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航天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導彈和火箭控制系統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科技委顧問梁思禮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4月14日上午10時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4月18日上午,梁思禮的追悼會在八寶山舉行,社會各界,梁老生前同事,朋友,都前來送別這位可親可敬的老人。
4月18日上午,梁思禮追悼會在八寶山殯儀館東告別室舉行
現場有超過1000多人,其中包括他的親人,朋友,還有曾經一起工作過的同事?,F場還有很多人是從外地專程趕過來的,他們來到現場悼念梁思禮院士,送他最后一程。除了曾經與梁老工作過的同事,許多慕名而來的年輕人也前來送別。
據江門廣播電視臺報道,記者在現場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7位委員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云山、王岐山、張高麗等敬獻了花圈。
廣東省委省政府敬獻了花圈。
梁思禮生前同事劉竹生院士:“梁老這個人很豁達,他的去世對我們導彈事業、對我們國防事業都是重大的損失。”
梁思禮是梁啟超最小的兒子,他是我國航天事業奠基人之一,是中國著名的導彈和火箭控制系統專家。他參與了中國航天歷史上的諸多“首次”,曾在“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術。他對航天可靠性工程提出精辟論述,成為航天可靠性工程學的開創者和學科帶頭人之一。
少年梁思禮:奮發求學 一心報國
梁思禮1924年8月24日,生于北京,是家里9個子女中最小的一個。由于是老年得子,出于父親的疼愛,梁啟超叫他老白鼻。
幼年時期的梁思禮
雖然是父親最疼愛的孩子,但在他年僅4歲半的時候,父親因病離開了。但是在幼小的梁思禮心中,父親的記憶就顯得尤為珍貴。而“愛國”二字從他小時候起,便印在了他的骨子里。
梁思禮對國家的熱愛來自于少年時不可磨滅的記憶??谷諔馉帟r期,梁思禮正就讀于南開中學和耀華中學。雖然生活在租界區,但是國難當頭的氣氛,讓他永遠難忘。
自強救國的愿望讓梁思禮更加奮發求學。1941年,梁思禮申請到了全額獎學金,踏上赴美留學之路。但就在他到達美國后兩周,珍珠港事件爆發。這讓初到美國的他與家里徹底失去了聯系,并且經濟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梁思禮:“端盤子、洗碟子、洗碗,那會兒剛18歲,生活全靠自己。”
少年時期的梁思禮
在異國他鄉的磨礪下,梁思禮堅持完成8年學業,1949年,他獲得無線電碩士、自動控制博士學位,乘坐“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踏上了回國的旅途。梁思禮并不知道,其實他也是當年第一位搭乘這艘具有傳奇色彩的郵輪回國的科學家。在這之后,錢學森,華羅庚、朱光亞、王希季等多位學者也都是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回到祖國,參與新中國的建設。
在回國的路途中,梁思禮用自己制作的收音機聽到了新中國成立的消息。這群年輕人激動不已,他們按照自己的理解,在船上制作了一面五星紅旗。
當船快靠近天津碼頭的時候,梁思禮看到了早早站在碼頭,等著自己回來的母親。那一刻的情景,讓他難以忘懷。
青年時期的梁思禮
梁思禮:“八年了,母親伸著兩個手臂來歡迎我,正像祖國歡迎我一樣。”
學成歸來:投身航天六十載 一生為國問星河
帶著滿腔熱情回國的梁思禮,在1956年作為第一批專家,投身航天建設,并開始了他長達60年的航天工作。今年也正是中國航天創建60年,在這60年間,梁思禮見證了中國自己設計的第一枚導彈成功發射,完成了我國長征二號火箭從失敗再到成功的重生。
1956年,梁思禮參加了黨中央、國務院主持的十二年科學規劃的制定工作,在這一年,新中國的航天事業正式起步,面對薄弱的工業基礎和一無所有的理論體系,梁思禮是最初的拓荒者之一。
當時新中國成立剛剛不久,面對美國導彈、原子彈的成功,以及才結束不久的朝鮮戰爭,軍事裝備落后的中國人意識到,必須自強才能自立。同時,錢學森,王希季等一大批精英科學家的回國,更是讓中國有了在尖端科學領域展開攻關的底氣。
1960年,中國人仿制蘇聯導彈研制的第一枚近程導彈“東風一號”成功試射,志氣滿滿的航天人開始完全自行設計,進行首枚中程導彈東風二號的研制。梁思禮當時擔任的就是主任設計師。
梁思禮:“我們要自己設計我們自己的導彈,那時候真是有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很快的,大概一年多,我們的導彈就設計制造出來了,準備到靶場發射。”
但令梁思禮沒想到的是,這次發射失敗了。他和中國的第一批航天人一起,首次嘗到了失敗的滋味。
梁思禮:“我準備凱旋,因為我充滿信心——這導彈一定能發射成功。結果那個導彈起來以后就搖搖晃晃,就跟喝醉酒一樣。最后掉到發射臺前面大概三百多米的地方,炸了一個十幾米深的大坑。”
經歷失敗的痛苦之后,梁思禮和同事們連夜總結,找到了失敗的關鍵。但這一經歷,也成為梁思禮后來提出航天可靠性工程學的直接原因。1964年,經過一年多改進和重新研制后的東風二號終于發射成功。
工作中的梁思禮
緊接著1966年,我國第一次導彈核試驗成功,成為繼美國、蘇聯、英國、法國之后,第五個擁有導彈核武器的國家。梁思禮說,雖然已經見證過中國導彈的一次次跨越,但那次的成功,讓他最為難忘。
梁思禮:“不僅我高興,全國人民都很高興,馬上報告給了周總理,很快,我們的導彈核武器成功的號外就出來了,全國人民歡騰,而在那個時候,國際上才承認我們是核大國。”
在導彈和核彈的“兩彈”計劃目標成功實現后,中國的首顆衛星發射也具備了技術基礎,衛星的發射首先需要能夠進入太空的運載火箭。事實上,導彈與火箭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只要將導彈彈頭換成衛星,就是火箭。于是1965年,在中國導彈研制中立下汗馬功勞的梁思禮,正式轉入運載火箭研究領域。他曾先后擔任長征二號火箭的副總設計師、“長征三號”控制系統技術負責人等工作,成為中國運載火箭控制系統的權威專家。
1983年,梁思禮創新性地提出航天領域的計算機輔助設計、制造,我國航天事業開始全面進入數字時代,這不僅在世界上是領先的,同時對我國載人航天等多個重大工程項目形成了深遠影響。
生活中的梁思禮
60年,梁思禮心系航天,他開創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學”成為長征火箭安全飛行的堅實保障。
他曾經這樣評價自己:“我回國后和第一代航天戰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創建起完整堅實的中國航天事業,使中國居世界航天強國之列。能為此奉獻一生,我感到無比的自豪和光榮。”
梁思禮:“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林則徐那句話:‘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應該教育下一代,還要繼續這樣做。我們國家要強盛,需要這種精神。”
眾人追憶:他的一生奉獻給了航天事業
梁思禮院士從1956年開始從事航天研究,在航天系統工作了60年間,也奉獻了60年。雖然梁老已經走了,但是與他接觸過的人并不會忘記這位親切、可愛的老先生。在與梁老共同工作了20多年的秘書眼中,梁老是親切的,可愛的,而在同事和后輩的眼中,梁老是他們的精神支柱。
航天科技集團科技委員會主任兼梁思禮秘書楊利偉,從1994年底開始擔任梁思禮院士的秘書工作,那年梁老70歲,他35歲。但是梁老從來不在乎這30多歲的年齡差距,總是親切地喊他小楊。
楊利偉:“他英文比較好,出國調研時工作人員可能英語不太好,也不敢提問,他就鼓勵說沒關系,你想問什么問題就問,我給你當翻譯。”
而大家沒想到,從此之后,梁院士一直惦記著同事們需要用到英語,曾經有過赴美留學的梁老主動當起了老師,工作再忙,他也會抽出時間給大家輔導。一直持續了一年時間。
航天科技集團一院12所原控制系統主任設計師楊德生:“他當時已經是副所長了,很忙,教英語還很認真,會先備課。”
航天科技集團一院12所原控制系統副總師孫凝生:“梁老這一生都奉獻給了我們國家的航天事業,他一直在抓型號,跟我們一塊加班,跟我們一塊流汗,在艱苦的生活中跟我們打成一片。”
2014年,已經90歲高齡的梁老,逐漸離開崗位,不再擔任科研任務的主要工作。即便在家里,他也并沒有放下自己心愛的航天事業,時時關心著祖國航天事業的發展。
梁思禮留下的珍貴資料
楊利偉:“比如說北斗導航,他很關心,他一直關注著,還有一些型號的事,他會經常讓我給他報告一下進展,大概去年的時候,他還關心天上有多少衛星,北斗導航有多少衛星,到什么程度了,他不僅考慮現在,還考慮將來的,比如哪個型號怎么搞,他會提出建議。”
梁老走了,但這位中國航天領域泰斗一生淵博學識,所形成的無數文獻和資料,以及建立的技術體系,仍然將在中國航天事業中,被不停地繼承和發揚。
航天科技集團一院12所原所長董若環:“他全心付出航天事業,全部心血全部智慧都用在工作上。他走了我們的確是非常沉痛,但是他留下的這些寶貴的東西,也是我們繼續學習的珍貴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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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這一課,我不曾落下半節”
——追憶我國航天事業奠基人之一、導彈和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
2016年4月14日,我國航天事業奠基人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梁思禮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4月18日上午,梁思禮追悼會在八寶山殯儀館東告別室舉行
從第一顆原子彈、第一枚導彈、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到第一艘神舟飛船,梁思禮與第一代航天戰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創建起完整堅實的中國航天事業,使中國居世界航天強國之列。能為此奉獻一生,他曾坦言:“我感到無比的自豪和光榮。”
除此之外,梁思禮另一個身份是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的兒子。不過,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科技委辦公室主任楊利偉(兼任梁思禮秘書)看來,“他首先是一名出色的航天專家,然后才是梁啟超的孩子”,因為“即使不提這個身份,他的人生也有太多的經歷值得傾聽”。
有人問梁思禮:“您從父親那兒繼承下來的最寶貴的東西是什么?”他回答:“愛國!”“父親生前曾說過,‘人必真有愛國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
這句話,支撐了梁思禮一生的追求。
梁家的遺傳
一雙大眼、寬闊的前額再加上一張典型的“梁家嘴”,梁思禮舉手投足間總有父親梁啟超的影子。梁家的遺傳,一個留在了臉上,一個種在了心里。
可能是老年得子的緣故,九個子女中,父親梁啟超特別喜歡這個最小的兒子。“父親平時在天津飲冰室寫作時,一般不許孩子們去打擾,可由于他特別喜歡我,有時候我到他那兒去玩,他便常常跟我玩玩、逗逗,等于給了他休息的機會。”在《一個火箭設計師的故事》一書中,梁思禮自述道。
幼年的梁思禮被家人喚作“老白鼻”——這是風趣的父親對他的昵稱,系將英語Baby(寶貝)一詞漢化而來。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個“老白鼻”后來竟然成了中國航天質量可靠性工程學的開創者和學術帶頭人。
“父親對我的直接影響較少,幾個哥哥姐姐都受過父親言傳身教,國學功底數我最弱,但愛國這一課,我不曾落下半節。他遺傳給我一個很好的毛坯,他的愛國思想通過我的母親及他的遺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禮曾回憶道。
“工業救國”夢
盡管生在北京,但赴美留學前,梁思禮幾乎都是在天津度過的。1941年中學畢業后,他便隨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國留學。
然而到美國兩周后,珍珠港事件就爆發了,日美宣戰讓他失去了與家庭的聯系和經濟來源。他開始了“半工半讀”的大學生活,在罐頭廠裝過罐頭,在餐廳端過盤子,在游泳館當過救生員……“第一個寒假我沒地方去,外甥女周念慈在芝加哥大學就讀,我就在她那兒過的。在那兒我第一次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這本書增強了我的進步傾向。”
在嘉爾頓學院學習兩年后,梁思禮想轉到工科大學。“因為那時我一直想走‘工業救國’之路,覺得中國老受人欺負,將來學一門工業技術,學成回國后為中國的建設出力就好了。”于是,他放棄了嘉爾頓的獎學金,改領每月微薄的盟國津貼,轉入以“工程師的搖籃”著稱的普渡大學改學電機工程。
1945年,梁思禮從電機系(后來的無線電系)畢業獲得學士學位。當時一個很有名的無線電公司RCA已經同意接受他。“如要到美國公司工作的話,隨時可能被抽調去當兵,可我就是不愿給美國當兵,所以還是決定繼續上學。”就這樣,梁思禮來到辛辛那提大學一邊工作一邊讀書,并在那兒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國即將成立的消息后,作為北美中國基督教學生聯合會(CSCA)積極分子的梁思禮一方面動員留美學生回國,同時自己也以身作則帶頭回國。此刻,站在彼岸碼頭迎接他的,是闊別八年、白發蒼蒼、眼含熱淚的老母親,正如飽受苦難的祖國一樣張開雙臂歡迎海外游子的歸來。
“我們這些熱愛祖國的歸國留學生心中暗暗發誓:要把一生奉獻給祖國,為改變她貧窮落后的面貌,為她的獨立、強盛、繁榮而奮斗。”在自述文集中,梁思禮如是描述自己的感受。
“馴火者”
作為我國第一代航天人,他的職業生涯見證了祖國航天事業的發展。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只是失敗的記憶要遠比成功來得痛切。
1962年的這次導彈發射,留給梁思禮的是一段慘痛的記憶。“導彈冒著白煙,搖擺不定,爆炸于發射陣地前300米的地方。”這樣的描述在梁思禮以后的報告和演講上被反復提及。
不過,對于一位“馴火者”來說,失敗的經驗要比成功的經驗寶貴得多。
多次試驗失敗,讓梁思禮深感質量和可靠性對研制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也正是這些失敗,成就了梁思禮開創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學”。
“梁老總提出質量可靠性是設計出來、生產出來、管理出來的,而不是檢驗、實驗和統計分析出來的……實際上,真正要提高可靠性,就要在整個研制過程中解決每一個工程技術問題,而這也成為我們應該貫徹執行的寶貴財富。”航天科技集團一院12所原所長董若環說。
1977年,遠程運載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軌,連續6次試驗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禮帶領9人精度小組,對向太平洋發射遠程運載火箭飛行試驗的設計、工藝、環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細致的精度分析工作。靠著這個飛行試驗,他摘取了1985年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的桂冠。
退居二線后,梁思禮從未遠離“戰場”,而是重新站上講臺,將航天的火種傳給下一代。正如他所信奉的蕭伯納那句名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蠟燭,而是一支由我們暫時拿著的火炬。我們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燦爛,然后交給下一代的人們。”
普渡大學埋首實驗、國防部五院夜夜鏖戰、酒泉發射基地發射前檢查、站在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領獎臺上……在每一個人生節點,梁思禮和其他“馴火者”一樣,被鐫刻在歷史的坐標上。
“父親完成了他的使命,他的一生,不論是順境還是逆境,都堅持了一生的選擇——中國航天事業。”對于父親的離開,女兒梁旋悲痛萬分。但她認為,父親能夠堅定信仰并踐行一生,已是“無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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