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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尊嚴”是近代的名詞，在中國古代雖然沒有這樣的名詞，但有這樣的思想。在中國古代，表示人格尊嚴的詞語，是“志不可奪”、“高尚其事”。這一思想，起源很早，大約成書于西周初年的《周易古經》蠱卦說：“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傳》云：“不事王侯，志可則也”。這以“不事王侯”為高尚。不事王侯即是不屈于王侯，亦即保持人格的獨立。這是最古的關于人格尊嚴的思想。

　　孔子提出：“志不可奪”的觀念，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肯定了人人都有不可奪的意志。他又贊揚伯夷叔齊說：“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即是保持人格的尊嚴，不屈服外在的勢力。

　　孔子又說：“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其所以辟世、辟地、辟色、辟言，即為了保持人格的尊嚴。孔子自己不贊同辟世，但實行“辟地、辟色、辟言”。孔子周游列國，就是為了辟地、辟色、辟言，努力保持人格的尊嚴。

　　孟子提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他說：“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生命是寶貴的，但是有比生命更寶貴的。死亡是可厭的，但是有比死亡更可厭的，這比生命更寶貴的即是人格的尊嚴；比死亡更可厭惡的即是人格的屈辱。孟子舉例說：“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禮記·檀弓》所載餓者不食嗟來之食的故事即是孟子所說“乞人不屑”的例證。為了保持人格的尊嚴，寧死不屈。這是儒家所努力宣揚的。

　　人們常常引用孟子關于大丈夫的名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在這三句之前還有三句：“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這三句也有重要意義。“居天下之廣居”，意謂有行動的自由；“立天下之正位”，意謂在天地之間有一定的地位，亦即確立自己的正當地位。孟子提出“立位”觀念，亦即認為每人應確定自己在天下的位置，也即肯定自己的人格尊嚴。這“位”不是官位，而是人格的地位，孟子亦稱之為“天爵”，他說：“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即是人的道德成就。

　　孟子又引述曾子之言說：“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這一觀點，近代學者稱之為“以德抗位”，其實質是肯定品德高尚者的人格尊嚴，認為有道德的人決不屈于權勢。

　　孟子又有“忘勢”之說，他說：“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者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孟子雖然游說齊梁之君，但贊揚不見王侯的賢士。孟子的一系列言論比較充分地表達了中國古代關于人格尊嚴的思想。

　　《禮記·儒行篇》提出了“可殺不可辱”的觀點。《儒行》云：“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剛毅有如此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這強調了剛毅精神。“可殺不可辱”即保持人格尊嚴，寧死不屈。“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即《周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可殺不可辱”的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自古以來，歷代都有特立獨行之士，堅持自己的志操，抗節不屈。尤其在民族危難之時，如宋元之際、明清之際，更有許多志士堅持民族氣節，寧死不屈，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優秀傳統的一個方面。

　　儒家一方面宣揚“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贊頌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但在另一方面，又肯定“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這種情況可以說表現了雙重道德觀。孔子既贊美文王、周公，又同情“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表現了雙重標準。這是當時歷史條件決定的。到了今天，君權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一方面要強調個人的人格尊嚴，另一方面也要堅持個人對于社會的責任、個人對于民族的義務。這兩者是完全統一的。

    【文章節選自《國際儒學研究文萃》；作者：張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