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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萬歷年間的朝鮮戰爭，是指發生在1592—1597年的日本侵略朝鮮的戰爭。明朝方面應朝鮮國王的請求，出兵援助，于是在朝鮮戰場上演一場持續數年的戰爭，戰爭的一方是豐臣秀吉指揮下的日本遠征軍，另一方是明朝和朝鮮的聯軍。這場戰爭明朝方面稱為東征御倭援朝，與平定寧夏哱拜之亂、平定貴州楊應龍之亂，并稱為“萬歷三大征”。而日本方面把這場侵略朝鮮達六年之久的戰爭，輕描淡寫地稱為“文祿、慶長之役”（按：文祿、慶長是日本后陽成天皇的年號）。朝鮮方面則稱為“壬辰、丁酉倭亂”（按：壬辰即萬歷二十年亦即1592年，丁酉即萬歷二十五年亦即1597年）。關于豐臣秀吉發動這場戰爭的原由及其背景，《中國歷史大辭典》的有關條目，甚至篇幅龐大的斷代史專著《明史》（南炳文等撰），對此都語焉不詳。有鑒于此，筆者撰寫此文，意在擺脫以往史著就事論事模式，作一點深度探討。讀者不難發現，這場戰爭所透露出來的一些歷史信息，至今仍能給予關注東北亞形勢的人們許多啟示，驚嘆于歷史不斷重演的無窮魅力。

“假道入明”與“大東亞構想” 

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豐臣秀吉不僅意欲霸占朝鮮，而且欲通過朝鮮這塊跳板征服中國，即“假道入明”或“唐人”。在豐臣秀吉的談話或信函中提及的“明”或“唐”是指十六世紀末的中國。

江戶時代初期藤原惺窩的弟子堀正意寫的《朝鮮征伐記》說，豐臣秀吉作為信長的部將出師于播磨（兵庫縣）的天正五年（1577年），已經考慮從朝鮮征服明國。盡管這種說法的可信性尚待考證，但豐臣秀吉有此思想是明白無誤的。天正十三年（1585年）他成為“關白”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地闡明這種思想，顯然不滿足于統一日本的目標，他向原來的家臣一柳未安透露了自己的胸臆：不僅僅是日本，不久唐國（明）也限期歸順。 

松田敏一的研究著作《太闔和外交》，引用了天正十三年豐臣秀吉寄給美濃的大垣代官的信中，有“命令平定唐國的意圖”的字句。次年，豐臣秀吉在大阪與日本的耶穌會副管區長的談話中提到：待日本國內諸事處理安定以后，將把日本（的統治權）讓渡給弟弟美濃守（羽柴秀長），自己則決心渡海去征伐朝鮮和支那。為此，將采伐木材，建造二千艘海船，以壯出征軍勢。同年四月他向毛利輝元發出向九州派兵的指示的同時，又提到了渡海向朝鮮發兵。六月，他向對馬的宗義調、義智父子指示，九州平定后，立即出兵朝鮮。八月，他向安國寺惠瓊、黑田孝高透露了他有“征服唐國”的考慮。天正十五年豐臣秀吉從大阪出發向九州進攻時，興福寺的多聞院英俊在他的日記中寫道，聽說豐臣秀吉要切入高麗（按：即朝鮮）、南蠻（按：指東南亞）、大唐（按：指明朝）的消息，驚嘆這是“抑大篇之企”，“前代未聞”。 

最值得注意的是，豐臣秀吉在書簡中常署名所謂“こんか”，它不僅有“殿下”的意思，而且有“天下”的意思，即“天下さま”，那意思是說，老子有“天下相”，是廣闊世界的絕對統治者。他不僅要征服朝鮮，要征服大唐（明朝），還要征服“南蠻”——包括臺灣、菲律賓、印度等地。一旦朝鮮、明國、南蠻都由他統一之時，他就是真正的“天下さま”了。作為“天下さま”的第一步，就是征服朝鮮。天正十八年（1590年）朝鮮方面勉強按照日本的要求派遣使節（正使黃允節，副使金誠一）赴日本，豐臣秀吉在接見使節后，讓使節帶回他給朝鮮國王的回信。這封信全部用漢字寫成，開頭是“日本國關白秀吉，奉書朝鮮國王閣下，雁書熏讀，卷舒再三”，接下來談到他統一全國的事，然后筆鋒一轉，以“天下さま”的口氣談到他的出生的神異：“然予嘗當于托胎之時，慈母夢日輪入懷中，相士曰：日光之所及，無不照臨，壯年必八表聞仁風，四海蒙盛名者，其何疑乎！依有此奇異，作敵心者自然摧滅，戰則無不勝，攻則無不取。”以下便談到“假道入明”的意圖：“不屑國家之隔山海之遠，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中。貴國先驅而入朝，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邦小島在海中者，后進者不可作許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臨軍營，則彌可修鄰盟也。予愿無他，只顯佳名于三國而已。儼然是一派君臨天下的“天下さま”架勢。因此凡日光所及都應在他的管轄范圍之內，朝鮮和大明國當然應該手到擒來。這份致朝鮮國王的書信，完全可以看作豐臣秀吉“假道入明”的正式政策聲明。聯系到他先前揚言征服“南蠻”的計劃，可以看到，他并不以東北亞為滿足，還要東南亞，企圖實現其“大東亞構想”。鈴木良一的論文《秀吉的“朝鮮征伐”》援引“前田家所藏文書”，披露了豐臣秀吉在天正二十年（1592年）五月十八日的一封信，其中提及構建以北京為首都的“大東亞帝國”的夢想，現在已為眾所周知。 　　

豐臣秀吉似乎一生都在為此而奮斗。在控制了九州以后，他在北政所寫的一封信中說：壹岐和對馬都已臣服于我，不久朝鮮國王也將服屬于我。早晚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把明國搞到手。出于豐臣秀吉的祐筆大村由己之手的《九州御動座記》這樣寫道：要使朝鮮服從于對馬的宗氏（領主），也就是把朝鮮看作對馬的屬國，而對馬又是日本的屬國。果然天正十五年對馬宗氏的家臣柚谷康廣以日本國使的身份被派到朝鮮。朝鮮國王決定向日本派遣通信使（正使黃允吉、副使金誠一），于天正十八年七月赴日，對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國內表示祝賀。豐臣秀吉錯誤地理解為朝鮮有意服屬于日本，向來使表露了“假道入明”的意向，并要朝鮮成為“征明向導”。

朝鮮方面及時向明朝有關機構報告了豐臣秀吉的企圖。同時，滯在日本的福建人陳申從琉球役人那里了解到日本的動靜，報告了明朝有關方面。而許儀后的情報更為具體。石原道博博士在《文祿慶長之役》一書中說，在薩摩的中國醫生許儀后，通過同鄉朱均旺，把詳細的豐臣秀吉計劃報告了明朝有關方面。這份報告提到了豐臣秀吉天正十八年（即萬歷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八日召集諸侯，表明決意“渡海侵唐”，同時向琉球和朝鮮表示“吾欲遠征大唐”，要兩國為先導。然而，明朝方面直到萬歷十九年，仍對朝鮮的報告、陳申與許儀后的情報半信半疑。 　

事實表明，消息是確鑿無疑的。豐臣秀吉向諸大名發出動員令，自己辭去關白之職，以太闔的身份專念于大陸經略。文祿元年（1592年）初，豐臣秀吉以肥前名護屋為據點，編制了征服明國的軍隊，共計十五萬八千七百人，分為九軍，請看下表： 　　 

三月二十六日，豐臣秀吉去京都，向后陽成天皇啟奏此事。然后，他身穿錦緞的陣羽織，騎著金甲馬，帶領三萬將兵，高舉象征日本六十六國的大旗西行。四月十一日到達廣島，次日，小西行長等率領的第一軍越過對馬海峽，在朝鮮的釜山登陸，開啟了戰端。當日軍攻占朝鮮的王京漢城時，豐臣秀吉把征服明朝中國提上了日程表。同年五月十八日，他提出了二十五條方針，其要點如下： 　

一、后陽成天皇移駐北京，北京周圍的十國（按：這是豐臣秀吉的說法，似應指北京周圍的十府），作為皇室領地（第十八條）； 　　

二、明國的關白由秀次出任，給予北京周圍的百國（按：似應指北京周圍的百府）。日本的關白由羽柴秀保或宇喜多秀家出任（第十九條）； 　　

三、日本的天皇由后陽成天皇的皇子良仁親王或皇弟智仁親王出任（第二十條）； 　　

四、朝鮮給予羽柴秀勝或宇喜多秀家，九州給予羽柴秀俊（第二十一條）。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豐臣秀吉自己決定移駐日明貿易要港寧波，看來他想把寧波作為控制日本、朝鮮、中國和南蠻的“大東亞”的中樞。然而戰爭的進程并不像他預計的那么順利，以上這些都成了一紙空文，而且在戰爭后期，豐臣秀吉一命嗚呼，使他再也沒有時間實現他的黃粱美夢。但是這個“前田家所藏文書”卻保留了下來，印證了當年豐臣秀吉的“大東亞構想”的狂妄與無知。 

關于和談與“封貢”之爭 

日軍從釜山附近分兵三路向王京漢城進發，中路小西行長，東路加藤清正，西路黑田長政，以勢如破竹之勢向北進襲。據朝鮮柳成龍《懲毖錄》記載，形勢十分嚴峻，在經過天下太平二百年以后，突遇戰爭，君臣束手無策，百姓逃亡山谷，守土者望風迎降。朝鮮國王沉湎于享樂，疏虞防務，二十天后王京漢城淪陷，兩名王子被俘。國王逃往開城，在日軍迫近后，又北渡大同江，逃往平壤。至此，八道幾乎盡遭淪陷，朝鮮國王接連不斷派出使節，向明朝皇帝求援。明神宗毫不猶豫地作出東征御倭援朝、接納朝鮮國王避難的決定。 

兵部遵旨出兵，但是對敵情估計過低，只派游擊史儒率少量兵馬前往平壤。由于不熟悉地理，又遭連日淫雨，史儒兵敗陣亡。副總兵祖承訓隨后統兵三千增援，又遭挫敗。初戰失利的消息傳到北京，朝野為之震動。明神宗決定采取大動作，任命兵部侍郎宋應昌為薊保遼東備倭經略，同時任命正在寧夏平叛戰場的總兵李如松為軍務提督，克期東征。李如松是遼東名將李成梁之子，從小跟隨父親征戰，深諳兵機韜略，又熟悉朝鮮情況，朝廷對他寄予厚望，期以必勝。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在平壤展開決戰，取得大勝，迫使日軍渡過大同江，退保龍山。明軍乘勝追擊，一氣收復開城、黃海、京畿、江源等地，日軍退守王京漢城。李如松獲勝后顯然輕敵，僅率輕騎向碧蹄館進發。碧蹄館之戰，李如松兵敗，明朝軍隊銳氣受挫，經略宋應昌傾向于議和。 　　

早在此前，兵部尚書石星就派市井無賴出身而精通日語的嘉興人沈惟敬，前往平壤與日軍將領小西行長會談，小西行長對沈惟敬詭稱：天朝如果按兵不動，我方不久也將退兵，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雙方達成休戰十五天的“協議”。李如松率兵入朝后，接到沈惟敬的報告，說倭酋小西行長愿意接受“封貢”，請明軍退至平壤以西，以大同江為界。李如松不信，怒斥沈惟敬“險邪”，要斬首處死。參謀李應使從旁勸說，正可將計就計，以奇兵偷襲。于是有了平壤大捷。到李如松銳氣受挫后，宋應昌按照石星的意圖，與日軍和談，他根據沈惟敬的建議，向小西行長送去“宣諭”：“汝等果能滌志湔非，盡還朝鮮故土，并還兩王嗣及陪臣等，歸報關白，上章謝罪，本部即當奏題，封爾關白為日本國王。”四月八日，雙方在漢城龍山會談，達成以下幾點協議：　　

一、返還先前加藤清正俘虜的朝鮮兩個王子；

二、日軍從漢城撤往釜山浦；

三、布陣于開城的明軍在日軍撤出漢城后同時撤退；

四、明朝派講和使節赴日本。 

四月十八日，日軍放棄王京漢城南撤，退保釜山，漢江以南千余里朝鮮故土得以收復。根據協議，明朝講和使節謝用梓與徐一貫抵達日本名護屋，謁見豐臣秀吉，豐臣秀吉于六月二十八日提出議和七項條件：一、迎明朝皇帝之女備為日本天皇之后妃；二、兩國年來因間隙而斷絕的勘合貿易應予恢復，希望官船商船往來；三、明朝大臣與日本大名之間交換通好不變的誓詞；四、朝鮮一分為二，北部四道及京城返還朝鮮，南部四道給予日本；五、以朝鮮王子及大臣一二作為人質，送往日本；六、歸還去年俘虜的朝鮮兩王子；七、朝鮮大臣向日本提出誓詞。 　　

明朝使節提出三項條件：一、返還朝鮮全部領土；二、朝鮮兩王子歸國；三、豐臣秀吉謝罪。 　　

非常明顯，雙方的條件相距甚遠，難以達成一致的共識。日本方面首先糾纏于“封貢”。所謂“封貢”，包含封王（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與朝貢貿易（即勘合貿易）兩個方面。朝廷通知經略宋應昌，不宜允許“封貢”。宋應昌上疏聲辯，他未曾答應“封貢”。明神宗明確表態：“可傳諭宋應昌，勸彼歸島，上表稱臣，永為屬國，仍免入貢”。十二月，明神宗下令從朝鮮撤軍。 　　

至于是否要同意日本的“封貢”要求，朝廷一時議論不決。在眾多反對“封貢”的聲音中，福建巡撫許孚遠的議論最有力，也最有針對性，是知己知彼的慎重決策，與一般官僚夜郎自大式的盲目反對截然不同。葉向高為許孚遠寫的墓志銘，對此有一個簡略概括：“（許孚遠）晉僉都御史，出撫閩。時平秀吉（按：即豐臣秀吉）猖狂島中，濱海岌岌。朝議主封貢。先生偵得其情形，具言：其廢主僭位，六十六州劫于威，上下怨毒，勢必敗。堂堂天朝奈何假之名器，而與之市”。許孚遠之所以這樣說，因為他早已派人赴日“打探倭情”，并且在《請計處倭酋疏》中向朝廷介紹了豐臣秀吉的情況：“平秀吉此酋起于廝役，由丙戌（萬歷十四年）到今（萬歷二十二年），不七八年，而篡奪國柄，詐降諸島，縶其子弟，臣其父兄，不可謂無奸雄之智。興兵朝鮮，席卷數道，非我皇上赫焉震怒，命將東征，則朝鮮君臣幾于盡為俘虜，不可謂無攻伐之謀。整造戰艦以數千計，征兵諸州以數十萬計，皆囊時所未有，日夜圖度，思得一逞，不可謂無窺中國之心”。這是當時明朝政府官員中，對豐臣秀吉最為透徹的認識，比兵部尚書石星等人要高明得多。因此許孚遠反對“封貢”，他說：“議者多謂封貢不成，倭必大舉入寇，不知秀吉妄圖情形久著，封貢亦來，不封貢亦來，特遲速之間耳。后來的事態發展證明，許孚遠的論斷是正確的，“封貢”只是豐臣秀吉的一個幌子，一部分明朝大臣以為只要答應“封貢”就可以使日軍不再進犯朝鮮，顯然是過分幼稚的妄想。 　　

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八月，代替宋應昌赴朝鮮料理撤兵事宜的薊遼總督顧養謙上疏，提出“封貢”具體方案：貢道宜定在寧波，關白（豐臣秀吉）宜封為日本國王，請皇上選擇才力武臣為使節，宣諭小西行長率軍歸國，便于封貢如約。明神宗舉棋不定，要兵部斟酌利弊得失提出意見。兵部尚書石星是主張“封貢”的，再加上明神宗收到朝鮮國王請求允許“封貢”以保危邦的書信，明神宗終于批準了“封貢”，他指示兵部：“倭使求款，國體自尊，宜暫縻之”，顯然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十二月，日方使節小西飛抵達北京，明朝有關方面官員向他提出三個條件：從朝鮮撤軍，冊封而不朝貢，發誓不再進犯朝鮮。小西飛表示接受。 　　

明神宗委派臨淮侯李宗城為正使，都指揮楊方亨為副使，在精通日語的沈惟敬陪同下，前往日本，冊封豐臣秀吉。正使李宗城抵達朝鮮釜山后，突然逃亡，于是朝廷把副使楊方亨升為正使，隨員沈惟敬升為副使。九月一日在大阪城，豐臣秀吉接受明朝使節代表皇帝頒賜的冊封誥命書、日本國王金印及明朝冠服。豐臣秀吉命相國寺承兌宣讀誥命和敕諭，當讀到“萬里叩關，懇求內附”之類詞句時，豐臣秀吉大為激怒。關于豐臣秀吉的激怒，堀杏庵《朝鮮征伐記》有所描述，以后賴山陽《日本外史》為了歪曲歷史，作了不符事實的夸張，他說：在宣讀誥命敕諭時，豐臣秀吉立即脫去冕服，拋到地上，并且把誥命敕諭撕得粉碎。這是天大的謊言！其實這份誥命敕諭至今依然保存得相當完好，絲毫沒有撕破的痕跡。據西嵨定生說，萬歷帝的誥命現藏于大阪市立博物館，敕諭現藏于宮內廳書陵部。關于這個誥命敕諭，大庭修有詳細的研究：誥命是寫在青赤黃白黑五色云鶴紋織錦上的，其條文“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云云，及“特封爾為日本國王”云云，以工整楷書分五十行書寫。誥命是冊封的辭令，敕諭是講和條件的具體指示，記載了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而賜予的金印、冠服以及賜予陪臣們的官職、物品，最后還附記賜予國王冠服的目錄。這些冠服的原物至今仍保存在京都市的妙法院。次日，豐臣秀吉身著明朝冠服，在大阪城設宴招待明朝使節。 　　

然而，這一切只是一種煙幕。豐臣秀吉所要的決不僅僅是冊封為日本國王，盡管這已經為他增加了政治資本，但他依然念念不忘“假道入明”，當然不可能從朝鮮撤兵，不可能停止朝鮮戰爭。 　　

戰端重開，戛然而止 　　

形勢的發展遠遠超過了明朝君臣預想。一方面，明朝的冊封使節回國后沒有把真相如實報告朝廷，反而謊稱豐臣秀吉表示了恭順之意。沈惟敬在日本買了許多物品，詭稱是“日本國王豐臣秀吉相贈付物”，在北京分送政府要人，他甚至還偽造了豐臣秀吉的“謝恩表”，制造一種假象。另一方面，“封事”并未如明朝君臣想象的那樣，導致日軍從朝鮮撤退。恰恰相反，豐臣秀吉借口朝鮮沒有按照談判七條辦事，準備再次對朝鮮發動進攻。 　　

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十二月初四日，薊遼總督孫、遼東巡撫李化龍向朝廷報告緊急“倭情”：豐臣秀吉密謀大舉，朝鮮道咨告急，求調浙兵三四千名，星夜前進，駐扎要害，以為聲援是。萬歷二十五年正月，明朝使節回到釜山，明神宗接到兵部轉來的報告，立即給兵部發去一道諭旨：“覽奏，日本受封，冊使回到釜山，恭順之誠殊可嘉尚。但釜山余兵尚未盡撤，既非原議，而兩國之疑終未盡釋。你部便行文與日本國王，著他撤還釜（山）兵，以全大信。又行文與朝鮮國王，著他即差陪臣以修交好，毋彼此再生嫌隙”。明神宗未免把戰爭外交看得太簡單化了，以為冊封之后豐臣秀吉便會撤軍，以為只要朝鮮作些讓步，兩國便不至于刀兵相見，實在是一廂情愿的善良愿望。 　　

就在這時，豐臣秀吉發動了第二次朝鮮戰爭。正月十五日，遼東副總兵馬棟報告，有倭將清正帶領倭兵船二百余只，已于十四日到朝鮮海岸，至原住機張營駐扎，其兵力不下二萬。朝鮮陪臣刑曹鄭其遠向明朝痛哭求援。明神宗得知“封事”已經失敗，使臣與兵部還在掩蓋事情真相，大為惱怒，下令革去兵部尚書石星和薊遼總督孫的官職，任命邢玠以兵部尚書出任總督、都御史楊鎬經略朝鮮事務，以麻貴為提督，東征援朝。 　

此次豐臣秀吉的侵朝軍隊，大多從長門島等地調來，達十二萬之眾，其中精銳部隊有清正一萬二千，行長一萬，義弘一萬，輝元二萬。而明朝方面對日本的領土野心已有所認識，援朝兵力明顯增加，據《明神宗實錄》的記載，征倭兵力，水陸軍共九萬余名，據朝鮮李朝《宣祖實錄》記載，明軍達十一萬人。不過這些數字都是萬歷二十六年的事，戰爭初期的兵力并沒有達到這個水平。日軍憑借優勢兵力很快攻破朝鮮的閑山、南原等處。在這種艱難形勢下，總督邢玠督師抵達平壤，進軍王京漢城，取得了稷山大捷。據朝鮮人趙慶男《亂中雜錄》記載，當時戰況相當激烈：“天兵左協出柳浦，右協發靈通，大軍直從坦途，鑼響三成，喊聲四合，連放大炮，萬旗齊顫，鐵馬云騰，槍劍奮飛，馳突亂砍，賊尸遍野”。這一仗，日將清正損失慘重，日本方面稱，這是入朝以來第三次大戰役（即平壤之戰、幸州之戰、金島坪之戰亦即稷山之戰），可見此戰對日本影響之大。 　　

萬歷二十五年十二月，經略楊鎬、提督麻貴由王京進至慶州，二十三日攻取蔚山，大敗日將清正。提督麻貴派遣差官從蔚山前往王京報捷，朝鮮國王在別殿接見，國王說：“諸大人為小邦親冒矢石，大功垂成，不勝感激，天兵無乃多傷乎？”差官說：“二十三日巳時，天兵破清正別營，其夜，清正自西生來蔚山，天兵方圍島山攻打，而賊在高阜，我軍在卑處，故死傷頗多。二十三四日之戰，只麻周兩千總中丸而死，軍兵死者不滿三十人。倭賊之從水路來者，為天兵所趕，翻船淹死者數千云。”李光濤引用上述《宣祖實錄》的史料后，評論道：“朝鮮君臣乃至額首稱慶，認為清正不難成擒矣。孰知天不欲滅倭，譬如大兵進圍蔚山別堡之所謂島山凡十余日，而倭眾正困于饑渴交迫，清正且一再至欲拔劍自裁。不意天忽大雨，以解其危，更兼倭援大至，當此之際，楊鎬倉卒撤軍，結果反為倭兵所乘，不利而退”。三田村泰助《明帝國和倭寇》指出：此次蔚山之役，是日本出兵朝鮮期間最艱苦的戰斗，幸虧有毛利秀元的援軍趕到，才反敗為勝。 　　

蔚山之戰后，明軍于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全部撤退至王京漢城。明神宗得報，下令將楊鎬革職回籍聽勘，內閣大學士張位因推薦楊鎬有誤，也遭到罷官處分。 　　

朝鮮戰爭陷入了相持局面。 　

不料，風云突變，豐臣秀吉于七月九日死去，日本國內頓時陣腳大亂。據說，豐臣秀吉的死訊是保密的，五大老和五奉行向朝鮮的大名門發出撤退的指令，為了保持面子，必須向明朝方面提出撤軍的名分，例如以朝鮮王子為人質，朝鮮每年向日本繳納稻米、虎皮、豹皮、藥種、清蜜等租稅。明朝和朝鮮方面似乎模模糊糊地刺探到了豐臣秀吉的死訊，對日本方面的“名分”和要求不予理會，乘機追擊撤退的日軍。朝鮮方面追擊的主要指揮者是代替元均的水軍將領李舜臣。他阻斷了正欲逃往順天的小西行長的退路。釜山和蔚山的日軍撤退之后，小西行長和島津義弘的軍隊成了殿后，小西軍遭到李舜臣的襲擊，島津為了援救小西與李舜臣展開激戰。邢玠抓住戰機，命總兵劉綎、董一元、麻貴分兵三路出擊，日軍各部無心戀戰，紛紛渡海東歸，戰火終于熄滅。 　　

朝貢體系的崩潰　　

在戰爭的變局中，豐臣秀吉的死是一個偶然因素，導致日軍失敗的早日到來，也使他的“大東亞構想”的黃梁美夢迅速破滅。那么，假定豐臣秀吉不死，戰爭的結局是否難以逆料了呢？那也未必。《明史·日本傳》有這樣的評論：“秀吉死，諸倭揚帆盡歸，朝鮮患亦平。然自關白（秀吉）侵東國，前后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巢，東南稍有安枕之日。”這種說法似乎過于悲觀，也與史實不符。從當時東北亞的形勢看來，假定豐臣秀吉不死于當年，那么戰爭還會曠日持久地進行下去，是毫無疑問的，但日方取勝的可能微乎其微。 　　

一方面，自從日軍進入朝鮮之后，民間人士紛紛組織武裝自衛反擊，這些被稱為“義兵”的組織，幾乎遍布八道全境，他們直面國家和民族的危機而募兵勤王，民族精神高漲。最值得一提的是李舜臣率領的水軍，以制作精良的龜甲船，屢屢擊沉日軍的運輸補給船，有力地打擊了日軍的后勤補給線路。另一方面，萬歷朝正處在明代的鼎盛時期，經過張居正的萬歷新政，不僅財政充裕，而且武備振興，“萬歷三大征”的節節勝利，便是一個明證。開放海禁以后，葡萄牙、西班牙等國與中國的貿易，構筑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的全球性的海上絲綢之路，中國的生絲、絲織品、棉布、瓷器等商品，幾乎遍及全球，中國長期處在外貿出超的高水平線上，源源不斷的白銀貨幣流入中國，其總量約占全球白銀產量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有鑒于此，美國學者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認為，“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當時名副其實地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這也確實表現為商業上的‘納貢’”，所以他說當時的經濟中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當時日本的國力根本無法與中國相抗衡，豐臣秀吉企圖先霸占朝鮮，然后“假道入明”，甚至想把日本天皇的首都搬到北京，豈非白日做夢！　　

耐人尋味的是，豐臣秀吉的后繼者們一而再再而三地企圖實現這種“大東亞構想”。回顧這段歷史，所得到的啟示，也許不僅僅是歷史自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