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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反右運動結束時，由于擴大化的原因，全國有55萬人被劃為“右派”分子。1959年，中央開始甄別錯劃問題，分期分批摘帽；到1964年，多數錯劃的右派被摘帽了；到1978年4月，除了六個“大右派”之外，其余全部摘帽。

1978年到1989年，“右派”知識分子利用自1957年以來一些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的史無前例的大轉型中（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個人人生遭遇，成功的把“右派”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塑造成了“民主自由斗士”。恰是在這個階段，我從上大學到社會工作4年再到研究生，親眼看到和親身經歷了這個“民主自由斗士”橫空出世的全過程，并成為“民主自由斗士”們的堅決支持者，甚至鐵桿的信徒。

那時，我很年輕，還只是一個空白的知識的容器，什么知識都往里裝；至于思想，鸚鵡學舌，便沾沾自喜起來，例如，“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就是我當時深信不疑的至理名言，還到處尋找支持證據，四處散播。讀史讀到顧憲成為代表的“東林黨人”血染半個中國的時候，恨自己生也晚矣；看到胡風等人的遭遇，則寢室難安，拍案而起，人間還有正義么？看張賢亮的《唯物主義啟示錄》（是個系列，推出的第一部是《綠化樹》，卻好像排在系列的第三），是如醉如癡。由此曾萌生過寫一部《中國知識分子史》，來表達對知識分子命運的最深刻的人文關懷的念頭，還不無得意的慶幸自己成為了后備知識分子。至于傷痕文學，當時并不知道那簡直就是為我們這些年輕的求知者們專門炮制的精神鴉片，向我們射來的謀殺靈魂的暗箭，向我們舉起的閹割思想的手術刀。

到1984年，參加天安門35周年國慶游行的時候，我已經是堅決的“小平你好”派。那時，我覺得小平是毛主席最好的學生，而又有毛主席所不及的許多地方。例如理解知識分子，重視知識分子，關懷知識分子，給中國帶來了一個科學的春天。然而，幼稚的我，其實根本不知道毛主席和鄧小平之間有什么不同。對于官方對毛澤東模棱兩可的“蓋觀定論”，我基本上是照單全收，而對于坊間關于毛澤東的各種傳聞與慢慢發展起來的詆毀，則將信將疑。毛澤東怎么那樣對待一個社會最重要、最需要的精英——知識分子? 怎么能把“五四運動”的先賢們舉著大標語，悲壯的迎來的“德賽兩先生”給趕走了呢？看來要讓兩位先生住在中國，非我們一代末屬。“再過20年，我們再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惹人醉……要靠我們80年代的新一輩”。 “春光”里最重要的色彩當然是民主和自由。所以在校園乃至許多其他場合只要是誰打著民主自由的口號，就是一個十足的流氓，我們也會奉他為英雄，追隨他。溫元凱，方xx是許多像我這樣的人的膜拜者。

但是，遠沒有過20年，我們就猛然發現，在中國發生的更多的事情與我們的理想背道而馳。如果說毛澤東1957年“打左燈往左轉”，言行一致，那么，1978年以來，中國的確是如坊間流傳的“打左燈往右轉”。民主自由不是更多了，而是更少了。中國只有了極少數人的聲音，這聲音是壟斷的，排他的，帶著剝削階級的血腥和偽善的。發出這些聲音的不是別人，正是我曾經膜拜的主流知識分子，包括經濟學家吳敬璉，厲以寧。與此同時，一方面，社會的主體人群被擠壓到“狹小的空間”，失業的失業，下崗的下崗，輟學的輟學，病死的病死，露宿街頭的露宿街頭，失去土地的失去土地；另一方面則是極少數人的香車、洋房、美女、飄洋過海、豪賭拉斯維加斯、鏖戰阿姆斯特丹紅燈區。這極少數人是誰？官員，學者，教授，富豪，名流，藝人等等。注意到了嗎？我赫然寫者“學者，教授”，他們可是知識分子的經典代表，知識分子鍍金的名片，他們的前后是誰？官員和富豪。

在我求知的時代直到今天，“右派”這個詞的含義被廣泛的錯用，這在強國論壇里也有體現。在不少人看來，“右派”就是民主自由派，而“左派”就是獨裁專制派。到底“左右”是什么？現在我就做個小結。

漢呂后篡權，搞呂家天下。周勃起兵推翻諸呂專政，軍中號令，“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全軍一致伸出左臂，呂氏滅，劉氏起。羅馬元老院議政，平民代表左坐，貴族代表右坐；法國革命，代表第三等級（平民等級）的激進派為左，代表貴族統治階級的保守派為右。法國革命影響過俄國。中國自1840年以來，以救國為主題的變革，先有洋務運動，繼有變法，師日，后有改制，辛亥革命，但經過這些革命之后，中國沒有多大起色，于是開始文化反省，爆發新文化運動，以“五四運動”為最高峰。但是，早期運動內部并無左右之分，當中國師俄，馬列主義被引入，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相抗衡，并被廣為接納的時候，左右兩翼開始分野。分野的標準是兩個，一是反不反帝，二是信不信奉馬列主義。反封建不反帝不信奉馬列主義者，就是右翼，代表人物是胡適和梁簌溟；反封建又反帝并堅持馬列主義者就是左翼，代表人物是陳獨秀和李大釗。后期更多知識分子和進步文人加入到新文化運動行列，如魯迅。魯迅反封建也反帝，是革命的同情者，但不是馬列主義信奉者，一般也歸于左翼，他也實際加入過“左聯”（后來種種原因退出）。

從這個簡單的歸納可以看出，自古以來，在政治上，“左”代表的是平民階級或者代表的是合法的一方（合法性可以通過革命取得，但不能是僭取，就是不能通過篡權取得），“右”代表的是權貴階級，或者不合法獲取權力的一方；到1957年的中國，左右增加了新的內容，“左”代表平民階級（工農階級或無產階級），代表合法政權（共產黨革命取得的，為其他民主黨接納認可），代表奉信馬列主義；“右”則代表資產階級和權貴階級（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和黨內新生的資產階級當權派），代表反對共產黨合法政權，代表反對馬列主義（這里較為復雜的是，“右”也有來自黨內的，用毛澤東的話說，是那些“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沒有入黨”的那些人）。

有了以上的界定，就不難用“左右”的尺度，去衡量1957年以來的所謂“右派”，到底是在爭取民主自由，還是在爭取他們失去的階級利益；去測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的到底是一條什么樣的道路；去解釋當前主流知識分子實質在倡導什么、反對什么、為誰說話、為誰辦事？從而鑒別出“堅持民主自由的就是右派，堅持專制獨裁的就是左派”的看法根本就是“小右”們的無知與無畏。

自1992年以來，我有機會，到海外公干，后來還被單位派到海外工作生活幾年。經過這個階段，我發現，在真實的西方社會中，“民主自由”只是政治家的游戲，對于老百姓來說，什么也不是，老百姓重視和需要的是國家福利，不是民主自由（當然某些人也可以辯說他們已在自由世界，民主自由當然顯得不重要），不少國家的選舉是法律強制的，非投不可，否則就有警察登門拜訪。美國沒有這種強制，所以參加投票的美國的選民就越來越少，大家看過報道的，我就不廢話了。至于說，一個國家要強盛崛起，民主制度是首要條件，更是一個彌天大謊，即使按照最近十分轟動的拙劣的歷史連環畫《大國崛起》（對不起，我只能把它看作拙劣的連環畫）給出的資料，雖然美國的崛起是先有民主制度，但無論德國，英國，還是俄羅斯，崛起不是靠民主制度，而是靠鐵血的國家行為，在短時間里積累國力，然后打敗強敵。

一位從西方反無產階級專政的意識形態宣傳中，建立起中國概念的老外，對毛澤東的中國懷有深刻的偏見。對我說，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法西斯一樣。我說，什么樣的社會算好的呢？他說，我們國家就很好，免費教育，免費醫療，退休了有養老金。你看，我退休了，天天喝啤酒，很自由。我說，你要的這些，毛澤東的中國，政府全部給了老百姓，而且那個時候，中國政府還給老百姓免費住房，你的房子是政府的嗎？老外十分驚訝，并連連搖頭說我欺騙他。質問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你可以批評政府嗎？我說，政府滿足了我的要求，我為什么要批評政府？你需要批評你的政府嗎？老外還不服，說，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可以罷工游行嗎？我說，我有合適的工作，合理的薪水，生活的很自由，為什么要罷工和游行？你經常去罷工游行嗎？（那老外還是不服，后來和我爭論許多問題，包括臺灣問題，西藏問題，這些與本文主題無關，免）。

其實，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政策是受到社會主義概念的啟發，原始資本主義，就是馬克思筆下的資本主義，早就徹底破產，不存在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稅收政策，是一種傾向弱勢和低收入的合理稅制安排，是一種強制建立社會成員間經濟平等的方法。它甚至可以這樣表達出來：

    一個職位，兩個人求。給了A，B就失業。這樣A就必須拿出可觀比例的收入，作為稅收，通過國家福利交給B。如果A反對，或者偷稅，國家就會以違反稅法的指控，剝奪A的工作，把它交給B。

這說白了，就是平均主義（這實質上也只是無產階級之間的平均主義，資產階級并沒有減少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和榨取——重在人人參與）。它的經濟學原因是：

    在任何社會里，有效資源，包括就業資源，都無法實際滿足全體成員的需求，這造成機會對于每一個人來說，實際并不均等，國家必須通過合理的福利政策，就是再分配的方式，保證資源為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受。也就是說，負責人的國家政府，不論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都不會以“競爭導致繁榮”為由，犧牲弱勢群體。

這與那些犧牲3000萬(如果需要，犧牲三億他們也在所不惜)的中國主流們，是不是形成鮮明的對照？

“右派”以反對平均主義為借口，拒絕社會主義，對原始資本主義殘酷剝奪弱勢群體的做法卻如同宗教一般的狂熱，對于現代資本主義，吸收和融合了許多社會主義的理念，為確保弱勢群體經濟政治權益不受損害，而采取的各項有效措施，包括建立良好的福利制度，完全置之不顧，還以改革的名義剝奪中國老百姓的應得的社會福利。一個社會的穩定，不是穩定在選票民主上，而是穩定在人人平等，穩定在老百姓的基本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和保護的基礎上。這個基礎的取得，在很多時候，需要國家強制。

這樣，我們就不得不產生一個重大的疑問：“右派”是在試圖建立民主自由，還在捍衛對他們有利的社會不平等？

毛澤東的中國，由于歷史包袱太重的原因，經濟還不夠發達，短暫的20多年不能夠解決全部的社會問題，但是社會的走向毫無疑問是正確的，無論“右派”把它叫做專制主義、封建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社會平等成為主體人群，甚至許多的知識分子也認可的主導價值觀，并漸漸的進入日常實際經濟政治生活。經濟是基礎，當時的分配制度，就業制度，首先是在經濟上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從而為建立政治平等鋪路。然而，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就是在打破社會不平等的問題上，毛澤東遭受到了黨內黨外最頑強的對抗，這個對抗的發起人，當然就是那些失去了統治階級地位的剝削階級的政黨，許多善良的人成為了他們的犧牲品，而他們卻說這些人是毛澤東專制的犧牲品。“見過無恥的沒有見過這么無恥的”，坊間的這句話，我看最適合描述“右派”。

在現實的社會不平等中，知識分子在較高的一端。即使在所謂知識分子被誣蔑為“臭老九”的時代，情況也不是“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這么簡單。這樣的情況實際存在于任何一個社會。這里，發言人違背了邏輯學的同一律：他談的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收入差別，對比的卻是科學工作者和商人的收入差異（商人可以簡單歸入體力勞動者嗎？）。在任何一個社會，整體看科學工作者的收入都不如商人，比較出的差異，與腦體收入倒掛無關，與知識分子是否受到重視或迫害無關。在科學家受到重視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造原子彈”的收入比得上“賣原子彈”的嗎？賣原子彈的和賣茶葉蛋的，都是同一種職業，即商人。既然在資本主義下，商人的收入可以高于科學家，在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下，為什么就不可以？（“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所作的對比也是同樣性質的）。進一步講，如果知識分子沒有受到重視，科學技術被廢除了，那么中國1949年以來，許多的高精尖端的技術是天上掉下來的嗎？或者是在監獄里，刺刀逼迫下搞出來的？此外，我大學畢業見習期，工資是48元5角，轉正后52塊，但是，與我同樣年齡的工廠學徒工只有18元5角，這里知識分子受到的待遇不如體力勞動嗎？而且，知識分子得到社會廣泛尊重，可以參加許多特別的活動，建立社會地位，這是工人農民所不能的。這些“軟性”的事關更重大的方面怎么能不考慮呢？

從這類“至理名言”中不難看出，“右派”知識分子其實是自我中心主義，是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別人，一方面指控社會主義是平均主義，一方面把社會主義下正當的收入差，歪曲為對知識的不尊重，為他們攫取更多的個人利益、團體制造輿論。毛澤東對于他們這種陰暗的心理早就看穿了。1957年毛澤東就說：這些人只知道兩件事，高工資，討老婆或者討老公。換句話說，只想吃東西和生孩子。毛澤東還說，“一點錢”，就可以“買了”資產階級以及和他們有聯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這真是孫悟空雖然火眼金睛，可是畢竟不如如來佛無邊的法力。

當這位發高論的方xx先生，被美國人的專機從北京接到自由世界之后，他的全部人生哲學也就變得一錢不值了；“右派”知識分子的自私自利，利用民主自由的幌子謀取個人好處的嘴臉就一清二白了。我坦誠地說，在一個已有基本平等的社會里，在有選票民主和無選票的民主之間，我會選擇選票民主，我用不用我的選票是我的自由，但是，如果一個社會非靠強制或者專制的手段，來限制強權階級或者強勢群體的自私自利，不能建立基本的平等的時候，我贊成這樣的強制或者專制。毛澤東的專制，就是這樣的專制，它實質上是真正的民主（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這里請讀者運用一點點辯證法來理解我的話） ，因為沒有平等，就沒有民主，毛澤東所致力的就是在中國社會建立最需要的平等–從經濟的平等再到政治的平等。

在奢談民主自由之前，“右派”知識分子要問的是，平等意識在自己的心中播種、發芽、生根、成樹、成林了嗎？若回答“還沒有”，還算有一點真誠，若回答“是”，那么請你們出于人道主義，每年三個月，或者每4年中有一年，去工廠、農村、礦山幫助工人農民解決一些具體的困難。這個倡導知識分子會接受嗎？我以為不會！倘若強制呢？他們當然就會繼續說這是迫害，專制政權萬惡不赦?？梢?，從“反右”開始以來，“右派”的心理和精神，彰顯出來的是他們虛偽脆弱的內心世界，而不是讓他們去農村、工廠、礦山本身不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不符合真理原則，不符合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原則。既然如此，“右派”到底是在追求民主自由，還是在捍衛對他們有利的社會不平等不是一清二楚了嗎？

順便說一下，我一直是個“文藝復興”的贊賞者，但是今天的劉軍寧先生，不去關心現實的不平等，而是倡導變了味的所謂“文藝復興”，完全是嘩眾取寵，西方“文藝復興”的首要的核心價值概念之一是平等，主唱西方民主自由的新自由派學者劉軍寧先生，你至少能給出具體的建立平等的方法才顯得真誠！喊平等的站在上帝面前很容易，做到平等的站到工農大眾面前，“右派”知識分子你們有這個勇氣嗎？當工農大眾破衣爛衫站到你們的面前，你們會心平氣和，視他們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請他們一同共進五星級香格里拉酒店的晚餐，一同去保利大廈看普西尼的歌劇嗎（他們看不懂是他們的事，我需要的是你們平等的勇氣）？如果不能，免開“文藝復興”的尊口，還是為工農做點具體的吶喊吧！

“右派”不是要爭取民主自由，而是要捍衛對他們有利的社會不平等。這是本文要告訴讀者的。對于自1957年-1976年的社會轉型中，確實遭受了了不公正對待，以致失去家庭，親人，乃至生命的人，我表示最真誠的敬意，若是亡靈，我祝愿他們上天堂。但是，對于凡是在這個時期利用社會的缺點和別人的善良，而試圖捍衛自己的階級利益捍衛社會不平等的人，我要說，任何犧牲都是咎由自取，若是亡靈，下地獄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