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亞洲文明的歷史貢獻、關于加強對亞洲各國各地區文明在交流互鑒中共同形成的亞洲價值和東方智慧的研究這兩個問題，我想談一些個人認識。

 

　　一、關于亞洲文明的歷史貢獻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特別是受到了“一帶一路”沿線的亞洲、非洲、歐洲國家的政府和人民的普遍贊同與積極支持。習近平主席還在不同場合發出關于召開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的中方倡議，呼吁加強對亞洲價值、東方智慧的研究和運用。習近平主席發表這樣具有戰略性的倡議和呼吁，目的是要通過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為促進沿線各個國家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多極秩序，為締造合作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做出積極努力。

 

　　亞洲作為世界的一個大洲，占全球陸地總面積的29.4%，占世界總人口的60%，現已超過40億人。古往今來，亞洲的各個組成部分，無論是東亞、東南亞，還是南亞、西亞、中亞地區的文明形成和發展的歷程，盡管不盡相同，各有特點和優勢，但都為亞洲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各自的貢獻，也都為世界文明的形成和發展發揮了各自的作用。

 

　　亞洲是人類最早的定居地。在遠古時期，亞洲各個地區有不少大河之濱的沖積平原，古代農業率先在這些地方產生和發展起來，那里的人們就是在農業經濟的基礎上立家、立族、立邦、立國的。由于農業經濟和農家生活比較安定平穩，有利于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因而亞洲成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最先產生了著名的西亞兩河文明、東亞中華文明、南亞印度文明等幾大古文明，而且它們對歐洲古代的希臘文明、羅馬文明的形成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美國歷史學者威爾·杜蘭特指出：

　　“希臘文明，世所稱羨，然究其實際，其文明之絕大部分皆系來自近東各城市”，“近東才真正是西方文明的創造者”。

 

　　希臘前總理帕潘德里歐也說過，

　　“古希臘從印度、波斯、埃及等其他文明古國學習到許多東西，希臘城邦像海綿一樣，吸取不斷涌入的新知識和先進經驗”。

 

　　亞洲不僅對古代世界文明貢獻巨大，而且從公元前后至19世紀中葉的將近兩千年間，亞洲尤其是中國、印度的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總量中一直占有絕大部分，在經濟上和科學技術上一直是推動世界發展的最重要力量。據統計，到公元1750年，在當時世界經濟總量中，中國占32%，印度占24%，而歐洲的英國、法國、普魯士、俄國、意大利五國總共才占17%。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在其《大國雄心》一書中寫道：

　　“直到1800年之前，歐洲在市場化程度、農業發展、城市化比例、居民生活水平、經濟總量方面都不如中國。”

 

　　《泰晤士世界歷史》一書中也曾寫道：在整個近代早期，

　　“東方的經濟規模比歐洲要大得多”，“世界工業的中心是亞洲，而不是歐洲”；“

 

　　從1500—1750年，亞洲生產著當時世界上約80%的產品，換句話說，占世界人口總數三分之二的亞洲人，生產著世界上五分之四的產品”；“所以，在1500年之后的近三個世紀，亞洲人有生產力最發達的經濟”。

 

　　亞洲尤其是中國、印度、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的經濟文化與科學技術的發展長期居于世界領先地位，曾經對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發生和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工業革命的興起，從思想文化和經濟技術上提供了重要條件，甚至產生了奠基性影響。

 

　　當歐洲還處在中世紀的黑暗狀態，阿拉伯地區的阿巴斯王朝，卻在公元830年至930年的一百年間，開展了著名的“百年翻譯運動”，將阿拉伯地區保存的古希臘、古羅馬的歷史典籍和阿拉伯人對它們的發展成果，以及印度的數字系統和中國的古代發明傳播到歐洲，為歐洲文藝復興提供了指路明燈。

　　對于來自東方阿拉伯等地區的這種貢獻，在西方學者和有識之士中，可以說是有口皆碑的。

 

　　美國歷史學家希提認為：

　　“古代科學和哲學的重新發現、修訂和增補，承前啟后，這些工作都要歸功于阿拉伯學者，有了他們的努力，西歐的文藝復興才有可能。”

 

　　英國學者托馬斯·阿諾德、阿爾弗雷德·紀堯姆和威爾斯都指出，

　　“伊斯蘭的光輝猶如月亮，照耀著中世紀歐洲的黑暗，是伊斯蘭的文明昭示和指引了文藝復興這場偉大的運動”。“沒有伊斯蘭文化，歐洲社會至少落后二百年”。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也說過：

　　“當歐洲還處于中世紀的蒙昧狀態的時候，伊斯蘭文明正經歷著它的黃金時代”，“當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偉人們把知識的邊界往前開拓的時候，他們所以能眼光看到更遠，是因為他們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關于中國文明對歐洲近代文明形成的貢獻，在西方學者和有識之士之中也是稱道不已的。17世紀末到18世紀末在歐洲出現過一百年的“中國文化熱”。

 

　　法國學者莫里斯·羅班說：

　　“在啟蒙時代的西方，中國簡直是無所不在。”

 

　　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說：

　　“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國的歷史、藝術、哲學和政治后，完全入了迷。”

 

　　馬克思曾經把中國的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四大發明在歐洲的傳播和應用，稱為“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預兆”。

 

　　英國學者約翰·霍布森在其《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一書中這樣寫道：

　　“英國自覺地獲得和吸取了中國的技術——無論是實實在在的技術還是特定的技術知識。”“如果沒有中國的早期發明，就不可能會有英國的改進。如果沒有中國的這些貢獻，英國很有可能還是一個落后的國家，游離于同樣落后的歐洲大陸邊緣”。

 

　　以上這些敘述說明了亞洲文明對歐洲近代文明的產生和發展所作出的建樹，是完全有史實為據、有公論可證的。這是值得亞洲人民所珍重和自豪的光榮。

 

　　經過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隨著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取得成功，資本主義文明陸續在歐洲各國建立起來并迅速發展。這標志著歐洲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工業文明代替了以往建立在小生產基礎上的農業文明，標志著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文明代替了落后的封建社會文明。這也標志著整個人類文明從此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飛躍發展的階段，標志著歐洲文明和西方文明在文明形態與發展形式上開始超越亞洲文明和東方文明而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

 

　　關于歐洲和西方率先建立的資本主義文明對世界發展和進步所作出的歷史貢獻，馬克思、恩格斯曾經給予了充分肯定。

 

　　他們指出：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頁）

 

　　然而，資本主義的本質決定了它要無限度地追求資本的增值，無限度地追求商品市場、資本市場和資源產地的擴大，因而必然會不斷地向全球進行擴張。從16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的300多年間，亞洲就遭到了西方列強的殖民掠奪。據統計，按現在亞洲的48個民族獨立國家計算，在這300多年中，有超出40個國家先后遭到了西方列強的武力侵略，淪為它們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這是亞洲各國人民在近代所共同經歷的屈辱和苦難的歷史。但是亞洲各國人民不甘列強的蹂躪，發揚愛國主義的團結奮斗精神，同殖民者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終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陸續取得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勝利。而這種民族解放運動以及1955年在萬隆會議上亞非國家共同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正義舉措，為爭取一個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以利于世界各國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歷史貢獻。

 

　　當今世界已進入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階段。這種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一方面推動世界經濟和科學技術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其面貌可謂日新月異，人類文明無論是在物質還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進步，特別是物質的豐富程度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也帶來了種種問題和不少弊端。

 

　　在世界的發展格局中，廣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發展差距上的懸殊狀態仍未得到根本改變；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仍未建立，國際關系的民主化仍未實現，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依然存在；西方經濟危機不時發生，世界不少地區處于動蕩之中，軍備競爭、恐怖主義、網絡亂象等安全威脅相互交織，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獨立、主權和發展還面臨這樣那樣的危機。

 

　　因此，堅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成為當今時代的歷史潮流。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所以得到沿線國家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廣泛關注與支持，就充分說明了這一戰略反映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要求。

 

　　許多有識之士已經指出：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實施，將會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為形成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世界經濟文化新局面，為締造合作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新的方案和經驗。

 

　　美國國際問題專家、現任美國《全球策略信息》雜志華盛頓分社社長威廉·瓊斯近日就說過：中國推出“一帶一路”這個具有十分重要意義的計劃，“為世界提供了希望”。中國正在做一個其他國家沒有做過的事業：不是把自己的發展建立在其他國家的痛苦之上，而是幫助其他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各國共享繁榮。中國的舉動是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經濟秩序的基礎之一，它給人類帶來巨大希望。

 

　　我們加強亞洲文明的交流互鑒，加強對亞洲價值、東方智慧的研究，就是要致力于將亞洲價值、東方智慧更好地運用于“一帶一路”建設，運用于改進亞洲和全球治理，為促進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共同進步作出更多的貢獻。

 

　　二、關于加強對亞洲價值和東方智慧的研究

 

　　亞洲各國各地區人民，經過幾千年的社會實踐，在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生產與生活、物質與精神、個體與集體、自主與他助、民族與民族、宗教與宗教、國家與國家、現實與未來等等的關系中，創造和積累了許多蘊含寶貴價值與智慧的思想理念。這些蘊含寶貴價值與智慧的思想理念，在亞洲各國各地區雖然在語言概念的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在基本道理上卻往往是相同、相通或者相近的。因此可以把它們稱之為亞洲各國各地區人民所共有的亞洲價值、東方智慧。這些價值與智慧具有鮮明的亞洲和東方的特色與風格，無不向世人展示出它們的強勁生命和無窮魅力。它們是亞洲人民共同的思想財富，也是世界價值、世界智慧大花園中的絢麗奇葩，是完全可以同歐洲文明、西方文明和世界上其他地區文明的價值與智慧相互會通、相得益彰的。

 

　　亞洲價值和東方智慧的內涵豐富，擇其要者，我提出以下幾個方面，并嘗試用中國的語言概念加以表述。

 

　　一是和而不同、和合一體。這是關于認識和處理事物之間的異同關系，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其核心思想，就是主張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要和諧相處。在中國歷史上，和而不同、和合一體的思想是源遠流長、深入人心的。它包括“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多元一體，主輔相成”“天人合一，知行統一”“中庸中和，不走極端”“協商對話，求同存異”等理念。在歷史上的朝鮮半島和日本，他們的思想家提出的“非同非異”的“和諍”之說、“人與自然親和”之說，也是闡述了 “求同存異”“天人合一”思想。在南亞和東南亞，從印度《奧義書》中的“梵我同一”和勝論學派的“和合是一種關系”，到詩人泰戈爾的“人與自然的和諧是偉大的事實”，到蘇加諾將“潘查希拉”作為哲學思想基礎統籌印尼的多元文化，再到東盟共同體將協商、和諧、合作作為核心價值以形成“不同國家的和諧體”，也都是體現了“天人合一”“多元一體”“和合一體”思想。而阿拉伯哲學家安薩里提出的“萬事中為上”之說，則是闡述了不走極端的“中道”“中和”思想，它至今仍是阿拉伯人民恪守的做人做事的基本信條。

 

　　二是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這是關于認識和處理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的關系，主張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必須相符合相統一的一種思想智慧。在中國歷史上，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是源遠流長和深入人心的。歷代中國學者所倡導的“事務而成，事求而得”“求真務實，不尚空談”“言行一致，躬行實踐”“因時達變，與時偕行”“推陳出新，革故鼎新”，等等，都體現了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朝鮮半島的集實學思想之大成的丁茶山，也曾鮮明地提出“貴在務實，不在虛文”。阿拉伯諺語所倡導的必須求得真實知識的“正知”之說，也是與實事求是的思想相通的。印度的“東西方比較哲學大師”拉達克里希南所提出的“變化是存在的本質”，以及印度前總理尼赫魯所說的“一切現代哲學必須解答今天的問題”的觀點，則是同與時俱進的思想相通的，都是強調人們的認識要隨著事物的變化而變化，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

 

　　三是克勤克儉、自立自強。這是關于認識和處理生產與生活、積累與消費以及自主與他助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中華民族的祖先們很早就懂得人要生存就必須勤奮勞作的道理。像“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成由勤儉敗由奢”“業精于勤荒于嬉”“儉約自守，儉以養德”“儉財禁侈，為國之急”“節儉為榮，奢靡為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等論語，激勵著人們和當政者勤儉持家、勤儉立國，獨立自主、奮斗不息。而這種思想在亞洲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古往今來也是受到推崇的。越南原國家主席胡志明在青年時代就倡導人們要勤儉、忍耐，富于自強和犧牲精神。印度的大乘佛教把“精進”思想規定為信條，教育人們要為大眾謀造福祉而勤奮工作。阿拉伯學者安薩里勸導人們從小就應養成飲食起居簡樸的習慣，避免沾染好逸惡勞的不良習氣。近代以來，亞洲各國人民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斗爭，以及勝利后建設國家的艱苦奮斗歷程，也生動地說明克勤克儉、自立自強是亞洲人民所共有的寶貴精神品格。

 

　　四是重視集體、克己奉公。這是關于認識和處理個人與家庭、社會、國家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個人與集體是相互依存的辯證統一關系。人是社會的動物，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集體之中，任何時候都離不開集體，離不開家庭、族群和國家。從遠古時期起，亞洲各國各地區的先人們從農業生產實踐中，就認識到集體力量的巨大，認識到只有相互協作才能戰勝來自自然界和社會的風險所造成的各種困難與挑戰，因此，很早就形成了重視集體的觀念。在中國歷史典籍中所闡述的“民齊者強”“人心齊，泰山移”“集眾思，廣忠益”“以民為本，天下為公”“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民貧則難治”“當政者應以安民富民樂民為功”，中世紀阿拉伯思想家伊本·赫勒敦所指出的“人們必須群體生活與合作，才能生存和自衛”，哈薩克斯坦諺語中所說的“一片土地的歷史，就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歷史”，印度的《奧義書》所勸誡人們的“拋棄各種私欲，跳出個人利益小圈子”，都是倡導人們要樹立重視集體、克己奉公的思想。而在有些亞洲國家中還將“以民為本”“富民為先”奉為治國理政的基本原則，這種民本主義原則也是重視集體這一思想觀念的鮮明體現。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說：

　　“個人主義是歐洲價值觀的核心。而在亞洲特別是東亞文化中，集體認同比個人認同更重要。這種價值觀的差異決定了二者的社會結構完全不同。”

 

　　總之，重視集體并把集體為重的思想作為價值觀的一個核心理念，是亞洲文明的一個突出特點和鮮明優勢。

 

　　五是德法并用、標本兼治。這是關于認識和處理治國理政手段中的德治與法治以及治本與治標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德治與法治是不可分割的，德治是法治的基礎，法治是德治的保障；法治是治標之舉，德治是治本之策，二者相輔相成。這樣的觀點在亞洲國家中是比較普遍的一種認識。中國歷史上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一直強調“德法并治，德主刑輔”“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原則。今天，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進程中，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仍然是一條重要原則。古代西亞希伯來的法律思想認為，法律實際上“是執行道德的工具，是附加了刑罰的禮”；在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中，一方面規定了詳細的法律條文，另一方面又強調要“確立仁政于國內”，可見他們也是主張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

 

　　六是親仁善鄰、和平相處。這是認識和處理國家與國家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幾千年來，亞洲各國各地區之間雖然也發生過不同范圍、不同情況、不同性質的沖突和戰爭，但是，廣大亞洲國家和人民對“親仁善鄰、和平相處”這一處理國家關系的原則，一直是向往和珍視的，而且這也是歷史上亞洲國家之間關系發展的主流。中國在遠古時期就有了“協和萬邦”“合和萬國”的理念。當然，那時的所謂“萬邦”“萬國”都是中國境內的方國或諸侯國。到了秦漢以后的歷代當政者，將“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奉為指南，將“國雖大，好戰必亡”引為鑒戒，主張按照“以德為鄰”“以和為貴”的原則，來處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歷史上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長期實行的所謂“朝貢體系”，即“進貢”與“回貢”、進貢使團與貿易商隊相結合的這樣一種政治、經濟、文化交往的方式，雖然在禮儀形式上有高下之分，但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的是一種“互惠互利、和平合作”的良好國家關系。歷史上日本的圣德太子在制定“十七條憲法”時將“和為貴”列為第一條，朝鮮半島學者提出“義命相敬”，阿拉伯學者主張“城邦（國家）合作”，印度前總理尼赫魯倡導過“世界一家”，烏茲別克斯坦詩人納沃伊也稱“沒有比生活在友誼之中更美好的事情”，這些都體現了和平外交的思想。上世紀50年代，亞洲國家所以能夠率先提出并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將其作為處理世界各國相互關系的準則，這絕不是偶然的。

 

　　七是誠敬為本、互尊互信。這主要是關于認識和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行為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中國自古就有“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禮樂文化，中國民間則普遍流行鄉約家規，社會上下都是將誠敬互信作為基本的道德原則，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促進彼此之間加強團結、和諧相處。中國古語中的“敬天法祖，敬重百姓”“誠實守信，互諒互讓”“患難相扶，休戚與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言必信，行必果”，等等，都體現著這一道德原則。誠敬與互信，在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是普遍加以倡導的。印度人吟誦千年的著名史詩《摩訶婆羅多》，就是教導人們要尊敬師長、尊敬他人，自己則要自制誠正。伊斯蘭教教義中也把誠信作為一個基本規定，并把是否履行這一規定作為衡量每一個穆斯林行為是否道德、信仰是否真誠的重要標準。亞洲各國各地區的人們還深知，誠敬為本、互尊互信，不僅應該成為個人之間交往的重要規范，也應該成為民族之間、國家之間交往的重要原則。

 

　　八是義利結合、互惠互贏。這是關于認識和處理個人之間、社會之間、國家之間不同利益上的道義原則與物質利益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反對唯利是圖、見利忘義，主張明義正利、義利兼顧，倡導互利互助、合作共贏，是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在個人交往、社會交往、國家交往中所踐行的一個基本原則，也是亞洲價值與東方智慧中富有特色的一個重要內容。中國古語中宣傳的“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的格言，印度《摩訶婆羅多》史詩中所高揚的利他主義思想旗幟，就是亞洲人民倡導義利結合、互惠互贏的鮮明寫照。

 

　　九是開放包容、互學互鑒。這是關于認識和處理不同民族、國家、地區的不同文明之間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世間萬事萬物總是千差萬別、異彩紛呈的，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任何一種文明，不管它產生于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社會土壤之中，都是流動開放的，這是文明傳播和發展的客觀規律。彼此之間互學互鑒、取長補短，這是不同文明共同提高、共同進步的必由之路；不同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而無高低優劣之分。歷史反復證明，凡是搞所謂“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文化霸權主義的，無不以失敗告終，都是自取衰亡之道。亞洲人民歷來主張不同民族、國家、地區的文明應該相互融通、互學互鑒，所以亞洲文明才能成其不斷進步的歷史局面。中國典籍中闡述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倡導的“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伊斯蘭教教義中主張的“阿拉伯人不優于非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也不優于阿拉伯人”，都閃爍著開放包容、互學互鑒的思想智慧之光。而阿拉伯歷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譯運動”，就是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文明的互學互鑒的一次集中體現和杰出產物。

 

　　最后，需要加以說明的是，以上列舉的九個方面的思想智慧，一是由于掌握的資料有限，可能有些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有特色的思想智慧沒有涵蓋在內，即使已經提及的，其中所引用的論述也可能不是最具代表性的；二是把這九個方面作為亞洲價值和東方智慧的基本內涵，并不是說這些價值和智慧都是亞洲文明所獨有的，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世界其他地區的文明就沒有這些價值和智慧，而只是相比照而言，只是表明它們在亞洲文明中表現得更為突出，更富有自己的特色；三是對亞洲價值和東方智慧作以上概括，還只是一種初步嘗試，也算是“拋磚之語”。今日“拋磚”，希望來日能收“引玉之效”。

 

　　（本文為作者在2016年7月9—1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與國際儒學聯合會、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北京外國語大學聯合舉辦“國際儒學論壇——亞洲文明交流互鑒北京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上的發言）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國際儒學聯合會會長；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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