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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場使人感到撲朔迷離的歷史運動。

為什么一個力能扛鼎的青年英雄，竟然敗給了一個力微體衰的老頭兒呢?讓我們回想一下那些急速旋轉的歷史鏡頭吧!

那個在"鴻門宴"上向項羽賠情謝罪、后來又嚇得離席而逃的膽小鬼，那個在彭城戰役中連兒子、女兒想不要了的逃命者，那個在廣武陣上向烹煮他父親的敵人要求分一杯羹的撒潑者，他竟然是這一場歷史性大決戰中的勝利者，最后登上了皇帝的寶座;而那個在反秦起義的戰場上破釜沉舟，九戰九勝的上將軍，那個“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史記·項羽本紀》)的楚霸王，那個“喑嗚山岳，叱咤風云，飄忽震蕩，橫行天下"的一代雄杰，他竟然在這場戰爭中失敗了，最后落個烏江自刎的下場。

這一場惡作劇似的歷史變故，其根據是什么呢?漢勝楚敗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對這個問題首先給予回答的是項羽本人。項羽對這個問題回答得很匆忙。他是在戰馬上思索這一切的，他的答案是“不服氣”他說，這是"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這是一種簡單的天命論。

項羽是個讀書不多的人,他不知道，早在幾百年前就有人批判過這種把一切歸諸于天的天命論。就連孔子也說過：“天何言哉，天何言哉。”荀子則說：“天命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把自己失敗的責任推給老天爺這顯然是不正確的。這一點連頗為同情他的史學家司馬遷也不贊成,司馬遷批評他道：

“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史記·項羽本紀》)是的,我們本來就不指望從這個勇力巨人、智力矮子的頭腦里去尋求歷史的真理。

勝利者劉邦對這個問題回答得很從容。他在歡慶勝利的宴會上，把問題提交給他的部下，要大家分析漢勝楚敗的原因。王崚、高起等回答說,漢勝楚敗的原因是劉邦的本事大，能獎賞有功，

“所降下者因以予之”，項羽氣量小，“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局不予人地”。

劉邦說：

“不對。要說運籌于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張良;鎮國家，撫百姓，轉送糧餉，不絕供給，我不如蕭何;統帥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取，我不如韓信。這三個人都是人杰啊，我能用之，這就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

(詳見《史記·高祖本紀》)

這個回答，其思想深度不僅比項羽的天命論高，而且也比他那一群好吹喇叭的部下高，由于這個原因，劉邦的這一段話，一直為歷代史家所重視、各種史書不斷引用。漢初三杰成為歷史上的名談。但是，從科學的歷史觀點來看，劉邦的回答仍然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這是一種比較復雜的歷史唯心主義，它不同于那種簡單的天帝創造一切的唯心論,它以人間的英雄代替了上天，它的主張是英雄創造了一切，它認為活躍于歷史舞臺上的杰出人物是歷史發展的原動力,一句話，是英雄造時勢。這是違反客觀歷史發展的實際的。

我們并不否認漢初三杰的英雄才略，他們的確是那個時代的杰出人物。但是,歷史難物主義的科學已經證明,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歸根結底，取決于社會物質生產的發展。歷史的主人，歸根結底是千千萬萬創造物之文明的人民大眾。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杰出的人物，只有當他的行動在客觀上符合當時社會生產發展條件并進而能改進這些條件時,他才能在社會生活中起重大作用。

所以從根本上說,不是英雄造時勢，而是時勢造英雄。英雄人物的杰出作用在于他能適應時勢，并在時勢的基礎上，在時勢所提供的可能性的歷史舞臺上，順應時勢的發展方向去推動時勢的發展,他才能演出成武雄壯的歷史劇。

對這個道理,我們只要回顧一下這個歷史時期的英雄豪杰都是怎樣從隴畝中突梯而起的，就可以明白了。

秦始皇橫掃六合，統一中國以后，活躍在我們這段歷史中的幾個風云人物都在干什么呢?

劉邦那時是個聲望不高的農村基層干部，他唯一突出的業績，是用浮夸的贈禮，在鄉紳呂公的宴席上奪居了前位，并由此賺來了一位后來給他帶來許多麻煩的貴夫人。蕭何那是是個刀筆吏，平平淡淡,沒聽說他有什么大本事。張良則是個貴族的后裔，暗殺秦始皇不成功，被迫到處流亡，連個固定的住處都沒有。韓信呢?更糟糕，文不成，武不就，又不會生產勞動，只好寄人籬下，乞食于漂母，他是個流浪者。杰出的英雄人物,在歷史沒有給他們提供廣闊舞臺的時候,也只能像鹽車下的千里馬，嘶鳴而己，駢死于槽間而己,是難以表現其卓越才干的。

突然間，農民大起義爆發了。由秦始皇所力行，并為趙高、秦二世所惡性發展的法家專制，走向了它的反面。它破壞和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人民在暴秦的統治下無法生活下去了，他們強烈要求改革政治制度，當這種要求達不到時，社會革命就來臨了。劉、蕭、張、韓輩看到了人民的要求，他們適應了歷史發展的需要，勇敢地投身到人民起義的大風暴中，并進而利用人民起義的力量，成為起義農民的新主人。

楚漢戰爭不同于反秦農民起義,這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戰爭。反秦農民起義是農民與封建政權的戰爭，楚漢戰爭是新的封建集團為爭奪統治權利的戰爭。難道這樣的戰爭其進退勝負也與人民力量有關系嗎?是的。盡管楚漢戰爭的性質同農民的反秦起義不相同，盡管人民對這個戰爭的參與程度同反秦農民起義不相同，但是它的進退勝負，仍然與人民的向背有極大的關系。

反秦農民起義勝利以后，人民是不希望再有戰爭的，但是由兩大農民起義集團轉化成的新封建集團，為爭奪全國的統治權利發動了內戰，而且這個內戰不是一種簡單的小范圍的軍閥內戰。簡單的、小范圍的軍閥內戰同人民的關系常常不是很大，人民,至少大多數人民可以不去參與戰爭。楚漢戰爭則不同，這是一場規模巨大的內戰，其戰場西起關中，東至淮海，北達長城，南及長江。總之,整個中國中原地區大部分都卷進去了。雙方前后參戰的人數在百萬以上。秦末的全國農戶不過四五百萬，一百萬人占了青壯農民相當大的比例，實際當時廣大地區的農業勞動力相當大的一部分都被卷進這場戰爭中去了。試想,一個席卷了全國大部分地區并有眾多農民參加的戰爭，人民能不給以極大的關注嗎?

從表面上看，楚漢戰爭所要解決的問題只是由哪個封建集團統一中國的問題,但實質上,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卻同中國社會各階級都有重大的利害關系。它不僅與地主階級有關，同農民階級、城市平民也有關系。既然如此,人民就不得不在這兩大集團間進行認真的抉擇。向誰?背誰?他們要有自己的態度，即使是兩害相權吧，他們還要取其輕者呢。正是這種表現了無數人集體力量的人心向背問題，最后決定了楚漢戰爭的歷史命運。

人們對楚漢兩大集團的政治抉擇，是根據兩大集團在政治上、經濟上各自實行的政策決定的。他們是非常實際的,絕不聽仁義道德的空話,他們唯一頋慮的是在生活的實踐中，究竟哪個集團執行的政策，比較符合他們的利益，比較合乎他們的愿望。

劉邦和他的三杰，其杰出的歷史作用，就在于盡管他們不可能懂得歷史唯物主義，但是由于他們原來的社會地位使他們比較接近人民,所以,他們仍然能夠通過對社會的觀察和親身的體驗，感觸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們比較懂得人民疾苦，并能根據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自覺不自覺地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采取了比較正確的方針政策。這就使他們站到了歷史的進步方向，適應了歷史發展的要求。所以,從前臺看,在歷史舞臺上演出輝煌場面的是一些英雄豪杰，但是從后臺看，歷史舞臺的主人卻是站在這些演員背后的沉默寡言的人民。

1945年，毛澤東手書唐代章碣的《焚書坑》一詩贈給傅斯年

劉邦都采取了哪些適合歷史發展需要的方針政策呢?

他兵進咸陽，就公開向人民宣布廢除秦王朝所施行的各種暴政苛法，立意改革秦王朝“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的繁刑和橫征暴斂、搜刮無度的做法,這些正是秦末農民起義所追求的目標。

他同關中人民的“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亦符合相當一部分農民的要求。據《呂氏春秋》記載，還在戰國時期，農民即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的口號，在當時，這個口號的矛頭是指向濫殺人、濫傷人的統治階級的,是具有社會進步性質的。但是在反秦農民起義以后,社會發生大動蕩，封建統治階級的生命安全亦處于起義農民威脅之下，“約法三章”實質上具有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私有財產制度的含義。它的反對殺人，傷人，亦有不準農民群眾趁農民起義軍占領秦王朝首都的機會隨意殺傷地主的含義;在不準殺人、傷人之外新加的“盜者抵罪”這一條，是不準農民去剝奪地主的土地、財產。雖然如此,這個約法也保護了小農、自耕農的財產和人身安全，使他們在社會大動蕩的年代免遭生命財產的損失。這也是符合廣大小生產者要求社會秩序穩定的愿望的。受限制的是雇農、小生產者中的貧苦者、無業游民等。

但是秦末漢初，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尚處于新興時期，它在社會生產中尚有比較大的發展余地。農民與地主是對立的，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已經處于經常不斷的斗爭中，但是兩極分化的情況還不像后來那樣嚴重。多數起義農民最迫切的要求是廢除秦王朝的暴政苛法，還不是解決私有地主對農民的經濟剝削問題。由于這些情況，劉邦的“約法三章”很快即為當時各階級所接受，加上約法的內容簡單明白，易于推廣執行，其影響很快遍及到農民軍所到之處。劉邦集團還比較注意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問題。公元前207年，劉邦平定三秦以后，就把秦王朝原先的苑囿、林圃分給農民耕種，緩和了農民要求土地的矛盾。特別對于人民的負擔問題，劉邦、蕭何一直抓得很緊。即使在戰爭尚在進行的時候，他們仍然努力把農民的負擔弄得合理一些。劉邦行軍時不準擄掠，攻進咸陽時，人民獻牛羊酒食，他婉謝不收。平定三秦以后，又因戰爭原因，免除漢中、巴蜀人民租稅兩年。災荒時，大置移民。對于軍人家屬，還給以免除稅役的優待。這樣,劉邦集團就獲得了廣大農民的支持，從而在政治上獲得了強大的依靠力量。

在劉邦集團實行這些正確方針政策的時候，項羽集團又在干些什么呢?他,項羽,一個懷著強烈報復欲的貴族后裔，完全忽視了起義農民的愿望是什么。正是農民的起義使他擺脫了到處流亡的生活,并讓他在歷史上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但是他卻不懂得農民為什么要起義。在他的眼中農民只是他這個貴族可以利用的群氓。他念念不忘的是他家族的深仇大恨。他要向秦王朝的一切進行報復。這就使他與歷史發展的要求格格不入。他坑殺了幾十萬秦卒不算，還要引兵屠咸陽城,殺了子嬰不算，還要火燒了阿房宮，“收其貨寶婦女”。有人批評他“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他聽說了，非但不反省,還把批評的人捉來，用火煮了。他攻打城池的時候,如果遇到抵抗，那么破了城就燒老百姓的房，坑殺年齡在十五歲以上的男子。他到了哪里，就把殘破與災難帶到那里。老百姓怨憤極了。不要說有劉邦集團比著，就是沒有劉邦集團，人民也不會甘心讓這個違背歷史發展要求的軍事政治集團做他們的新統治者。人民斬木為兵，揭竿為旗，不顧性命地起來抗命，究競是為什么呢?難道是為了讓一個殘暴的霸王來代替殘暴的秦王嗎?

還有他破壞秦始皇建立的全國統一的郡縣制，一定要在全國恢復戰國時期列國并立的局面，這也是不符合當時經濟發展要求和人民愿望的。人民反秦是反它的暴政苛法，而不是反對它的全國統一，戰國時期列國并立的局面給人民帶來的戰亂、六國貴族的腐敗統治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人民記憶猶新。項羽那種解決全國問題的政治方案同起義農民的愿望根本相反。

人民希望的事情他不去做，人民反對的事情他卻做了。這樣，項羽集團從反秦農民起義的勝利之日起，就開始脫離了人民。

1939年，毛澤東手書唐代杜牧的《題項羽廟》一詩贈給杜冰坡 

這里，我們還要分析一下楚漢爭雄時雙方的后方根據地問題。

由于劉邦集團在各方面實施了比較正確的政策,他很快即在關中、漢中、巴蜀地區建立起比較穩固的根據地。這個根據地后來成為劉邦在楚漢戰爭中最終戰勝項羽的重要支柱。三杰之一的簫何在這方面的建樹是值得稱贊的。他入關以后即收集秦王朝的圖書、簿冊，料理戶口，安撫百姓。鎮守關中時，又能注意組織生產，為后方的建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因為有了這個穩固的根據地，劉邦前線的幾十萬大軍才有比較充足的糧草供應：也因為有了這個穩固的根據地,劉邦在彭城大敗的危急關頭，才能得到人力補充，重新轉危為安。

彭城戰役中，劉邦的軍隊約有一半被殲，蕭何從根據地內組織了龐大的后備部隊，而且動員這個后備部隊上了前線。這是一次人心向背的大考驗。關中、漢中、巴蜀的青壯年在楚漢戰爭之前已經死了幾十萬人，劉邦出關作戰又帶走了幾十萬,這兩個幾十萬就把根據地中的青壯年拿掉了一大半。在這種情況下，蕭何又能組織起包括老弱在內的幾十萬人上前線，這件事充分說明當時的人民是愿意幫助劉邦來打敗項羽的。沒有這個巨大的支持，當時的劉邦是無法重振軍威的。

項羽這一方呢?他原來占據的地盤很大，“都彭城,王九郡”。河南北、江東西、彭城、兩淮的廣大地區都是屬于他的。但是，由于他在各方面實行了錯誤的政策，直到他自取滅亡為止，也沒能在這樣廣大的地區建立起一個穩固的根據地。史書中關于他軍隊糧少、糧盡、糧絕的記載不斷。人力的補充更沒有保障，他的部隊傷亡一個少一個，傷亡一批少一批。幾次大仗，元氣一傷，就無法再重整旗鼓。

由此可見,人民在戰爭中支持誰，誰就贏得戰爭;人民在戰爭中不支持誰，誰就只能失敗。楚漢故爭中，決定漢勝楚敗的根本原因是人心的向背,是人民的力量，這就是歷史的總結。

【摘自《大風起兮云飛揚：兩漢人物》。作者：戚文，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出版，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