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在討論“科學與宗教”關系時,我們往往忽略的是,中世紀基督教的經院哲學正統思想,實際上是融合了古希臘哲學,包括科學尤其是天文學成果為己所用,基督教神學的世界觀,甚至對上帝形象的塑造都深受古希臘科學的影響。可以說,古希臘科學的成就,使中世紀基督教上帝的形象更加光輝偉大,不過科學和宗教之間的思想張力,也成為“科學革命”時代宗教敗落的深層原因。因此我們需要從源頭開始討論古希臘哲學與基督教神學的結合,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它們之間的分離,以及“科學與宗教”思想光譜的現狀。
“地球是圓的”這句話為什么寫錯了
我在做科學編輯的時候,經常會看到這一個句子:“1519到1521年,麥哲倫率領船隊進行了環球航行,證實地球是圓的。”我們把這件事兒當作麥哲倫的一個偉大科學貢獻,我本人在科普文章里也這么寫過。后來我發現這個句子充滿了吐槽點,而且是科學史、思想史上一個重大的誤會。
麥哲倫航線圖
首先“證明地球是圓的”,這個句子就不對。“球”除了是“圓的”,還是能是別的形狀嗎?但幾乎所有科普文章都這么寫,這就有意思了,為什么同樣,有些科普文章說,“XX沒有發現地球是圓的”,或者中國人的觀念是“天圓地方”,“認為地球是方的”,這就更有意思了,你都在說“球”了,為什么還說它“是方的”?
對比一下英文表述,我們就可以明白了,這個句子是個翻譯腔。地球的英文是Earth, “The Earth is round”這個表述在英文里本來沒有問題,因為“Earth”這個詞的不只是指“地球”這個意思,它還有“土壤”、“大地”的意思。這句英文的正確翻譯其實應該是“大地是圓的”,即結論是地球。也就是這句話討論的是一個基本的科學問題,“我們腳下的這片看上去平整的大地Earth是什么形狀的?”把Earth翻譯成地球,雖然符合科學,但不符合這句話所表述的思想進程。
其次,麥哲倫環球航行真正的貢獻,是證實“大地是圓的”嗎?其實根本不是。在麥哲倫之前有哥倫布,哥倫布在前一個世紀,1492年從西班牙出發,向西橫渡大西洋,發現了美洲(首先發現的是加勒比群島)。而哥倫布之所以敢于從大西洋向西航行,正是由于他知道“大地是圓的”,可以從這個方向到達他的目的地——印度,只不過是美洲大陸擋住了他的去路而已。如果不存在美洲大陸,那么哥倫布就已經完成環球航行了,就沒麥哲倫什么事兒了。其實,哥倫布至死都認為自己已經到達印度了,所以美洲土著居民才會被稱為Indian,就是印度人的意思。
所以,“證明地球是圓的”,其實不需要麥哲倫也不需要哥倫布來證明,當時歐洲受過教育的人們早就知道,大家爭論的問題,只是不知道“地球”的確切大小。哥倫布采信的地球周長是歷史上比較小的說法,也就是歐洲-大西洋-印度,這個距離要小得多,所以哥倫布才有膽識魄力率領簡陋的船隊揚帆西去。也幸虧有個美洲在那里,否則,大西洋加上太平洋如此大的距離,估計哥倫布的下場更可能是慘死在海上,而不是達到亞洲。
畢達哥拉斯
那么,是誰“證明大地是圓的”呢?其實,在天文學科普中,我們應該都知道,古希臘人早就發現大地是圓的了。其中標志性人物,大多數學者認為應該是公元前6世紀(也就是在哥倫布之前兩千多年)的畢達哥拉斯,當然這也應該是多位古希臘學者們的共同貢獻。古希臘人發現在南北方向上北極星高度存在明顯變化,而且變化角度與南北距離大致成正比;東西方向上看到的天文現象有明顯的先后差別;船只出海時,船身、船帆的先后隱沒順序等。這些都證明大地(以及海水)在各個方向上都是彎曲的。更重要的是,發生月食的時候,陰影也就是大地的影子邊緣是圓弧形的。
綜合這些證據,古希臘人其實已經完成了“大地是圓的”這個證明。并且后來的天文學家們致力于測量地球周長、日月行星距離,討論宇宙結構的問題。
教會如何借助古希臘科學而發展
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哲學和科學,是在古希臘首先誕生的。哲學與科學區別與傳統的宗教和神話,一個首要前提是,拋棄了超自然力量的根本解釋,從而仔細地研究這個世界。因此才有了古希臘哲學體系和科學貢獻。
以天文學為例,古希臘對于宇宙體系的討論,深受畢達哥拉斯對數學尤其是幾何學重視的影響,我們所謂的勾股定理就是由畢達哥拉斯首先證明的,據說他為此殺了一百頭牛來慶祝,因此畢達哥拉斯定理又稱百牛定理。古希臘非常崇拜圓形,柏拉圖提出了一個基本命題,認為日月行星在圓周軌道上繞地球運動,但這與天象并不吻合,他因此要求學生們解釋,這個軌道是不是圓周運動的組合。
換言之,古希臘主流的天文學體系“地心說”,幾乎就是幾何學。在柏拉圖學園門口,據說寫著“不懂幾何學者勿進”的標識,不懂數學,連學習柏拉圖哲學的資格都沒有。《幾何原本》的作者歐幾里德,也是出身自柏拉圖學園。在古希臘,天文學與幾何學的發展可能是相互促進的。而“地心說”,包括后來的“日心說”,都是以畢達哥拉斯發現“地球”這個基本事實為前提的。
地心說:曾經也是科學理論(按:科學理論只能被修正,而不是被“推翻”)
但古希臘哲學和科學并不能解釋這個世界存在的根本原因。在哲學體系和科學體系中,都存在對于根本原因或者“造物主”的解釋。古希臘哲學家顯然意識到,古希臘本土人格化的萬神體系中,沒有任何神靈有資格來充當根本原因,因此在哲學體系中存在一個假設“the one”,稱為“大一”,或者“造物者”。“地心說”體系天球運動,也要求存在一個“第一推動者”。這些都是未能徹底解決的哲學和科學問題。
基督教在中東興起之時,就處在希臘文化圈的影響之下。最初的基督教神父們對希臘哲學這樣異質文化體系是相當排斥的,認為是對手甚至敵人。而希臘學者們,對于基督教這樣一個崇拜人格化神靈,行為方式有些野蠻的信仰派別也是相當反感的,雙方有不少爭鋒相對的論戰。基督教最初“敵基督者”實際上指的是反對基督教義的希臘學者們。
但是基督教教義的實際創立者保羅,是個深受希臘哲學教育的羅馬公民,他熟悉雙方的學問體系,希臘哲學對世界解釋的深度和可信程度,要遠超出其他文化。保羅巧妙地把在希臘哲學中的“the one”,“第一推動者”,與基督教義中的唯一真神“上帝”融為一體,從而為希臘哲學與基督教義的融合創造了接口。
保羅:基督教的第一個神學家
我們說歐洲文明是兩希文明為基礎,“希臘”和“希伯來”(猶太),而兩希結合的第一個受益者,就是基督教。憑借兩者的融合,基督教神學把古希臘哲學體系拿來為己所用,發展成為上帝服務的“經院哲學”,利用希臘哲學強大的邏輯和解釋能力,為神學提供了堅實的論證。
尤其是“地心說”體系,它既是古希臘科學的偉大貢獻,也符合我們“地球不動”的日常經驗。實際上在《圣經•舊約•創世記》中,猶太民族跟中東其他民族,包括希臘早期文明一樣,認為大地是平的,飄浮在水面上。古希臘哲學米利都學派的第一人泰勒斯也是如此解釋世界的。但基督教神父們發現“地心說”包括“地球”的論證更有道理之后,就悄悄地拋棄了《創世記》中隱含的宇宙(天地)模型,偷換成了“地心說”,以至于我們后來以為“地心說”是為宗教服務的,其實并非如此,地心說只是科學發展的一個階段性成果而已,雖然存在瑕疵,但它是科學理論。被基督教神學在“地心說”體系外圍再增加的“第一推動者”上帝和天使,是后來的包裝。“第一推動”本來是科學問題,后來成為宗教概念,如今又還原稱為科學問題,這也挺有意思的。
霍金:宇宙是偶然誕生的,第一推動不需要上帝;沒必要借助“上帝”引燃藍色導火線,讓宇宙誕生;宇宙可以是自足的,并由科學定律所完全確定。
不但在教義中,上帝的代理人們“偷偷地”學習了希臘哲學,先是柏拉圖、后來是亞里士多德學說被奉為經驗哲學之正統,而且在中世紀的宗教宣傳畫中,我們可以看到基督教對于上帝形象的描繪,實際上是已經“希臘化”的上帝了。在許多表現“上帝創造宇宙”的圖像中,上帝正是手持圓規創造了和諧的宇宙。上帝被稱為“幾何學家上帝God the Geometer”。這種思想被稱為“自然神學”,即通過研究自然本質,來證明上帝之存在與偉大。從教父哲學時代的奧斯汀,到科學時代的牛頓,都秉持這一思想。
為了進入“柏拉圖學園”古希臘哲學體系的大門,連上帝都要努力學科學。科學工具的力量之強大,在當時協助上帝在歐洲站穩了腳跟,以至于歐洲變成了“基督教社會”。
伽利略審判凸顯了“兩希文明”之深層矛盾
“幾何學家上帝”,或“經院哲學”,建立了神學凌駕于哲學之上的學問體系。但是作為對世界本質的探討,神學家們也深知古希臘哲學和科學畢竟有其自身的特點,其基礎之中有許多對“上帝”這位人格化神靈提出質疑和反對的理念。
上帝“創世”和毀滅世界的“末日”,是基督教神學得以成立和宗教存在基礎。但在柏拉圖哲學概念中,突出了“理念世界”有規律的本質和規律的永恒性,尤其是“月上世界”即天體是完美且神圣的。柏拉圖甚至認為,只有認識了世界本質,才能達到個人道德之完善。這跟宗教文化中,首先相信上帝,其次才是認識世界的順序是相反的。希臘哲學認為世界的規律是可以認識,并且是永恒不變的,而基督教神學認為上帝可以憑借自己的意愿,隨時插手改變自然規律。
因此,有相當一部分基督教神學家,尤其是早期教父們,對希臘哲學報以深深的懷疑和抵觸。早期神學的奠基人之一圣巴西爾就認為,“較之對于大地形狀”的討論,“謙卑而敬畏的基督徒有著更高的關切和更深的牽掛”,安條克的提奧菲勒則排斥“地圓說”,堅持按照《創世記》字面意思解釋“大地是平的”。只不過,基督教神學沒能抵抗住希臘哲學對世界強大的解釋力量,融合派占據上風,從而形成了所謂博大精深,用哲學支持神學的經院哲學(思想啟蒙時代哲學家稱為庸俗哲學)。(我們在歷史上可以看到在伊斯蘭世界中,雖然一開始阿拉伯學這么全面引進了古希臘哲學體系,但后來反對派占據上風,排斥和清除了來自古希臘的學問。)
但問題在于,哲學和科學體系,有著與宗教神學不一樣的特質。如果說,宗教神學也是在回答“這個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兒”這個問題,并且把最終和最高得原因歸結為“上帝”God或者“神靈”Gods這個神秘力量。哲學和科學對此提出了完全不一樣的解釋,它們不承認任何既定的答案是最終的,因此一代又一代學者,以研究更深層的問題,發現前人的錯誤,提出新的創見為榮,這就是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古希臘哲學精神“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I love Plate, I love Truth more.”
科學體系在提出質疑的時候,首先質疑的是自身。比如“地心說”是古希臘天文學的偉大成功,它在當時的觀測水平下,相當完備地解釋了天文現象。但是從托勒密到幾乎所有的天文學家,對這個體系都是不滿意的,因為其中的數學技巧實際上違反了“完美的圓周運動”——柏拉圖提出的最初假設和古希臘的最高原則。托勒密之后的天文學家們,始終致力對托勒密“地心說”體系進行修正。這一工作由哥白尼初步完成,并由開普勒、伽利略、牛頓最終完成,并且完成了對古希臘哲學家們許多假設的顛覆。
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地心說”-“日心說”的科學革命替換,首先來說是科學家們的科學問題,是科學界內部的革命。但是由于基督教在一千多年前,就把世界上最為先進的古希臘哲學納入了神學范圍之內,并且把神學的世界觀念放在了當時看起來“最正確”的“地心說”體系基礎之上。因此,基督教各派別,無論天主教還是宗教改革的路德派、加爾文派,都對新誕生的哥白尼日心說,尤其是經過伽利略天文學觀測證明的哥白尼學說,報以堅定的反對太多。
伽利略(左)
伽利略審判的發生,固然有當時歐洲宗教改革所引發的政治形勢,以及伽利略與亞里士多德哲學家們的矛盾因素,但根本上來說,還是宗教這種以保守為基本原則的思想,與科學這種把“求真”放在“崇拜”之上的學術體系之間的深層次矛盾,也就是基督教神學與古希臘哲學精神之間的矛盾在科學新進展之間的徹底爆發。
未完的思想爭論
對于“地球是圓的”這句話之內在矛盾的審視,讓我重新發現了希臘哲學和科學與宗教之間深刻矛盾,并且發現了我們對于“科學與宗教”之間關系的解讀之中其實存在一些誤會,比如對于“地心說”科學地位的誤會,以及對于“科學革命”的誤會,這些誤會來自于基督教陣營,也來自于科學陣營。當我們在解讀古代科學家、哲學家們的思想時,包括宗教學者們的思想時,應該回到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思想環境中,以科學精神全面認識其中的情景和當事人選擇的理由,這也是把科學作為人類文化固有之一部分的重新考察。自從在古希臘誕生科學以來,科學從來都存在,只是悄悄地被各種力量所利用。今天科學力量強大到無法被忽視了,各種力量更加強調對它的控制與解釋。
即使經歷了“科學革命”時代的種種挫折,應該說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姿態還是相當靈活的。宗教自認為“解釋一切”的文化系統,在科學思想日漸強大的時代,我們看到基督教從來沒有放棄把科學,包括進化論,整合回到宗教的努力,比如羅馬教皇之下設有“教皇科學院”,整天對科學問題發表意見,呵呵。至少在我看來,這種努力是絕望的掙扎,或者是一種姿態而已,宗教是不可能放棄“超自然”解釋的,這是它的命根。而科學的前提恰恰是否定超自然力量。這種深層矛盾是無法徹底調和的。
天主教教皇方濟各在“教皇科學院”表示:進化論并不違背神的創造
宗教代表古代文化,而科學發展帶動社會進入現代化。問題在,我們每個人都是從頭認識這個世界,而且又會同時接觸到最古老的神話和最先進的科學。我們看到有科學家相信各種宗教,也會看到各種宗教以反對科學,或者以科學發現來論證其神靈的存在與合理性。這真是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
好在無論是誰,只要沒有像中世界那樣把思想與權力進行結合,承認每個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力,那么它們所代表的思想體系,都可以在思想市場上都在爭奪屬于自己的發言權。我們今天能夠認識到“科學與無神論”的偉大,也正是這種思想解放的影響。就像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說的“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本源”,只要選擇還是自由的而不是被強制的,那么科學精神就能夠占據人們的心靈,愚昧就能夠被驅趕到角落。可怕的不是不科學,而是選擇不自由。
作者介紹:孫正凡(@松鼠老孫), 天體物理學博士、科學松鼠會創始會員、科普作家、曾任第六版《十萬個為什么》編輯。對中西方文化比較、科學發展及其對人類文明史的影響,有獨到的見解。已翻譯科普書十余本,舉辦科學講座近百場。現居上海,從事科學傳播、科學親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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