，把自己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于自身聯合起來的個人控制之下，并把這些現有各種生存生活條件作為聯合起來予以控制的有機條件，使之成為每個人自由自主地聯合起來活動的條件，同時還要使它們在這種自主活動中按照自由聯合起來的個人的共同利益需要和共同計劃不斷以發展了的新的形式重新生產出來[5]。工人階級個人只有聯合起來，成為占有生產力總和的總體性的個人，成為全部社會財富的主人，在社會化大生產和普遍交往高度發達的條件下，成為具有普遍經驗和普遍性的個人，這樣才能打破個人絕對屈從于舊式分工、屈從于私有制生產關系及其交往形式所形成的奴隸般的處境，進而建立聯合占有的公有制生產關系、自由自主的新的分工關系以及自主平等的普遍的交往關系，最終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解放。工人階級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自由顯然不是一切從個人自我出發的極端個人主義的個人絕對自由，而是在個人交互作用的生產實踐、階級斗爭實踐、科學革命的實踐基礎上形成的合乎歷史發展必然性、認識利用客觀規律、遵守合理社會規范和秩序且本身包含著集體主義、共產主義原則規范的自由，是打破和超越舊的關系與秩序規范的自由創造和歷史活動。

　　3、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

　　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與馬克思創立的唯物史觀、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共產主義革命及人類解放學說是融為一體、不可分割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把自己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足點和出發點確定為“現實的個人及其實踐”[6]，而且認為這種現實的個人在具體的歷史的生產、生活和交往中形成了物質的、社會的、歷史的、思想觀念的多重關系，由于他們的分工以及他們在上述這些關系中“扮演”了不同社會角色，發揮了不同作用，決定了他們個人的本質面目和個性的不同，決定了他們社會歷史的發展和變遷，決定了他們自由的屬性、樣態和歷史發展水平[7]。由此，馬克思主義在歷史觀、自由觀等一系列問題上最終告別了黑格爾、費爾巴哈、鮑威爾、施蒂納等為代表的德國唯心主義思辨哲學，并與德國古典哲學為代表的舊哲學徹底劃清了界限。現實的個人，其自由意志及自主自愿的行動，就是在他們上述這些多重關系的社會生產、交往互動的社會實踐中實現并發揮作用的，并且形成了他們生活于其中的一定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而未來順應歷史發展規律所實現的共產主義社會，也就是自由人的共同利益聯合體社會，是每個人都平等而且實現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

　　馬克思認為，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個人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以及自由的行動才能擺脫物的或資本的束縛，擺脫自然的、社會的、思想觀念的各種關系束縛而使人獲得真正解放。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說，任何“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8]。因為權力或權利是由一定歷史條件并借助一定物質條件、借助人們的社會行為規范及經濟政治文化條件而產生和發揮作用的，離開了一定社會歷史條件和物質條件，離開一定的社會行為規范，離開人們的勞動所有權、所有制關系、生產和交往關系以及一定的經濟政治秩序和思想文化的環境與條件，它們就無法形成并發揮作用。人的自由權利也是如此，它們絕不可能脫離這些條件而作為人與生俱來的權利，更不可能是個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可予奪、為所欲為的“天賦人權”。馬克思建立在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批判、剩余價值學說和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這些思想，顯然與黑格爾的“絕對觀念自我意識自由”、費爾巴哈從抽象的“感性直觀的自然人”出發的“抽象人本主義、人道主義的自由”以及資產階級宣揚的“個人絕對自由”“私有財產權是個人最根本的自由人權”等自由主義思想有著本質區別。因為后者實際上只能是資產階級作為剝削階級的自由，而對沒有多少財產、甚至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來說，頂多是非現實的思想自由、意識自由或者心理及思維層面的自由，至多也不過是勞動力自由買賣、自由選擇決斷的形式自由。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進一步論證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與社會存在決定制約人們的現實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狀況，決定影響著人們的自由屬性和自由觀念這一歷史唯物主義思想，進一步指出了歷史上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9]。正是這種勞動資料的生產和使用及其占有關系，決定著人類生產的技術條件或生產方法，決定著人類生產的勞動方式、占有方式和社會形式，并由此決定著他們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生產關系及整個社會經濟形態的社會歷史性質和關系，決定和制約著人們的生活和自由狀況。于是，建立在機器大生產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雇傭勞動生產方式也就成為決定資本主義社會人的各種關系與自由狀況的最為根本的物質基礎、技術基礎和經濟基礎，決定著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只是思想觀念和自我意識的自由及商品交換過程的買賣形式的自由，是資產階級剝削奴役雇傭工人的自由和雇傭勞動者必須選擇資本家出賣自己勞動力而不得不接受資本家剝削奴役的自由。如果說這種狀況在商品流通領域和交換市場上還表現得不是十分清楚的話，那么一旦離開這個交換市場而進入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進入資本主義商品的分配和消費領域后，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這種差別與關系就表現得十分清楚和明白了。

　　綜上所述，馬克思認為，“自由”首先是一個屬于人的歷史的范疇，是人的奮斗過程和歷史發展的產物，它不僅僅是局限于人的判斷、選擇等方面的個人意志自由和思想言論自由，更是人對各種外在關系束縛和限制的擺脫和超越，是人對客觀必然性的認識和利用，是對客觀世界的革命性改造，而其終極指向則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徹底解放，是人類自誕生之日起始終自覺或不自覺地推動歷史進步，并且最后由馬克思主義指明的追求和奮斗的目標及其歷史過程。正是在上述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把自由作為人之為人的實踐認識活動及不斷認識改造世界的歷史過程來看待，認為它不是由人的所謂“先驗的本性、天性”或抽象的“絕對理性”所決定的，不是某種一成不變的人之絕對自由屬性，而是一個相對于人們生存發展的客觀歷史條件以及人們的現實生活實踐和認識所實現的、他們對各種關系束縛與限制的認識、利用和超越，亦即毛澤東所說的“自由是對必然性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10]，是一個爭取人類解放的不斷革命過程和歷史奮斗過程。毛澤東的這一思想，顯然是繼承和發展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表述的自由和必然的關系以及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之飛躍的思想[11]。

　　二、自由與所有制、生產關系、階級和社會意識形態的聯系

　　第一，自由與所有制的關系。

　　私有制本身具有所有者的獨占性和排他性。當什么東西都私有，即由私有者個人掌握時，這種所有制也就決定了只有作為所有者的私有者才能當家作主，才能有自由，因為屬于特定所有者個人的私有財產，別人是無權過問的。而當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勞動者結合，勞動者共同占有勞動成果(包括剩余勞動成果)的時候，以這種資源和財富占有關系為基礎的一切與此相應的權利自然也就屬于全體勞動人民，屬于全體勞動人民共有共享，而每個人在這種情況下也就能夠與大家一起平等地享有一份個人所有權及與其相應的權利。因此，從理論上來說，社會主義理所當然地要逐步消滅、排除一切導致人與人關系不平等的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的特權。

　　嚴格地說，個人經過努力和奮斗而爭取到的權利才是真正屬于個人的權利，而且是容易受到法律切實保障的權利。一切來自他人、來自外部賦予的權力，嚴格地說它們都不真正屬于個人。從這些權力的最終隸屬關系上看，它們只能屬于權力的讓渡和賦予者。在社會主義國家，勞動人民才是權力的最終所有者或來源者。所以，權力的最終所有者和賦予者才可以隨時根據其需要收回或剝奪已經賦予個人的權力。在社會主義國家，聯合起來的勞動者和勞動人民是國家與社會的真正主人，是一切公有國有社會資產、財富和一切權力的最終主人。“一切權力最終都屬于人民”，正是在勞動人民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最終的所有者和權力主體意義上所說的。社會主義國家勞動人民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所享有的自由民主權利，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改變性質和顏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不走歪路邪路的根本保障，當然它們也是社會主義根本社會制度和社會關系規范的本質體現。可見，所有制關系是決定人的自由權利和屬性的基礎。

　　第二，自由與生產關系的聯系。

　　人是一切關系和解決一切社會問題與矛盾的主導因素，但人干任何事情都不能脫離客觀物質條件，人的能力和技能的發展同樣也是如此。因此，人要改變自己的生產生活條件，而且是為了人的自由發展和解放要不斷改變自己的生產生活條件，就要根據自己生產生活發展的需要和社會歷史階段提供的可能來變革人們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并以此為基礎變革人們的其他生產關系，使其適應生產力發展和人的自由發展的需要。雖然財產處置的自由在私有制條件下是別人無權干涉的私權利，但這樣的自由只是有產者和特權者、特別是那些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積聚了大量社會財富的剝削階級少數人才能享受的自由，在剝削階級壟斷了一切的私有制生產關系中，廣大勞動人民是無權、也無資格享受這種自由的。而在社會主義國家，勞動人民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共產黨領導下，自覺地根據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斷地完善和發展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社會關系和制度，從而實現他們真正的自由和發展。    

　　第三，自由與階級的關系。

　　階級的存在和階級斗爭同樣也是與私有制生產關系相聯系而客觀存在的事實，無論剝削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和統治采用什么方法反對勞動者階級聯合為階級進行階級斗爭，限制與剝奪勞動者階級的自由反抗權利，但這種客觀存在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只要有其經濟基礎存在，它們照舊是不可避免的。而“個人隸屬于一定的階級這一現象，在那個除了反對統治階級以外不需要維護任何特殊的階級利益的階級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滅的”[12]。而一旦這個自身沒有任何特殊利益需要加以維護的階級聯合起來進行實現其歷史使命的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這個階級便具有空前的號召力和戰斗力，而且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起為人類的徹底解放而斗爭。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最根本的就是認為階級斗爭最后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并且認為只有如此才能使勞動者階級爭得真正屬于他們自己的自由。

　　一部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文明史，迄今為止就是一部階級斗爭史。資產階級若不聯合其他革命階級與封建主進行階級斗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不可能真正取代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不可能改變封建社會的性質，更不可能擺脫封建主義社會制度，確立和鞏固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而贏得資產階級的自由。然而，資產階級的自由是通過犧牲和剝奪他人、他國，尤其是勞動人民的自由而實現和發展起來的。對于階級斗爭的歷史作用必須做具體的歷史分析和階級分析，一概而論地認為所有階級斗爭都具有歷史進步作用或阻礙歷史進步、破壞人類自由解放運動的作用，是缺少歷史和階級的分析的，也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認識方法的。

　　第四，自由與意識形態的關系。

　　個人意識與階級意識、社會意識、民族意識也是相互作用、相輔相成的。首先是先有個人意識，然后才有個人意識交互作用而融合成階級意識、民族意識、社會群體意識和整個人類社會的社會意識。但每個人也只有明了自己所屬的社會群體、民族、階級、國家和社會等，具有了相應的這些方面的清醒意識或認識，才會有真正清醒自覺的個人意識，而且能夠有目的、有意識地維護個人、集體、階級以及民族國家和整個人類社會的各項自由權利和利益。僅有“個人自我意識自由”，會導致不同個體的自由相互沖突，整個社會就不存在實現個人自由的社會歷史條件與基礎，也不存在自由的現實思想前提與社會意識基礎。可見，一個人若沒有清醒的階級意識、民族意識、社會群體意識或集體意識以及國家社會意識，沒有科學正確的社會意識形態作指導，他就不具備總體性的人格主體性，不能成為具有清醒意識的人格主體，從而也就談不上他會有健全的人格主體性及健全理性的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

　　上述情況說明，所謂的個人自由與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生產關系、階級關系以及與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都有著密不可分的相互作用關系，自由的性質、內容與含義必然受到人們諸方面關系的制約和規定，受到人的主體性狀況的限制和規定。我們只有聯系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作用，才能真正科學地揭示與說明人的現實的自由究竟是什么。

　　三、對新自由主義自由觀的批判

　　與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和早期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僅僅把自由視為個人意志自由、自我意識自由、思想言論自由及自由選擇和認識的天賦自然權利不同，當代資產階級思想家更多地是把自由與財產私有制關聯起來加以認識，認為自由不僅符合人的本性，而且它作為“天賦人權”有著人性自私和私有制這一現實的人性基礎、社會經濟基礎。他們認為正是私有制財產關系使個人對其財產擁有絕對支配權才在經濟社會制度上保障了人的自由。

　　目前，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發生了偏離社會主義發展目標并導致社會群體利益分化、兩極分化和價值觀方面的物欲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極端利己主義迅速發展蔓延等一系列傾向性問題，導致否定革命的歷史虛無主義嚴重泛濫，受西方資產階級倡導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是造成如此狀況的主要原因。在我國，綜合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言論，筆者認為下述觀點值得我們分析批判。

　　1、“私有制市場經濟是自由平等”的經濟嗎?

　　一種新自由主義觀點認為，私有財產在過去是少數人通過簡單的暴力來實現占有并歸其所有的，與其相應的社會綜合管理體系自然也是以拳頭定取舍的機制、體制和制度，這樣一種制度就是奴隸主和封建主的私有制；但以商品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為紐帶而形成和實現的私有制經濟，是在承認每個人人格自由平等基礎上，以自由平等、自主自愿原則簽訂契約所形成的契約經濟。勞動成果歸勞動者所有，自由平等、自主自愿、公平合理地進行商品交換，是私有制市場經濟最為本質的特征，若否認這種自由平等的私有制市場經濟就必然要走向人身依附和奴役。

　　筆者認為，上述關于私有制市場經濟的觀點非常錯誤。一切私有化、什么東西都市場化，亦即什么東西都屬于個人并由他們個人自由買賣，實際上就是有錢就能購買和擁有一切，有錢就可以有權有勢，甚至可以收買和擁有自己的私人武裝、私人控制的政府和軍隊，要它們為自己服務，為自己搶劫和掠奪更多更大的財富，這顯然就是一個富人絕對“自由”的社會。資產階級是以所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社會秩序、契約經濟”的形式替代了過去私有制傳統社會剝削階級主要依靠暴力強取豪奪而實現對勞動者的超經濟剝奪，在表面上實現了自主自愿的商品交換與自由平等的勞動所有權轉移，實際上卻是以赤裸裸的金錢利害關系和所謂“純經濟關系”取代了以往人們之間因等級身份的差異而形成的人身依附關系，只是實現了所謂的“自由平等的私有制市場經濟”，但資本主義這種“自由平等”本身就是以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即勞動者一無所有，只能按勞動力價值出賣勞動力為別人創造財富、少數資本家卻可以不勞而獲地占有并享有勞動者創造的絕大部分社會財富為基礎和前提的。這種“自主自愿、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換背后，實際上是商品等價交換的勞動所有權規律不斷地轉化為資本家剝奪勞動者的資本主義占有規律，即資本家無償剝奪勞動者剩余價值的剩余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的剝削與以往剝削階級社會的剝削所不同的只是它更具隱蔽性或超越赤裸裸的暴力掠奪而更具所謂“純經濟性”。馬克思說：“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雇傭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的獨立性這種假象是由雇主的經常更換以及契約的法律擬制來保持的。”[13]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及其契約法律關系所賜予工人階級的人格獨立和所謂自由平等，實際就是以資本統治關系為核心的“看不見的新的鎖鏈和奴役”，它們與奴隸社會“看得見的鎖鏈和奴役”并無實質性差別。事實上，資產階級利用資本主義技術和單純經濟手段而實現的所謂“純經濟剝削”，雖然比起以往剝削階級經常使用暴力對勞動者的掠奪表面上顯得人道一些，但這不僅沒有減少資產階級的剝削，反而使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往往更有效率而變本加厲。

　　而對于這樣不公平的社會，工人階級政黨及其領導的國家理所當然地要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予以堅決否定。廣大勞動者只有剝奪剝奪者，并將那些本來就屬于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重新收歸勞動人民公共所有，使一切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成為生產勞動者，每個人憑借自己的勞動擁有個人財富，實現個人消費，使任何肆意的剝奪成為國家社會打擊的非法犯罪行為，這樣的國家和社會中生活的人才會擁有現實的自由。

　　2、“私有可以等同于勞動者所有”且能為勞動者帶來財產所有關系的自由嗎?

　　有一種新自由主義觀點認為，如果把“私有”定義為一切勞動成果歸對應的勞動者所有，那么相應的社會綜合管理體系自然就是“按勞動創造并經社會的共同認可”為根據的分配機制、體制和制度了。

　　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同樣不能成立。首先，私有未必就是勞動者所有，無論是奴隸主、封建主、地主，還是資本家，他們的私有大多是靠剝削、剝奪勞動者而獲得的，即便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稱為“勞動的支配權”的“資本”，它們實質上也不過是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剩余勞動成果并把它們作為剩余價值不斷轉化為新的資本的結果，或者說它們是資本家對工人無酬勞動的一種支配權。從歷史上看，勞動者自己占有自己勞動成果所形成的財產私有從來沒有超出個體勞動小私有經濟的范疇，但這種小私有制經濟由于生產方式落后，從來就經不起伴隨技術進步而出現的大工業生產的競爭，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是注定要被消滅和淘汰的對象。因此，這種以勞動者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小私有經濟及其制度注定是一種非常不穩定、不牢固的過渡型經濟制度，它們在工人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在工人階級引導和國家資助下，走自主合作互助的集體化生產發展道路，即走向勞動者集體經濟發展道路才會有出路。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他們都不主張剝奪勞動者憑自己勞動所擁有的私有財產，而是主張通過互助合作的集體化經濟發展道路逐步改造個體勞動者的私有制經濟關系為集體所有制經濟關系，并在大機器生產和自動化生產條件下使這種集體所有制經濟逐步轉變為勞動者的全民或全社會所有制經濟。早在1847年，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就曾對蒲魯東所主張的這種個體勞動者私有經濟進行過深刻解析和批判。馬克思認為，產品的分配取決于生產要素的分配和所有制關系，而在私有制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屬于私人所有者，勞動者的勞動成果如何分配未必由勞動者當家作主，只能由它們的財產所有者——在資本主義社會即由資本家作主，無論其他社會成員認可不認可，都改變不了財產所有者在勞動成果的分配中起決定作用的這一基本事實。因此，私有制下沒有勞動者真正擁有財產的自由。

　　3、“公有只是妨礙個人自由實現的抽象概念”嗎?

　　還有一種新自由主義觀點認為，所謂“公有”，只有一個籠統的“歸公眾或國民所有”的抽象概念，這里由于沒有確定社會資產產生的過程、方式和性質，其分配體系顯然是沒有依據的，我們在實際社會生活中也無法找到全民的具體分配方式和所有權。因而公有制經濟客觀上只能被少數人主觀支配和控制。

　　這種說法實際上就是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確立的任何現實可能性。社會主義公有制不同于以往私有制社會的剝削階級所有，也不同于官僚社會的“虛假公有”(即財產所有權實際屬于掌握官僚特權的官僚政客所有)，而是明確地歸擁有公共財產所有權的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根據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提出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其財產屬全國人民共有，集體所有制經濟其財產屬于合作人股的全體勞動者所有，它們屬于勞動者的集體共有財產，所有這些公有財產都是受社會主義國家法律保護的財產，而且勞動者的所有權、占有權、支配使用權(即勞動權和經營管理權)以及財產的收益權、分配權、處置權、繼承權和贈予權在社會主義國家法律保護下有著不可或缺的內在關聯統一性，它們最終屬于全體所有者。在這些財產權關系中，除了勞動者因個人持股數量不同和所屬集體經濟關系不同而享有不同的財產收益權以外，勞動者憑其勞動參與社會公共資產及集體所有財產的經營和使用，參與全國、全社會或集體的經濟活動，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共有財產的各項財產權利、民主權利，他們以民主集中制的形式和辦法形成集體的意見和決策，并以民主集中制的選舉、授權和罷免方法來決定公有財產的委托管理人和實際經營者，督促并約束他們按照勞動者集體的意見和決策進行企業與社會的管理服務，每個勞動者則根據自己的勞動貢獻或勞動成果從國家、社會和集體獲得相應的個人收入。除此之外，任何人不得享有任何特權。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民主科學原則和按勞分配原則所要求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和原則性的具體實施操作辦法，也是公有制條件下勞動者所擁有的切實的個人自由的物質條件。

　　4、“公有是通過暴力掠奪而侵害個人私有的自由”嗎?

　　更有一種新自由主義觀點認為，如果所謂“公有”連“歸公眾或國民所有”的概念也回避的話，那么這種“公有”與“通過簡單力量占有而歸其所有”的“私有”無異。新自由主義者說，其實，除了天然資源外，那些從人類社會誕生以來所產生的資產，都是自有其勞動創造者的，從沒有產生過需要靠簡單力量爭奪來決定其所有者的資產，因此，任何具體的社會資產都應該歸具體的勞動創造者所有和支配……如果把這稱為“私有”和“私有制”的話，那這是人類思想和社會的根本性進步!

　　新自由主義者在這里所闡述的觀點，核心是要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混同于依靠暴力掠奪為己有的私有制經濟，混同于封建社會、奴隸社會的國有經濟或官僚國家官有經濟，并認為這種公有制經濟實質是不屬于社會公眾和國民，并以此來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剝削階級國家假公實私的官有經濟的本質區別，進而鼓吹“公有不如私有”，私有才體現“社會進步”和“先進”。而這正是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誤導社會主義改革偏離社會主義方向、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始終一貫的說法。他們這是打著“一切勞動成果歸對應的勞動者所有”的旗號，鼓吹只有私有制才是產權關系明晰的經濟，且認為私有制經濟是人類社會命中注定、不可擺脫的財產關系和所有制基礎，所以不管人們怎樣變革所有制關系，怎樣試圖以大家共有共享的公有制經濟取代私有制經濟，到頭來實質上還是跳不出私有制經濟的魔咒與怪圈。這顯然不僅全盤否定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取代剝削階級私有制經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且完全否定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的任何可能性與現實性，認為迄今為止只有生產資料私有制才是可能和現實的，才是符合每個人的利益需要，有利于發展經濟的。

　　事實上，正是由于私有制經濟產生了私人利益的尖銳矛盾，踐踏了人類一切文明和規則，使人類一切公平公正和平等自由的社會秩序不斷受到挑戰并遭到破壞，剝削階級為了保證私有制社會的延續和發展，他們才不得不不斷地立法與充實完善其法律。然而迄今為止，不管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制多么健全完善，不管執法多么嚴格，又是怎樣做到了“違法必究”，還是無法避免兩極分化，無法從根本上避免和根除違法犯罪、貪污腐敗、利益爭奪、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等問題。即便是剝削階級由于勞動人民的激烈反對，按“協商約定的契約”進行社會和平改造、改良，他們也不會根據人民大眾的意愿來改造和改良。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宣揚私有制條件下人的“民主、自由、平等”等“天賦人權”不可剝奪，實質就是剝奪者靠剝奪而享有的財產權利神圣不可剝奪，卻不是勞動人民的勞動所有權和財產權利的神圣不可剝奪。只有當剝削階級私有制社會制度退出歷史舞臺，當人們相互間的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取代他們各自相互矛盾的特殊利益和私人利益時，當每個人個人利益的實現和發展必須依賴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和發展時，新的保障勞動者個人自由和利益的社會規則、法律和制度才有可能產生并發展起來。

　　可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權保障的經濟基礎，是保障每個有勞動能力的人能夠勞動而且擁有合法勞動權益、實現其民主自由權利的最根本的經濟基礎。丟棄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勞動人民的一切權利就無從談起。社會主義革命、變革的根本任務和根本目的就是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階級和一切階級差別，讓人民平等地占有生產資料，而成為國家、社會和企業的主人。由此確立和建設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并通過完善、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民主政治制度，倡導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和價值觀，調動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不斷發展生產力，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不斷發展文化教育和各項社會公共事業，不斷提高勞動者的民主監督及管理水平，使勞動者的所有權、勞動權、管理支配權、收益權等合法權益得到很好的實現和保障，使勞動者的民主自由權利、生存發展權利得到充分的實現和保障，勞動人民只有在社會主義歷史條件下才會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權利。

　　總之，自由在我國現階段，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下，有組織、有步驟、有紀律、有秩序地建立和完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社會管理秩序，就是充分發揮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依照社會主義憲法賦予勞動人民的權利和義務，保障勞動人民有充分的思想言論自由、結社與集會自由、選擇和行動的自由，讓他們集思廣益，群策群力，根據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程序，運用集體的智慧和力量當家作主，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直至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

注 釋：

[1]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520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頁。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頁。

[4]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0-572頁。

[5]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2-574頁。

[6]這是對黑格爾把“絕對精神”“絕對理性”視為歷史原點、邏輯原點的顛覆，是把被黑格爾顛倒的頭足倒置的歷史主客關系重新顛倒過來。

[7]楊思基：《馬克思恩格斯對抽象人道主義、抽象人性論的第一次系統批判》(上)，《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2015年第2期。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頁。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頁。

[10]《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3頁。

[11]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300頁。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0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62頁。

原文參考文獻：

1、沈曉陽：《馬克思主義自由觀初探》，《現代哲學》1992年第2期。

2、《孫伯鍨哲學文存》第1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

3、楊萬慶：《試論馬克思主義自由觀》，《理論月刊》2008年第4期。

4、楊思基、仇善章：《“市場經濟”就是自由平等、公平公正、民主法治的經濟嗎?》，《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