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南：王震、楊振寧怒斥《河殤》
點擊： 作者：司馬南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2-26 12:25:38
【司馬南按語】題圖兩張照片，今天的讀者對于第二張面孔可能更熟悉一些，這是青年時代的楊振寧。
楊振寧在物理學界的貢獻頗讓中國人引以為豪，以至于那些從方方面面找出理由來試圖否定楊振寧的人，也不得不承認楊振寧在物理學方面的貢獻， 昨天我轉發了楊振寧在1971年中國大陸訪問之后，作為一位世界級聲望的美國科學家在美國大學里的一篇演講及其回答記者的提問，引發了很多朋友的興趣，原來還有這樣的一段歷史，原來對那個年代的觀察，一個物理學家用數字和事實說話，給美國社會帶來了那樣的影響，原來四十多年過去之后，這篇演講還讓一些人如芒在背，原來“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說法后面有這么多生動的活教材，原來有人痛恨楊振寧，還有如此深層的復雜的政治的心理的原因。
那么，王震和楊振寧他們有什么交集呢！
下邊這篇文章，講述的是跟著毛主席南征北戰戎馬一生的老一輩革命家王震將軍晚年的時候面對中國意識形態的亂象，憤然作出抗爭的一個側面，在當時總書記的主導與護佑之下，一部以否定中華民族文化為宗的電視片《河殤》，在中國大行其道，中央電視臺在黃金時間反復播放，包括筆者在內，中國的許多年輕人深受其影響，在一片狂熱的叫好聲中，并非文化人出身的老將軍，以其革命斗爭的豐富經驗，嗅出了不同尋常的味道，他引用毛主席的話說，
“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制造輿論，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他在黨的大會上，面對臺上的那位總書記，公開站出來提出反對意見……在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做了大量的補救工作。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文中披露，對于《河殤》這部片子的政治傾向，文化傾向，王震老將軍的看法竟與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楊振寧先生、李政道先生的看法竟然不謀而合，楊振寧李政道等許多海外學者也對這部片子提出了批評。
了解這些事實，再回頭看1971年楊振寧訪問中國大陸之后，回到美國講演的那些觀點、文字、敘事，甚至那些現場的小幽默，人們會多一層感受，多一層對那時我的國、今天我的國的深沉的愛。
反觀三十多年來否定中華民族文化，否定毛澤東所代表的中國革命的文化，否定前三十年中國社會偉大進步的逆向種族主義潮流，聯想到十八大之前，中國公知結幫成伙自上而下內里應外合，試圖顛覆中國根本政治制度的種種舉動，我們不能不佩服王震將軍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政治敏銳，不能不感佩楊振寧等心系祖國的科學家及海外華人的赤子之心。
文中提到林默涵等人所寫的批河殤的文章，以及楊振寧李政道等人批河殤的文章，不知道哪里能夠找到，很想一睹為快。
這篇有權威出處的文章開篇就講了幾處重要的史實，特此推薦閱讀。
（2017年2月26日，北京南鑼鼓巷8號）
附文一：王震與《河殤》
作者：《王震傳》編寫組
1988年9月9日下午，王震在住所與工作人員議論電視系列片《河殤》時說：
“現在把什么都扣到毛澤東頭上加以批判，說他講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哪有這回事。這是下邊人說的。我1958年給毛主席匯報時，他還不相信有人會說這樣的話。他說過四、五、八（注：糧食綱要，即長江以南實現畝產800斤，黃河以南500斤，黃河以北400斤）和超英趕美。超英趕美是指鋼產量，那時英國就是1000多萬噸鋼，美國6000萬噸鋼，毛主席講要用15年時間趕超。這有什么錯？實踐證明，我們很快超過去了嘛！說毛主席要割資本主義尾巴，這是陳永貴同志提出來的。毛主席說，還是留一點吧！割尾巴，那還不割出血來，還能不疼？這是毛主席在召集我們一二十個人的會上說的，我當面親自聽到的。”
1988年9月30日上午，十三屆三中全會閉幕史上，王震要求發言，激動地說：
“看了《河殤》，傷了我的心……傷了中華民族的心。《河殤》把中華民族誣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殤》從龍說起，說我們黃種人不好，說黃種人自私、愚昧，一連十二個黃字。趙紫陽總書記在十三大的報告有一個鏡頭。但后面是講的改革呀，改革呀。照那樣改，改到底，再過五十年啊，就回到1840年鴉片戰爭那個年代！為什么這樣的壞東西能夠出很多書？！我堅決反對這個，要求向中央報告！”
1988年10月27日，王震在中南海辦公室對幾位理論工作者談話說：
“現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這么厲害，將來我去見毛澤東時，我要對他講，你講搞不好要改變顏色，過去我不懂，現在懂了！”
1988年12月17日，王震在三亞與身邊工作人員聊天時談到《毛澤東與尼克松在1972》這本書中“當我們從閉關鎖國、夜郎自大中醒來”這句話時說：
“清朝有一段是閉關鎖國，孫中山不閉關，我們共產黨毛主席不閉關。40年代在延安時，毛主席就曾經給我談過，革命勝利后他準備到美國看一看，看他們是怎么搞工業的。可我們勝利后，人家封鎖你。”
1989年5月11日，王震對前來看望的李鵬說：
“小平同志講搞活開放，我贊成。但你能說毛澤東、周總理閉關鎖國、夜郎自大？實質上有人這樣批毛、周的。那時帝國主義封鎖，誰跟你往來？50年代日本在北京搞一個工業展覽會，要掛日本國旗，學生們反對，毛主席出來講話才行了。”
1990年3月9-12日的十三屆六中全會上，王震在書面發言說：
“毛主席曾多次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這種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肯定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存在，決不叫極左思想。實踐證明，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不少論斷是完全正確的，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和發展。”
附文二：王震同志晚年十分關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
從1986年下半年至1989年“北京風波”，資產階級思潮大肆泛濫。文藝界也洶涌著一股破壞性的自由化思潮，這就是所謂的“文藝新潮”。“文藝新潮”的精神支柱是西方現代主義的文藝思想。這種早在20世紀20至30年代就曾被引入中國但迅即偃旗息鼓的文藝思想，隨著改革大潮的興起，在“全盤西化”即全面資本主義化的喧囂聲中，又被某些人當做新神道再次請進來并大肆鼓吹，形成文藝界的一種“時代風尚”。它在新時期文藝運動中產生了相當廣泛的轟動效應，在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造成極度的思想混亂，導致出現了一些宣揚民族虛無主義，鼓吹“全盤西化”洋奴意識的作品。
1988年影視界出現的電視系列專題片《河殤》，堪稱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活標本。它把民族虛無主義和“全盤西化’的思想，鼓吹到了極致。《河殤》經中央電視臺兩次在黃金時段向全國播出后，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其有害的“轟動效應”。趙紫陽扶持的一批“文化精英”立即帶頭在報刊上刮起了一陣吹捧風，一些清醒的學者則寫文章對它宣揚的歷史觀、政治觀提出批評。
這個時候，趙紫陽對《河殤》不僅表示贊賞，還讓有關單位復制500套錄像帶迅速傳遍了全國；他還送給來訪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一套錄像帶，并推薦說值得一看，讓它“沖出亞洲，走向世界”。
十多家報刊刊載了《河殤》的解說詞，至少有四家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各種報刊上充斥著吹捧文章，有人說，《河殤》“達到了電影藝術迄今為止的最高點”；有人說它“打破了電影文化是俗文化的論斷，把電影片開始推進到精英文化的層次”；還有人說，它是“在嚴肅的創作指導思想下產生的較高品位的作品”。
《河殤》的作者之一蘇曉康，竟然大言不慚地說它“是用西方傳進來的電視，促進中國的思想啟蒙”，通過它“能夠讓中國人民覺醒起來，真正找到中國的出路”。另一個作者王魯湘甚至自吹：“無論從文化思想界對電視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來看，還是節目所造成的社會反響來看，應該說迄今為止尚無與《河殤》相匹的。”
1988年6月中旬，當中央電視臺開始播放《河殤》時，王震正在湖南岳陽視察。一天晚上，看完新聞聯播，接著播出的《河殤》引起了他的注意。回到北京后，他就叫人從廣播電影電視部借來一部《河殤》的錄像帶，并從市面買回《〈河殤〉解說詞》，同家人和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反復觀看、議論。為了更準確地把準它的實質，王震曾先后與鄧力群、林默涵、曹禹、周谷城、劉白羽等以及許多來訪者一起探討，還給李先念、彭真等送去《河殤》的錄像帶和解說詞，請他們關注這部電視片的錯誤傾向。
經過反復地觀看、思索、剖析，王震深深感到，《河殤》不僅徹底否定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而且徹底否定了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爭，徹底否定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偉大的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績，竭力鼓吹“全盤西化”、走“藍色文明”之路即資本主義道路才是中國的惟一出路。
當時《河殤》還在中央電視臺播放，有些報刊上也辟專版連載《〈河殤〉解說詞》、各處座談會上的發言、連篇累牘的文章，一片叫好聲。8月中旬，中央電視臺重播《河殤》。在短短的兩個月內，中央電視臺在黃金時段兩度播放同一部系列片；是絕無僅有的事。
看到重播《河殤》，王震氣憤地說：“看來，這些搞自由化的人把《河殤》當做他們的政治宣言了！”從此，王震開始在各種場合抨擊《河殤》。
9月20日，王震在家里接待《人民日報》總編輯譚文瑞和報社其他兩位同志，向他們了解有關《河殤》的報道情況和各方面的反映，交談了對這部電影的意見。王震激憤地說：
“《河殤》的片子我看了兩遍，解說詞的本子也看了兩遍，引起很大的火！它把我們的民族一頓臭罵，把中國共產黨一頓臭罵，把公有制一頓臭罵，實質上是主張搞私有制的。它說我們黃種人的人種不好，連我們的女排也罵。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果中央稱贊，黨的總書記稱贊，我也不稱贊，無非是開除黨籍。這次我就要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是空的。政治運動不搞了，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斗爭不能放棄。否則，你不去運動人家了，人家來運動你。”
“現在輿論工具對《河殤》的評論是一面倒，全部叫好，不見對立面。建議你們找幾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寫文章。這場筆墨官司一定要打。這關系到我們中華民族子子孫孫的精神支柱問題，關系到我們走什么道路的問題。”
第二天，王震率中央代表團赴銀川參加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30周年慶祝活動。當天下午，在銀川會見自治區黨政領導時，王震說：
“我們寧夏瀕臨黃河，黃河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而一些所謂學者，把黃河罵成有百害而無一利。”
這次他在寧夏活動七天，親眼看到解放四十多年來，寧夏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巨大成績和各項事業的迅猛發展，感到十分激動。在9月27日下午與自治區領導一起舉行的告別會上，王震歷數了寧夏各項工作的發展變化后，話鋒一轉：
“但是，有個電視系列片《河殤》把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和我們祖國、黃河說得一無是處。我看，這個片子是咒罵黃河、長城的，是污蔑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和炎黃子孫的。”
告別會后，王震向秘書交代：“我對《河殤》的議論明日要見《寧夏日報》。”當時，有關趙紫陽支持《河殤》的情況，早在全國傳得沸沸揚揚。這天深夜，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楊桂生打電話給分工管宣傳的黨委常委蔡竹林，請示對王震批評《河殤》的新聞稿件如何處理？其時已是28日凌晨，蔡竹林業已入睡。他即回答楊桂生說：即日見報。不必驚動其他領導。今后如果上邊追問此事，就說是經過我同意的。
1988年9月28日的《寧夏日報》頭版頭條赫然登載了王震對《河殤》的批評。消息傳開，一片嘩然。很多人奔走相告，競相叫好。但是也有人說：“這是對文藝作品的干預和打棍子。”還有一些好心人到王震住所勸說王震。一位當時已經擔任副部長的晚輩叫著“叔叔”說：“您又不具體分管文教工作。文藝界的事很復雜，現在大家都很尊敬您，您還是少說一點好！”王震一聽火了，他指著這位晚輩說：“糊涂！你們竟然如此不關心政治，不關心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走什么樣的道路！”
1988年9月26日至30日，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30日上午，這次會議的各項議題都已結束。在即將宣布全會閉幕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主席臺上例行詢問大家還有沒有什么事？就在此時，一個洪亮的濃重的湖南口音在會場回蕩：“我來講幾句！”大家順著聲音尋去，只見在臺下前排就坐列席會議的王震“騰”地站了起來，異常激動地說：
“看了《河殤》傷了我的心……傷了中華民族的心。《河殤》把中華民族誣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
“《河殤》從龍說起，說我們黃種人不好，說黃種人自私、愚昧，一連十二個黃字。
“趙紫陽總書記在十三大的報告有一個鏡頭。但后頭是講的改革呀，改革呀。”
一提到《河殤》中鼓吹的那種“改革”，王震更是無法遏制心中的怒火，他接著尖銳地指出：
“照那樣改，改到底，再過五十年啊，就回到1840年鴉片戰爭那個年代！
“為什么這樣的壞東西能夠出很多書？！
“我堅決反對這個，要求向中央報告！”
王震大義凜然的話語如金石擲地，在人民大會堂三樓小禮堂會場里回蕩。當他講完話的時候，一陣熱烈的掌聲卷過會場上空。但是，趙紫陽卻支吾其詞，回避問題的實質，搪塞幾句就匆匆宣布散會。
陳云是從1930年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便任候補中央委員的。據他回憶，在正式舉行的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像王震這樣個人挺身而出，慷慨陳詞，向黨中央報告自己對重大問題看法的，過去從未有過。
事后，王震曾這樣對身邊工作人員說：
“這幾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越來越厲害，我在全會上講講這事，是想引起中央對此思潮的重視，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決。不重視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斗爭不行。”
消息傳開，許多老同志、老黨員，許多機關干部、文藝理論工作者，工人、農民和解放軍戰士，通過各種不同方式向王震表示支持和敬意。深圳一名機關干部給王震寫信說：從香港報刊上得知您在中央全會上正氣凜然地怒斥《河殤》，特向您表示深深地敬意。同時，對國內外敵對分子對您的無恥誣蔑和攻擊表示極大的憤慨。
1988年9月30日下午，王震在中南海勤政殿向中央常委胡啟立、書記處書記芮杏文、中宣部部長王忍之談了自己對《河殤》的看法。王震在分析了《河殤》宣揚“全盤西化”的本質后尖銳地指出：
“在批‘左’的時候不能不注意右的傾向，反革命還有人在。意識形態要為現行政策的貫徹服務，我們還是信仰馬克思主義。”、“不能把過去的歷史都否定了，把功勞都算成你自己的。你們新的領導要注意。軍歌中有一句‘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軍歌是小平同志批準的。老干部很高興。當然不能搞兩個‘凡是’，但一定要講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如果一說新中國的成就，什么都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成績，就是割斷歷史。不要割斷歷史，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毛、劉、周、朱、陳、鄧那個時候領導班子的大好事辦得多，壞事錯誤事有，應實事求是地講。不許自由化分子瞎罵。”、“意識形態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你們搞意識形態的難，不要怕罵。”
10月10日，合眾國際社接到《河殤》制片人提供的消息報道：中國從8日起對《河殤》的發行拋了限制措施，中國海關已不準《河殤》的錄像帶出口，當局還禁止該片在國內發行。
10月17日，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寫出報告，對《河殤》問題的處理，提出如下意見：一是認真組織開展正常、健康的文藝評論。鑒于前一段時間中一些報刊發表的文章對《河殤》不恰當的贊揚過多，建議有關報刊發表適量的評論文章，對《河殤》散布的片面的、錯誤的觀點加以澄清。考慮到《河殤》“熱”目前正在降溫，評論的文章不宜過多，過于集中，以免把溫度重新升高。二要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以滿足廣大群眾的需要，縮小消極、錯誤東西的市場。三要加強黨對宣傳輿論工作的領導。
10月16日和11月4日，《人民日報》分別刊登世界著名科學家、美籍華人楊振寧、李政道批評《河殤》的談話和文章，其他報刊也都發表了一些批評性的文章。
事情好像正在得到解決。但是，王震敏銳地發現，報上發表的批評文章中，大都是輕描淡寫地說《河殤》有些“偏激”、“片面”，基本沒有觸及它宣楊“全盤西化”的本質。于是，他便找到了文藝理論家林默涵和幾位文藝界的知名人士，對他們說：
“我文化不高，歷史知識也懂得不多，想親自寫點文章，又寫不好。想請你們寫點生動、擺事實、講道理的文章，把《河殤》宣揚民族虛無主義、‘全盤西化’的本質給駁倒。”
10月25日，王震接到林默涵等人寫就的《〈河殤〉宣揚什么？》的文章。文章從《河殤》實際上寫的是一曲整個中華民族的葬歌；用唯心史觀、地理環境決定論、中國人天生愚劣等觀點解釋中國歷史；對黃河、長城這些中華民族象征，不加任何分析地進行嘲諷、挖苦和否定；對中國歷史上爭取祖國統一的一切努力，采用懷疑甚至嘲諷態度；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革命，對改變了世界力量對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對我國消滅剝削制度、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不給以任何歷史地位；對資本主義文明則極力加以附和美化，并認為只有“全盤西化”，才是中國的惟一出路；其學風不正十分嚴重等十個方面進行了有力的批判。王震看后；十分高興，提筆便在上邊批示：“這篇文章，正擊中《河殤》毒瘤。”王震還提出一些修改意見。
1988年10月27日，王震在修訂后的署名為“易家言”的文章前附了如下短箋：
啟立同志并呈報紫陽同志：我找林默涵同志談話，請他寫了這篇文章。我認為該文說理充分、明白，特建議作一家之言，由新華通訊社發通稿，人民日報全文刊載。
此致、敬禮！
王震 1988年10月27日
11月1日，王震前往廣東珠海視察之前，交代留守北京的秘書說：“請報告啟立并紫陽同志，林默涵同志那篇批《河殤》文章的處理結果要告訴我。”由于趙紫陽的阻撓，這篇文章未能見報。當時趙紫陽明確表示：不要發表。他是利用職權壓制對《河殤》的批評，為《河殤》思想的暢行無阻提供保護。
王震始終惦記著林默涵主筆的《〈河殤〉宣揚了什么？》的命運。1989年7月16日，王震讓秘書把這篇文章找出，在標題上方揮筆寫道：“這是1988年10月寫的。趙紫陽同志說了，不要發表，就沒有發表。我贊成現在發表。”
7月19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這篇文章，并根據王震的意見加了一個《編者按》：
去年下半年，電視系列專題片的《河殤》曾兩度與觀眾見面，在海內外名噪一時，用《河殤》總撰稿人之一蘇曉康的話說，是“大大地出了風頭”。但在眾多的喝彩聲中，也有不少同志提出不同意見，有的憤然質問：《河殤》到底要宣揚什么？此文寫作并定稿于1988年10月。現依照作者意愿，一字不易，在這里首次發表。
此文作者稱，筆名署為“易家言”，取的是“一家之言”的諧音。本來，對一部作品有不同意見，任何人都有權利參與爭論。可是，“易家言”的這篇文章成文后，趙紫陽同志明確表態：不要發表。而他卻把《河殤》的錄像帶送給外賓，說值得一看。這符合百家爭鳴的方針嗎？不錯，我們主張黨在堅持對文藝事業的政治原則、政治方向的領導的前提下，對具體文藝作品和學術問題要少干預、少介入。但是，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趙紫陽同志所說的對文藝作品“少干預、少介入”的含義和政治傾向，同黨的主張是根本不同的，他實際上是要主張在文藝領域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廣大同志“少干預、少介入”，讓主張在文藝領域堅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少數人多干預、多介入。否則，既然說是要“少于預、少介入”，為什么又干預別人的文章，不讓發表呢？
“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是文藝工作的方向。我們希望廣大文藝工作者認真學習貫徹十三屆四中全會和鄧小平同志重要講話精神，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更好地堅持“二為”方向，使文藝事業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更大的功能。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我們黨的一貫方針。今后，我們仍然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這一方針，促進文藝的繁榮，促進理論的發展，以利于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7月20日這篇文章由新華通訊社播發通稿，全國各主要報刊都全文登載。此文發表后，反應強烈。一些老同志說，原來看《河殤》，只是干生氣，講不出多少道理來。這篇文章把《河殤》的反動實質揭露得有理有據，淋漓盡致。一些年輕人說：過去看《河殤》，感到很熱鬧，很新鮮，看了這篇文章確實認識到“熱鬧”、“新鮮”背后包藏著禍心。
1989年的“政治風波”過后不久，深圳市委宣傳部組織攝制了電視政論片《世紀行——四項基本原則縱橫談》。1990年5月14日，《世紀行》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映式。作為一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教育的電視片，《世紀行》在宣傳方法上給人以新穎的感受，一時引起首都各界人士的關注。
王震從新聞上看到對《世紀行》的報道，希望能看到片子。1990年6月7日下午，王震用三個半小時看完后，高興地說：
“這部電視片盡管目前還不完滿，但把四項基本原則的精髓講出來了，是宣傳上的一個突破。這個片子看了以后給人以振奮，使人感到我們黨是偉大的，不容懷疑的，是能夠領導一個國家的執政黨。”
他還提出意見，對片子要認真修改，在政治上藝術上都應該是精品。
王震一直關心劇本的修改工作。他請胡喬木和鄧力群親自看稿子，挑毛病，同時責成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召集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編譯局的一批黨內理論權威及黨史專家，對劇本進行了為期一周的集中討論和修改。王震又要了三十多部帶子，送給彭真、李先念等一些老同志看，請他們幫助提出修改意見，并將意見傳達給劇組。他還建議把電視片翻譯成英文、俄文，拿到國外播放。
1990年8月，電視紀錄片《世紀行—一四項基本原則縱橫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后，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從中央到地方先后有160多家電視臺播放此片，有的還反復播放；有100多種報刊紛紛進行報道和評論，有的還舉行該片解說詞閱讀知識競賽。成千上萬的機關、學校，廠礦企業組織干部和職工群眾，反復觀看。有關部門和單位所收到的工人、農民、部隊官兵、知識分子、各級干部和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學生等來信共超過五萬封。許多觀眾說：看了《世紀行》后，很解渴，這鼓舞士氣，催人奮進。這是一部激發愛國主義和弘揚民族精神的好電視片，對于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加強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都具有重要意義。
1991年春節，王震在深圳會見深圳市委領導李灝、厲有為、林祖基、楊廣慧及《世紀行》攝制組的主要創作人員。王震親切地同他們談話，表揚這部電視片的成就，勉勵他們繼續努力，爭取更大的成績。王震說：
《世紀行》是一部政治水平和藝術水平都比較高的好片子，是宣傳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歌頌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的形象生動、有說服力的好教材，在全國起了很好的宣傳教育作用。尤其對那些不了解近代中國歷史、不了解我們黨的歷史的年輕人來說，更有教育意義。所以，它受到了很多同志的贊賞。這個電視片的新老版本，我看了不下數十次。我把錄像帶送給李先念同志，李先念同志也看了好幾遍，一再說拍得好。我衷心希望有更多這樣的佳作問世。
我國1989年發生的北京政治風波和蘇聯、東歐的劇變，使王震愈來愈感到抓好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極端重要。1991年1月下旬至3月上旬，他先后在廣州、深圳、廈門、福州等地考察。每到一地，他都要提及意識形態工作。王震反復強調：
國內外敵對勢力搞“和平演變”，往往是從意識形態開始的。毛主席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因此，我們要高度重視和認真抓好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工作。鄧小平同志也再三提醒我們，要切實糾正“一手硬、一手軟”的現象。
王震認為，做好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工作，十分重要的一點，就是堅定不移地進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和斗爭。要堅持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進行下去，挫敗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和平演變的圖謀。要運用文學、藝術、報刊、廣播、電視等多種形式宣傳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來稿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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