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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西醫(yī)來源于中醫(yī)！萊布尼茨說"中醫(yī)是科學之首"

點擊：  作者：諸玄識    來源：大同思想網  發(fā)布時間:2016-08-07 21:24:11

  

      （一）歷史背景：西方醫(yī)療的混沌期

 

      中世紀歐洲是原始社會，醫(yī)學知識為零；迷信和巫術伴隨著瘟疫流行；近代以前的“泛西方”（古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的醫(yī)學，都是文藝復興期間基于中醫(yī)而杜撰出來的。（請讀：諸玄識《中醫(yī)是西醫(yī)之母——古希臘醫(yī)學是中國翻版》）。

 

      17—18世紀是歐洲醫(yī)學和醫(yī)療的草創(chuàng)階段。瑪莎·穆爾教授說：

 

      盡管已有幾項重大發(fā)明（指動物學、血循環(huán)、顯微鏡、卵巢和精子等），但到18世紀，實際的治病救人在歐洲尚處于原始階段。……惡魔和邪靈的信念依然盛行。賣藥是混亂的。醫(yī)生所能做的就是切割和灼燒（燒紅的烙鐵），卻不用、也沒有麻醉術，陣痛和休克而死是很自然的。還沒有細菌和病毒的知識，由此，小的創(chuàng)傷就會感染致死。醫(yī)生來自上層階級，無關乎一般民眾。有病還都用（中世紀）的“放血療法”（引者按：這是一種原始巫醫(yī)，卻被今人夸大）。“醫(yī)院”意味著身心的雙重恐懼。然而，18世紀的最大的醫(yī)療進步則是愛德華·金納醫(yī)生發(fā)明牛痘接種天花接種（引者按：牛痘接種是基于中國西傳的人痘接種，詳見本文末段）……。[1]

 

      西醫(yī)乃至整個西方的“科學與文明”都是“東學西漸、中學西被”的產物。[2]都是“道”的世界性的展開。格雷厄姆·霍伍德教授說：“往古，深奧的‘道’之有序運動顯示于傳神的圖符，包括它的數(shù)理基礎。它的研究者堅持哲學之和合自然的原則。‘道’誕生出許多科學，它帶來了羅盤、瓷器、玻璃、星盤、合金、火藥、火箭、針灸和中醫(yī)……。如果我們認同牛頓和萊布尼茨是被進口的中國思想所影響，那么，我們應該得出結論：諸多發(fā)現(xiàn)——諸如兩位數(shù)學、量子、機械力學、計算機等——都是歸功于‘道’的傳奇。”      

                                           

 

      《易經》啟示：萊布尼茨主張每一個“單子”都是生命體、小宇宙，而與大自然、大宇宙契合與互動。

 

      （二）萊布尼茨：中醫(yī)是科學之首

 

      中醫(yī)是唯一能夠體現(xiàn)“有機整體”的科學：既與“元一的道”神交，又與“活的自然”契合，因而它最具真理性和生命力。相比之下，一切與“機械論”相關的科學，都只具有相對真理；其正面與負面如影隨形，直到遇到環(huán)境極限而激化矛盾，而凸顯謬誤。由此，萊布尼茨看重中醫(yī)。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希望他的“單子論”與中醫(yī)同構，而迥異于“原子論”。[1]

 

      另一方面，在萊布尼茨看來，《易經》作為世界最古老的書，是哲學、科學、數(shù)學和數(shù)理邏輯的源頭；[2]而中醫(yī)則是最能代表這個“活水”的，所以它展示著“道”——科學之母——的機理。[3]正如匹特曼教授所說：“西蒙·米爾斯（simon mills）注意到……‘活力論’（vitalism）酷似……萊布尼茨和懷海德的‘有機論’（organicism），后者指各個層面的實體與其他部分都是休戚相關的。這也相似于史末資（Smutts）的‘整體論’（holism）。……關于它們（活力論—有機論—整體論）的起源，米爾斯解釋，那就是中醫(yī)的基本原則——道，它也是世界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world）。”[4]

 

      那就是為什么萊布尼茨在歐洲首倡中醫(yī)。保羅·洛奇在其所著《萊布尼茨和耶穌會士的通信》（劍橋大學出版社）一書中，這樣闡述：

 

      萊布尼茨對中醫(yī)的贊揚，一定與他對歐洲醫(yī)藥研究的蔑視聯(lián)系在一起。他在1671年說：“即便中醫(yī)的規(guī)則顯露出某種（像一些人所批評的那樣）愚蠢和荒謬，但它比我們的（歐洲醫(yī)藥）強多了。”一年后，萊布尼茨致信東方學家斯皮澤爾（Gottlieb Spitzel），寫道：“來自中國的最有前途的東西就是她的醫(yī)學”（the most promising thing to come from China is its medicine）。

 

      隨著萊布尼茨的中國知識的積累，他對中醫(yī)也愈益關注。他曾說，除了傳播基督教，傳教士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學習中國的醫(yī)學。在一定程度上，萊布尼茨需要觀察，什么藥物有什么作用；但他講明，他渴求一種來自中國的醫(yī)學科學。他向在華耶穌會士白晉尋求“有關特別的醫(yī)學經驗和藥品的具體證據(jù)”。……在另一封給白晉的信中，萊布尼茨強調：

 

      我完全相信，仍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值得向他們（中國人）學習；最需要的就是醫(yī)學，因為它在自然科學中是最重要的（引者按：萊布尼茨看重中醫(yī)具有有機整體的性質）。……而且，所有的物理科學乃至醫(yī)學，都是以神的榮譽和人類至善為其終極目標的……。

 

      在這段話中，中醫(yī)不僅被視為自然科學，而且它是通向神的整體規(guī)劃的一部分（引者按：萊布尼茨的“神”并非全然的摩西—基督之神，而是傾向于儒教的“神”；后者即：天道、天工、化生創(chuàng)造之“自然神”：“昊天上帝、神道設教”。近似于牛頓的“上帝”——第一推動力。亦即，萊布尼茨詮釋中國的自然神論，它強調“第一原則”——理，長而不宰。it emphasizes a First Principle, Li, which rules without interposing.[5]這是萊布尼茨用中國文化改造基督教的結晶[6]）……。

 

      萊布尼茨自己沒有致力于學習中醫(yī)，但他鼓勵醫(yī)生盧卡斯·施羅克（Lucas Schrock）去攻讀它。他從施羅克那里轉發(fā)十二個問題給白晉和克萊耶（Andreas Cleyer, 荷蘭在印尼的醫(yī)生）……。[7]

 

      然而，西方在其醫(yī)學初興之際，終究是與這個“神性科學”失之交臂——反其“道”而行之，即背道而馳于萊布尼茨所設計的“文明藍圖”；而只是盡量摘取它的枝葉與皮毛，用于編制“機械論”的搖籃。

  

       圖表 萊布尼茨之參悟：

“非線性的中國醫(yī)學”與二進位的數(shù)理邏輯（陰陽）

         A.《易經》（天道序動）↔ B.《中醫(yī)》（人體平衡）↔ C.單子論（物質共振）

      （三）耶穌會士：身臨其境的感受 [3]

 

      利瑪竇的同仁金尼閣（NicolasTrigault，1577—1629年）感悟：“中醫(yī)與其他中國科學一樣，都是講究‘道’或‘天人合一’等基本哲學觀念”。中醫(yī)源自古老的經典，臨床經驗很豐富，使用植物制劑和燒灼等方法。

 

      鄧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1630年，德國傳教士）向西方介紹了中醫(yī)理論。例如，他在致友人法勃的第一封信（1619年5月14日）中寫道：“這里有一種中國藥很出名：人們把它加熱，并溶解于一種液體中，就馬上會治愈病人；治療那些被蛇咬傷后、處于死亡邊緣的病人，人們也用它來治療霍亂及某些疼痛或腸胃病。”他向歐洲人描述了針灸方法：“他們手上把一根很長的針捻入皮膚，而且是完全插進去，此間還配以不同的手法動作，就像我相信的那樣，他們就是在消滅一個腫瘤。”“當歐洲的醫(yī)生還在用燒紅的烙鐵、使自己的病人感到十分疼痛的時候，中國人卻已經擁有了更加溫和有效的熱療法，中國人不用紅烙鐵、而是使用一點苦艾，即干燥后的艾葉。”

 

      鄧玉函概括：“關于中藥和中國醫(yī)生，我大概可以這么說：幾乎所有的中藥都要煎熬，它們是曬干的草藥或剁碎的根；礦物質人們很少使用。（醫(yī)生）自己是經驗主義者，事先對病因毫無所知，但在切脈上他們非常擅長；他們在把脈時，什么也不問病人，……推斷出相應部位的疾病。”   

 

 

      （四）中醫(yī)西傳：較系統(tǒng)的介紹

 

      卜彌格（Michal Boym，1612—1659年，波蘭籍來華耶穌會士），著書《中國醫(yī)學概說》和《中醫(yī)處方大全》。1682年，克萊耶編輯出版了《中國醫(yī)學手冊》（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把其中的內容歸功于“住在廣州的博學的歐洲人”（卜彌格）。此書共分四卷：第一卷書翻譯了王叔和的著作；第二卷介紹了一些中藥和配方；第三卷包括卜彌格寫的一篇論脈搏的文章，有關于脈診治病的介紹和展示人體針灸的輔助圖表；第四卷有37幅插圖，論述看舌苔的診斷方法。卜彌格所論的中醫(yī)脈診的理論，提到了脈的各種類型、“奇經八脈”，有的圖取自明代醫(yī)生張介賓所著《類經》。此書出版后，引起了歐洲醫(yī)生的極大興趣，但因內容尚不全面，因此有人對它的版本提出了批評。四年之后（1686年），紐倫堡發(fā)表了《醫(yī)鑰》（Medicus Sinicus），內容比前一本書內容更為豐富翔實，所引用的資料仍來自于卜彌格的《中國醫(yī)學概說》和《中醫(yī)處方大全》。1813年，漢學家雷慕莎根據(jù)卜彌格《中醫(yī)大典》節(jié)選出書。其中，卜彌格講述了中醫(yī)看舌苔診斷：從舌頭的外表和顏色診斷疾病。雷慕莎的博士論文《論中國人的舌苔診病》，也來自對卜彌格這部著作的研究。   

 

      卜彌格重點研究了《黃帝內經》、《脈經》和《脈決》等中國醫(yī)學典籍。他在南明永歷皇帝的朝廷，也從一些中醫(yī)師那里學到許多中醫(yī)臨床的知識。他在1658年向歐洲人介紹說：“現(xiàn)在，我們向你們，最有名的醫(yī)生們和整個歐洲提供一部著作的綱要。”在《醫(yī)鑰》等著作中，卜彌格站在“道的哲學”的高度，對于從中醫(yī)的陰陽五行、氣血循環(huán)和宇宙運轉、一年四時對人體機能運轉的影響，到脈診治病和各種中醫(yī)處方和藥物的運用和功效，都予以詳述。

 

      卜彌格對于中醫(yī)最為推崇的就是脈診技術，他寫道：“它是一種令人驚異的技術，和歐洲的不同，它不僅要說明病情，而且能夠預料它的發(fā)展和后果。”他認為脈診治病的方法，在中國許多世紀以前就得到了普遍的承認和廣泛的使用；中國的醫(yī)生通過診脈不僅能夠了解病情，而且能夠準確無誤地預示它以后的發(fā)展。

 

      卜彌格理解：人體內的氣和血在人體內的十二根經中，24小時成周期地不斷循環(huán)；由于這種循環(huán)，便產生了脈搏。這種循環(huán)也和天的運轉相對應。脈搏和呼吸的次數(shù)成一定的比例。如果不成比例，人就處于病態(tài)。

 

      卜彌格根據(jù)《黃帝內經》中的論述，他認為每個器官都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屬性：肺和大腸屬金、肝和膽囊屬木、腎和膀胱屬水，心和小腸屬火，脾和胃屬土。它們的活動和一年不同的時節(jié)有聯(lián)系，人體內的十二根經將這些器官和有關的脈連在一起，脈搏反映在兩只手的寸、關和尺這三個位置上。每個器官都有各種不同的顏色和好惡，從脈上可以看到通過經絡連著它的器官的健康狀況。

 

研究卜彌格的學者愛德華·卡伊丹斯基曾經說過：“卜彌格無疑是歐洲第一位了解中醫(yī)的秘密，掌握了有關中國藥用植物知識的學者。”“當航海民族——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西班牙人只是部分地發(fā)現(xiàn)了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時候，17世紀的歐洲人從卜彌格那里，對于中國醫(yī)學、中國動植物和礦物，實際上已經得到了全面的了解。卜彌格乃是向我們提供這種知識的第一個歐洲人。”

 

   

      （五）《本草綱目》：翻譯和應用

 

      18世紀，也有歐洲人對《本草綱目》進行了翻譯介紹。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劉應、白晉、赫蒼璧、巴多明、韓國英等人，都經常使用此書。耶穌會士在17—18世紀翻譯《本草綱目》。1735年，杜赫德在《中華帝國通志》中介紹了中醫(yī)，其中包括赫蒼璧翻譯的晉代王叔和《脈經》和《本草綱目》的部分內容。巴黎國立圖書館保存有一部中醫(yī)著作譯稿，共分兩部分，一為脈學，一為本草，是《本草綱目》的節(jié)譯，其中介紹了序及每卷之內容，還提到了人參、海馬等中藥。

 

      范德孟德（Vander monde）在《本草綱目》西傳中起了重要作用，他1720—1732年在澳門行醫(yī)，對礦物藥品頗感興趣，曾收集了《本草綱目》中的80種藥物樣品，回巴黎后送給法國植物學家朱西厄。他還翻譯了《本草綱目》，原稿藏巴黎自然史博物館。原稿節(jié)譯自《本草綱目》卷五水部、卷七土部、卷八金石部、卷九至十一石部的大量礦物藥，以及草部的許多中藥，均附有中文名。雷慕沙對范德蒙德的譯本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介紹。

 

      1813年，法國人勒帕日根據(jù)巴多明和吳多祿寄回的通訊稿，整理研究后寫成《關于中國之歷史研究》，對《本草綱目》進行了重點的介紹。英國人里夫斯（JohnReeves）于1826年發(fā)表《中國人所用某些本草藥物之解說》一文。德國人格爾松（Gerson）和尤里烏斯（Julius）在1829年發(fā)表中國醫(yī)史一文，法國植物學家于安（MelchiorYuan）1847年在巴黎發(fā)表一本45頁的小冊子，名為《關于中國藥物學的信札》，均與《本草》有關或取材于《本草》。在北京的俄國布道團醫(yī)生塔林諾夫對中藥也有所研究，長期致力于研究中國醫(yī)史，在華收集植物標本在寄往俄國，1853年發(fā)表名為《中國醫(yī)學》的長文，詳細介紹了《本草綱目》。

 

      1899年默爾克將當歸制成浸膏，向德國醫(yī)藥界推薦作為婦科藥物。這是對《本草綱目》更為深入的研究，豐富了西醫(yī)的藥物種類。

 

 

      （六）脈絡學：科學無法超越

 

      1687年，旅歐華人沈福宗被請到牛津大學，幫助弗洛耶（J.Floyer，1649—1734年）整理中文書籍。由克勒耶整理出版的卜彌格的著作《中醫(yī)示例》，介紹了中國古代脈學。后來成為弗洛耶研究的基礎。1707—1710年，他在倫敦出版了二卷本的《醫(yī)生之脈鐘》。弗洛耶著作的意義在于介紹了一種檢查脈搏的新方法，他觀察了行為和脈搏跳動有規(guī)律的關系。他認為，整個人體的健康和條件相關，這種關系可通過一分鐘內脈搏的跳動數(shù)觀察到。為了測量脈搏跳動的數(shù)目，他發(fā)明了一個玻璃鐘。他還認為，對醫(yī)學檢查最重要的貢獻是測量脈搏跳動的周期。

 

      弗洛耶受到了中醫(yī)哲理的影響，他把脈搏和人體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體，即通過人體的小宇宙來體現(xiàn)脈，脈是小宇宙之和諧或不平衡的指示器。

 

      弗洛耶說：“我將首先證明中國人確實在脈學上具有偉大的知識，在把脈藝術的基礎上，他們建構了行醫(yī)的做法。……我將證明中國人已經發(fā)現(xiàn)真正的把脈藝術。”他還認為，中醫(yī)的成就是不能被現(xiàn)代學術進步所超越的。他堅持捍衛(wèi)中國傳統(tǒng)的醫(yī)學思想。

 

 

      （七）人痘接種：英國試行而普及西方

 

      16世紀，中國人發(fā)明了預防天花的有效方法——人痘接種法。它包括痘衣法、痘漿法、旱苗法等。痘衣法是把天花患者的襯衣，讓被接種人穿用，使其受感染而產生免疫力。痘漿法是用蘸有皰漿的棉花塞入被接種人的鼻孔里，使其感染。旱苗法是將光圓紅潤的痘痂陰干研細，用小管吹入被接種人的鼻孔里。后來經過逐步改進，人痘接種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也不斷得到提高。文獻記載表明，到17世紀時，人痘接種法不但已在中國全國推廣，而且技術也相當完善。

 

      人痘西傳了人痘接種法的發(fā)明，不但有效地保護了中國孩童的健康，而且很快澤福世界各地。1688年，俄國曾專門派人到中國學習種痘術。不久又從俄國傳入土耳其。1717年，英國駐土耳其大使蒙塔古夫人，在君士坦丁堡看到當?shù)蒯t(yī)生為孩子種痘，以預防天花，而且效果顯著，就讓醫(yī)生也給她的孩子種了人痘。此后她又專門學習了人痘接種法，并把它帶到英國去，得到了英國國王的贊同，于是人痘法接種法很快盛行于英國。另一方面，根據(jù)英國皇家學會的檔案記載，人痘接種術也通過一些在中國經商的英國商人和旅行者，直接傳到了英國，并在英國皇家學會進行了交流。根據(jù)皇家學會檔案記載：1700年英國著名醫(yī)生、皇家學會會員馬丁·李斯特收到一封從中國寄來的信。信中描述了鼻息傳種天花的方法：“打開天花患者的小膿皰，用棉花輕微吸沾一點膿液，并使之干燥……然后放入健康人的鼻子里，此后被接種者將輕度感染，然后痊愈，從而獲得很好的預防效果。”后來再由英國傳到歐洲各國、北美和印度。

 

      18世紀中葉，人痘接種法又直接由中國傳入日本。可以說，在人類抗擊天花的斗爭中，“人痘接種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對世界醫(yī)學做出了突出貢獻。