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0 年在戰犯聯誼會上與溥儀第一次見面,到1967年溥儀去世,家父沈醉與末代皇帝溥儀一起工作、勞動達七年之久,彼此關系和諧,結下了深厚的友情。晚年,家父曾多次給我講述他眼中的溥儀以及他們之間發生的故事。
沈醉,中華民國陸軍中將,長期服務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
戰犯聯誼會上兩人第一次見面
說實在的,家父沈醉與溥儀之間的緣分原本可以提早十幾年。那是在抗日戰爭接近尾聲時,蔣介石曾下令:接收淪陷區之后,逮捕漢奸的工作,均由軍統頭子戴笠主持,其中也包括逮捕東北偽滿洲國的偽皇帝溥儀及其親信大臣等重要成員。為此,戴笠曾多次召開會議。當時,家父身為軍統局八大處長之一,每次開會他都有機會參加。他清楚地記得,會上除了提到汪偽組織和華北偽組織中的重要成員如何逮捕、處理外,還著重提到如何逮捕、處置溥儀、溥杰等偽滿重要成員。國民黨政府為了收買東北的民心,曾經打算逮捕溥儀、溥杰等偽滿重要成員之后,即在沈陽公開審訊,然后處決。后來,由于蘇聯出兵東北,逮捕了溥儀、溥杰,并將他們囚禁到西伯利亞,此事才不了了之。
1960年11月28日,家父作為第二批特赦戰犯,從北京秦城戰犯改造所出來,住進了位于北京崇文區的崇內旅館;溥杰作為第二批特赦戰犯從撫順戰犯所來到北京,也住在了崇內旅館。當時,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和北京市民政局在崇內旅館為第一、二批特赦戰犯舉辦了一次聯誼會,家父這才第一次見到溥儀、溥杰。
溥儀是1959年12月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第一批被特赦的。當時,根據黨中央對戰犯的改造政策,特赦后還得參加一年的體力勞動,以適應新的社會生活和環境,建立對勞動人民的感情。所以,第一批特赦的杜聿明等人被安排到京郊的紅星公社勞動,而溥儀則被安排到了香山植物園勞動。
初見溥氏兄弟,家父由于以前的成見,真不知道應該怎樣與他們相處。溥儀看上去跟一般人沒什么兩樣,反而顯得點頭彎腰,一副“禮多人不怪”的樣子。后來,家父才從杜聿明等第一批特赦人員那里得知,溥儀這位三歲登基的末代皇帝雖然在待人接物和生活能力等方面都顯得笨笨的,不過他待人非常誠懇,不知道底細的人,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他便是中國的末代皇帝。
家父等第二批特赦人員在北京參觀學習一段時間后,第一批特赦人員一年的勞動期已滿,回到北京;第二批特赦人員接替他們去紅星公社勞動。
周恩來和溥儀
1961年3月,家父等人即將去紅星公社,中央統戰部把一、二批特赦人員召集到統戰部開會。會上,統戰部長李維漢正式宣布:周恩來總理已親自把第一批特赦人員溥儀、杜聿明、宋希濂等六人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工資由在鄉下勞動時的每月六十元升至一百元。這一安排和待遇實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溥儀聽后非常激動,當場向主持的領導表示感激。當時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一般人都是幾十元工資養活一家人,所以對他們而言,一百元工資已經能生活得不錯了。
1962年年初,家父等第二批特赦人員在公社勞動結束后,同樣被安排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任文史專員。從此,家父便與溥氏兄弟成了同事,彼此的交往、接觸也日益頻繁了。
“皇帝是最沒用的人”
安排在文史專員室的特赦人員除溥儀、溥杰之外,幾乎都是曾經領兵打仗的原國民黨的軍政人員,獨立生活能力都較強;溥杰還好,他畢竟曾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了三年,也常常出去旅游,所以在照料自己生活方面比溥儀要強一些,加上他的日本籍妻子在他特赦不久就從東京來到北京,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最難的就要數溥儀了。他三歲登基當皇帝,生活起居都是由別人給他安排得妥妥當當的,過慣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日子;即使在戰犯改造所的時候,也是由一起關押的臣子或晚輩給他打飯、端水、洗衣物。如今讓他自己照料自己的日常生活,確實成了個大問題。政協領導考慮到這一點,就把溥儀一個人安排在政協機關后院的宿舍內居住,并專門指定一位姓趙的、家住機關后院宿舍的工作人員照料他的生活。不過,溥儀為了表示自己已經放下了皇帝架子,總想自己動手干點事??墒?,他不但不會做飯,甚至連去機關食堂打開水也做不好,不是灌得太滿,燙了自己的手腳,就是灌滿后,把暖水瓶的塞子落在食堂。頭幾天,老趙不得不在自己家里招待他吃飯。后來,溥儀看到杜聿明等人中午都是去機關食堂買飯吃,他便向老趙提出要自己去食堂吃飯。老趙便幫他兌換了食堂的飯票、菜票,告訴他如何使用??伤偸歉悴磺宄?。每次買飯、菜時,溥儀總是把所有的飯、菜票往窗口一放,讓食堂的人自己拿。因為當時飯、菜是分兩個窗口賣,他常常是買了飯放在餐桌上,轉身再去買菜,回來就忘了把飯放在哪個桌子上了,出了不少洋相。因此他常常自嘲地說:“皇帝是最沒用的人!”
兩年后,在機關領導和大伙兒的幫助下,溥儀結婚了。他這才過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1962年春,家父被安排到文史專員室工作時,我正在長沙讀初三,還沒有來北京。家父一人被安排在西皇城根的一處屬于機關宿舍的四合院內居住。他那時才四十八歲,身強力壯,常常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到處跑,不到兩個月幾乎把北京城區跑了個遍。溥儀當時還沒有再婚,很是羨慕家父能一人獨自到處跑。他也想到處去看看,但如果沒人陪他出去,他就找不到回家的路。據說,有一次他隨前去探望他的親戚外出,上公交車時,為了表示文明禮貌,他就謙讓地站在車門旁,讓其他人先上。結果,他把女售票員也當成了乘客,讓她先上。售票員以為他是送人的,上車后,就把車門一關,讓車開走了,搞得他的親戚只好到下一站下車,再走回來找他。所以,他平時從來不敢一個人外出。
游故宮,溥儀也要買票
當時的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副主任申伯純是一位深懂統戰意義的老革命,他對家父等文史專員都很關照。為了讓溥儀的業余生活豐富一些,他就讓家父、杜聿明等幾個尚沒有家眷的在京的專員多陪溥儀去玩玩。家父等人也很樂意邀溥儀一塊去游覽,聽他講北京名勝古跡的典故。據溥儀自己說,他住在故宮那么多年,就是閉上眼睛走,也知道是到了什么地方。一次,家父、杜聿明等邀溥儀去游故宮,他開始就有點不想去,家父說:“你是不是怕觸景生情啊?”
溥儀苦笑一下說:“去就去吧!”
當家父在故宮門口買了門票,遞給他一張時,他驚詫地說:“到這里來,我還得買門票?”
家父等人不由一愣,但馬上體諒到他的心情。在溥儀的潛意識里,故宮就是他生于斯、長于斯的家。如今他回家看看,卻還要買門票,在感情上似乎很難接受。
杜聿明見狀,立即解釋說:“現在故宮對外開放,所以來的人都得買門票,拿這筆收入作管理、維修故宮之用。”
溥儀聽后,半晌沒有說話。進了故宮后,他也是邊走邊沉思。后來,有人問他,坐在金鑾殿的大龍椅上舒服不舒服時,他才笑笑說:“我那時還是三歲的小孩,哪會懂那么多!”此后他的話才慢慢地多起來。無論走到哪里,他都能說出,往左到什么地方,往右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時候發生過什么重大歷史事件等。后來在御花園里坐下休息時,居然有人認出了他,大家慢慢地圍了過來。家父怕群眾好奇,圍住他問長問短,便提議早點回去。打那以后,溥儀再也不愿去故宮,家父等人也不再邀他去了。不過,后來家父還是陪他去過一次景山公園。
溥儀稱“景山”為“煤山”,他說那是故宮過去堆煤渣的地方。走到景山公園那棵崇禎皇帝上吊的歪脖樹下時,他停下來久久地打量那棵樹,一言不發,在那里站了足有十來分鐘,然后才走到旁邊的一塊石頭旁坐下,點上一支煙,吸了一口對家父說:“過去,是不會有人讓我到這里來的今天看到這棵樹,心里真是感慨萬千啊!中國歷史上的末代皇帝,下場大都是很悲慘的。所以,崇禎皇帝自殺前,還親手用寶劍去砍殺自己的兒女,要他們生生世世不再投胎到帝王家??雌饋砗軞埧?,其實崇禎當時的心情不能為人們所理解。”
他還說,自己當年被趕出故宮匆匆到了天津,后來又被日本人裝入木箱,當貨物一樣吊到船上,離開天津去了東北,當了滿洲皇帝;抗戰勝利后,被俘到了蘇聯,又從蘇聯被押運回國……經過幾次巨大的變遷,他悔恨自己投生到了帝王家,感覺真不如當一個普通老百姓好……家父笑道“: 有些末代皇帝也有好的結果啊!”
溥儀連連搖頭說:“哪有???南唐李后主被俘后,只因為填了一首《虞美人》的詞,寫了一句‘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便招來殺身之禍。如果他僅僅是個詞人,不知會填出多少絕妙的好詞流傳后世呢。可惜,他卻投錯了胎,不幸生在了帝王家。”
家父說,李后主是不識時務的典型。春花秋月多少好景可以填詞,他卻偏偏要去懷念故國,不是自找死嗎?
溥儀聽后,不滿地把帽子往頭上一戴,氣憤憤地反駁說:“蜀后主劉阿斗被俘后,不是不懷念故國,還厚著臉皮討好說‘此間樂,不思蜀’,不一樣被害死?”接著他又滔滔不絕地歷數了秦、漢、隋等朝代的末代皇帝的悲慘下場后,沖家父補充一句說:“你沒有當過皇帝,當然不會去研究這個問題嘍!”說完,站起身來,摸了摸自己的腦袋,把帽子戴好,才笑著說:“我這個末代皇帝能有現在這樣一個好下場,真是值得慶賀。”
后來,他在文史專員辦公室的學習會上又多次提到他那次參觀景山公園的感想。他覺得,作為一個末代皇帝,能夠看到前一朝末代皇帝上吊的地方,是歷史上不可能有的,也是十分有意義的。家父每提此事,都惋惜當時沒有照相機,沒能把溥儀站在景山歪脖樹下的鏡頭拍下來。
“這位便是過去中國的宣統皇帝”
由于溥儀過去的特殊身份,前去采訪他的記者和國際友人越來越多。為了方便溥儀接待來訪者,經上級領導批準,政協機關特意在距機關不遠的東英冠胡同給他準備了一處獨門獨院的西式平房。這里除了有寬敞的會客室、臥室、客房衛生間以及用人房之外,還有寬敞的走廊和種滿松柏的大院子;同時,為了照顧他們夫婦的生活,還特意讓以前照顧過他生活的老趙一家也搬到了他家院門旁的幾間門房居住。溥儀對此非常感激。為了盡快適應新的生活環境,也為了在接待來訪者時不出什么紕漏,溥儀確實費了不少腦筋。
當時有一些外國元首和政府要員訪華時,一聽說末代皇帝溥儀和曾經率領千軍萬馬的統帥杜聿明等都被改造過來了,便都想見一見。于是,溥儀和杜聿明等人常常被邀請去接見外賓。最初,周總理或政協領導向外賓介紹溥儀時說“這位便是中國的末代皇帝”時,他總是站起來,嚴肅地說:“過去的溥儀已經死了,今天是新生的溥儀!”搞得譯者不知如何向外賓翻譯。后來,家父和杜聿明等人在學習會上建議他換一種說法,既能表達他已經脫胎換骨,成為新人的意思,又能讓人聽得懂。溥儀覺得大家說得很有道理,經過反復考慮之后,他終于琢磨出了一句較為合適的話來。一次,周總理向一位外國元首介紹溥儀時說:“這位便是過去中國的宣統皇帝!”
溥儀馬上站起來大聲回答道:“今日光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溥儀!”
周總理和在場的許多人都為他鼓起掌來。
1963年年底,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并宴請了第一、二、三批特赦留京人員和他們的妻子。當時參加接見的還有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副部長張執一、童小鵬及北京市統戰部部長廖沫沙等人,傅作義、張治中夫婦作陪。宴會前,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分別向專員們及其家屬講了話,詢問了他們的生活、工作、學習等情況,并強調說,他們如果有什么困難,可以隨時寫信給他倆。宴會后,周總理正式宣布:第二年春暖花開時,所有在京的特赦人員都可以帶家眷先去東南等地參觀游覽一次,看看祖國大好山河的嶄新面貌。臨別時,周總理還與所有與會者合影留念,并且特意讓溥儀、溥杰夫婦與周總理等中央領導人一同站在前排。多年來,家父和溥儀、溥杰一樣一直把這張具有歷史意義的珍貴照片掛在家中客廳的顯要位置。
前排左首為溥儀,沈醉在最后一排中間
1964年春,由二十幾個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及家眷組成的“帝王將相”參觀團浩浩蕩蕩地從北京出發,前往江南各地。當時,家父在專員們中間年紀最輕,身體也最好,所以出發時,參觀團的領隊就要家父多多關照一下溥儀。
那次外出參觀歷時五十多天,每到一地都受到了當地政府的熱情接待。家父和所有的專員都非常開心,特別是溥儀。因為他過去地位雖然顯赫,但卻從未到過江南,所以對什么都感到新奇,凡事必問個仔細;而家父是湖南人,又在上海、南京等地生活工作過多年,很自然地成了溥儀哥倆的“導游”和“顧問”。不過,家父也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不少歷史知識。因為溥儀、溥杰對中國歷史都比較熟悉,每參觀一處名勝古跡,講解員提到一些歷史故事時,溥儀總能指出一些不足。所以涉及一些歷史問題時,家父等人又會反過來問他。他回答不了的時候,又會去問溥杰。他說溥杰讀的書比他多,只不過,溥杰從來不賣弄自己的學問,別人不問的,他就不會爭著去說……
1965年初,溥儀、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范漢杰、廖耀湘六位特赦后的文史專員被特邀為全國政協第五屆委員。消息在報紙上公布之后,家父等人都為他們高興,紛紛向他們祝賀。他們也都非常激動,表示要盡心盡力地報答這種深恩厚德。溥儀更是激動地說:“真沒想到黨會這樣厚待我們。”
溥儀當政協委員之后,毛澤東主席還單獨接見并宴請過溥儀,而且還一起合影留念。溥儀對那張六寸的黑白照片非常珍惜,把它和周總理等人接見時的那張合影一起掛在客廳。打那兒起許多人都開始對溥儀另眼相看了。
“不該批判廖沫沙!他是好人”
溥儀任政協委員后的一年多是他特赦后最好的一段時光,只可惜,好景不長。1966年夏天,急風暴雨般的“文革”開始了。批判“三家村”、《海瑞罷官》的風暴越刮越猛。文史專員室也接到通知,讓他們根據上面下達的文件精神,對吳晗、廖沫沙等北京市領導進行批判。久闖江湖且老于世故的專員們明知文件上對廖沫沙等人的指控是莫須有的但為了不吃眼前虧,也昧著良心言不由衷地跟著文件精神胡亂批判一通。大家發言時,溥杰往往是一言不發,而溥儀卻總是大膽直言:“不該批判廖沫沙!他是好人!”因為廖沫沙曾經負責過第一、二批特赦人員的學習,并曾一再勉勵他們要在后半生盡力多做對黨和人民有利的事。
一天,專員們正在閱讀批判“三家村”的文件,溥儀走進來,氣沖沖地說道:“我在路上看見廖部長被人捆綁在卡車上游街。我真想把他從車上拉下來,給他松綁。可是車開得太快了,我跟不上。”說著,眼淚就淌了出來。此時,專員們無不深感溥儀為人的正直和勇氣,少數言不由衷者也心生愧意。
不久,政協的一位極“左”的干部跑到專員室來命令說:“你們都是廖沫沙手下的殘兵敗將,跟了這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頭子多年,一定要同他劃清界限。從明天起,就由你們來揭發廖沫沙的罪行。今天你們都回去好好想想,明天我來聽你們發言。”專員們心里暗自好笑:他們特赦后,作為北京市統戰部部長的廖沫沙只在領導他們學習時講過幾句話,具體事情都由民政局的干部負責。他們能知道廖沫沙什么?又怎么去揭發?。?/span>
第二天開會前,大家都胸有成竹地準備好了如何應對那位“左派”,只有溥儀沉不住氣地問大家說:“你們能揭發廖沫沙什么罪行?。靠刹荒軄y編亂說,害人害己!”大家只是笑笑說:“你就放心吧,我們不會搞罪上加罪的。”
天真的溥儀還是擔心大家會胡說八道,神情非常緊張。讓他沒想到的是,揭發會上,專員們也都表情嚴肅地發了言,不過都是正話反說,什么“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全國人民都在節衣縮食,可是廖沫沙卻利用手中的職權,經常請我們去飯店大吃大喝,用人民的血汗來招待我們這些罪大惡極的戰犯”,什么“廖沫沙腐蝕我們,常請我們去看戲看電影”等,大帽子扣了一頂又一頂,但講的都是統戰部招待他們特赦人員時的一些生活瑣事,氣得那位“左派”干瞪眼,最后惡狠狠地威脅道:“你們不好好揭發廖沫沙的罪行,有你們好受的。”說完轉身就走了。
溥儀這時才松了一口氣說:“你們可真會惡作劇,搞得我一直在擔心。”杜聿明則故意裝出嚴肅的樣子說:“我們這叫‘老實交代’。”在大家的一陣笑聲中,結束了那場鬧劇。
與溥儀“死別”
隨著“文革”運動的發展,文史辦公室被造反派查封,文史資料委員會的領導、編輯被停職、批斗,專員們以前的審稿工作被迫停止。專員們先是被打發到機關大院內打掃大院、街道、廁所,整理花木等,工資減了三分之一,看病、醫療也由原來的高干門診改為普通門診。家父因曾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有“戴笠乘飛機摔死在江寧縣戴山”的文字,就被說成是暗示“大將犯地名”,是“借寫史料,搞封建迷信活動。目的是想推翻無產階級的紅色江山”。家父心里暗自好笑,但為了不吃眼前虧,也自己給自己扣大帽子。溥儀見狀,很是惶恐,幾次悄悄問家父,他寫的《我的前半生》是不是也應該做好批判自己的準備,給自己扣幾頂帽子。家父勸他說,你的那本書曾得到過許多國家領導人的贊揚。只要他們不指出具體問題,就不必去亂聯系。后因機關內部彼此的爭斗、奪權,造反派再無暇顧及這些早已被打倒在地的專員,就讓他們回家去好好學習。他們才如釋重負,各自回家。
一次,家父去機關為大伙代領工資,得知他們的工資不再扣發了。這很出乎他的意料。在去給杜聿明送工資時,才得知是周總理下令恢復他們原有的工資的。家父非常激動,高興地去溥儀家,告訴他這一好消息。當時,溥儀已經臥病在床,聽到這個消息后,他激動得熱淚盈眶,緊握著家父的手說:“周總理對我們太好了!”
家父見溥儀生病了,就關心地問他去看醫生沒有。他的妻子李淑賢告訴家父說,原來在高干門診看病的醫生都成了學術權威被批斗,靠邊站了。如今去看病,幾次排隊都掛不上號。好不容易掛上號,輪到看病時,那些醫生一看是“黑五類”,就是隨便開點藥,根本不給認真看病。所以他們想自己買些藥吃,免得去醫院受氣。因為李淑賢曾在醫院工作,我的繼母也在醫院工作,所以,家父和繼母常常一起去探望溥儀,并商討著如何買藥給溥儀治病。當時,溥杰也常常托日本的親戚寄些藥過來。大家都希望溥儀的病能早日好轉。可是到了1967 年1月下旬,家父再去探望溥儀時,感覺到溥儀的病越來越重了。他覺得再不去住院治療的話就會耽誤了。家父立即去找剛派到政協負責文史工作的老革命沈德純,向他報告了溥儀的病情,請他設法送溥儀去住院。沈德純為人很正派,對專員們都很好。但在那種混亂的時期,他說話也不頂用,不過他還是很負責地去找上級領導??墒牵敃r統戰部的幾位領導都在挨批斗,最后他才找到了統戰部副部長兼政協秘書長平杰三,請他直接打電話向周總理匯報。周總理接到平杰三的電話后,馬上指示:立即召集北京幾位名醫,一定要設法醫治溥儀。沈德純把這消息告訴家父后,家父立即去溥儀家,把這一好消息轉告他。閑聊時,家父談到以前的幾位統戰部領導被批斗、游街的情況。
家父當時很怕惹事,只好竭力勸他不要管這些事,好好養病要緊。遺憾的是,周總理雖然指示平杰三找名醫為溥儀治病,但當時平杰三也在挨批斗,他的話也沒人聽。他不得不直接去找醫生。可是,當時的名醫都是被批斗的學術權威,一聽是給溥儀看病,都害怕引火燒身,不敢做主讓他住院,所以,溥儀的病越來越重。醫院的造反派表面上不得不遵照周總理的指示收留溥儀住院,但住進去之后根本不認真治療,沒過幾天又讓他出院。幾出幾進后,溥儀的病越拖越重。到了1967年10月初,溥儀的病情越來越厲害,常常疼得在床上滾來滾去。李淑賢急得到處去求人,好不容易才把他送進了人民醫院急診室進行緊急搶救。即使這樣,醫院還是不同意讓他住院。李淑賢又跑到政協去請示,最后還是周總理的秘書直接打電話給醫院的造反派頭頭,說是周總理的命令,醫院這才同意安排他住下。
溥儀住院后,周總理很關心,曾讓全國有名的中醫大夫去醫院給他診脈。可是,此時的溥儀因腎癌已經排不出尿了,常常疼得滿頭大汗地在病床上翻滾。當時,家父是人所皆知的小說《紅巖》里的“嚴醉”,每次去探望時都會被造反派連推帶搡地轟出來。溥杰與李淑賢替換著陪床時,也常遭到醫護人員的白眼。專員們都不得不悄悄地前去探望。因為家父當時住的地方離人民醫院很近,一有機會就溜進去看溥儀。10月中旬的一天,家父趁人不備,又溜了進去。溥儀鼻子插著氧氣管,已經奄奄一息了。他握著家父的手,眼里噙滿了眼淚。家父安慰他說,周總理很關心你,一定會治好你的病。他也連連點頭,表示相信黨一定會醫治好他。家父本來還想多安慰他幾句,不料有人從后面揪住家父的衣領,喝道:“給我滾出去!”家父只好向溥儀揮手告別。當時,他看見溥儀的淚水滾了出來。兩天后(1967年10月17日)的凌晨,溥儀去世。
溥儀去世后,就草草地將他火化了。據說還是周總理得知此消息后,指示說“一定要登報公布溥儀的死訊”,《人民日報》才于第二天在報紙的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刊登了豆腐塊大小的消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愛新覺羅·溥儀先生因患腎癌、尿毒癥、貧血性心臟病,經長期醫治無效,于十月十七日二時三十分,在北京逝世,終年六十歲。”
溥儀去世之后,家父常常會想起在醫院里與溥儀“死別”的那一幕,每每提起時,都會黯然神傷……
【來源/ 世紀歷史;作者/沈美娟(沈醉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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