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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時：我們為什么是“龍的傳人”

點擊：4359 作者：王軍來源：瞭望智庫發布時間:2016-05-08 13:39:10

■ 馮時發現，如果以房宿距星作為連接點而把七宿諸星依次連綴，無論選用什么樣的連綴方式，其所呈現的形象，都與卜辭及金文“龍”字的形象完全相同

■ “原來，‘龍’字本身就是一幅星圖！”

■ 推薦此文，更多了解我們的文明

天文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馮時

人類學家已經發現，距今一萬年前，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與西亞的新月沃地之所以最早進入農業時代。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兩個地區分布著大量可以被馴化的作物與動物，人類完成了對它們的馴化。

但是，僅僅馴化了稻、麥、牛、羊等等，并不能完全支持農業的發生。

　　“先人還必須精確地掌握農業時間。”馮時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說，“原始農業的出現必須以人們對于時間的掌握作為保證，沒有理由相信，一個對時間茫然無知的民族可以創造出發達的農業文明！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進行天文觀測。在這個意義上，天文學同樣決定著原始農業的出現與人類的生存。”

這位創立了中國天文考古學并提出中國文字多源論的著名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在過去30多年里，以一個個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向世人揭示了天文學何以在東亞這片熱土成為中國文化之源。

他告訴人們，“龍的傳人”之“龍”，并非傳說中的奇異動物，而是實實在在每日從人們頭上掠過的星象。通過對“龍”等星象的觀測，中華先人完成了時空定位，踏上數千年不間斷的文明征程。

　　轟動世界的西水坡星象圖

　　浩淼太空群星燦爛，其中的北極、北斗和位于太陽視運動軌跡（黃道）及天球赤道一帶的28個星座，即二十八宿，為先人觀測天文、確定農業時間，提供了理想坐標。

　　中國大部分國土位于北半球中緯度地區，仰望星空，人們會發現以北極為軸，天旋地轉。為便于觀測，先人將二十八宿分成四份，按方位名之為“東宮蒼龍”、“西宮白虎”、“北宮玄武”、“南宮朱雀”，它們與北斗“拴系”，再與北極對應，因地球的自轉和公轉，周天運行，成為觀象授時的坐標體系。

　　農歷二月初二的“龍抬頭”是中國民間傳統節日，又稱“春耕節”、“農事節”、“春龍節”，這時春回大地，要開始農忙了。

可是，“龍抬頭”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茫然不知。

　　“‘龍抬頭’就是黃昏太陽西沒的時候，龍星東升于地平線上。”馮時對瞭望記者說，“它告訴人們萬物復蘇了！這是一個重要的農業時間。‘龍抬頭’如果發生在農歷一月底或二月初，應該是距今三千年前后的天象，后來人們以農歷二月初二固定了這個節。”

　　龍星即東宮蒼龍，由角、亢、氐、房、心、尾、箕7個星宿組成，龍抬頭即角宿升起，此后，龍星諸宿漸次昏見星空。

　　龍星的運行位置向人們提示著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夏天作物生長，龍星舒展于南方夜空；秋天莊稼收獲，龍星于西方墜落；冬天萬物閉藏，龍星潛伏于地平線下；春天農耕開始，龍星從東方再次“抬頭”。如此周而復始。

　　“正是因為龍星對確定農業時間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它成為統治者最重要的觀測對象。”馮時對本刊記者說，“這樣，統治者就和‘龍’建立了必然聯系，產生了‘真龍天子’這樣一種認識，這對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

　　1987年，中國傳統龍年即將來臨之際，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濮陽西水坡，發掘出土了65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3組蚌塑龍虎圖案。其中，45號墓的墓主人東西兩側，各布有蚌殼擺塑的一龍一虎，墓主人北側布有蚌塑三角形圖案，圖案東側橫置兩根人的脛骨。

　　“蚌塑三角圖案和兩根人脛骨毫無疑問是北斗的圖像！”馮時敏銳地指出，墓主人東側蚌塑之龍即東宮蒼龍，西側蚌塑之虎即西宮白虎，“脛骨為斗杓，會于龍首；蚌塑三角圖案為斗魁，枕于西方。全部構圖與真實天象完全吻合。”

西水坡45號墓仰韶文化蚌塑星象圖

他進一步揭示，45號墓穴形狀與成書于公元前后的《周髀算經》中七衡圖的春秋分日道、冬至日道和陽光照射界限相合，再加上方形大地，一幅完整的宇宙圖形便構成了。它向人們說明了古人所理解的天圓地方宇宙模式、晝夜長短的更替、春秋分日的標準天象以及太陽周日和周年視運動軌跡等一整套古老的宇宙理論。

　　此前，《中國科學技術史》作者李約瑟認為，《周髀算經》七衡圖簡直是古巴比倫希爾普萊希特三環圖泥板的再現，后者約屬公元前14世紀，它們描述了一種最古老的宇宙學說。“現在看來，古巴比倫的三環圖并不‘古老’，”馮時對瞭望記者說，“西水坡45號墓把它的出現提前了3000多年！”

　　1990年，馮時撰寫的《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天文學研究》在《文物》雜志發表，引起國際學術界轟動。意大利駐香港總領事徑自給馮時寄來300美元，說這是翻譯費，懇請他將論文譯為英文。

　　二十八宿是否起源于中國，從19世紀初便有爭論。西水坡考古發現與馮時的論證，為這場漫長的爭論給出答案，也對上世紀20年代以來的中華文明西來說形成反駁。

　　商周年代學與天文考古學

　　完成西水坡墓地的論證工作之后，馮時萌生了建立中國天文考古學體系的想法，開始對天文考古學史料進行徹底清理。

　　他198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在發表西水坡45號墓論證成果的1990年，他年僅32歲。這一年，他還發表《殷歷歲首研究》《殷歷月首研究》《中國早期星象圖研究》，皆是學術上的重大突破。

　　從小酷愛書法的他，立志于通過古文字究考歷史。大學畢業后，他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發現商周歷法和年代問題不解決，很多古文字材料就無法解讀。

　　例如，甲骨文里有“王大令眾人曰協田，其受年，十一月”的記載。其中“協田”何意？學界眾說紛紜，有人說是祭田祖，有人說是種麥子，因為今天的十一月正好種麥子。關于“眾”的身份，從奴隸主到奴隸，大家都說到了，好像怎么解釋都可以。

　　“可是，殷歷的十一月會是今天的十一月嗎？”馮時陷入思考，“如果能搞清殷歷的十一月相當于今天的哪個月份，對這段卜辭的意思就可作出判斷。我感到，在研究古史之前，必須啃下商周年代學這塊硬骨頭！”

　　但這談何容易？學術界皆知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卻鮮有人涉獵，因為太難。

　　上世紀40年代，甲骨文大師董作賓積十余年之力著成《殷歷譜》，卻被很多人視為其“滑鐵盧”。“但我不這么認為。”馮時說，“董先生是受其時代的局限，當時天文計算的精度不行，甲骨綴合整理的成果也不行，造成很多失誤。但是，他給我們一個什么啟發呢？他說首先要找天文的基點，從日月食上找，這是我們可以算準的，甲骨文中有多條記錄日月食的內容，如果我們把這幾次日月食算準了，這些天文基點也就可以確定下來了。”

　　馮時將甲骨文記錄的五次月食進行推考，建立起一個年代體系，再整理甲骨文有關農事的天文記錄，發現二者完全吻合。他的研究表明：殷歷歲首，是秋分之后的第一個月，相當于今天農歷的九月到十月。“這樣我們就知道，殷歷的十一月，正是莊稼生長的階段，跟種麥子毫無關系。十二月收獲了，就要過年了，中國古代最早的年節，就是豐收季。這時‘協田’就是祭田祖，那個‘眾’就是參加祭祀的人，肯定不是平民、奴隸，而是貴族。這樣，這套制度就全明白了！”

　　研究中國早期星象圖，馮時心生一問：甲骨文、金文中的“龍”字所象何形？說它取象于某一種動物，可在真實世界中這種動物并不存在。難道它的形象與天上的龍星存在關聯？

　　帶著這個疑問，馮時仔細研究東宮蒼龍七宿星圖，發現如果以房宿距星作為連接點而把七宿諸星依次連綴，無論選用什么樣的連綴方式，其所呈現的形象都與卜辭及金文“龍”字的形象完全相同。

　　“原來，‘龍’字本身就是一幅星圖！”回憶起當年的研究，馮時難掩興奮之情，“龍的世俗形象，也可以說它的藝術形象乃是多種形象逐漸雜糅的綜合體，而它原始的真實形象則來源于星象！”

　　2001年，馮時出版《中國天文考古學》專著。他以考古發掘資料、古代器物和古文獻資料為基礎，綜合考古學、古文獻學、古文字學、民族學和天文學研究，系統探討了中國自新石器時代以降的天文考古學問題，揭示了古代先民在天文學領域取得的突出成就，闡釋了科學技術與傳統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影響，以及天文學起源與文明起源的相互關系，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初步建立了中國天文考古學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長劉慶柱評價此書“有著學科奠基性意義，同時也推進了中國考古學的重大課題——中國文明起源的深入研究”。

　　“由于對英國著名的索爾茲伯里巨石陣的研究，天文考古學在西方已有逾百年的歷史，但是在中國，這還是一門年輕的學科。”馮時在書中直抒胸臆，“中國古人對天的景仰和畏懼使他們留下了大量的相關遺跡，這些遺跡不僅是一種物質的留棄，同時也是精神的留棄，它可以幫助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去重新審視我們的文明歷史，這便是天文考古學研究的意義所在。”

　　“天圓地方”見證五千年文明史

　　通常說，中國同巴比倫、埃及、印度一樣，是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可是，長期以來，按照歷史編年，中國實際上只有商周以后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證明，商代以前的歷史，由于缺乏確切的考古資料，還停留在傳說階段。而其他文明古國早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就有了距今五千年前后的文字、城郭、金屬等考古發現。

　　從考古學角度看，中國文明史比人家少了一千年。在這樣的情況下，甚至有人認為，中國的文明是從西方來的，是近東兩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的再現與發展。

　　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證據何在？一代又一代學者傾力求解。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遼寧省建平縣牛河梁發現距今5000年的紅山文化晚期的“積石冢”群等重要遺跡，包括女神廟遺址和由三層圓壇與三層方壇組成的大型祭祀遺址。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得一實證。

　　“這些考古發現已遠遠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涵蓋解釋的內容，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現，說明中國早在5000年前，已經產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駕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社會組織形式。”考古學家蘇秉琦在《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中指出，“這一發現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馮時的研究馬不停蹄，牛河梁的發現為他提供了“重磅”資料。

　　1993年，馮時發表《紅山文化三環石壇的天文學研究——兼論中國最早的圜丘與方丘》，指出牛河梁祭祀遺址的圓壇與方壇，是中國已發現的最早的祭天圜丘與祭地方丘，是古代天圓地方宇宙模式的象征，其形制與北京明清兩朝的天壇與地壇呼應，是五千年前“規矩”的重現。

　　他結合《周髀算經》與西水坡45號墓的研究，進而指出，牛河梁圜丘平面之三環，由內向外，正是《周髀算經》七衡圖顯示的內衡、中衡和外衡，分別象征夏至日、春秋二分日、冬至日的日行軌跡，圜丘的內衡直徑是外衡直徑的1/2，三衡直徑呈等比數列，這不僅描述了一整套宇宙理論，還準確表現了分至日的晝夜關系，其顯示的古人對宇宙的認識水平，足以令世人驚嘆。

　　2006年，馮時出版《中國古代的天文與人文》一書，進一步分析指出，正方形外接圓的直徑恰是同一正方形內切圓直徑（等于正方形邊長）√2的倍，如果連續使用這種方法，并省略方圖，便可得到牛河梁圜丘的三環圖形；牛河梁方丘，由內向外三個正方形的原始長度都是9的整數倍，是以內方為基本單位逐步擴充的結果，方丘的設計正是利用了古人對勾股定理加以證明的“弦圖”的基本圖形，也就是九九標準方圖。

　　他的這一論證，極大豐富了人們對牛河梁所代表的五千年前中華先人文明水平的認識，也讓人們理解了《周髀算經》與《營造法式》等中華典籍中“正方形+外接圓”所代表的天圓地方宇宙圖形的文化要義——天圓之徑與地方之邊形成的√2比值，正是中國古代建筑平面與立面構圖慣用的經典比例，對此，古代匠人手執規矩便可掌控，天地交泰、陰陽和合的哲學理念盡在其中，五千年一以貫之。

　　牛河梁方丘顯現的以內方為基本模數的構圖方法，與中國古代都城營造以宮城為基本模數的設計手法相合，同樣是五千年一以貫之。

　　中華五千年不間斷的文明史，在此得到高度詮釋。

　　破釋丁公陶文

　　探索天文考古學之時，馮時全面涉獵先秦古文字的各個領域，在古文字考釋工作中更注意利用新石器時代文字、商周甲骨文、商周金文和戰國文字資料解決先秦古史問題。

　　“古文字材料由于直出先民之手，對于古代歷史的研究，具有基本史料及考古資料所無法替代的價值。”馮時認為，“一字之考釋不僅有裨小學（古人稱文字學為小學），甚至可以重興湮滅的制度與觀念。”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山東鄒平丁公村發現一處龍山文化遺址，出土了一個陶盆的殘片，上刻十一字，如同天書，其字形結構與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判若兩類，顯然不是漢字之祖，難道它是天外來物？

　　曾研習古彝文的馮時發現，這些文字與古彝文高度相同，再作細致研究，他以古彝文將其全部釋出，于1993年6月6日在《光明日報》發表《龍山時代陶文與古彝文》，1994年在《考古》雜志第一期發表《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解讀》。他指出，丁公陶文性質為招祖護佑、驅邪求吉的卜辭，文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出現了彝族始祖之名“瀆”，彝人尊稱其為“阿普瀆”，文中同時可見以雞骨占卜之俗，這些內容均可與彝文文獻一一印證。

　　這一論證如同石破天驚，不但為現居中國西南部的彝族與上古時代分布于中國東方的東夷人的族源關系提供了證據，還破除了文字起源研究長期固守的漢字一統的觀念，并為1935年史學大師傅斯年提出的“夷夏東西說”提供了考古學支持。

　　他進而提出中國文字多源論，為探索中國文字與文明的起源以及相關問題建立了新的研判標準和研釋方法。

　　沿著“夷夏東西”之線索，馮時深入中華文明起源研究，2002年發表《夏社考》、2008年發表《“文邑”考》，將出土文獻、殷商甲骨文、金文及考古資料相互印證，首次根據相當于夏代早期的出土文字資料證明了夏王朝存在的事實，從而使夏文字及夏王朝均得到了明確證認，并繩正夏、商、周三代京邑的制度史問題，成為考古學和先秦史研究的重要突破。

　　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使他如魚得水。他以天文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破解了河圖洛書千古疑案，指出河圖實為描繪東宮蒼龍躍出銀河回天運行的星象圖，洛書實為“四方五位圖”與“八方九宮圖”，表現了先人以生成數、陰陽數配方位的思想；他撰寫《天地交泰觀的考古學研究》《西周金文所見“信”、“義”思想考》《〈周易〉乾坤卦爻辭研究》《〈太一生水〉思想的數術基礎》等一系列論作，通過對出土文獻與考古資料的綜合分析，對易學思想及儒道哲學的本源進行系統研究，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