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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層固化正給中國社會帶來嚴峻挑戰。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顏色警告：“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后社會流動性容易降低，而社會階層固化會嚴重影響經濟增長。”這篇文章，幫你讀懂“富二代”、“官二代”背后的階層流動問題。

　　要提高人力資本投資，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提高社會流動性，就是要削弱上一代人對下一代人的社會地位、收入、教育水平的影響。

　　社會流動性差，就是所謂社會固化，用一句古話來說就是“龍生龍、鳳生鳳”;而社會流動性好，就是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國古代，實現社會流動很大程度上靠科舉制度。在經濟學中，衡量社會流動性的指標是兩代人的相關系數，包括收入的相關系數、社會地位的相關系數、教育水平的相關系數等。

　　相關系數等于1，意味著上一代人的收入完全決定了下一代人的收入，這樣的社會是一個非常固化的社會;相關性等于0，意味著無論上一代人的收入如何，下一代人的收入都是隨機分布的，兩代人的收入之間沒有相關關系，這樣的社會就是具有高度流動性的社會;如果相關性等于-1，意味著如果你的父母是社會中的最高收入者，那么你將是社會的最底層，這就是革命。正常情況下是不會爆發革命的，因此社會流動性的相關系數通常是在0-1之間波動。兩代人的收入之間總會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但你的收入又不是完全由父母的收入完全決定。

　　因此，要提升人力資本，一定要有一定的社會流動性。我們經常用基尼系數來衡量靜態的不平等，其實基尼系數沒有那么重要，美國的基尼系數很高，北歐國家的基尼系數很低，問題并不出在收入差距本身，重要的是收入差距可以通過努力來彌補，這叫動態的不平等。

　　我們可以試著比較一下兩個社會，假設在第一個社會中，基尼系數很低，但沒有社會流動性，第二個社會中基尼系數很高，但社會流動性很高，哪個社會更有活力呢?顯然是第二種社會，這就是美國型的社會，但是如今美國社會流動性也在降低。

　　代際相關系數解釋了一個人成功靠什么，是靠基因、靠家庭出身、靠社會環境、靠自己的努力，還靠運氣。如果某個社會中人們的收入和社會地位全靠基因和家庭，那自己努力就沒有用了，就不會去努力地積累人力資本。所以，健康合理的社會流動性是社會活力的保證，是人力資本積累的保證，也是我們成功地進行效率驅動增長和創新驅動增長的保證。

　　事實上這個是中國現在面臨的非常嚴峻的問題，精英為什么不能保證社會持續增長?著名經濟學家Acemoglu就指出，精英社會就是一個低流動性社會，精英階層為保護既得利益，設置壁壘，導致人才浪費和人力資源配置的低效率;精英社會削弱精英之外人群的人力資本投資積極性;精英社會壓制各種要素投入的積極性。

　　這里面我們也做了很多認真的研究，實證發現，社會流動性的高低與GDP增長率呈正向關系，社會流動性高，GDP增速就快。

　　從靜態的角度看，效率與公平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要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進，必須有動態的視角。合理健康的社會流動性，一方面能夠保持社會活力，促進效率提升和經濟增長;另一方面能夠保證社會的動態平等。

　　面對嚴重的靜態不平等，如果我們只是關注靜態不平等，試圖以強行的再分配去實現靜態的平等，則適得其反。相反，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動態平等，增強社會活力，同時能夠逐漸減少靜態的不平等。

　　哈佛商學院的教授Ariely and Norton在一項研究中，發現美國人民極大的低估美國社會的不平等(top20% down 84%, 實際59%)，不是因為他們不在乎，而是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有可能成功：“美國夢”就是描述美國社會這種高流動性，所謂“美國夢”，就是說我以前什么都沒有，但是我通過自己的努力，過上大房子、大車的生活。

　　結合中國的現實情況，也結合很多國家的經驗教訓，為什么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后社會流動性容易降低，社會結構容易固化?

　　因為以前的經濟增長帶來社會分層，帶來利益階層，由于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還不完善，既得利益集團就想要固化這種分配模式，加上政府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博弈中不能做到公平、公正，社會對于動態的機會公平沒有文化共識，最終就導致社會流動性降低。

　　我們引用Hertz等人關于社會流動性的一個研究數據，可以看到一定程度上，低流動性跟中等收入陷阱是相關的：秘魯的代際受教育相關系數高達0.66，智利高達0.6，巴西高達0.59，美國0.46，美國現在也不低了，很多發達國家都是相對比較低的，這個代際相關系數低就是流動性比較高。

　　中國的社會流動性是什么情況呢?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二十年，社會流動性是非常高的，有人開玩笑說改革開放前十年，發財靠膽子;第二個十年開始，發財靠路子，社會流動性開始降低，再過十年，發財靠老子，那就是社會流動性最低了。

　　根據斯坦福教授Khor和Pencavel在2010年的一項研究，1998年后，中國社會流動性在降低，所以才出現所謂的官二代、富二代，官三代、富三代。現在這精英階層里面還分層，比如紅二代看不起官二代，官二代看不起富二代。這種情況是非常危險的信號，所以像“我爸是李剛”這種事情就變成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事件。

　　這種情況跟我們古代是一樣的，古代科舉制度剛開始給社會提供了比較高的流動性，但隨著社會逐漸成熟穩定，社會流動性都會降低。

　　我曾做個一個研究，看明朝的進士，有多少是精英家庭出來的，有多少人是普通老百姓：早期的時候，進士出身于精英家庭的比例只有20%，然后隨著時代的推延，這個比例一直上升到60%，后來雖然有下降，但總體而言的趨勢都是上升的。所以，到了萬歷時期，80%的進士出自精英家庭，老百姓就沒什么前途了。

　　進一步的，我們還研究了天氣沖擊對它的影響，我們發現天氣非常惡劣的時候，由于收入的效應非常明顯，窮人更沒錢上學和考試，所以這些時段精英階層中進士的比例更高。

　　高考制度跟科舉制度起的是類似的作用，但現在教育的水平和質量越來越取決于出生和出生地：鐘莉2006年的一項研究指出，1990年中國城鎮和農村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分別是2.6%和0.9%，前者約是后者的三倍，而2003年分別為26.5%和2.7%，二者差距擴大到了近十倍;

　　再看教育質量，楊東平2006年的研究指出，重點高校中農村學生的比例呈現下降趨勢，清華大學2000年農村學生的比例為17.6%，比1990年減少4.1個百分點，北京大學1999年農村學生比例為16.3%，比1991年減少2.5個百分點。

　　以我們光華做例子，一個教室200多個學生，首先地區就不平衡，我說有幾個是人大附中的?有十來個，但學生中來自人口大省的，比如江蘇等，上光華也不超過5個;再看農村生源比例，光華管理學院本科學生中，來自農村家庭學生不到10%。為什么?社會階層固化，他覺得沒有希望，我干嗎要考大學呢?反正考也考不上，為什么考不上?因為大學強調素質教育啊，農村小孩沒法搞素質教育。

　　這一點中國走上美國的歧途，美國的歧途是什么?就是公立教育縮短學時，一點半就放學，黑人的小孩一點半以后在街上玩兒，慢慢拉幫結派。那些有錢人家的小孩一點半以后干什么?是家長帶著上各種培訓班。現在據說有精英學校，一定要爸媽都參與，這個是很奢侈的，普通工薪階層爹媽都得上班的，哪有功夫管，所以就變成精英教育。中國現在也有這個趨勢，講素質教育，比如說要彈鋼琴，幾個農村家庭買得起鋼琴?一張筆，一支筆是最好的、最公平的競爭手段。

　　所以，我們說各種不平等、各種固化使得社會活力逐漸降低，適度的社會流動性保證動態的公平，才能激發老百姓的積極性，實現長期經濟增長，從而減少不平等，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相互促進。

　　為此，政府需要做什么?政府要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首先就是要保障機會公平，需要消除體制歧視，比如戶籍改革、盡快消除二元體制、市場準入、職業限制、實現更公平的勞動力市場。全國統一的市場不僅是商品市場，更重要的全國統一的要素市場。

　　同時，真正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還要求考慮動態的機會公平，這要求政府公正有力，能科學合理決策，但這個把握度很困難，比如美國的平權法案保證大家有公平的權力，但保證過頭也有問題。

　　在這其中，教育和健康平等至關重要。從國際經驗來看，東亞奇跡的關鍵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平等，實現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健康和教育的均等化。我舉個簡單的例子，是日本的教育平等：日本盡量保持校際間不出現師資、設施設備上的差距，中小學生均經費地區間最大差距僅約2倍，學校設備全國統一標準，山區小學和東京的小學設備一樣，另外，日本教育法規定一位教師在同一所學校連續工作不得超過5年，盡量消除機會的不平等。

　　另外，在提高社會流動性方面，社會組織也要承擔起相關責任，社會文化要凝聚共識，增強社會公益組織的共識，要從“達則兼濟天下”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