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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大教授深度解密SCI到CSSCI：我國每年貢獻國外期刊數十億元版面費

點擊：  作者：記者    來源：中國好學者  發布時間:2017-04-05 13:05:43

 

        【摘要】：這種“客觀”的量化指標，具體到某一篇文章就容易產生荒謬的結果。比如你今天發表了一篇荒謬的文章，人們紛紛給予駁斥，駁斥就要引用，由于影響因子中的引用是絕對數值，無論引用的作用是批判還是贊同，均計入引用次數。所以那些被撤銷的論文，在撤銷之前往往都具有高引用率。

《自然》在國內的神話地位

《自然》雜志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不僅是大家的普遍印象，在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也有某些制度性的安排支撐。比如，十年前，在《自然》雜志上發表文章，在中國科學院和某些高校可以得到25萬到30萬元人民幣的高額獎勵。

能夠獲得神話般的學術地位，首先和它非常善于營銷有關。1990年代，它就有先見之明地在中國科技界內大力營銷，會給你送雜志，往你郵箱里定期送中文摘要。它成功建構出神話的重要理論依據就是具有高影響因子。

以2016年數據為例，全世界收入的SCI期刊一共8778種，《自然》名列第9名。排名前20名雜志里大部分是專業雜志，而《自然》是綜合性雜志，位居第九，很多人就有理由把它說成世界頂級雜志。相比而言，中國現在辦的英文雜志中，影響因子成績最高的才14，而《自然》是38，以前曾到41。

再以大家都知道的韓春雨事件為例，此事雖然尚未塵埃落定，但一開始大家基本相信他在《自然•生物技術》雜志上發表的關于他發明新的基因剪輯方式的論文?！蹲匀?span lang="EN-US">•生物技術》在2016年的影響因子是43，它是《自然》雜志的子刊。論文刊發后，韓春雨在中國國內獲得了巨大的科學聲譽，由副教授身份當選了省科協副主席。在上海，這樣的職位一般都是院士之類的資深專家擔任；他也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經費，河北省更向他許諾了2億元的巨額研究資金。后來因為國內外許多團隊都無法重復他的實驗，人們開始質疑，但已經足見高影響因子在國人心中的地位。

韓春雨事件是一個雙重例子，一方面表明了論文發在高影響因子刊物上能獲殊榮，另外一方面也表明，單靠影響因子判斷一篇論文也可能會失誤?？l了錯誤的論文，在《自然》這類雜志看來，事情很簡單，可以宣布撤銷論文。這和中國學界的思維完全不同，它們不會認為是名譽受損的嚴重事件。比如德國一個非常著名的造假的物理學家被揭露后，《自然》雜志撤文7篇，《科學》雜志撤文9篇；前幾年日本的小保方晴子受寵于《自然》雜志時，一期就刊發她兩篇文章，后來她被指控造假，《自然》雜志就將她的論文撤銷了事。

影響因子游戲秘訣

所以，我們要來看看影響因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發布機構是一家私人商業公司

首先，發布影響因子的機構是一家私人商業機構，名叫“科學情報研究所”。很多人都誤認為它是國際著名情報機構，而美國法律允許一個純粹的私人商業公司注冊這樣的名字，但在中國是不被允許這樣注冊的。

公司創始人加菲爾德是位商業奇才。圖情專業出生的他在讀博期間就創立了小公司，出售圖書情報信息產品。1960年，他決定把公司更名為“科學情報研究所”，一下子就紅火了。他向人介紹成功經驗時說，這個名字，尤其會讓第三世界國家誤以為是一個國營的非營利機構。所以加菲爾德非常準確地揣度了發展中國家的心理，包括中國。

公司每年發布SCI報告，報告迄今為止已經收錄了全世界8778種科學雜志，統計了這些雜志文章被期刊引用的數據；他再把引用的數據開發成衍生產品，叫做JCR報告，就是這些刊物的影響因子排名，他每年要發布這些并賣錢。作為商人，加菲爾德所做之事從道德上來說無可厚非，商業機構追求利潤最大化，但不幸的是我們對他所做的這套商業體系頂禮膜拜，并誤認為是國際科學界的學術公器。

“科學情報研究所”已被轉賣三次

崇拜影響因子的人由此說我想黑他，私營企業就一定不公正嗎？

作為私人企業，它有輝煌的業績。1960年，將公司更名為“科學情報研究所”，簡稱ISI；

1964年，開始出版SCI報告；

1973年，推出了SSCI報告，即社會科學的SCI報告；中國國內有CSSCI，就是模仿SSCI，只是針對中文雜志；

1975年，正式開始出版JCR報告，影響因子游戲從此開始。

至今為止，加菲爾德的公司其實已經被賣了三次。

第一次，1988年，向JPT公司出售了50%以上的股權(1964年他還向華爾街風投出售過20%的股權)；

第二次，1992年，湯森路透收購了JPT公司，就是沖著旗下的ISI；

第三次，2016年，又轉賣給一家加拿大公司。

作為一家私人企業，被賣來賣去很正常，但這怎么可能是國內許多人想象的“國際權威科學機構”呢？

加菲爾德發起影響因子游戲，與《自然》心照不宣

ISI出版SCI報告已經盈利，衍生產品JCR報告發起的影響因子游戲，讓公司更掙錢。本質上說，這個游戲并不是加菲爾德發明，在他之前就存在這種思路了。比如，在每年訂雜志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圖書館如何選擇？選擇文章被引用率高的雜志，就能夠滿足更多的讀者。加菲爾德發揚了這種思想，他可以依據SCI的數據庫算出每本雜志的影響因子。那幾年，加菲爾德到處去參加學術會議、作報告、提交論文，并在《自然》和《科學》雜志上多次刊文，極力鼓吹影響因子。

最初學術界也有人對此有異議，但那兩家雜志“有立場”而不刊發反對意見。

雜志當然可以有立場。但還有一個事實，加菲爾德修改過了影響因子公式后，《自然》和《科學》雜志的低排名一下子升高了，有一個雜志一下子升高了100名。而且這些雜志按照修改公式所體現的“精神”，來改進自己的編輯策略，讓雜志影響因子更高。

因此，從1975年影響因子游戲正式開始時，我們有理由認為，ISI公司和《自然》雜志之間，有著心照不宣的共謀。

影響因子公式中的分子如何加大、分母如何減小

在我們發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前，國內科學界、圖書情報界和媒體普遍將影響因子的計算公式理解錯了。準確的影響因子公式是這樣的：

一份期刊前兩年發表的“源刊文本”在這個年度的總被引用數，除以這個期刊在前兩年所發表的“引用項”數，就是這個期刊在這個年度的影響因子數值。

期刊的文章被分成兩種類型，一種叫做引用項，一種叫做非引用項，兩個加在一起構成了“源刊文本”數，中國人普遍誤認為所有“源刊文本”都是引用項，其實不是這樣的。

這就涉及我們對這些雜志的了解，像《自然》《科學》《柳葉刀》(2016年影響因子排第4位)這些雜志，典型的狀況是什么樣的？

它們都是兩棲雜志——既有學術文本，又有非學術文本。學術文本往往只占文章總篇數的10%左右。學術文章對應引用項，其他那些都是非引用項，以《自然》雜志為例，目前通常有18個欄目，只有3個欄目是屬于引用項，即學術文本。還有15個欄目里面都是非引用項。而中國學術界和媒體普遍想當然地認為“源刊文本”就等于引用項。

要提高影響因子數值，一是擴大分子，二是減小分母。分子由所有文章的所有引用構成，分母卻是由所有文章中的一部分文章數構成，讓學術文本在總文章數中占的比例變小，分母就變小了。這個公式給這些雜志“指明了辦刊方向”：一方面設法讓自己的雜志名頭大起來，就會有更多引用；另外越減少學術文章數，分母就會越小。我們做了細致的數據統計，從1975年以來，《自然》雜志減少了五成的學術文章，《柳葉刀》的學術文章數甚至只剩原來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了。而且，雜志還可以在刊登稿件時向高引作者和高引主題的論文傾斜，這樣影響因子就可以更高。

這個游戲就這樣玩開了。

《自然》無匿名評審制度，從不設編委會，并非學術公器

但這樣做要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雜志不能是學術公器。

國內學術刊物通常被大家認為應該是學術公器，比如高?；驅W會的學報，有兩個重要指標：一是設有編委會，二是實行匿名審稿制。通常，學報會將稿件送交一個或兩個匿名審稿人審閱，來決定是否發表該文；如果一人同意，一人否決，則會提交第三人再審。每期稿件在刊登雜志之前均會召開編委會，由各個編委對每篇文章進行詳細討論。對于有爭議的文章，一般會事先指定某個編委負責細審，并且作出判斷。在這樣的刊物中，主編只有一票，根據全體編委的投票決定文章是否發表。因此，文章是否發表，理論上是由編委會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匿名審稿人決定。但無論如何，都不是由主編決定的，這就叫做學術公器。

反觀《自然》雜志，被我們頂禮膜拜了那么多年，卻非學術公器?，F任《自然》雜志主編坎貝爾在2014年接受國內果殼網采訪時說，“我們從來不設編委會”。他還以此為榮，因為在他看來，設置編委會就會使雜志失去獨立性。他還強調，《自然》雜志的編輯非常優秀，足以決定文章是否刊登。另外，他還非常明確地表示，《自然》集團旗下的所有雜志均是如此。而在目前影響因子位列前20的雜志中，有9個雜志屬于《自然》集團，它們均不設編委會，所以根本不是學術公器。國內一些學者提出，在《自然》雜志上發文章那么難，為什么還不公正？我回答說，發文難與公正是兩回事，不能劃等號。

影響因子存在可以討價還價等系列弊端

影響因子還可以討價還價，盡管JCR報告每年都重復刊登影響因子公式，但卻并不說明分母的計算原則。所以很多雜志都和湯森路透或ISI討價還價，意圖提高影響因子。

例如《柳葉刀》雜志，1999年它的影響因子跌落了許多，就去找湯森路透理論，稱其多算了影響因子公式中的分母。最后湯森路透修正了分母的數值，此后《柳葉刀》大量減少學術文本(從2000年的821項減到2014年的271項)，很快使影響因子大幅回升。

又如《美國國家圖書館•醫學》雜志，認為湯森路透把它的影響因子計算得過小，自己計算結果為11，而湯森路透計算的結果為3，雙方討價還價的結果是，第二年《醫學》雜志的影響因子變成了8，但“公司拒絕把挑選‘引用項’的過程公諸于眾”。

影響因子游戲還存在更多的問題。例如，已經有歐美學者做過研究，證明兩年期限明顯不合理，不同雜志統一使用兩年期限也不合理。但這一問題一直沒有解決，ISI現在仍然堅持以兩年為界。

另一問題是，能不能花錢進ISI的收錄名單？加菲爾德也說過，收錄一本雜志意味著要錄入這本雜志的數據，這是有成本的，讓雜志自己承擔這項成本就能盡快收錄，而這就難免使人產生“花錢買進ISI收錄名單”的猜疑。實際上到底能不能花錢買進收錄名單，還沒有人公布過調查，而且如果真想花錢買進去，可以通過訂閱該公司的產品給它送錢。

影響因子不僅在中國受到崇拜，在很多發展中國家也都受到崇拜，結果是損害了這些國家自己的雜志，所以也有發展中國家嘗試進行過反抗，不幸的是以失敗告終。

中國學術期刊的評價困境

從加菲爾德發起影響因子游戲之后，很快在歐美也得到了響應，《自然》《科學》這些雜志的鼓吹起到了很大作用。到上世紀90年代，這個游戲已經非常風靡，也開始被中國引進。客觀地說，它確實提供了論文評價和管理的簡單工具，但到了今天，已產生嚴重弊端。

權威時代的一言九鼎與“后權威時代”的量化指標

中國學術界直到改革開放初期，仍可稱為權威時代。權威時代的特征，是由國內一些學術界的泰斗級人物來出具權威意見，他們的意見毫無爭議。舉非常有名的例子，在何其芳擔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時，他指定錢鍾書擔任研究員，某人擔任副研究員，某人擔任助理研究員，大家對此均無異議，因為何其芳極具權威，而錢鍾書也確實很出色。權威時代表面上看似乎某些學術泰斗可以一手遮天，但同時也可以追責。如果錢鍾書不稱職，大家可以追責指定他的何其芳。所以，即便是學術泰斗也并不能隨心所欲，因為他需要承擔責任。

進入“后權威時代”，沒有了權威，學者們互相誰也不服，就需要設計一個“客觀”的評價體系。量化指標就顯得比較“公正”。于是乎，我們現在看到，評選教授是一個學術委員會共同投票的過程，此時，通過計算論文的數量、發表論文的刊物高影響因子的大小、文章引用情況等等評價標準，覺得再客觀不過了，后果是沒有任何人需要對結果負責。

這種“客觀”的量化指標，具體到某一篇文章就容易產生荒謬的結果。比如你今天發表了一篇荒謬的文章，人們紛紛給予駁斥，駁斥就要引用，由于影響因子中的引用是絕對數值，無論引用的作用是批判還是贊同，均計入引用次數。所以那些被撤銷的論文，在撤銷之前往往都具有高引用率。

簡單管理工具的弊端：國內優秀學術資源嚴重外流

就管理的便利而言，有些人挺贊成，認為這是影響因子游戲的積極意義。但它帶來的嚴重弊端，許多人還沒有認識到。

強調學者在高影響因子刊物發表文章，首先導致中國優秀學術資源嚴重外流?，F在很多學校、科研院所要求學者將論文發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而高影響因子刊物都在國外。換言之，就是把中國最優秀的學術成果送給《自然》和《科學》發表，因為他們的影響因子高，這樣會導致中國優秀學術資源嚴重流失。

最后會形成中國科學家用中國納稅人的錢為外國打工的荒謬局面?？蒲薪涃M是中國納稅人提供的，科學家把研究成果發表在國外雜志上，首先要向國外雜志提供版面費(有一項統計表明，現在僅這一項就每年數十億元)【版面費，多么熟悉的配方，小編注】；若國內同胞想要閱讀這些成果，又需要再花一筆錢買回國外的雜志。

這樣持續下去，我們中國學術期刊就永無出頭之日，這會導致惡性循環。所以發展中國家應該而且必須對影響因子游戲進行反抗。

嘉賓對話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影響因子存在“引用聯盟”等不端行為

孫周興：江曉原教授的演講讓我很受啟發，也感到一點兒安慰：看起來我們的學報、國內的期刊似乎比《自然》《科學》等雜志更規范、更規矩，比如我們學報上的文章必須通過匿名評審程序，最后由主編再審。

剛才江教授揭示了影響因子的商業性和游戲規則。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借鑒了國外影響因子評估原則，2000年左右，南京大學期刊評估中心開始進行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刊(CSSCI)評估，測評中文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兩年一評。我們學報2006年進入CSSCI目錄，我認為最初的評價體系還是比較公正，因為當時影響因子是真實的，但后來有點兒變味。一些期刊開始通過建立引用同盟等手段來提高引用率。2013年1月，我就發表主編新年致辭《大學學報不能給學術添亂》，反對影響因子造假。因為當時有人邀請我們參加這個游戲，聯合起來相互引用來提高影響因子，但被我們拒絕了。

今年1月，CSSCI目錄中有6家學報新上榜、6家學報被剔除，剔除學報中就包括《同濟大學學報》和《武漢大學學報》。作為主編，我寫了一個“聲明”表示不滿，此文情緒較大，被稱為“嬉笑怒罵版”。

人文學科不存在進步與淘汰，抵抗普遍量化是它的尊嚴所在

孫周興：經歷此事后，我也開始反思。首先思維方式上，用評價自然科學的影響因子來評價人文科學是否妥當？影響因子的評估方法建立在科學的線性進步觀念上，自然科學論文的引用旨在超越和淘汰，但在人文科學里很少有“淘汰”這個概念，所以也無所謂“進步”。我們無法認為現代人比柏拉圖和老子思考得更智慧。因此，不能簡單地用自然科學的評價方法來評估人文科學。

其次，人文科學很難保持價值中立。各種價值因素會滲入人文科學中，政治、道德、倫理、宗教等，甚至個人性格、表達方式等因素，都可能對人文科學產生影響，而影響因子評估法卻是以“價值中立”為前提的。

最后，人文科學能否用自然科學的量化方式來評估？實際上從笛卡爾時代開始，西方就一直有反對計算和量化的聲音。人文科學關乎人性和人世，而人性和人世的復雜性決定了所謂的人文“成果”不可被計算、被定量。往深處說，近代以來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爭的焦點正在于“量化”。近代哲人維柯就開始憂慮：歷史學的人文科學可以被數理化，可以通過自然科學來研究和表達嗎？狄爾泰用“理解”與“說明”來區分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試圖以此區分來確立人文科學的自主性，維護人類精神生活的意義和尊嚴。在今天，“量化”更成為人文科學的最大魔障，也是人類精神生活的頭號敵人。我現在依然認為，人文科學存在的意義之一就在于抵制量化，抵抗技術給我們帶來的普遍量化，這也是人文科學的尊嚴所在。

如必須借鑒影響因子，數據、公式等應該更為透明

江曉原：國內做CSSCI評估幾乎都是從加菲爾德那里學來的，他把評價自然科學的那套模式擴展到了社會科學，接著把藝術類，人文類的東西也加入進去，所以在他的思想里，這些東西也可以量化。

ISI懲罰過刊物建立引用同盟，那幾個互引雜志都被剔出SCI名單以示懲罰。雖然湯森路透年年都要在JCR報告上將影響因子的公式登一遍，號稱公開，但是計算過程并不全部公開。如果我們希望看到某種相對公平合理的評價手段，或者在后權威時代還不得不用影響因子這個手段的話，就應該更加透明公開一些。

但是這同樣沒有辦法絕對公平，比如頂級刊物里有很多是《自然》的子刊，互相引用也沒有見過被懲罰，子刊的關系比建立同盟的雜志之間還要親近，甚至比你說的一個學校有兩個雜志還要親近。我們看見的是ISI壓迫發展中國家的雜志時這么做過，但是對《自然》系統的雜志從來沒有這么做過。所以絕對的公正很難做到。

中國要建立起自己的期刊評價體系，影響因子的方法是可以參考的，在沒有找到更好的體系之前也可以引用，但是要做到公正的話，應該比加菲爾德的私人公司更透明。

孫周興：我想請教您，在建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的評價方式或評價體系方面有什么設想？

江曉原：其實我在很長時間里對C刊(CSSCI)是抱有希望的，它比較接近于中國人自己建立的一個體系，盡管原則和方法是從加菲爾德那里借鑒過來的。但是這次風波對它的聲譽傷害很大，這次出現這么大的偏差，在公布之前應該找出原因，到底是影響因子數據出現了問題，還是有人權力尋租？本來C刊在國內建立了良好的聲譽，但現在顯然更加任重道遠了。

正視學科的差異性，建立公平的中國期刊評價體系

孫周興：我去年年底參加了一個會議，討論如何建立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評估體系，有學者提出采用名家評價機制，我當時就想，這樣會不會讓名學者受累？因此確實是一道難題。但無論如何，我認為必須注意兩點，其一，單純通過影響因子來評價肯定有問題，如果一定要這樣做，必須要有防范機制，避免影響因子造假。其二，學術評價里最關鍵的一點是正視學科差異，比如要區分自然科學、工程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并且在相同的評價模式中用系數來加以平衡。我想這不算難事。

江曉原：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所有影響因子的弊端，包括引用同盟，在西方都已經出現過了。因此，不能對西方的評價體系過分推崇。很多事物都是現實和理想之間的妥協產物，如果最后我們探討出一個中國行之有效的期刊評價體系，乃至于論文、學者評價體系，相信肯定也是在各種兼顧和妥協基礎上形成的。多種評價體系并存也是可以嘗試的?，F在是我們花更多時間和智慧來設想怎么建立新體系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