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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序

1996年，我應某雜志社之約，寫一本關于劉文彩的紀實小說。

劉文彩何許人也？這之前，我對他的了解并不比對收租院里的泥塑了解更多。當年收租院的泥塑登了畫報，而劉文彩的罪惡只是文字，須用腦筋記的畢竟沒有眼睛看的直觀，只知道此人是川西一個罪惡累累生活腐朽靡爛的大地主。待讀了編輯部轉給我的有關此人的大量資料以后，發現這個人并非傳說的那么壞，原來幾十年的批判“冤枉”他了。也就根據那些資料就湯下面，以故事的形式敷衍成篇。

不想就在雜志上發了本文的廣告還沒來得及面世的時刻，中央電視臺播了有關劉文彩的新聞，內客主要是說有人為劉文彩招魂。熱點成了燙點，那篇東西就這樣擱淺，發不出來了。

幾年來，常常想起這篇東西白忙一場，心頭就有些酸溜溜的。割不斷，也心不甘，有一天心血來潮，決定認真寫它一本。于是另查資料，找來有關四川軍閥混戰的各種書籍挨著啃。這一啃不要緊，竟對自己那篇東西的觀點產生了懷疑。劉文彩原來是在誰有槍誰就成王那樣的背景下橫空出世的，果真是個好人嗎？脊背一陣冒汗，心想，幸虧沒有發出來。同時，我對四川那段時期的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便動了去大邑感受一番的心思。

隆冬時節，我一個人動身了，路上經朋友努力，弄到了專寫劉文彩的幾本書。由軍閥史料進入到劉文彩的個人材料，才發現，幾年前所執的觀點大錯而特錯了。盡管那幾本書把劉文彩的亮點都發掘出來了，但劉文彩的所作所為還是叫你沒辦法將他說成好人。我參觀了劉氏家族的新老莊園，參觀了劉湘的公館，還有安仁街上劉元宣和原二十四軍一些什么官兒們的公館。訪問的結果，不但推不翻已有的定論，反而對劉文彩及他們那一支劉家軍產生 了厭惡。即使站在當年的視角看問題，此人也難以被定為好人。

認真說，劉文彩算不上中國大量一般地主的代表人物，中國的中小地主有幾個能修那么大的莊園？況且他散在各地的公館有二十八座之多，每一座都不比老公館遜色!有人為劉文彩不平，說沒有那么多，比如成都，就“只有”三座。我們且不說他二十八座，只算它一個零頭：八座，那也不夠嚇人嗎？據《大邑縣志》載，二十世紀前五十年間，大邑籍國民黨軍長、副軍長八人，師長、副師長、師參謀長十八人，團長、副團長五十一人，另有少將軍官十二人，任過縣知事、縣長的有八十一人之多!其中多數與劉家軍有關聯。“三軍九旅十八團”，這是人們對他們勢力的概括。須注意的是，他們并非先參加國民黨而后被任命，而是先占山為王有了勢力然后才被國民黨追認的。他們打著“國民革命軍”的旗號，行的卻是封建家族統治，對內封官加爵，對外打擊異己，就是在這樣一種烏煙瘴氣無法無天的背景下，才使劉文彩這個文盲加流氓得以成個人物。那段歷史不但讓人氣憤而且讓人害怕，如果沒有一場土地革命讓他們成了氣候，哪還有老百姓過的日子!因此我對劉文彩背后的東西更感興趣了。

首先說二劉：劉文輝和他的侄子劉湘。這叔侄倆盡管同屬軍閥，但在處事為人的態度上，區別也是很明顯的。劉湘是四川第一個大軍閥，曾三任川軍總司令，四任督辦，國民軍二十一軍軍長，連蔣介石都對他又恨又無可奈何。他擁有那么大的權勢，卻自始至終不納妾，寡欲，尚節儉。直到死時還跟妻子感情深厚。須知，那時候四川可是納妾成風的。劉湘不但自己不納妾，他的兩個弟弟也受哥哥影響，自始至終只有一個妻子。可劉文輝和他的兄長們呢，誰不是三妻四妾？劉湘不讓兩個弟弟有權勢，說，只要日子能過就行了。但劉文輝卻一人成仙雞犬升天，六兄弟無人不是一發脾氣就地動山搖的人物；劉湘的公館修得如同一個兵營，而劉文彩的新老公館卻極盡工巧；劉湘回家對土匪狠狠鎮壓，劉文彩卻收買土匪為我所用……拋開政治態度不說，僅就個人品質而言，優劣也很分明。

再從國民黨時期的法律角度來審視劉文彩，他也屬于不法之徒。殺夫奪妻，強奸少女，霸人田產，登門逼租，可謂無惡不作。國民黨地方政府無奈他何，想要他的命的大有人在。如果背后沒有劉文輝撐腰，沒有老大劉文淵起潤滑作用，沒有軍隊幫他彈壓，即使不解放他也難逃掉腦袋的下場。至于打著政府旗號派捐派款、販賣毒品、勒索錢財，勾結土匪殺人越貨，更是罄竹難書。如果用土改的政策去給他定性，僅他殺害無數共產黨人這一條罪狀，皇天后土就饒他不得。貪官、污吏、土匪、惡霸、流氓、地痞……等等角色的惡行，他一個人占全了。

站在那塊土地上，歷史仿佛并不遙遠，你依稀能夠感受到那個時代的腥風血氣。然而，為什么有人竟對劉文彩唱起了贊歌呢？風動樹搖，使我看見了現代人觀念微妙卻可怕的變化。當年老百姓無不對劉文彩切齒痛恨，不幸歲月的塵垢漸漸淹沒了受剝削受迫害人的淚水和吶喊，以致讓他們的后輩兒孫轉而為仇人不平，悻悻道劉文彩“其實不是那么壞”。

劉文彩只是個線頭，扯出來的是二十世紀前半期四川的風土人情，和今天一些人的感情傾向。他很壞，卻有人賦予他權力；他愛賭，獨自一個人是無法賭的；他愛玩女人，卻有人自覺地送上門去讓他玩；他幾乎是個文盲，卻有飽學之士為他歌功頌德；他不是東西，但你落到他的地盤也不能無視他的存在；他販毒，當的卻是禁煙委員會的頭兒……總之，此人是面鏡子，反射出來的名堂頗多。

重新改寫，便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補 白

故事寫至這里，應該清楚劉文彩何許人也了。我用的都是已有并被公認的材料，不過花了些工夫進行研究，按時間順序將這些材料串了起來，為的閱讀時更好理解。對于劉文彩的惡行，只有減少，沒有增加，更不敢亂編。那些控訴劉文彩的農民們的材料我都沒用，怕的是有人說某些材料不實。但僅這些并非全部正面的材料中，也足可看出劉文彩是何等樣人。竊賊偷盜而不搶，劫匪搶奪卻無權貪，貪官污吏做手腳但不能直接剝老百姓，小地主剝削卻難以公然搶掠；流氓成性者亂搞女人，卻未必沒有個界限，更未必就要殺人家的丈夫……劉文彩呢？無惡不作幾個字安到他的身上絕不過分。

然而這種斷語有人不同意，有不少人說劉文彩是個好人，比如他免過誰的租，給過誰人錢，救濟過什么人等等；有些在政治運動中的材料失實更給了這些論調以口實。甚至還有人說，劉文輝跟劉文彩商量過什么跟共產黨走的問題。對此類問題，我倒想談談看法，或者叫作“之我見”吧。

所謂不實之詞。

據一些讀物披露，不實之詞有如下內容：劉文彩莊園里根本沒有水牢；某些展品是贗品；劉文彩不是最富的；某些事情不是他干的……甚至還用上了“栽贓”二字。這些“不實”部分都可能找出具體的例子來，放任篩選鑒別，只怕絕大部分都是假的了。不過，這些“不實”都只涉及了具體事物，并沒有人敢于出頭說劉文彩的總體惡行是不實。

誠然，在那階級斗爭為綱的年月，到處都有捕風捉影、胡亂編造批判材料的事情發生，多少人就是在先定性后補材料的運動中由無辜者變為罪人的，對劉文彩的批判自然也不會脫離這一模式。但有一點須弄清楚，那就是，對此人的“不實”部分是與事實有出入，還是羅織罪名栽贓陷害？弄清了這一基本的東西才好說話。若是前者，定性就沒錯，要求更準確一些即可，用不著大做文章；若是后者，就應該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光做文章還不行。看來，那案是不好翻的，為劉文彩說好話的人其實自己都沒想清楚要干什么。也就是說，對劉文彩的批判與廣大干部和知識分子受迫害，對劉文彩揭發批判的某些失實與羅織罪名害良善，是兩個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再說具體的“失實”。是“失”的什么“實”？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殺人嫌疑犯是否殺了人，這是定罪的前提，至于把受害者張三誤認為是李四，把捅了一刀誤認為是兩刀，這種失實并不能成為減輕殺人犯罪行的依據。

經調查沒有水牢，是否能證明劉文彩沒有殺其他人？劉文彩的土地沒有達到第一位的數字，是否就不該批判？至于某些展品不是原物，更是個常識問題。收租院里的泥塑皆是創作，誰又指責過那不是真的張三李四？如果照此推論歷史，不能不說是抓住一點而不及其余了。況且，加在劉文彩身上的所謂“不實之辭”與此人沒發掘出來的劣跡相比，孰重孰輕？哪多哪少？結論并不難下。如果讓被劉文彩迫害致死的那些人補材料，情況可能就是另一個樣子。解放初劉文彩家里的東西大量流失，為了辦個教育展覽，比照他過去生活的原貌收集一些東西當展品，使之更具形象性，其用心無可指責，更不能說這些是栽贓。況且有據可考的大量箱柜、煙槍、銅床、珠寶等等東西早已流失不知下落，這些也應該是“失實”內容。僅說某東西不是原物就是失實是不夠的。

議論得厲害的是水牢。冷月英坐進水牢，但不是劉文彩家里的水牢，而是劉文彩侄子、老四劉文成的兒呼劉伯華家的水牢。大邑縣黨政領導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經過細致調查，糾正了這一失誤。這是很難得的。遺憾的是這一糾正反倒給了某些人以口實，據此認定是“強加”給劉文彩了。假如非借此做文章不可，我們也可以從另一面來想想：冷月英生孩子才幾天，就被劉文彩侄子丟進了水牢。“私立文彩中學”的紀念碑不是說劉文彩“有燕趙豪俠風”嗎？那時劉文彩維護著一方的治安，他殺了那么多人，無不是以殘害百姓、勾結土匪之類的罪名殺的，可是這樁事情發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是誰給了那條惡棍如此無法無天的權力？如何容許其侄子私設刑罰？即使按今天的法律條款打官司，劉文彩也難逃罪責。劉澤高說了一句話。他說劉文彩抓人“要就殺了，要就放了”。與“要就殺了”相比，設水牢至少還有生的希望，反倒溫情得多。也就是說。水牢之誤并沒有加重劉文彩的污點。

話又說回來，劉文彩公館的地窖里的確灌滿了臟水，臟水里的確有人的尸骨，那死者是誰？大邑縣領導并沒有亂加推測，還是依了王玉清等人的說法，認為那地窖是藏鴉片的地方而不是水牢。理由是，劉文彩不會在臥榻之側干這種惡心的事。如果硬要鉆牛角尖兒的話，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種解釋仍然難以自圓其說。既然是藏鴉片的，何以要放在有水的地下室里？莫非鴉片必須要臟水泡著？劉文彩直到病中還在販鴉片，卻又為什么讓那個鴉片窖裝滿臟水，并且有人在里面爛成了骨頭而沒察覺呢？據親自進了里面的人證明，院墻破了一個洞，他們進去便發現了臟水，繼而發現了死人骨。為劉文彩解脫的唯一解釋，就是有人在外頭先將人打死，而后將院墻挖個洞把死人塞進去。但這樣問題又來了。死人變成骨頭沒有半年的腐爛是不行的，劉文彩家戒備森嚴，何以半年之久就沒有人發現墻有個洞？站在那個陰森恐怖的地窖門口，我產生了這些疑問。不敢亂說劉文彩殺人，但這里的確是個掩藏罪惡的好地方。那個永遠無從知道身份的死者，冤屈永遠難伸了。此人的命運與冷月英坐水牢相比，是好是壞并不需要解釋。

劉文彩財產的真偽。

劉文彩到底有多少財產？展覽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那座新公館到底是劉文輝的還是劉文彩的？那金庫里的金子是老幺的還是老五的？認真說，這些所謂的“之謎”并不具備考證價值。因為，搶劫犯的可惡并不在于他搶得的財物多少，這是起碼的常識。但既然有人提出來并為劉文彩憤憤不平，就此說說也無不可。

二十八座公館，八千多畝土地，有人憤憤說沒有那么多，比如成都兢只有三座公館而不是四座。是真是假？就且說都是假的吧。不說大的說小的。僅在解放后，印著“星廷監制”的景德鎮瓷碗，安仁鄉每人可以分得一個這個事實，劉文彩就毫無冤情可說。特別燒制，艱難運輸，而且數量龐大，就不是一般所謂的大地主能夠勝任的。在資料中看到一鱗半爪的紀錄中，除了以上所說之外，就有如下東西：劉文彩戴的綠寶石戒指價值一萬大洋；建昌花板貼金棺材八具，僅上油漆就搞了八年；凌君如的衣服要裝幾十口大箱；劉文彩每次吃飯都是幾桌，僅僅因為他愛熱鬧；劉文彩自己所說：“拼了兩千畝地不算，給四個兒子少留五百畝……”他自夸他家的各種煙槍可以裝備一個連；劉文彩的一個兒子回憶說，他的母親楊仲華后來信佛，“每年冬天都要捐給善堂大米數千斤。”數千斤，還少么？而且這還是劉文彩“寧虧自己不虧學校”砍掉了楊仲華租谷一半后的情況。她還有一部車，因為成都的劉氏家族人都有小汽車……如果將那些具體的東西開列出一張表，將會占去巨大篇幅。至于什么象牙球象牙塔是買的是偷的或搶的，什么劉文彩的土地“只有”八千多畝，“只占第x位”，更是要飯的叫花子操心富人的消化，有點不知好歹了。

劉成勛家的象牙塔和象牙球失竊，為此當時政府大力搜捕，費好大勁才抓到了真兇。但解放后象牙塔和象牙球卻在劉文彩公館被發現，人們猜測，不是劉文彩唆使搶劫就是劉文彩收臟。劉文彩能搶同族劉樹成家的武器，能夠滅了牟遂芳再搶人家的錢，偷搶劉成勛的東西又有什么奇怪？但劉家后人卻不同意，說象牙球是楊仲華親自買的。即使如劉家后人所說，那個象牙球是楊仲華花五百大洋買的，那又如何？五百大洋，足可買幾十個沒飯吃的孩子!洗清劉文彩這種所謂的冤枉又有什么意義!如果受惠于革命的平民百姓和他們的子孫站在劉文彩的立場上打抱不平，認為他比起某些人來并不算最富、某些人比起他來更壞而認為他受了冤枉，倒是我們自己冤枉了自己，也是我們先輩的悲哀。

新公館里一座金庫，為劉文彩不平的人說，那是劉文輝的，而不是劉文彩的，因為新公館是為劉文輝建的而劉文輝又堂而皇之地接牧了。此說成立嗎？怕未必。劉文輝在成都的公館有座金庫，為了守衛那么多錢，特別派有重兵把守。但怪得很，新公館里的金庫也裝著大量金子，卻為什么只讓一個遭冷遇的女人住在那里呢？劉氏后人說，新公館交給劉文輝后，劉文輝的夫人又派了些工人在某些地方進行了改造，以此證明那改的就是金庫。但只要進去看看那座金庫是用什么材料造的，是怎樣造的。就明白那不是幾個工人所于得了的。劉文彩花錢如流水，尤其買武器毫不吝嗇金錢，但他的錢到底藏在什么地方？除了他自己，從來都沒有人知道過。造一座金庫，其實在他并非什么大問題。金庫是他的增加不了他的罪惡，不是他的也減輕不了他的罪孽。

三、劉家后人朋友如是說。

知道劉文彩過去的人大多已經作古，即使有些人還在世上，當我們去走訪時，總是與劉家有關系的入成了首選，或劉文彩的身邊人，或劉文彩的后人。在他們的印象里，劉文彩肯定與老百姓眼里的劉文彩不同。這也難怪，手足之情，骨肉之愛，并不因為劉文彩是個壞人就不存在了。相反，他在殘酷剝削和瘋狂掠奪的潛意識里，也包含著對兄弟子侄的負責情結。

如劉文輝，早在40年代初就接觸了共產黨，但劉文彩死了，他仍表現得尤其傷心，因為劉文彩對他，實在是一個好五哥。我們沒有理由責怪這種感情。再如跟著劉文彩跑的劉澤商，父親去世買不起棺木，劉文彩就伸出了援助之手，劉澤高至今不忘這件事，而且并不隱瞞。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那是他們的私人感情，外人無可指責。但如果用他們對劉文彩的感情來概括廣大佃戶和老百姓的感情，那就大錯特錯了。順者昌，逆者亡。順者與逆者的待遇不同，所產生的感情也是不同的。某些作品指的所謂“安仁的老人們”，大多是這種類型的老人。

劉澤高長期演說，頗悟出一些辯證法，他說：“貼心的不一定貼身，貼身的不一定貼心，我跟劉文彩是個貼身的，他有什么想法也不會拿我當知心。”他都承認自己不是劉文彩的知心，跟劉文彩八竿子打不著的現代人卻比他們更愛劉文彩，這世界倒真的交得不認識了。

他們對劉文彩如何評價呢？

王玉清說，劉文彩待人很好。如何好法？她說，除了她的爹媽，再沒有第四個人對她好了。是的，她原本是佃農的女兒，因為嫁給了劉文彩，娘家得到了幾十畝地，還有一幢房子；更犬的收獲就是有劉文彩在背后，娘家再不必怕誰了；作為她個人，劉文彩對她的寬容和體貼當不會有假。她用自己的青春換取的這一點在今天的人們看來似乎有些荒唐，但在吃了上頓無下頓的那年代，實屬不易，因而她對劉文彩心生感激也可以理解。但由此概括劉文彩“待人很好”，不是私情便是糊涂。在她對劉文彩的敘述和介紹中，分明夾雜著個人情緒和個人見解，辯解和遮掩成分顯而易見。

此外，劉文彩的兒子認為父親正派得有些古板，侄子侄女認為劉文彩是個好人。我完全相信，劉文彩對晚輩并不缺少慈愛和寬厚，對兄弟劉文輝更是充滿了仁愛和友好。他們感謝劉文彩是他們的家事，但同樣的道理，不能以他們的感情來取代老百姓的感情。劉文彩派兵收打門捐，何曾逼著自己兒女“兩天之內非交不可”？劉文彩奸污婦女，怎會讓子女看見？干谷子被判為濕谷，飽滿的糧食被判為谷殼，這其中的血淚他們又何曾體驗？

劉氏后人通過口頭或書面材料，向有關人員和部門指出某些展品不是劉家原物，房子的某些地方不是原樣，現在改的比過去好了，甚至還揭發說，某些展品是有關人在商店買的，以此說明是栽贓。且不說這種態度有什么不妥，只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解釋，就大值得打問號。這些材料都只證明哪些夸張了，卻無一言半語說明某些方面不夠。其實，過分的部分與不夠的部分相比，只要不帶偏見，都是明擺著的。顯然，這些后人提供這些材料時，骨肉的感情壓倒了理智的思考。

更有那座據說是三百多位人士自發刻的、頌揚劉文彩修學校的紀念碑，里面的用辭實在不敢恭維。碑文劈頭就說劉文彩“能急人急，有燕趙豪俠風”。果真如此的話，劉文彩的八千多畝租田就收不成租了．因為交租時沒有哪個佃戶不急。但他的確是收了。還有：“鄉居軎排紛難，倘有構釁，經年法庭不能判決者，得公片語立釋，地方訟事賴以消化殆盡……”這是說，劉文彩喜歡當裁判，連法庭經年不能夠判決的事情，只要他一句話就可以解決，久而久之，地方上竟然沒什么官司可打了。

這個“立釋”令人費解，是立即釋放之立釋呢，還是疑云得到澄清之立釋呢？是大家親如一家無官司可打了呢，還是因為打也不起作用才不打了呢？無論屬于哪種情況，都不是個正常現象。暫且不說劉文彩是否依仗權勢威鎮法庭和老百姓，縱然他真的英明到堯舜的程度，那也正是我們民族的悲哀。而劉文彩好的就是具有金口玉言的權威。高高在上，和顏悅色，找老人坐談，抱孩子親吻，救濟孤寡老人，判你誰是誰非，大家感激涕零……這是一切政治騙子所夢想的境界。著文者不以為悲和恥反而極力贊頌，不能不說是件遺憾事。這座碑其實并非三百多人的意見，只不過是三百多人出了錢。誰的意見？文中自有交代：“余與公夙好，故知之稔。”也就是說，這篇文章是劉文彩的朋友寫的。此人叫安相霖，什么來頭不清楚。這個文人看不見蕭索的大地慘狀，看不見天下不公的現實，只見到“星公”的優秀品質，或者認為“星公”的一切皆優秀。倘若找這位“老人”調查劉文彩，只怕應該翻案的東西更多。

說到這里，還有對那些“善事”的認識問題。

劉文彩辦沒辦過善事？辦過，而且有人一件件都數得出來，那都不是假的。比如前面說過，劉澤高爹死無棺木，劉文彩就曾慷慨捐贈一副棺材；劉澤高還說，有兩戶農民無牛耕不了地，劉文彩就買頭牛讓人送去了。修學校更是善事之一。其他方面細數起來，證明劉文彩“慷慨好義”的材料還可以發掘他方面細數起來，證明劉文彩“慷慨好義”的材料還可以發掘不少。但這些善事是否能夠證明一個人品質的優劣呢？回答是不能。須知，做善事與心善良是兩碼事。無統治欲和不損害他人利益，這是善良；先滿足我再由我賞賜你，這是善事。劉文彩當屬哪一種？對他而言，不掠奪是最大的善事，然而他做不到。他必須掠奪他人滿足了自己精神和物質的需求之后才來做善事，這時的善事其實就是居高臨下的賞賜。通觀劉文彩的一生，沒有跟誰平等過，凡跟他勢均力敢的，無不是拼得你死我活。以他占上風為最終結局。正因為大多數人的生存必須仰仗少數人的善事，這個世界才混賬，才應該推翻!如果今天我們還不懂民主自由之可貴，喋喋不休地計算劉文彩做了哪些善事，即使譚嗣同活過來，也不能不搖頭嘆息。

四、劉文彩靠攏共產黨？

據一篇未發表的文章說，劉文輝一九四二年回家接收公館時候，向劉文彩通報了與共產黨接舷的情況。他不但向劉文彩介紹了共產黨許多好處，還把周恩來宣傳的共產黨的政策都向劉文彩說了，而公益協進社正是在這次談話后搞起來的。這意思是說，劉文彩聽了這些話后態度積極，那公益協進社是進步之后組織起來曲進步力量。

果真如此嗎？那么我們看看自那以后，劉文彩是如何對付共產黨的。一九四二年以前的劣跡算他是沒覺悟之前發生的，既往不咎了。一九四七年三月，殺跟共產黨走的積極分子事榮遠于安仁；同年四月，令郭保之伏擊地下武工隊，殺武工隊員十二人；一九四八年七月，劉文彩調集縣警衛隊包圍共產黨員肖汝霖的家，因為他獲得情報那里要開會，想全殲共產黨武工隊。武工隊突圍，幾名隊員犧牲；此后不幾天，殺了據說幫助過武工隊的一個人；同年九月，殺共產黨員肖汝霖和武工隊員徐達仁，井命令將尸體拖進縣城示眾……肖汝霖等共產黨人被劉文彩殺害，地下武工隊被圍剿，都在臨近解放的前夜，而執行者都是劉文彩的公益協進桂的兄弟伙。解放后，劉元龍、郭保之、劉紹武、李鵬舉等人公然武裝叛亂。有這樣靠攏共產黨的嗎？肖汝霖如九泉有知，也不會答應這種荒唐推測。

慢說劉文彩沒到也到不了那個份上，就連劉文輝，也未必接觸了共產黨就接受了共產黨的觀念。這是有材料證明的。劉文彩死在新中國誕生之后，而劉文輝竟然還欲讓二十四軍代軍長、侄子劉元宣去掛個名把“公益協進杜”領導起來，因為劉元宣的父親劉文淵的反對才沒有成為事實。而劉文淵反對也不是因為懂得了共產主義的理論，而是認為堂堂軍長去當袍哥老大有失體面。劉文輝真的懂得了共產黨革命的宗旨的話，他就絕不會糊涂到如此地步。還是劉文輝自己坦蕩，他在那篇《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中說：“我的反蔣，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基于個人的野心。同樣，我的親共，也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基于個人政治上的利害。”若不是新舊社會讓他感受深刻，一個大軍閥不可能說出這番話來，劉文輝的可敬之處，也正在于襟懷坦白。但那篇未出籠的文章一把粉抹的卻不是地方。

五、如何看待那所學校？

平心而論，那座學校至今仍不減昔日的氣派，學校里培養出許多人才，并將繼續培養安仁地方的青少年。但如果據此就認定劉文彩真心辦教育，那就有些荒謬了。

說到學校不能不首先說到錢。在數說劉文彩花了多少錢之前，得先問一問那錢是怎么來的，是誰的錢才是。一座學校花了三億多法幣，翻一翻有關四川的文史資料就可發現，與他修學校前后，日本的飛機正在頭上盤旋，五元左右可以買一個活生生的孩子。在這樣的生活水準之下，大量老百姓的子女是沒有讀書的命的。其次，辦學校是為了教育興國？還是有感于中國人文明程度不商而培養下一代？這種高境界叫劉文彩自己講，恐怕他也羞干出口。政治運動不斷的那時期，稱這所中學“是地主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固然是出于政治斗爭需要，但學校禁止傳播民主思想卻也是不爭的事實，還不說它在涉及政治方面到底要求學生讀了哪些書。

怎樣看才是歷史的真實？只要回眸一下當時的政治氣候和民間風氣就明白了。早在劃氏老大劉文淵被選舉為咨議局議員的清末，考察一個人優劣的首要條件就是有無公益事業紀錄后來的參議員們或是民間其他出頭露臉的人物們，無論真假，也都必須有辦過實在的公益事業的紀錄，才能取得“德高望重”的資格。而在所有善事中，總把辦學校擺在第一位。在這所學校出現之前，大邑縣有個窮秀才李吉人，辦了一所學校，在民間的威信很高，并得到了官方的大力表彰。其后他繼續為辦學勞累，獲得了很高聲譽。也就是說，辦學是士紳們的政治資本，也是在一方能否立威立信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扳著指頭算，全國除了“國立”學校之外的私立學校，大多是當地霸主出頭修的，如李吉人這樣的窮秀才建學校少而又少。把學校辦成“地主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劉文彩耐不住那么長的時間，他的特點是短效應。但反過來說，修學校的意圖是“讓孩子們有些指望”？同樣不是他的思維方式和水平。“讓孩子們有些指望”，這句話足以驚世駭俗，非得大道者不能言。如果這句話能夠與劉文彩的思維和為人協調起來，只能有一個范圍，即站能夠與劉文彩的思維和為人協調起來，只能有一個范圍，即站在劉氏統治集團的利益立場上說的，至少所指的“孩子們”是他的勢力范圍之內的孩子們。那慶祝劉文彩生日的游行，那專為劉文彩歌功頌德的所謂校歌，不說沒有世界大同的影子，即使連民主、民生、民權三民主義的東西都沒有半點!

修學校與辦教育，同樣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如果拿得出錢修一座學校就等于是辦教育，那么教育家豈不是盡讓有錢的老板當著？好在世界上的事情并非如此。但看今天，某些人一邊偷漏國家稅收，一邊捐資辦“善事”；一邊坑蒙拐騙撈黑錢，一邊捐資辦學校。但，修學校也難以抵消罪惡，一些學校尚存，捐資者卻鋃鐺入獄了，并不因為你修了一所學校就將惡行一筆抹殺。如法輪功組織的一些人物，他們不也曾為抗災捐過錢嗎？總之。劉文彩的修學校與李吉人辦學不是一碼事，與陶行知辦教育更是風馬牛不相及。

如何看待這所中學培養出來的人才？那些人才如何看待自已與學校的關系？這些，也被有些人跟劉文彩聯系起來了。凡學校總會培養出人才的，區別無非是影響面的大小。人在回首自已的足印時，尤其難以忘懷青少年時代，走進校園，一草一木都反射著自己往昔的影子，戀戀不忘，人同此心。但如果把對學校的戀情與劉文彩掛起鉤來，或者把培養出了多少人才與劉文彩曲功罪扯到一起，就有些牽強附會了。大清朝為了振興國運，派出了大批留學生，但這些留學生并沒有因為自己是清廷派去的就不革命了，反而因為出國接受了民主思想，看清了清朝的腐朽無可挽救，成了推翻封建統治的各路先鋒。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當過校長，那么多黃埔畢業的革命者也并不因為蔣介石不反動。更有許多革命者出身豪門，革的竟是自已祖宗的命，按照沒有他哪有我的邏輯，豈不連祖宗祠堂都得恢復？若要拉扯例證，將會扯出很多來，那很費事也無必要。對于這些，掌握著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那些校友們，理應是分得清楚是非的。

私立文彩中學干解放后更名，叫安仁中學。文彩是私人之名。配上“私立”兩個字才貼切；而安仁是地名，安仁中學是安仁地方的中學，并無不妥之處。兩相比較，安仁更實在一些。但在校慶五十周年之際，不但把那座書寫著劉文彩“其生平善績，更仆難數”的紀念碑翻出來印成冊發給大家，還干有意無意之間或口稱或書寫成“文彩中學”。其實校名叫什么都不是什么大問題，但有人拿校名做文章，情況就不可等閑視之了。事實上，公開呼吁恢復原名的人還不少。如果恢復，那“私立”二字將如何處置？對于恢復原校名，有人高興，也有人擔憂。當年批判劉文彩修學校是“處心積慮要把學生培養成反共反人民的中堅力量”的判語固然是左，但劉文彩所希望的某些東西倒真是在循序漸進然而卻可怕地應驗。

六、劉氏后人受連累問題。

把父輩的罪孽記到后人頭上，這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年代的作法，因株連致使多少人的青春在陰影中度過。劉文彩的后人自然也不例外。發展到后來，竟連所有中國人的正常生活都沒有了。政治運動成了我們生活中的主要部分。幔說與劉文彩有瓜葛的人，就連國家主席都難逃厄運，受迫害的干部和知識分子更是無法統計。那種亂套的作法應該糾正，事實上批得也不少。對于這一點，所有從那時候過來的人都有清醒的認識。問題在于，后人受株連只能說當時的政策對后人的不公，而不能借此抹殺劉文彩本人的罪孽；對后人遭遇的同情，同樣與劉文彩本人的問題無涉。如果把劉氏后人的遭遇用來說明是對劉文彩的不公。那就犯了反株連之忌。每當有人要為劉文彩翻案時，就把劉氏后人的遭遇扯出來議論一番，其實這反而是從反面把無辜的后人往劉文彩立場上推。

話又說回來，假如劉氏后人受株連能夠證明劉文彩冤枉的話，那么另一部分并非受株連而與人民為敵的劉氏后人，是否也應該算在劉文彩頭上呢？假如沒有中國共產黨，假如沒有新中國，劉氏家族將會如何？只要看看劉氏那一部分人就明白了。劉文彩的大兒子劉元富在解放后還企圖反撲，成了所謂“反共救國軍”的支持者，事實上，這樣的賬也并未記到劉文彩的頭上。劉文運的二兒子劉元瑭手上有紅軍的血，也并不影響老大劉文淵在解放后當四川省文史館員。可見，從總體上來說，各是各的賬，生拉硬扯是不行的。株連是封建時代的殘存物，以掛鉤批株連，等于是另一種方式的株連。

七、劉文輝等人起義的效應。

劉文輝于關鍵時刻起義，為解放全中國，為加速蔣家王朝的滅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不說別的，僅就解放四川少犧牲多少生命，就善莫大焉。作為舊時代以自我為中心的大軍閥，作為曾經殘酷鎮壓過革命的人，做到這一點更是難得。無論從革命的立場還是從做人的立場，我對劉文輝真心敬慕。尤其他那篇毫不文過飾非敢于說真話的文章，使我由衷地敬佩。但是，如果一人起義就可以讓他作惡的家族成員或是親朋減輕罪過，那就不是起義也不是投誠，而只能以“良禽擇主而棲”來解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也就說不上為勞苦大眾求解放，而是改朝換代了。古時有一句話：“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假如封建時代的故事在無產階級當家作主的年代得到應驗，豈不是天大玩笑？而有些為劉文彩不平的人，所執的依據中有一條重要砝碼，就是“劉文彩的弟弟是起義的將領”。而劉文輝在敢于正視自己的問題的同時，也于有意無意中替他的五哥開脫。他絕不愿正視劉文彩有什么問題，而是自己一肩挑著了。其實他是沒辦法一肩挑盡的。

按照劉文輝有罪在前大功在后的事實，按照革命不分先后的宗旨，解放后他照樣受到了人民的尊重。但這不能成為包攬他人罪惡的資本。我們批判政治運動株連無辜的劉氏后人，也正在于本人的罪孽不能殃及別人。但如果我們一邊在批株連的荒唐時，又主張將一人之功恩及家族，或者有功就不能涉及罪過，或者拉扯出某個進步人士跟劉文彩私交不錯而企圖說明什么，只怕所執的觀念還是沒有搞準。

在減租退押運動中，起義的將領劉元琮自殺，釀成了悲劇。對此，四川省政府和成都軍區于一九八六年為他恢復了名譽。這種事情并非只有劉元琮一人身上發生。但，這事與劉文彩什么關系？什么關系都沒有。拉扯出這個人來，也成了為劉文彩不平的材料，就顯得有些可笑了。劉元琮的個人悲劇是不幸的，但那減租退押的運動卻不能詆毀。共產黨多少高級將領都在那時期經過了這種考驗。功是功，過是過，這也正是土地革命不同于改朝換代的特征。一功掩百罪，這是封建時代的做法，當今一些貪官污吏敢于為非作歹，所持的就是曾經有功，所拖的也正是這塊牌子。劉元琮的起義之功不能抹殺，但，剝削之罪卻也事實存在同樣不能固功忽略。在家鄉退賠挨批判，離了家鄉照樣是師長，有何不可？他在農民面前不愿低頭，公然高喊不向農民低頭，并將退賠的財寶扔在地下然后吞毒藥自殺，雖值得傷痛，這個方式卻未必是正確的。

其實，激起為劉文彩不平的心理動因并不難追尋：除了歲月的塵垢淡化了先輩的生死恩怨，除了對過去政治斗爭的造反心理等等方面的因素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留存至今的實物為今天安仁鎮的經濟和文化產生了效益。幾座公館的宏偉令人贊嘆，一所學校培養出了人才，這些在市場經濟中發揮著作用的效益都看得見摸得著，參觀者欣賞的比重遠遠大于受教育。而劉文彩的惡行呢？已剩不多的知情者講述的是劉文彩的盤剝和殘忍，而被剝削者和被殘害者的痛苦感受卻難以傳給世人。那個收租院展覽給人更多的是藝術感染，對于并沒有切身體驗的現代人來說，心理上實在難以產生血與淚的共鳴。因而，多少人的血淚風吹滅，只留下遺跡供談笑。這真是歷史和時間的殘酷。劉澤高的一句話頗具代表性：“人家劉文彩還給安仁做了些好事，劉湘當著那么大的官，他干了些什么？”他的觀點恐怕并不是一個人的心思，地方上的父老鄉親和大小官員們，未必就沒有這種想法。

更有些不安分于平和日子或對現實生活抵觸的年輕人，無端地猜想著：假如我生在那個時候？他們絕不考慮可能淪為被奴役的境地，絕不考慮被奴役的悲慘，幻想著劉文彩呼風喚雨的威風，慨嘆自己沒有發跡全是因為沒碰上好時候，因而在心理的陰暗一角，那個劉文彩便成了崇拜的偶像。那些穿著狗腿子衣服拍照的人們，更不知這是自甘下流、讓爹媽難堪的行為，他們心目中的劉文彩，自然跟別人心目中的劉文彩不同。

總之，對劉文彩的人生，無論是以過去的眼光看還是以今天的眼光看，都無值得效仿之處；對劉文彩的所作所為，無論站在東方的立場還是站在西方的立場，也不可能有合法的依據為他辯護。美國總統被人罵，也沒有追殺罵人者的權力，可劉文彩呢？他忌恨民主，忌恨比他強的人，崇尚封建統治和個人獨裁，誰對他不敬他就將人置之死地。那些零打碎敲的善行，正是一切獨裁者玩的把戲，有什么值得恭維!

能給劉文彩唯一的一點安慰是，他生錯了時代，生錯了家庭。假如他出生在一個民主平等的社會，憑著他的聰明和蠻勁兒，或許會成為另一種有用的人才。但，假如讓他自由選擇，他會選擇民主和平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