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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我血薦軒轅

　　——湖湘文化憑什么

　　就湖南人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最鮮明的表現恐怕還是血性!這首先表現在為保家衛國而敢于自我犧牲，在大局與大義面前，湖南人的心里沒有小九九、手里沒有小算盤;更表現在戰爭中，湖南人于疆場上敢于斗狠比勇，壓倒敵人，而不被敵人壓倒!湖南人在抗戰中表現出來的鮮紅血性，是長期積淀的湖湘文化性格的自然爆發，屬于“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隔代回響，亦堪稱“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現代回響。一個人做到“認真”二字，庶幾血性矣!

　　——題記

　　偉大的勝利

　　公元2015年9月3日，一個值得中華民族注目頂禮的日子!70年前的9月2日，曾叫囂“三個月解決支那事變”的日本帝國不得不俯首在投降書上正式簽字，中國人民贏得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偉大勝利。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自豪地表示：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這一偉大勝利，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奴役中國的圖謀，洗刷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這一偉大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使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這一偉大勝利，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開啟了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日寇在湖南敗走

　　毫無疑問，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之全民抗戰的成果。但如果論地域，不得不提到一個地方在抗日戰爭中的卓越貢獻，這就是湖南!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侵華日寇在湖南芷江乞請投降，所謂“烽火八年起盧溝，受降一日落芷江”。中國戰區當時劃分為15個受降區，受降點不僅有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也包括其他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城市，典型如洛陽、上海和廣州，為什么受降點最后被定在偏居湖南西隅的芷江呢?不簡單因為芷江空中交通便利，有僅次于昆明空軍基地的“盟軍第二大軍用機場”——芷江機場，原因更在于芷江一帶是日寇的傷心麥城。為打通從華中到到華西南的交通，確保順利對接東南亞，日寇于1945年4月發動攻占芷江空軍基地的大會戰，史稱“芷江會戰”，亦稱“湘西會戰”或“雪峰山會戰”。這是中日之間最后一次硬碰硬的對抗，不僅雙方精銳盡出，而且激烈廝殺近兩月之久，最終以10萬日寇兵敗如山倒的慘敗收場——據稱是日本史學家也不得不承認的日寇完敗，有90多面日寇軍旗被奪——中國方面士氣大振，正面戰場開始由防御轉入反攻，吹響了打掃抗日戰場的號角。

　　芷江受降只是一個縮影，一定意義上，日寇的敗局早已經被湖南注定，堪稱“烽火八年起盧溝，旭旗四碎落湖湘”。有一個說法稱抗日戰爭“相持在湖南，反攻在湖南，勝利在湖南”，這并非夸張，而就是事實。1938年10月23日，日寇占領湖南南面的中心城市廣州;1938年10月25日,也就是兩天后，日寇占領湖南北面的中心城市武漢，對湖南形成南北夾擊之勢，部署的兵力據稱占到侵華日寇總兵力的35%，氣勢如虹。史料更顯示，抗日戰爭中，中日投入20萬人以上的大規模會戰超過20次，多是日寇長趨直入，但湖南境內的6次大會戰不僅大挫日寇鋒芒，而且扭轉戰局乾坤，中國四勝一平一負，殲滅的日寇數量超過20萬，占到大會戰殲滅日寇總人數的一半，日寇并有中將2人、少將5人葬身于湖南。

　　血性意味著自我犧牲

　　為什么抗日戰爭會“相持在湖南，反攻在湖南，勝利在湖南”呢?有日本自身的因素，最明顯的，當日寇進犯湖南時，他們在整個中國的戰線已經非常之長，自然趨于相持之勢。也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最明顯的，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后，美國正式對日本宣戰，這是蔣中正翹首以待的。還可能存在別的原因，比如當時國民政府的戰略戰術部署。但有一個因素絕對不能忽視，而且應該說舉足輕重，這就是湖南人的精神，不太可能是某種一時的精神，因為一時的精神“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不會具有長遠效應，也不會形成集體特征，更不會導致集體行動;而應該是某種相當穩定的精神——毋寧說就是湖湘文化，因為文化是精神生活長期沉淀乃至歷史演進的結果，湖湘文化一方面沉淀了湖南人的精神氣質，另一方面更熏陶、涵育甚至決定了湖南人的精神風貌。那湖南人在抗日戰爭中表現出什么樣精神呢?

　　湖湘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并多姿多彩，但就湖南人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最鮮明的表現恐怕還是血性!什么是血性?面對揮向維新者的屠刀，原本也可以東游他鄉的湖南志士譚嗣同毅然舍生取義：“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這就是典型的血性，直接用一個人的生命對賭一個國家的前途!血性首先需要正直剛強，這一點沒什么疑問，但正如俗語所云“狹路相逢勇者勝”，平常在談到血性的時候，更主要的意思還是敢于斗勇比狠，直至自我犧牲，要不然，談何血性?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多次強調“軍人還得有血性”，原因應該也在于此，相對于別的場合，戰場更呼喚血性;相對于別的群體，軍人更需要血性，就戰爭的特性而言，無血不成軍。

　　血性唱響湖南

　　湖南人的血性首先表現在全民為保家衛國而敢于自我犧牲，在大局與大義面前，湖南人的心里沒有小九九、手里沒有小算盤。在抗日戰爭的大會戰中，不僅勝仗多是在湖南境內打的，而且有數據能夠表明，勝仗也多是湖南人打的，因為湖南人踴躍從軍。據不完全統計，抗戰八年，只有3000萬人的湖南所征募兵員的數額達到210萬，占全國征募總數的15%，僅次于四川，居全國第二;平均每15人中就有1人參軍，居全國第一。湖南人踴躍從軍也表現在湖南精英投筆從戎蔚成風氣，黃埔軍校第一期到第五期，畢業生共7399名，其中湖南籍2189人，占到總數的30%，他們大多充當了抗戰部隊的骨干。另有數據顯示，在抗日遠征軍中，湖南籍將領更是高達近2/3。不僅是踴躍從軍，“有力要當兵，有錢要勞軍，前方后方齊拼命，出錢出力打敵人”——當時《出錢勞軍歌》所唱的正是三湘大地投入抗日救亡的實際情況，湖南省主席、第九戰區總司令薛岳曾自豪宣稱：“湖南對國家貢獻居全國之冠!”

　　“破釜沉舟期一戰，求生死地成孤擲。”湖南人的血性更表現在戰爭中，于疆場上敢于斗狠比勇，壓倒敵人，而不被敵人壓倒!這里不得不提及日寇在“一號作戰”中所遭遇的最頑強抵抗——衡陽保衛戰，如果說芷江會戰是一場硬仗，衡陽保衛戰更是一場惡仗，雖敗猶榮，衡陽市因此而光榮成為當時國民政府在全國唯一命名的“抗戰紀念城”。1944年6月，抗日戰爭正處于一個重要關口，日寇乘攻占長沙之勝威，以11萬兵力逼向守軍僅為其1/6的衡陽，目的就是用石頭迅速砸碎雞蛋，打通到桂林乃至整個東南亞的交通。但出乎日寇意料的是，衡陽久攻不下，中國守軍殊死搏斗48天，震驚日本大本營及日本天皇，堪稱抗戰以來作戰時間最長、雙方傷亡士兵最多、程度最為慘烈的城市攻堅戰，毛澤東贊嘆“守衡陽的戰士們是英勇的”，蔣中正則感慨“全世界稀有之奇跡”，日本也稱之為“苦難的戰役”，雖勝猶敗，直接促使東條英機的軍人內閣倒臺。史料顯示，衡陽保衛戰中，日軍付出超過7萬人死傷、4.8萬人被擊斃的慘重代價;中國軍隊死傷1.5萬人，其中7400人捐軀。血性不是自我聲張的，更需要對手的承認。《日本帝國陸軍最后決戰篇》對衡陽保衛戰有這樣的記載：“敵人之守將方先覺將軍，為一號驍勇善戰之虎將，其第十軍之三個師，皆以必死之決心，負隅頑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奮戰的精神，實令人敬仰。亙四十余天之激戰中，敵人尚無一卒向我投降。”

　　“無血不成軍”

　　湖南人在抗日戰爭表現出來的鮮紅血性，不是某個“朋友圈”的個別選擇，而具有明顯的集體行動特征;也不是臨時性沖動，而是長期積淀的湖湘文化性格的自然爆發。往前追溯，這算得上“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隔代回響，一定程度上，辛亥革命是由湖南人完成的，武昌首義的組織領導者是湖南人，武昌首義后率先響應的各省都督與負責人也多是湖南人。往古追溯，這稱得上“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現代回響，楚霸王的確簡單粗暴，但無論初見始皇時“彼可取而代之”的少年志向，還是最后的霸王別姬與烏江自刎，都飽含英雄的血性;相形之下，劉邦初見始皇時感嘆“嗟呼，大丈夫當如此也”，更像市儈小兒的欲望。

　　正因為血性原本湖湘文化的性格乃至基因，湖南人的血性在后來的國共大決戰中再一次爆發，當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時，身后站著一大批湖湘子弟，就在中共中央五大書記中，即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位湖南人。共和國在1955年進行軍功授銜，全軍共授1614位開國將帥，其中湘籍開國將帥高達202位，占總數百分之八，其中10大元帥有3位、10員大將有6位、57名上將有19位、177名中將有45位，居全國各省市之冠。“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在決策朝鮮戰爭的關鍵時刻，同為湖南人的彭德懷挺身而出，堅決支持毛澤東拍板出兵，這應該不是偶然的，而存在內在的必然性。近現代以來，“無湘不成軍”的說法一直比較流行，這不是無緣無故的，而是湖南人用血寫的事實鑄就，所謂“半部中國近代史，皆由湘人血寫就”，“無湘不成軍”實是“無血不成軍”。

　　血性之源遠流長

　　血性的確稱得上湖湘文化重要的精神基因。屈原乃“三閭大夫”，以國家利益為己任：“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雖一時遭讒去職，但如果愿意妥協，原本可以不流放，但他無所謂：“茍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即便流放，至少也可以不自沉吧，但他也無所謂：“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的不妥協、大義凜然與自我犧牲，為湖南人樹起了一道最鮮明甚至耀眼的血性標桿，深深地嵌入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基因。湖南人的血性甚至已反映到一個特別的詞上，這就是“霸蠻”——一個僅僅用于湖南人而不用于別的人群的詞，什么意思?一句話講，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三個字講，一根筋;一個字講，犟!

　　不僅源遠，而且流長，血性之所以成為湖湘文化的重要性格，也因為不時得到正能量的補充而強化。這就不得不提到明末清初的文化英雄——王夫子船山先生。明末清初被認為是個“天崩地解”的時代，船山先生原本希望通過武裝起義“反清復明”，無奈世易時移，屢試屢敗，不得不龍潛勿用，轉而冀圖從文化入手“用夏變夷”，盡管也得到清廷的默許甚至招撫，但先生仍然以明朝遺臣自居，過著“活死人”的生活，不僅是下雨天晴都打雨傘穿木屐，目的是表明自己作為明朝遺臣“頭不頂清朝天，腳不踏清朝地”;而且在居室前親自栽種一般是植于墓地墳頭的柏樹，目的明顯也是表達作為明朝遺臣“我自從天乞活埋”。毫無疑問，船山先生向死而生的行為藝術極大強化湖湘文化的血性，現實上有力加持湖南人在近現代中華歷史中的英雄主義，進而在一定意義上影響了抗日戰爭為什么會“相持在湖南，反攻在湖南，勝利在湖南”。

　　承平時代尤其呼喚血性

　　無血不成軍，這一點毋庸置疑。可如今是承平時代，湖南人的血性是不是不適用了呢?或者說，血性的湖南人是不是適合了呢?拿經濟建設來講，雖然也說“商場如戰場”，但毫無疑問的是，商戰讓“霸蠻”走開，就商戰而言，與其說“狹路相逢勇者勝”，不如說“狹路相逢快者勝”。可這并不能否定血性的價值，不論做什么事，首先都是做人，做人首要在真誠純粹，敢于選擇，勇于付出，這就需要血性。特別是運作具有超前意義的事業，更需要執著精神，必要時敢于認死理，甚至較死勁，直至自我犧牲，就像孟子所說的大勇，“雖千萬人，吾往矣”;亦如一句西方著名格言所提示的，“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從這一意義上講，血性也適合承平時代。

　　中國社會在承平時代尤其呼喚血性，當代就是證明。以習近平總書記的中共中央之所以在整風肅紀反腐敗上真抓實干，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聲明“與腐敗作斗爭，個人生死，個人毀譽，無所謂”，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之所以強調“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應該都是針對中國社會特別是官場缺乏血性及擔當的嚴酷現實，如不是習近平總書記的血性擔當，今天大打“大老虎”的反腐局面很難設想。作為中國社會為人處世的重要原則，中庸之道原本不否認血性，準確說是飽含血性，但由于理解上和操作上都極其微妙，現實上導致了中庸之道的庸俗化，以至“老好人”甚至“和稀泥”的現象泛濫，在產權不清晰也就是缺乏責任擔當主體的公營機構，尤其嚴重，結果自然就是腐敗猖獗，整個社會日趨潰爛。作為湖南人的驕傲，毛澤東主席早已經開出藥方，乃一句廣為人知的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人最講認真!”無論什么時代，不論哪個場合，一個人做到“認真”二字，庶幾血性矣!

　　(本文是“挺直民族脊梁，再造湖湘文化”主題征文之一;來源：作者來稿，昆侖策研究院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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