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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親信沈醉回憶中共叛徒張國燾的軍統歲月

點擊：7726  作者：沈醉    來源：文史e家  發布時間:2016-12-07 12:50:09

 

       張國燾人生最大的敗筆，自是１９３８年叛變投靠國民黨并成為軍統特務，可謂自導自演了一幕丑??；作為軍統長官戴笠的親信，沈醉眼中的張國燾是怎樣的一個人？叛逃中共投靠軍統的張國燾與戴笠之間又發生了什么？——

 

　　提起張國燾這個人，中年以上的中國人和一小部分外國人，都是會有一點點印象的。

 

　　一九四九年春天，他逃往香港，以后又去加拿大，他賴以為生的是寫他的回憶錄和自傳一類文章，以及對中共一些領導人的分析等來維持生活。

 

 

張國燾與毛澤東合影

 

一個“大不老實”的人

 

　　據我了解，他在香港和加拿大這一段時期，每天都得埋頭寫東西，因為稿費收入不豐富，又別無所長，所以天天要寫。因此，他能寫的幾乎都寫完了?？上У氖?，他在軍統局當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少將主任那一段經歷，卻沒有勇氣寫出來。那好，我就盡我所知來替他補充一段，以便后人了解。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演說時指出：“張國燾是向黨中央鬧獨立性，結果鬧到叛黨，做特務去了。”毛主席當時沒有說明，他到哪個特務機關去做特務，以及在特務機關干了些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毛選的注釋中也沒有注出來。他自己也沒有寫，這可能和毛主席同時指出：“張國燾是不大老實的人”有很大的關系吧！

 

　　據張國燾不止一次告訴我和毛人鳳等，說他在國共第二次合作之前就作了投國民黨的打算，因為在共產黨內，最使他感到不愉快的是，“不但無權而且受氣”。

　

出賣靈魂的“代價”

 

　　第二次國共合作之后，每年清明節，國民黨派官員去陜西黃陵縣，祭掃軒轅黃帝陵墓時，陜甘寧邊區政府也派人參加這一祭掃儀式。一九三八年清明節，張國燾以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身分前往參加。祭掃儀式完畢，他就只身投敵，連跟隨他的警衛員也恥于和他一道出賣靈魂，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他的這一背叛行為，當時的確曾引起過國內外許多人的重視和驚詫，蔣介石在武漢接見了他。他原來以為從此便可升官發財，青云直上了。和國民黨人打交道，可不是那么簡單。投降的人不管你過去地位多高多大，而去投降時如果不帶一份厚禮，手中無一點討價還價的本錢，就得聽從擺布了。

 

　　開始，蔣介石給了他一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將委員。這個名利心切的人，對這樣一個無職無權的空頭委員，已感到大失所望了。他有沒有后悔，沒有聽到他自己談過，我相信有一點他可能會認為比在延安好一些的，是生活上要舒適一些，也沒有人會批評他。國民黨官員當面總是嘻嘻哈哈，笑里雖帶刀，多年的經驗，使他們能把刀藏得不露一點痕跡。所以表面總是那么客客氣氣的。

　

在“守土抗戰”的背后

 

　　“西安事變”以后，由于共產黨的統戰政策，和平解決了那場一觸即發的內戰，使蔣介石獲得了自由。國民黨再不好意思公開叫喊“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和堅決執行“反共重于抗日”這一方針政策了。是不是不喊就等于放棄或真正改變了呢？沒有！肯定沒有，蘆溝橋的槍聲打響之后，雖然報紙上大肆宣傳什么：“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真正是這樣：人無老幼，皆守土抗戰嗎？回答應當是“否”！國民黨不抗日嗎？死掉那么多的士兵與下級軍官，也不會允許別人這樣說。武漢淪陷之前，我在上海，親眼看到前線士兵英勇頑強地和日本人拼搏，也在臺兒莊打過勝仗。但武漢淪陷前，確已早有那么一群人，就在國共第二次合作剛剛開始，這些人當中，一批重要當權者，就在相互交談中提出過：“日本亡我國而不滅我黨，共產黨不亡國而欲滅我黨。”當然，在這些人心目中，國可亡黨不能滅，滅了就沒有他們的官可做，財可發了。

 

　　抗日戰爭剛一開始，延安抗大、魯藝在上海招生時，就被特務把招生廣告撕毀，后來撕毀太費勁，又奉命把在上海報名地點撕去或涂抹掉。這難道是符合團結抗日、一致對外的協定嗎？更不用說去故意阻攔和逮捕去延安的人了。

　

戴笠手中的“寶貝”

 

南京淪陷后，國民黨政府逃到武漢時，“反共重于抗日”的策略又已開始在各地執行。正好，張國燾只身前來恰恰迎合了這一需要。以國民黨機關之多，蔣介石左不考慮，右不考慮，而考慮把他交給軍統特務頭子戴笠，讓他去這一專門反共的特務機關工作，不但用心良苦，也可以說是十分惡毒。

 

　　聽說：當蔣介石當面把張國燾交給戴笠時，是很有禮貌地：“請張先生去給他（指戴笠）幫幫忙。”當然，張國燾雖然一聽到把他安排到軍統局去，既不是當局長副局長，而是去“幫忙”，那會有多大的權呢？再不愿意，總不能剛一進人家的門就連“最高統帥”的命令也不聽吧！有一千個不高興，也只能點頭哈腰唯命是從。戴笠頭幾天聽到老頭子這一決定，高興得幾乎連覺也睡不著。他認為有了這樣一個“寶貝”交給他使用，“消滅共產黨，有何難哉！”

 

　　蔣介石和戴笠都錯誤地、也可以說是過高地估計了張國燾吧！不然就是聽信了他的自吹自擂?？傄詾樗^去在共產黨的地位和關系，對大搞在中共組織內部進行打進拉出的陰謀活動，都寄以極大的希望，滿以為只要他肯賣點氣力，對搞垮共產黨，至少分裂共產黨將起到決定的作用。

　

戴笠的“座上客”

　

　　戴笠平日就愛請客，他請的客人各種各樣的人都有，除了國民黨幾個元老不愛理他外，宋子文當了行政院的院長，也是他座上?？?。文官中一些部長、省主席，武官中除象薛岳、馮玉祥這些少數外，一般戰區長官、副長官、總司令等到重慶述職時，也都會應邀而去。他自得到了張國燾這樣一個部下之后，請客的次數就更多了。

 

       為了炫耀自己，在他請客而邀張國燾去參加時，往往先用電話告訴客人：“明天你來吃飯時，陪客的是共產黨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風云人物。”他給客人介紹張的時候，也是用這種驕傲的口吻。

 

       我是一九四二年調到軍統局去擔任總務處長的，戴笠在家中請客是不必我去安排。他家有專管這類事情的一個總管，此人曾在香港半島酒店當過多年的茶房頭頭，對這些很有經驗。我有時為了別的事而去戴笠家中時，遇到張國燾。他對于戴笠介紹他過去在共產黨內是坐過“第三把交椅”的人，居然會有意見。有次宴會完畢我和他同車回去，他在車上竟大言不慚地對我說：“我要是過去心狠手辣一點，我在共產黨內的地位就不會是第三第二了。”我過去對黨內的歷史不清楚，不知道他是指在長征途中他分裂黨、自立中央的陰謀，只是含含糊糊地點點頭，表示同意他這種吹大牛皮的鬼話。當然，他在戴笠給他介紹時，他是不好這樣說的。

　

自告奮勇訓練特務

 

　　張國燾剛到軍統局，擔任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主任，雖然按軍統編制這個主任只是少將，而且一個室的人也只二、三十名，這對他這個求官心切的人是十分不滿意的，但戴笠等對他還相當客氣，不用三、五日，便有大大小小的宴會邀請他參加，至少在吃的方面比陜北要高出不知多少。不過，國民黨的酒席可不能白吃，吃了就得給人做工作，他向戴笠提出要辦一個訓練班，由他親自訓練出一群專門打進邊區去的特務，才能施展他的陰謀。

 

　　張要辦的訓練班，首先是名稱問題。軍統局以地名為名的訓練班不少了，如臨澧、黔陽、息烽、蘭州、重慶等，不能再在重慶又設一個同名的班，經過研究，戴笠決定用他那個室的名義成立一個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因為抗戰期間表面上還得承認是國共合作，不能用反共或類似名稱，而在軍統中，凡是冠以“特種政治”四個字的單位、案情等都是專指對付共產黨的。

 

　　張提出要辦一個訓練班，由他親自主持培訓出一批可以為他去工作的骨干后，戴笠對他提出的一切要求，都是全部照辦。這個班受訓的特務，戴笠指示人事與訓練處，要從軍統其他訓練班中挑選出一批已畢業和正在受訓的所謂優秀分子，經過張親自談話、考核后，才能進入這個班，其慎重程度是從來沒有過的。當然，這種特種政治工作是軍統工作中的重點中的重點。所以張要人給人、要錢給錢，據張的助手黃逸公告訴我，這一段時期，張認為戴對他言聽計從，相當滿意。黃是莫斯科東方大學畢業的，一九三四年間在上海叛變，在特務處工作，經過多年考驗，戴笠認為他是忠實可靠的，所以選派他去協助張工作，訓練班成立后，黃便擔任教務主任。凡軍統辦的訓練班都由戴笠兼主任，這個班便由張任副主任，實際上由張負責。

　

對叛徒“用而又疑”

　　

       為了貫徹戴笠對運用叛徒的幾個基本原則，這個訓練班沒有辦在軍統局鄉下辦事處繅絲廠附近，而是設在磁器口的洗布塘，與軍統的其他訓練班相隔一里多。因為戴笠對新來的叛徒是：“只要他的，而不能讓他了解軍統的，以及“尊而不敬，用而又疑”，所以不但張主持的訓練班要與其他訓練班分開，連張主持的那個研究室也不設在羅家灣軍統局局本部內，而設在外邊。張國燾不能參加軍統局的一切會議，連每年舉行一次“四一大會”，也不請他參加。至于工作會議、局務會議、午餐會等等，都沒有他的份。可能是防止他對軍統來進行“研究”吧！所以在軍統局中許多科長一級的人都沒有和張國燾打過交道，只聞其名，未見其人。我由于是負責總務工作，各單位除了本身業務我不過問外，凡是有關生活方面的問題，我都得過問一下。不過當時我對張主持的那個研究室卻沒有興趣。幾年中我才去過兩次。到現在連地點也記不起來。

 

　　只記得有一次去時，張正在和幾個人開會。他和我談了幾句之后，就介紹兩三個我不認識的人和我握手。我請他們繼續開會便和他的助手黃逸公談了一會，我問黃那幾個人是什么時候來工作的？他說有兩個是中統的，我回來便去告訴毛人鳳（當時軍統局的代主任秘書）說張找中統局的人去開會。毛才告訴我，為了對付共產黨，軍統和中統是合作得很好的，別的事雖鬧矛盾，但在這個問題上是一致的。軍統、中統、憲兵等，在爭權奪利時，往往打得頭破血流，而在對付共產黨，卻能統一口徑。因為他們都很清楚，共產黨勝利了，一切就都完了。

　

張國燾主講特工課

　　

張國燾辦的這個訓練班我沒有去講過課，軍統局辦的訓練班，遠在息烽、江西我都去講過課。這個班絕大部分課程是張國燾親自講授，黃逸公等也講一點。我是專講行動技術的，可能沒有需要。

 

　　這個班第一批一百多人剛畢業，又馬上續辦第二期。當時戴笠對這個班寄以極大希望，在分配他們去西北前，戴分批接見，一再鼓勵他們如何去完成“領袖”賦予的“光榮任務”。很快，這一幻夢便被粉碎，張國燾親自主講的那些分析、研究、以及如何打入邊區，怎樣才能取得信任等，真正運用起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派去的人不是被扣捕，就是沒有勇氣敢混到邊區去；拿著張親筆寫的信去找人的一些人，更是有去無回。戴笠一看急了，勉強把第二期辦完，就宣布停辦。

　

邊區無特務立足之地

 

　　從抗戰前，軍統就奉命要在延安建立一個情報站，設立一部特工電臺，一直沒有能夠如愿以償。滿以為通過張的關系，一定會毫不費力地建起來，沒有料到，張不但不能把共產黨和紅軍的干部拉出一大批來，連打也打不進去。連張認為在邊區建立軍統組織是最有把握的“小事”，也完不成任務，無法向蔣介石交代。據說，最后在“陰陽交界處”的洛川建立了一個延安組，擺了一部電臺，因為洛川是當地老百姓稱之為陰間地界的國民黨統治區，而屬于陽間（即人間）的邊區，根本無法立足。

 

　　與搞打進邊區的陰謀同時進行的，是由張國燾派這些經過他親自訓練的特務，拿了他的親筆信去太行山等處，有八路軍的地方去找關系。據范漢杰告訴我，他任二十七軍軍長、駐在太行山邊沿時，常有軍統特務拿了戴笠的信，請范幫忙把這些人送到八路軍防區去搞特務活動。

 

　　經過張多方面陰謀的結果，雖然到處碰壁，但也使他感到過一次那樣的意外，居然有一個紅軍的團長，跑出去投奔他，當他向戴笠去報喜訊時，戴忙問部隊已開到什么地方？回答是團長一人先出來聯系再去帶部隊，戴一聽就知道，又只是和張一樣，光棍一條！

　

“小蝦”難釣“大魚”

　

　　盡管張國燾一再失敗，無法完成他自已擔保能完成的一切任務，但戴笠決不因此而不想再利用他，他也不得不多方面想辦法，最后是在軍統陜西省站之外，再成立一個陜北站（也稱榆林站）由黃逸公去任站長，在漢中設立一個特別偵察站，同時加強西北區和軍統骨干耀縣地區專員梁干喬等方面的工作，另外，張還在邊區一些地方成立幾個小型的所謂策反站、組，據說是企圖用“小蝦釣大魚”，可是我沒有看到和聽到這些站、組的小蝦們釣了什么大“魚”出來。

 

大約從一九四三年以后，戴笠對這位“寶貝”也看透了，知道從他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特別是通過一些“反共專家”們仔細分析，認為張這塊牌子已在共產黨內部批臭了，誰也不會肯跟他走，當然，他們也認為防范周密也是有很大關系。

 

　　原來準備派往邊區和八路軍等處去的那些受過訓練的學生，最后只好另行分配工作，大部分到各兵工廠的警衛稽查組，以便防止共產黨人到這些工廠去做工作。

　

張國燾的日子很不好過

　

　　張國燾在戴笠的心目中一天比一天感到討厭起來，有時幾個月甚至半年都不見他，見到了，總是扳起面孔和他敷衍一下，初來時那股親熱樣子，已看不到了。有次不知是為了一個什么問題，戴笠找張國燾去他曾家巖家中談話，我正好有事去見戴，只見張國燾走出來時垂頭喪氣。我和他也只招呼一聲，就進去了，我看戴笠余怒未息，便問他：“什么事又生氣？”他沒有正面答復我，只是余怒未息地說：“這人（指張國燾）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為就這樣、可以對付得過去！”

 

　　從那次以后，張很怕見戴笠，而原來對他的許多優待，也慢慢改變了。過去給張使用的一輛小汽車，也以汽油進口困難為理由取消了。改為有事出門用車，隨叫隨到，這隨叫就不一定隨到了。當時我看戴笠的臉色行事的，他不高興的人我也不會去恭維。

　

一次因乘車而起的風波

 

　　記得有過這么一回事，有次軍統從國外弄來了幾輛新的小汽車，我正到汽車隊去想試試這些車的性能，陪在我身邊的汽車大隊長，副大隊長和專門管理小車的中隊長，正在向我談這幾輛新車的優點時，那個中隊的值班員跑過來向中隊長報告：“張主任來電話要車。”我便問了一聲：“哪個張主任？”“報告：是張國燾主任。”“派一輛三輪車給他，就說今天小轎車都開出去了！”站在我身旁的幾個汽車大隊的負責人都笑了起來，知道我是在整張國燾。也只好按照我的指示派了一輛三輪車去。

 

　　當我輪流把幾輛新車都試了一下，正在從最后一輛新車的駕馳室走出來的時候，只見張國燾被雨淋得周身濕透，坐在三輪車的邊斗上開進汽車間來，因為當時重慶的氣候說不定什么時候會突然來一陣暴雨。他一跳出來，就氣呼呼地直奔那個中隊的辦公室，指著中隊長大聲斥責并一再質問：“有這么多小車為什么不派，而派一輛這樣破車給我？”我立即跟著走了進去，看到那個中隊長正一個勁地向他賠禮，解釋，他還在發火。我便歪著頭，陰陽怪氣地說了一句：“不要怪他，是我叫他這樣做的。”平日我們見面，我對他表面上還是敷衍得挺好，開口一個張先生，閉口一聲張主任。今天卻這么用蔑視他的口吻來插嘴，他就更加冒火，轉過臉來，用手一指外邊幾輛新車質問我：“你管汽車，自己就用這樣好的車，故意叫人派一輛破車給我用，說得過去嗎？”我在軍統中，一向是以“年輕資格老”為所謂“正統”，對這些“半路出家”的人，從來就不放在眼里。我一聽他居然質問起我來，也就火氣上升、用力在桌上一拍：“張主席！請收起你那一套吧，這里不是延安！要識相一點！”他一聽立刻羞愧得滿臉通紅，眼淚幾乎都要掉下來，我正準備再頂他幾句，汽車大隊的負責人便立即連勸帶推的把他拉出去，讓他坐上一輛新車走了。他一句話也沒有再說、可能估計到再鬧占不到便宜。雖然他一向很剛愎自用，這時可能也感到：人到矮檐下，不好不低頭的吧！

　

戴笠的“政治頭腦”

　

　　當然，發生了這樣的事，馬上就有人向戴笠打了“小報告”。第二天戴笠找我去，一開口就罵我：“太沒有政治頭腦”。我故意裝作不知道是什么弄錯了。他嘮嘮叨叨地責備我很久，我記不起，我是怎樣說了幾句看不起張國燾，因為他沒有做出什么驚人的“成績”。戴笠叫我要記住幾句話，大致上是說，張到軍統局是沒有做到他自己夸過口、許下過諾言的一些事，這不能完全責怪他，因為共產黨方面早已防范周密，所以他起的作用太小，但還有一點要注意到，他在全世界共產黨組織的第三國際中，還有相當地位和影響，還是可以利用的。

 

　　為了這件事，戴笠特別請張國燾去吃晚飯，并且叫我一定要向張認錯。我在向張敬酒時，表示自己太粗魯說話沒有禮貌等之后，張假裝笑臉，故意表示出滿不在乎地說：“那沒有什么，沒有什么！”并說：他過了就忘記了。真會忘記嗎？我相信我那幾句話，他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這是在揭露他出賣靈魂的最羞辱和可恥可悲的下場。

 

　　戴笠當他面前，罵我太年輕不懂事，是一個十分任性的人，天天罵也罵不好，還說我是十幾歲跟著他，就沒有讀過書了，所以一點政治頭腦都沒有，請他不要計較。

　

推薦張國燾任參政員

　

　　當然，張國燾還是言不由衷地夸了我幾句，而戴笠卻一再當面叮囑我：“張先生以后需要什么，你都得照辦，不準你自作主張。”我雖滿口答應，心里卻是有數，這是在敷衍面子，因為張在國際共產黨方面，將來還有可用之處。

 

　　的確是這樣，只要有一點用處，戴笠是決不會放過張國燾的。也可以說，戴對如何運用這個大叛徒，真是心思用盡，為了想把張培養成為軍統的高級情報人員，戴便推薦他當上了當時由各黨派及民主人士與社會賢達（即社會知名人士）等組成的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希望他能在這樣一個集體中起一點作用，主要是先摸一摸國民黨以外的參政員對國民黨政府有哪些意見和不滿的地方，以便開會時能早作對付的準備。據說，這一著棋又是失敗了。因為當時共產黨幾位參政員根本不理睬他，民主黨派幾位頭頭，也不屑與交際，只有國民黨的參政員還和他招呼一下，他也感到在那種場合中是太孤立了。

 

　　每次國民參政會開會時，軍統局黨政情報處和軍統外勤組織渝特區特別忙，戴笠總是要我很好地配合他們去工作。主要是由我派人在重慶夫子池附近，安排幾間作為臨時工作組人員辦公住宿的房間，除由電話局安裝一部電話之外，還得由軍統局電話隊裝一部直接與軍統總機通話的電話，以便戴笠、毛人鳳可以隨時與這個臨時工作組通話，詢問開會的有關情況。黨政情報處的處長、副處長，往往得親自帶一部分主管情報編審與分析研究的特務去那里工作，要一直到會開完才能回來。

 

所以要給他們安排好食宿，還得派幾輛車專供他們使用，我有時還得親自去檢查一下這些工作是否都做好了。記得有次我去時，一個副處長和科長正在整理各方送來有關開會期間的情報，我隨意翻看了幾份，他們對我是不保密的，問什么都會如實告訴我，我對別人的情報并不在意，而想看看張國燾這個大情報員寫了些什么？翻了翻沒有看到他的，我就問了一聲：“張國燾得到了什么重要東西？”那個主管編審的科長只回答我一個字“屁！”

　

張國燾另謀出路

　　

抗戰勝利后，戴笠摔死了，軍統局便準備改組縮編裁員，許多發了接收財和能自找出路的大特務，都借此請求自謀工作，離開這個只有“家法”而無“國法”的罪惡集團，張國燾也因早不受軍統重視，自知再也蹲不下去了，也趁此另謀出路，不知他是通過什么關系，居然弄到了善后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這一美差。當我和幾個大特務為他走馬上任而餞行時，他在酒醉飯飽之后，還不忘記討好國民黨和誣蔑共產黨一番。他說他去當這個分署長，主要是感到過去在共產黨中工作時，對不住江西老鄉，給江西人造成了許多的損失，他現在是利用美國這些救援物資，來幫助老鄉們一下，以表示自己的一點歉意而能求得老鄉們對他的原諒！真是不知人間尚有羞恥！虧他能說出這種顛倒黑白、不分是非的話來！

 

　　抗戰期間，國民黨把各地許多名貴古物都運到四川珍藏，搶運時是不管用什么辦法，只求不落入敵手，而勝利后要運出四川，就不得不考慮了。用木船太危險，落入水中撈不起來，字畫書籍更是入水即損壞；飛機也有出事后古物同時被毀的可能，最后是決定中美合作所的兩千輛十輪大卡車，撥出一千輛裝運古物和軍統的重要檔案文件等由陸運去南京，毛人鳳派我負責這一工作，我帶著這支龐大的車隊經過南昌時，見了在江西的幾個軍統負責人后，本不想去看張國燾，不知是誰告訴了他，他便派人找我，請我到他那里去一趟，說有要緊事和我商量，我只好去看他了。

　

販“土產”與吃“洋貨”

 

　　我真沒有想到，這位自封為“真正的老牌布爾什維克”的人會講出那種話來。他一聽說我帶的車隊那么多車，竟用半開玩笑半當真地對我說：“你帶這么多車，一路之上的檢查所哨長不是你的舊部學生，就是軍統的同事，你的車隊過關卡，不但不會受到檢查，恐怕迎送都來不及，你要是帶上一卡車四川“土產”（指鴉片煙土）不用說你這一輩用不完，連子孫也夠受用的了！”他這一語雙關的話剛說完，我也回敬他幾句：“四川土產，這么多年不都吃厭了嗎？誰還稀罕那些榨菜、曲酒，現在作興‘吃洋貨’了，所以我沒有帶它，還想找你來換換胃口！”他聽了大笑幾聲之后，便把椅子拖到我身邊小聲對我說，他希望見我，主要是他當了這個分署長后，雖然領來的救濟物資只是些軍用剩余東西和美國人民捐贈的舊衣服鞋帽等，但軍統江西省站的大小特務和在江西擔任公職的軍統分子，如南昌市長，省訓團教育長，警察局長等，不斷以照顧家鄉各縣為名，來要求多給分配些東西，使他很感到為難，因為這縣多了，那縣少了，一定會吵起來說他分配不公平、舞弊，我記得我聽了他這番話之后，還開玩笑地說：沒有關系，完全不用擔心，你多分點東西給他們，他們分到家鄉時，包準會把多的部分放進腰包，結果和別的縣一個樣，甚至還會少一些，你落得做個人情，既不得罪人又照樣做了工作。他卻不同意我的說法，因為還有人要查對等。最后他表示：明天請我吃午飯，邀請這些兇神惡煞來作陪，請我當面叮囑他們，多給他幫忙，少給他出難題。我聽說他第二天要請客，便告訴他，第二天一早我就得走，因為有人告訴我，牛行車站附近那座公路木橋年久失修，怕出事，這么多的車如不能過江，我負不起責，所以必須連夜過完，第二天一早就得走。他一面請我見到那些大特務時，告訴他們不要再向他要東西，一面叫人從他辦公室后面抬出兩大箱子罐頭食品送給我，我連連擺手，說車內“四川土產”太多裝不下這些了。他請我挑點我和孩子們愛吃的帶點去也是一點心意，我一看盡是大聽的黃油、奶粉、冰激淋粉和水果，我笑笑說，這里面沒有我和孩子愛吃的，這些東西我家里成堆放在那里沒有動，他不服氣，問我愛什么？我說我愛吃的是火雞罐頭和蘆筍，小孩愛吃草莓，芒果，他也承認救濟物資中沒有這些。他的這番盛情，我只能心領了。

　

寄人籬下的滋味

　　

我在和張國燾相處的幾年中，對這個人的印象是狂妄自大，驕傲異常，而生活上卻是相當腐化，特別是聽不得別人不同的意見，自以為是。這些當然不是我直接得來的，主要是，當時派到他家中去照顧他生活的勤雜人員，都是由軍統總務處派去的，這些人既是照顧他的生活，同時也是去“照顧”他的思想言行的，可能他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吧！所以他為了表示他對國民黨是忠心實意而無任何使人值得懷疑的地方，便故意在和去看他的客人，在客室談話時從不把門關上，有時特別把聲音放開，這無意是讓他身邊工作的勤雜人員能聽清楚，免得發生誤會，這種苦痛的心情，可能是出于不得已吧！寄人籬下的滋味，使他變得如此謹慎，我聽了有時都為他而感到害羞。

 

　　當時在他身邊工作的勤雜人員是由總務處領導，這些人是沒有資格向戴笠和毛人鳳直接寫“小報告”的，他們都只能借口到軍統局領薪餉與糧食等的時候，用口頭和簡單的書面向軍統總務處庶務科勤雜士兵管訓股報告，由這個股的股長或該科長轉向我匯報一下，我認為沒有什么重大問題，也只是聽聽，在我回憶中，從來還沒有發現張在背地里搞什么不愿讓人知道的事，也從來沒有聽到他在背地里痛罵戴笠、蔣介石等人，或對國民黨有什么不滿等牢騷話，一般總是說他對家人發脾氣或對飯菜不可口，而訓斥做飯菜的廚師等。

　

張國燾和人吵架

　　

有次我聽到他在電話中和人吵了起來，我便指示繼續注意并弄清楚他是和什么人，為了什么事而吵鬧？后來得到的情況是怎樣，我就記不起來了，估計沒有什么重大的事，所以我便沒有印象，否則我得向戴笠去匯報，多少還能想出一點來。

 

　　對于這些，戴笠似乎也很不重視，他只是問過我一次，派在張國燾家去的人可不可靠？我說這都是經過我親自挑選和考核過的人，不會有什么問題。

 

　　有次我在毛人鳳的辦公室與幾個處長在一起談到張國燾的許多生活上的事。我說他愛享受。毛便笑笑說：如果他不和我們一樣，就不會跑出來了。

　

軍統命他留大陸

 

　　我和張國燾最后見面是一九四九年春天，毛人鳳在上海蒲石路他家請張吃飯時也邀我去了。那次是他們倆人對話多，我除了和他問好外，沒有和他多談。

 

　　飯吃完之后，毛人鳳提出請他留下不要走，并說明這是“老頭子”親自決定的。他聽了之后，立即表示，他早已考慮過這個問題，他現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臺灣找一個山明水秀處當老百姓，寫一點東西，其他的事都不想做了。毛人鳳一再勸說他留下好，并說經過多方分析，共產黨來了決不會殺害他，而留下他來，便能在共產黨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這比讓他去臺灣的作用要大得多。

 

　　他聽了這番話之后，低著頭在沉思，我和毛人鳳都不作聲，等候他的回答。

 

　　好幾分鐘后，他才把頭抬起來，不難看出，他當時的心情是非常痛苦的。誰都懂得，這雖不是命令，但也是不好推托的麻煩事。他幾乎是在盡力克制自己，用很低沉的聲音說：“你們考慮是對的，他們來了，決不會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我年歲也大了，聽聽幾個老同事的批評，我還可以接受，要是落到那些年輕人手里，我就受不了。人總是要面子的，這些人就專愛掃面子。”他特別提出他過去受到過的批斗，我記得他瞟了我一眼之后，還說：“如果見到了一些老朋友要諷刺幾句，那比戳我一刀還不好受！”我沒有料到，我前幾年諷刺他的事，到此刻還沒有忘記，真是俗話說：“利刀割肉猶能合，言語傷人恨不休。”張國燾可謂自取其辱。

　

一個叛徒的下場

　

那次談話可說不歡而散。毛人鳳已示意過，如他不愿留下，臺灣是不歡迎他去的。我和毛人鳳一道送他出門后，我等毛人鳳剛一回來坐下，就問他，為什么要讓他留下落入共產黨之手，毛人鳳笑著反問我一句：過去他就沒有做出過什么，讓他去臺灣還能做出什么呢？

 

 

晚年張國燾

 

　　當然，他也有自知之明，臺灣不讓他去，又怕留下挨批斗，所以只好去香港。估計他雖當了一次救濟分署長，油水也不會多，所以到了香港后，便得靠筆桿子來過活。

 

 

張國燾全家在加拿大的合影

 

　　他從香港寫到加拿大，的確寫過不少東西，到最后放下筆桿而與家人永別時，上面這些，他肯定是遺漏了。我念與他有過一番同事之誼，謹補述如上，這也算是彌補了我對他那一次諷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